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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讲演中，我作过一个假设：“‘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不料这句应该是常人都能接受的话却引起了韩石山先生的义愤和讪笑。他在4月1日《文学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声讨文章，题目就是《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谴责我无常识，昧良心。
       我以为；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进步，不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大部分人(包括外国友好人士)由衷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统筹发展，进步得更快一些；极少数人(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不那么高兴，甚至将中国妖魔化，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或许还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不去关注身外发生的大小变化。如果要推翻我的假设，请问放言无忌、口无遮拦的韩先生，那究竟应该作其他什么假设才更为合理呢?你能明确告诉读者吗?
       不过，韩先生有一个撒手锏，就是鲁迅不可能活到122岁，因此这种假设“超出了讨论的范围”，让他看后“真术知该说什么”，这样，就有必要就如何“假设”的常识性问题跟韩先生进行一番切磋。韩先生说得好，光咬人不行，还得有点常识才有咬人的本钱。
       就我掌握的常识，“假设”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必须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设；另一类是自由度比较大的丈艺性假设。比如，假如李白活着，看到登蜀道已不再难，一定会感到欣慰；假如杜甫活着，看到寒士住进了福利房，一定会感到欣慰。虽然这类假设没有什么年龄限制，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单凭想象，而要符合一定的思维逻辑。因为李白毕竟写过《蜀．道难》，杜甫毕竟写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们才能够作出上述假设。如果把李白和杜甫颠倒过来进行假设，那就显得不太合适了。我之所以敢于假设鲁迅活到今天会对中国新时期的新成就感到欣慰，因为鲁迅是一位毕生为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平民作家，后期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中国的进步确是举世瞩目的。这又有什么违反常识之处呢?
       为了反衬我的浅薄，韩先生在文章中断言我“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我感到受之有愧。由于孤陋寡闻，我却不知韩先生是何方杀出来的骁将。于是赶快去咨询博识者。有人详细告诉我，韩先生一部大作封面上标明的身份是“权威传记作家”。他研究问题十分深入，曾考证出徐志摩和陆小曼突破“男女之大妨”的精确时间是在1925年1月19日的晚宴之后。他在新近出版的权威传记《徐志摩与陆小曼》中，曾援引郁达夫的话提出一个假设，说徐跟陆的这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岂不是千古荚谈。我听后不禁琢磨，这个“进步的社会”肯定不会是指旧中国。郁的话是1935年说的，其时徐志摩已经死掉了，冥寿是48岁；韩援引这段有生命力的名言也是在去年，假如徐志摩活着已达107岁。这也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韩先生要深挖一个年龄的陷阱把我推进去，而自己却不肯往里钻呢?
       还必须澄清的问题是：我在讲演中丝毫没有以周海婴先生写的那本书为讨论对象，也丝毫没有涉及“去年以来，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争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韩先生所说的“讨论的范围”和设定的时限，也没有必要回答韩先生文末提出的那两个浅显的问题。在论述鲁迅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时，我又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剖析了当下的社会弊端，并非仅作喜鹊般的啼鸣。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最后我想再就所谓良心问题发几句感慨。韩先生自认为他写文章是凭良心的，这肯定会使读者大为感动。但以我的浅见，所谓良心起码应该包含善心和实事求是之心。而韩先生的大作缺乏的恰恰是上述两点。我的讲演有当场的录音、录像为证，讲词全丈发表在中国互联网上。韩先生既然在网上读到了我的讲词，为什么不向读者介绍该文的真实全貌，而单单摘出他认为可笑的一段话来做靶子呢?韩先生也知道，“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起码已经议论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别人都能“假设”惟独我不能“假设”呢?为什么有人假设鲁迅会被关押、充军、杀头，韩先生均不持异议，一旦说到“鲁迅假如活着”会为中国新时期的进步感到欣慰韩先生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呢?这种做法就是他所说的凭良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