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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末年的一位吏部尚书陈仲微说：“饵禄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天下之豪杰。名船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陆沉天下之英雄。”显然，这是经验之谈。帝王下钩，以名利相招，能不为所动的读书人几乎不存在。至于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癫狂之态，则是在投靠无门、四处碰壁的绝望之后。有些才气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被古典文学史树立为“牌位”的人物，都抛弃不掉与生俱来的功利心。可惜，争到末了，还是两手攥空拳。
       恨就恨帝王的钓饵太丰厚，那种引诱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公元587年，隋文帝的“名利场”开张营业，当时，这桩买卖可谓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半死不活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西汉以来的“辟举制度”，被杨坚一脚踢开，他另起锅灶，开创的是统治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虽说第一场只开了“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个科目，但是，做官已经不再是王公贵族专有的“私事”，朝廷不问出身，谁有本事都可以来。不久，隋炀帝开设了“进士科”，唐代又增设了“秀才”、“明法”、“明算”等科目。从蓬门荜户到天子脚下，道路一下子多起来，于是，儒生们改换门庭、扬名立世的欲望空前旺盛，他们囊书负笈、趋之若鹜。各朝的都城里都定期云集不同穿着、不同乡音的考生们，他们是来碰运气的，也是来“吞帝王饵食”的。
       一些著名的诗人就混迹其中，他们诚惶诚恐的目光与普通人没有区别，或许只是更自负、更轻狂一些。曾作《舌华录》的明朝人昊苑替这种“轻狂”找台阶：“才乃上天所秘惜，不轻易以与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轻狂?”然而，这点儿吟诗作赋的雕虫小技在职业政治家眼里，不过是茶余饭后以资消遣的娱乐，锦绣文章未必可以经国济世，才华横溢也未必是宦海中人。作文与做官，隔着行当呢。
       科举制度恰恰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选拔官员即是任用文才。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被潦草地绑在一起了，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把艺术苗子和行政坯子分开，谈何容易!大家的课程表类似、书底子相近，笔下蘸了多少墨水，谁也瞒不了谁。主考官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要选拔效忠朝廷的干部；而不是只会写诗的艺术大师。单凭这一点，科举选拔就没有离题。
       唐代，从武德元年(618年)戊寅科的孙伏伽，到天祜四年(907年)丁卯科的崔詹，137名状元脱颖而出，除书法家柳公权外，众多艺术家榜上无名。宋代，产生状元118名，除吕蒙正、王佐、文天祥等人因特殊的政治事件为后人所熟知外，其余都同艺术无缘。明代，名列，“三甲(即状元、榜眼、探花)”的267人；清代的“三甲”人数则多达336人，除戴名世、赵巽、翁同和、张之洞寥寥凡人外，民间普遍熟知的刘墉、纪昀、郑燮等文化名流，根本就挤不进“前三名”。考试和选举一样，属于“必要的罪恶”，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它还是本能被废止的。
       科举考题呢?自然不限于风花雪月的空泛题材，从殿试的文献资料看，唐、五代侧重个人性灵，试题多吟咏抒怀，显然皇上一直和艺术吊着膀子。比如开成二年的试题是《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元和十五年是《早春残雪诗》；太和二年则是《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明清两朝就不同叮，多是从《四书》、《五经》里断章取义、摘取题目，以儒家语录解释儒家道德的状元文章比比皆是。这是掉书袋的功夫，是揣测圣意的才能，挥斥方道、恣肆汪洋的诗人们还是省省心吧，这条出人头地的仕宦之路上，本来就没你什么事儿。
       屡试不第，凄凉落魄，不怪朝廷屈枉了你，而是你曲解了朝廷。你不知道科场考察的是什么，选拔的是怎样的人物，而一味争当“文章秀士”、“笔墨英雄”，天真地以为曹丕的话千真万确，什么叫“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科场录取的是有才的奴婢，而不是有才的职业艺术家。诗人们卖弄风骚，考官则冷眼独对，手起笔落，便可能有倒霉的“文曲星”从宦海的上空悄然陨落，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帝王不幸，词家幸。”
       哎，说得何其恋恋不舍，勉为其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