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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甜蜜，那份苦涩
       孙方友
       我的初恋是苦涩的。
       1968年，我作为老三届的一名中学生从县七中回到家乡新站小镇。那时候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镇上人不准做生意，全靠种地过日子。地少人多，人均只划半亩地，加上产量太低，一年种不够半年吃。当时镇上三千多口人，分十个生产队。我家虽然在十队，但住的地方却紧挨着九队队屋。所谓队屋，多是由牲口屋、仓库或会议室组成。阴天下雨时，我常到九队牲口屋里下棋打扑克，因为九队里有许多人都是我儿时的好朋友。又加上两个队地边搭地边，上班下班几乎天天要见几面，这就给我那苦涩的初恋创造了不少有利的条件。
       那时候，我所在的生产队极穷，干一天只顶8分钱，别名“邮票队”，意思是累死累活干一天只能买一张平信邮票。相比之下，九队的收入要比我们好一些。好的原因是他们有“黑地”。我伯父家在九队里，日子就比我家好过。有时饿得架不住了，我就去伯父家要黑馍吃。那一年我的堂妹17岁，已开始在生产队里上班抓工分。和她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姑娘叫萱儿，常去伯父家与我堂妹玩耍。萱儿姓雷，住在西街口，因为她读书少，从小对她印象不是太深，不想几年不见，她已出落成一位很好看的大姑娘。每次我去要馍，总能碰上她。不知什么原因，那萱儿每次见到我都有羞涩之感。我当时只觉得害羞是女孩儿的天性，未多想。因为我当时虚岁才19岁，正是个莽撞的小伙子，毛手毛脚，逢事儿还不爱动脑子。但也不可讳言，就因为她的羞涩，使我每一次见到萱儿心里就像有哪根弦儿动了一下，虽然是萌动，还不懂那叫“一见钟情”，但我已被那“动”击中了什么，心底深处总想再次看到她。从此以后，每次见到九队的“姊妹团”，我的目光就会机敏地扫过去寻找那双熟悉的眼睛。可是，那双眼睛总躲避着我，但躲避不及时的偶尔一碰，顿然火花四射。“暗送秋波”使她在我的脑际间越来越占位置，我几乎已夜不成眠，瞪大着眼睛寻找着向她示爱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生产队里用机器抽水浇地，队长派我去换开机器的师傅回来吃饭，我扛着铁铣就下了大田。我记得那一天浇的是红薯，挨着红薯地是九队的棉花地。棉花地里有个草庵子，一开始，我只顾忙，没注意庵子外边还坐着一位姑娘，等我看清后，差点儿叫出来，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那姑娘竟是萱儿，原来今天轮到她看棉花，她正在庵子外面阴凉处纳鞋底儿。她很可能早已发现了我，现在装作没看见，而且给我个“后墙”。我心想，她既然看到了我，为何不给我打个招呼，而且还给了我个后脊背，是不是故意不理我?我心里七上八下，不时望着那个后脊背，真盼望她能偷偷回头看我一眼，哪怕一眼，我就知足了!可是，她一直没扭脸。那个时代，别说女孩儿“封建”，小伙子也胆小。一男一女在一起就是熟人也感到特别别扭。我觉得很没趣，更不敢主动与她搭言，便寻片草地坐下来，开始卷烟吸。太阳静静地照着，时间像凝固了一般，除去机器那单调的“咚咚”声，四周静得出奇，我时不时偷偷望萱儿，她像是也挺别扭，纳鞋也不自然，一会儿一打愣的样子。我猜她一定在后悔，不该见到我把脸扭过去，现在等我叫她一声给她个台阶，可我又怕她不理我，让我吃个“闭门羹”。大概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到她拿针的右手猛地甩了个空儿，便猜想她是使劲拽针时，把针弄断了，针却留在了千层底儿上。又仔细看了看，果然让我猜中了，那萱儿正使劲拔断针呢!只见一拔一滑，足足拔了几分钟也没拔出来。无奈，她只好放下鞋底儿，转身寻找针线包儿。我怕她发现我在偷看她，便急忙装作什么也没看到的样子看机器……
       咦，好大一会儿了，怎么听不到动静了?心里耐不住好奇，便悄悄扭脸朝庵子处望了一眼，这一看不当紧，见萱儿正瞧着我发愣!我一下子慌了，顿时不知所措，忙转来转去地看身上穿戴有什么不周，发现一切正常之后，便疑惑地又回首望了一眼，真巧，正与萱儿对光，这次历史性的“对光”让我们俩都感到很窘，都急忙掩饰，尤其是我，更显得夸张一些。可是到最后，我方知萱儿压根儿不是望我，她是看着工具箱上的一把红胶把儿手钳，想借去拔针又不好意思……我知道这是天赐良机，很可能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急忙拿起那把手钳送了过去。萱儿吓得头也不敢抬，声音很细地问：“你咋知道俺要用手钳?”也不知是什么作怪，我突然说出了一句进攻性的话：“你心里想啥我还不知道?”萱儿的脸一下子红了，许久许久才说：“我可不配你知道。”我一听这话，幸福得差点儿晕过去，怔然如痴了好一时才说：“你若不配，这天下就没人配了！”有人说，初恋的少男少女个个是傻子，可万没想到，这精彩的对话是那样让人心动!“窗户纸”捅破的一刹那，才是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那灵动如诗的对话，才是人生最最优美的歌!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小萱儿热恋不到一年，由于我父亲的“政治问题”，雷氏族人都开始反对这门亲事。她的父母顶不住各种压力，只好宣布退婚。我听到消息后一下傻了，方知人生最痛苦最失落的时刻是失恋！我差点儿跑到萱儿家大声斥问她为什么?但我还是忍下了。不想我第二天下颍河洗衣服时，正巧碰上萱儿也在河里洗衣服。我因为窝了一肚子气，看也没看她，便借着与邻家嫂子拉家常的机会把她狠“骂”了一顿。当天晚上，消息很快反馈过来，萱儿的娘告到我伯母那里，说是萱儿昨儿个哭了半夜……
