自从孔夫子发明了春秋笔法，中国的历史变得格外扑朔迷离。前人绞尽脑汁为尊者、显者邑装，后人根据需要，把旧包装撕掉，再换上一层新包装。一位终生不得志的落拓文人，忽然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忽然又成了“孔家店”的小二哥，忽然又穿起唐装“走向世界”。翻来覆去地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换包装，也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往今来，拙劣的包装数不胜数，成功的包装也不胜枚举。写《
老残游记》的刘鹗说，真实的岳飞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强过关羽，但关羽官拜“关圣帝君”，庙宇遍于国中，而岳飞则孤寂地躺在西子湖畔，皆因《
三国演义》的作者比《说岳全传》的作者更有才能。其实，论治军御敌的方略、论对国家的贡献、论死的惨烈、论死后的裒荣，岳飞也远比不上明末的袁崇炔，而袁的坟茔却默默地隐在北京，墓旁只有他的一员部将祖孙相传地守候着，直到21世纪。跟真实的海瑞相比，，历史上的包拯也相去如云泥，但因有一部《包公案》在先，国人对包拯家喻户晓，在《海瑞罢官》被批判之前，知道海瑞的却屈指可数。成功的包装真是魅力无穷。
胡适说：中国的文学创造了许多“箭靶式人物”。人们借他们作“箭靶”，将善与恶、忠与奸、智与诈、勇与怯、清与浊等抽象品质向他们射去，让“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簇”。在关羽、岳飞、包拯身上，寄托着国人对忠实守信、热爱祖国、执法如山等高尚道德的执着追求和期盼，这是包装获得极大成功的奥秘。相反，如果包装仅只为了追赶时髦、图解政策，世易时移、髦将不髦之时，必然会给包装者带来尴尬。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大约还会记得作家金敬迈为烈士欧阳海换包装的闹剧。1966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里，欧阳海的床头放着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另一套是刘少奇的《论共户党员的修养》；欧阳海从两部书中汲取营养，成长为一名共户主义战士。在第八章里，作者金敬迈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欧阳海学习《论修养》的情节。可1968年，为了配合“阶级斗争新形势”，金敬迈便对《欧阳海之歌》做了颠倒黑白的修改，居然令1963年即已牺牲的欧阳海揎袖上阵，愤怒地批判刘少奇。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第八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金敬迈先生的投机嘴脸，从此也永远定格在了1968年。
其实，包装欧阳海不过是恶劣的例子之一。在对待英雄模范人物方面，“为尊者讳”的民族传统、赶时髦的恶习常常会发作。在影片《焦裕禄》里，为了缓解兰考的大饥馑，焦裕禄偷偷从外地购进一批粮食。在当时，这样做属于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责任人即使不逮捕法办，至少也要“双开”。但在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中，这一情节不知是被有意“讳”了去，还是现在新编造了出来。我们多年来只知道雷锋是一位“艰苦奋斗永不忘”的楷模，一双袜子补了又补。现在获知，他当时已经拥有了皮夹克，还戴上了手表。在当时演得最火暴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里，工人林育生为了买一条“斗米走”(价值135元)的裤子，竞利用业余时间打野鸭予卖钱，被塑造为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雷锋的皮夹克、手表，哪一样的价值不都在“斗米走”上下?
金敬迈先生赶时髦，给学习欧阳海活动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刻意包装雷锋，对学雷锋运动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曾有洋人指着雷锋做好事的照片(现在知道其中有22张是补拍的)问：“雷锋做好事为什么故意让人知道?”究竟现在的雷锋是真实的，还是过去的雷锋充当了政治演员?有人曾发出“我特别想知道，雷锋的日记是谁写的”；疑问，难道仅是空穴来风?今后慨叹“雷锋叔叔不在了”的时候，千万别再把责任都推给普通百姓。
告诉群众一个真实的英雄模范，未必就会影响英模们的号召力；若为赶时髦而包装他们，则往往会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