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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最老、最著名的药铺之一同仁堂，创于清初康熙七年，即公元1669年，清圣祖玄烨亲政的第二年。
       北方人一提到同仁堂都知道是乐家老铺，而且它的药，料好，选精，靠得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差不多都公认同仁堂出品最好，所以经营至今，还是信用卓著，获利之厚就甭提了。
       乐家的祖宗，原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慈水镇人，远在明成祖永乐年间，迁居北京，便成了北京人，代代相传，以摇串铃、走方郎中为业。清人君临中原后，乐家的四世祖乐尊育，曾在“太医院”当一名吏目，总算有个一官半职。其子乐梧冈，想从方技这一行转入儒家，便也读书应试，但几次去应乡试，总是名落孙山，使他做儒家的意图消失殆尽。于是便出资开创“同仁堂药室”，代人诊病之外，主要是卖药，“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便是“乐家老铺”发祥之始。
       “同仁堂药室”的匾额，自康熙七年起，一直挂在大栅栏这乐家开设的同仁堂老店门前，三百多年来，经过若干风云变幻，它一直静悄悄地高踞在屋檐下，冷眼看不尽人世沧桑，而乐家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子孙世守其业，长食其利。
       这也许是玄妙的安排，如果当年那乐梧冈乡试得隽，连捷中进士做官，也许就没有这同仁堂，亦不过数十年荣华富贵而已，怎比得上这长守富有的世业！同仁堂的丸散丹膏，实有它的光荣历史，在现代看来，它的制法虽旧，没有机器制造，以大量生产；没有考试及格的药剂师，对药品成分作化学的缜密鉴定；但处方配药，经过三百多年的临床试验，自有其独特之处。
       远在康熙年间，同仁堂药铺出品的药，已相当有名。
       某年夏天，康熙帝患着泄泻，太医院的御医们，重药不敢用，轻药用了无效。清宫“御药房”一个领班太监张一清，无意中在御前说出同仁堂所制的成药，康熙便命买来试试，果然一服见效，再服霍然。
       又有一次，某宠妃雨露承恩，羊车屡幸，偏是抵死不作茧，御医诊治数年，吃药进补，不知耗了多少。熙帝问起张一清，他回奏说：同仁堂有一种叫做“女金丹”的药，能治子宫虚冷，四肢酸困，腰痛耳鸣等病，不妨尝试，或者可以有验。果然服用了八个月，这宠妃精神日好，不久有妊了，更喜生下的又是一个皇子。这个小皇子，出生一年多，患了积滞，转成急惊风的险症，御医开的药方，一帖两帖，症不见减，张一清又介绍了同仁堂的紫金锭，不三天就好了。因为有这两三件给皇家医好病的事例，传了出去，同仁堂之名，便不胫而走，营业也就蒸蒸日上。
       两百多年前，国内的交通不方便，又没有报纸可登广告，要作推广业务的宣传，是很不容易的。这家铺子里，老板与伙计都很聪明，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通过一个有体面的近臣，向雍正皇帝进言，说是国家开科取士，各省举子三年一次，跋涉千山万水，来京会试，考完了已是五月归途，正值三伏暑天，很容易感染时症；还有各省的人入京应“顺天乡试”，时在八月，秋老虎正在施威，一不小心也易患暑邪、吐泻等病，如由朝廷大沛殊恩，每一应试士人，一律赏赐同仁堂的“太乙紫金锭”一盒，就是用不着，也可以带回家乡，分送亲友，也是朝廷的恩典，同仁堂愿意报效，不取分文。
       同仁堂的建议，用意正当，设想周密，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药品之良，又是宫里传遍，当雍正还是雍亲王时，早已习知，所以便准如所请。
       这样一来，同仁堂的宣传，无异由皇家替它主办了。全国各省的士人，每相隔二年，就要入京考试一次，他们服用过同仁堂的药，又震于皇家的介绍，果然不同凡品，离京返乡时，也买了些带回去送人。这同仁堂的药，从此得到读书人的口头宣传，推广至他们亲友的亲友，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京城里有这么一家大药铺，视同神丹妙药，各地的药铺，也辗转批售。
       当年全国最大的药市，是保定府所属的祁州“药王庙”，每年冬、春两季上市的时候，各处贩药材的商人，都要等着同仁堂的人到了，才开始交易，就因为同仁堂收买最多，价钱最好，对于贵重药材，他们更不惜重金收购。
       光绪帝是闹病著称的“圣躬不豫”，从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到戊申(光绪三十四年)，足足闹了十年，不管是政治病，抑是真病，各省疏荐名医入京，为光绪治病的新闻，报不绝书。曾经为光绪诊病的杜子长(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其中曾述道：光绪指定要买同仁堂的药。略谓：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俊曰：“怪道我的病不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给我吃，焉能愈病?着汝去同仁堂配药!”奎唯唯照办。次日，继禄奏：“颐和园距同仁堂甚远，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令同仁堂分一铺子来。”允之……
       这“乐家老铺”，自来是由四房共有，存药的库房钥匙，也由四房各收一支，开库取药，四房的人一齐到场，以资共信。他们有一项约定，不得在国内外用同仁堂字号开设分店，后来各房于天津、上海等处分别开了“乐仁堂”、“沛仁堂”、“达仁堂”等药店，只打着“乐家老铺”的标记，而不敢用同仁堂者，即遵守这个约定，因此同仁堂的老招牌，还是挂在北京大栅栏。
       民初，北京同仁堂的第四房后代乐达仁在上海开设“达仁堂”。乐达仁曾到外国留过学，头脑相当精明。经营之初并不十分理想，经过反复思虑，他认为营业不振主要是因为长江一带没有联号呼应，因又在汉口开设一店，也叫做“达仁堂”，同时另在西安、长春、营口等地，也设有分号，所制的“饮片汤剂”，丝毫不肯含糊，信誉极著。
       中药用蜂蜜及鹿肉、鹿血很多，因此他又自办养蜂、养鹿的场所，同时开办“铁工厂”、“渤海化学公司”，并设立“达仁女校”、“达仁职工乐队”等，他有信心跟着时代前进，把古老的制法革新。改良制药机器，采用机器动力带、动力磨、化验房等，是他吸收西方科学的表现，较之各房仍然墨守旧法以制药，泥守成规以管理的，自是进步许多。
       当时，德国“拜耳药厂”很想和达仁合作，以“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卓著信用，德国制的机器，德国人的资本，大量生产，大力经营，何愁不成为药业托拉斯？乐达仁也想利用外国人的技术合作，作进一步的改良制造，以发展中药效用，并赚得更多利益，于是开始进行洽商。但双方谈了好几次，未曾谈拢。不久，第一次欧战发生，合作之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