       伯父伯母把我骂了一顿。我虽然有所后悔，但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爱得深才恨得深呀!大概就从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长大了!我用滴血的心向自己宣誓，今生今世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儿来，谁也不为，就为我那个最爱又最恨的人——雷萱儿!
       后来，萱儿嫁给了一个军人，几年后，她就随军去了湖北中部的一座大山里，那时我还在务农，生活的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由于初恋的失败已使我过早地尝到了人生最苦的果子，一颗不屈的灵魂早已在苦难中立了起来，我虽然今生今世再难见到她了，但真心地感谢她!
        用一生祭奠的悲情初恋
       宜民
       她是我读艺校时的小师妹，姓叶，同学们都叫她叶子。我也叫她叶子，不过我呼唤叶子的感觉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她是那神圣爱情中永远的新绿。
       我读艺校是迫不得已的事。初中在北京四中就读，按我的成绩，本应当顺利考进一所名牌大学的。但是，母亲靠做临时工的微薄收入抚养我，生活实在太艰难了。1964年，我自作主张放弃了上高中，放弃了想当一名核物理学家的崇高理想，凭着自己会拉一手二胡的小小特长，考取了这所管吃管住的艺术类中专。认识叶子，或许是命运给我的一个回报吧。
       艺校的主科是戏曲，我在音乐科学二胡，叶子在表演科修京剧，我们本没有什么缘分。然而，至今我都回忆不清楚，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我们俩熟悉起来的。总之，入校不久，她就出现在我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文化课的功底好，叶子从小学戏文化底子差，总是找我问功课；也许是我生活太懒散，衣裳、被子都不会洗，热心的叶子总是帮我洗衣服。反正没几个月我俩便无话不谈了。以前，我对戏曲知之甚少，从叶子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长生殿》、《柳荫记》、《西厢记》这批名剧的剧情；而我给叶子讲述《苔丝》、《基督山伯爵》、《红字》等外国名著时，也常让叶子听得如醉如痴。那一段日子，太纯真了，太令人留恋了。我俩常来常往，没有顾忌，她叫我民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超出师兄妹关系的念头。
       人生的幸与不幸永远是捉摸不定的。
       1965年深秋的某日，叶子忽然约我到陶然亭公园去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还奇怪，什么事在学校不能说，非要去公园呢？
       那晚，秋风萧瑟，陶然亭遍地落叶。我如约来到北门那座石桥边，却突然惊见叶子伏在桥栏上啜泣。我问了几句她都不抬头，弄得我心里慌慌的。这时，她猛地仰起脸，用噙满泪水的双眸望着我，声音嘶哑地问：“民哥，别瞒我，你家到底是什么出身？”
       我愣了。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敏感问题。
       我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听母亲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级别还挺高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在押，并且没关在北京。我如实把这些情况对叶子讲了。
       原来，艺校正在发展团员，叶子是工人家庭，根正苗红，专业条件又好，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却成了她入团的障碍。年级政治辅导员明确对她讲，要入团可以，必须先和“反动家庭”出身的我划清界限。
       此后，我们结束了一切公开交往，在人前装成陌生人一样，但心里却真正恋爱上了。音乐成了我们沟通的暗号。我编了一批二胡短曲，包括“祝你考试顺利”、“今晚老地方见”、“有急事外出”等，曲调只有我们俩熟知。有事时，我在宿舍楼道拉两遍，住在二楼的叶子立刻明了。谁能想到，如今被人称为作曲家的我，第一次作曲竟会是为了初恋。1966年8月7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政治辅导员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两位民警。民警说，宜民，你母亲抗拒红卫兵“破四旧”被打伤了，已经快不行了，你回家料理后事吧。我像被雷击一般，浑身发颤，疯了似的冲出办公室，回宿舍用二胡狂拉了两句“急事”曲调，便朝自己家奔去。我家的小屋一片狼藉，母亲伤痕累累地斜卧在床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外一个身影哭叫着扑到母亲的床边。竟是叶子赶到了。不知是什么神奇力量的驱使，叶子的哭声使弥留之际的母亲又睁开了眼。我和叶子赶紧围上去，老人挣扎一通，说不出话来，却从怀里摸出一只银手镯，颤抖着戴在了叶子的手腕上。母亲望了叶子片刻，喉咙咕噜一声响便咽了气。叶子悲怆地喊出了一声“妈”！
       我俩双双跪在母亲的床前。那年，两人都18岁。
       1967年，我们毕业了。大约我和叶子的关系隐藏得比较好，没有影响到她的毕业分配。她被一个部队文艺团体相中，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的分配比较离奇，说是查出我“反动父母”原籍山西，便把我分配到山西一个偏远山区的县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离别那天，我俩相约来到陶然亭，在湖边坐了许久，却又相对无言。天各一方已是事实，未来希望更是无从知晓。叶子反复只是一句话：“我等你。”从此一别天涯。
       刚到山西那几个月，我还可以和叶子通信，后来状况却急转直下。在小地方我成了被批斗的重点人物。有一阵，我绝望了，以死抗争，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把我放到当地一生产队监督劳动。等到我稍有自由时，再给叶子写信，却被退回，信封批注是“地址有误”。几年后，我有机会回了趟北京，却听到了叶子已经结婚的消息。
       同学告诉我，我去山西没半年，便传来“宜民畏罪自杀”的消息。叶子哭了几天，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得来的结果仍是我已“畏罪自杀”。
       她等了我三年，所在部队的一个连长追求了她三年。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她嫁给了那个连长。当我又活着重新出现在北京，有同学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当时就昏倒了，醒来后只是木然地说：“我命苦哇。”
       在老同学的安排下，我和叶子见了面，有了第一次的相拥而泣。我让她离婚跟我走，叶子对我说：“民哥，我不能让你再犯‘破坏军婚’罪。我的心永远是你的，你明白就行了。”
       悄悄地恢复了通信，但真情却被现实阻隔。1978年，我凭借勤奋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而叶子却随丈夫一起转业回了东北老家。她来信说，她被安排在县蔬菜公司卖菜。
       大学四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从东北小县城寄来的包裹或汇款单，我怎样劝说也阻止不了。叶子在信中说：“你没有亲人，权当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定会供你完成学业，在音乐天地里施展你的才华。”
       后来我才听说，其实，叶子回东北后风吹日晒地卖菜，早已没有了当女演员时的姣好容颜。而我在毕业后已回北京进了乐团。想起她为我做的一切，我躲在宿舍里任泪水流淌……
        我的初恋没有进城
       鲍远飞
       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耳朵。虽有缘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同窗四载，但相互间并无深交。四年里，我与耳朵，竟是熟悉得如同陌生人一般。
       毕业后，我去了一所中学任教，渐渐地，很多同学断了音讯。那年元旦，突然收到她寄来的一张贺卡，才知她几经周折终在省城日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记得当时我情绪十分低落，收到她的贺卡真让我感动莫名。当天晚上，就像一个无处诉苦的人终于找到一位听众那样，我洋洋洒洒给她写了封信，把几年来遇到的种种工作上的挫折人事上的纠纷以及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苦恼郁闷，统统塞入字里行间。此后，我和她便愈来愈密地通信。那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便是读她的信，而唯一能让我悉心投入的则是给她写信。
       寒假前夕，她来信邀我春节期间去她远在蚌埠的老家作客。年初五一大早我便出发，车抵蚌埠时已是暮色四合，按图索骥找到她家时，恰好华灯初上。她在她的那间书房兼卧室接待了我。乳白色的灯光下，她一面熟稔地叠着晾干的衣服，一面细声细语和我聊着往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安大校园里那个活泼爱笑的耳朵已变得十分遥远。眼前的她，竟是一个面目姣好、举止温柔的女孩。她那纤细的手指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闪烁着类似琥珀般的动人光泽，令我怦然心动。
       这温馨的一刻我憧憬已久。陡然意识到自己此刻与她近在咫尺，我不由得局促不安起来，脸微微有些发烫，讲话也吞吞吐吐颇不自在，我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她似有所觉。不过，也许她以为我累了，便站起身，领我出去找旅店，安顿我住下，她便回去了。
       入夜，我辗转反侧，久不成眠。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无可挽回地走进感情的深渊——我爱上了耳朵。但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事。她这样心性颇高的女孩，怎么可能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与我划上等号？更何况她在省城日报当记者，我却是一个可怜兮兮的穷教师，两人之间原本就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世俗障碍。我叮嘱自己：一定要控制住内心的感情，盲目相思无异于自寻烦恼。对我来说，她绝对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拿定了主意，心里反而坦然了许多，倦意也随之袭来……
       翌日清晨，在她家匆匆吃了早饭，我便起身告辞。她虽颇觉诧异，却也未执意挽留。在我临出门前，她突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围城》，这本《围城》借给你看。”我伸手去接，她却倏地缩回手，调皮地一笑：“记住，是借给你的，一定要还！”
       回到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那本《围城》，我竟一遍也未曾读完。每次打开这本书，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天晚上，想起乳白色灯光下，耳朵姣好的面庞、温柔的眼神，便耳热心跳坐卧不宁起来，书虽摊在眼前，却硬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好几次，我铺开信笺，攥起笔，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那样，准备破釜沉舟对她来一次柔情倾诉。然而，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与羞怯却铁钳般锁住手中的笔。不管事前我怎么赌咒发誓摩拳擦掌，临了却总是无一例外地搁笔长叹。铲除不了对她的思恋，倾吐心声又乏勇气，我变得日益憔悴，性情也渐渐孤僻起来。
       一次出差，在火车上邂逅一位安大同窗，久别重逢，我们俩在车厢里旁若无人地闲聊起来。我一时口滑，把内心这一不可告人的苦恼对他和盘托出。他听后大骂我笨，说：“她把《围城》借给你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难道你不晓得《围城》中赵辛楣的那句名言：‘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你呀，太糊涂了……”同学恨铁不成钢地朝我的肩头重重拍了一掌。同学的话让我再次想起与耳朵临别前的那一幕。奇怪，耳朵那一刻看我的眼神，她微笑不语的表情，这一次于回忆中竟分明显露出一份鼓励，蕴涵一份暗示。
       不知是同学的怂恿起了作用，还是我对耳朵的感情再也无法憋在心里，出差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给她写了封长达五页的求爱信，寄出这封沉甸甸的信，我既像卸下重负般感到一阵轻快，又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满足感。想象着耳朵在灯下细细读着这封情书，我不免有些难为情，但一丝可以称之为甜蜜的玩艺儿也随之于心头漾起。我有点飘飘然了。
       可是我绝没料到，没隔几天这封厚厚的信却被原封不动退回。信封上赫然印着“查无此人”的字样。我慌忙打电话去她单位查询，才知一个月前，在一次下乡采访中，她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接下来好几天，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始终云雾一般笼罩着我，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才24岁，难道说走就走了？莫非，这是个玩笑，一个近乎恶作剧般的玩笑？无法设想，如果读了我的信，她是否会为我的真情所打动？无法设想，如果我们果真相爱，她是否能躲过这场车祸？但这样的设想已毫无意义，事实是，她再也不可能看一看我的信，听一听我的倾诉！于她于我，这都是一种蚀骨的遗憾。
       未及归还的《围城》成了我最珍爱的一本书，每次翻开它，那个温馨的夜晚就会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栩栩如生；并且，从业已泛黄的纸张里，我会嗅到那天晚上从耳朵身上散发出的一缕淡淡的幽香，这幽香牵引着我缓缓步入那个记忆中的夜晚，一次又一次……
       “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而我的初恋却没有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