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讲述]串子奇案
作者:赵盛强
《今古传奇》 2005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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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历经苦难,没有流泪;当年忍饥挨饿,没有流泪。然而今天,他们流泪了。
一家中年丧子,一个年少失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悲喜频替。一场震动全国的串子奇案,令人摧心剖肝、潸然泪下!
儿子慢吞吞地说:……我是AB型血。一个晴天霹雳落了下来,刹那间,家里乱了套。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一向幸福平静的家庭也会出现这种不幸。
不幸是从2001年4月9日晚开始的。
这天晚上,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儿子赵达回到通化家里。当时,学校开学还没多久。我奇怪地问他,怎么开学这么几天就回来了?
赵达轻描淡写地说,想家了。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独生子女恋家,也是常有的事。再说了,我们这个家也有让他恋的理由。我是市体育学校的教授,家里还开着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当时人家都喊我“赵百万”,经济条件自然是没话说的了。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赵达突然说,爸妈,我献血了。
我有些心疼儿子,就说,那赶紧让你妈买点补品补一补。
赵达迟疑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不用了。你们知不知道……我的血型是AB型……
妻子宫克就在一旁像是开玩笑一样说,你怎么是AB型呢?我和你爸都是B型。你不会是人家的儿子吧?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场轻描淡写的对话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当场愣住了:天哪,我多年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我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感觉身上的血一下子凝固了:赵盛强啊,赵盛强,你堂堂男儿,体育学校的教授,腰缠万贯的商人,居然二十年里一直戴着绿帽子!
其实对赵达的身世和妻子的忠诚,我已经怀疑很久了。
3岁的时候,赵达由于包皮过长得了包皮炎。我知道,包皮过长这种现象是有遗传的,可我们赵家人和宫家人均无这种生理现象。于是我就去咨询医生。医生证实了我的猜疑。接下来的推理自然就是:既然赵达不是我的亲生儿子,那就是宫克和别的男人生的。我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难受,就去质询宫克。宫克当然矢口否认。于是,家庭的冷战开始了。
这些年来,我仔细地观察儿子,越看越觉得不像,儿子的每一处长相都和自己不像。最明显的还是儿子的身高。我身高1米83,而儿子只有1米70!
其实很小的时候,赵达就一直和我很亲。每次我去学校接他时,他就一边喊着“爸爸”,一边跑过来亲昵地用小手摸我的下巴,拽我的耳朵,自豪地在自己的同学面前显摆。就是长大了,他也是习惯地搭我的肩膀,或搂着我的脖子,好像为自己是我的儿子而自豪。可现在……他居然不是我的儿子!
此时此刻,我的两边似乎是两座大山,一座是火焰山,一座是冰雪山。我就被夹在这两座山中间,一边怒火中烧,一边如坠冰窟,轮番煎烤着,冷冻着,让我不能摆脱。
那天,赵达回校了。我借着酒劲,决定要和宫克摊牌了。
我非常肯定地说,赵达不是我儿子,千真万确。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宫克气愤地说,赵盛强,你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争来争去,还是怀疑血型化验出错,我们决定去重新化验血型。可第二天,化验的结果仍然是:我们都是B型血!为了稳妥起见,我又到驻通化的野战医院206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答复说,B型血的夫妻只能生出B型血的孩子。但如果B型血的女人和一个A或AB型血的男人生的孩子,就有可能是AB型!
我咬紧牙关,怒火已经烧晕了我的头,我愤怒地作出了一个决定:离婚!
还没等我说出来,宫克就气愤地说,好,赵盛强,我去和赵达做亲子鉴定,如果我们没有母子关系,你就是在污辱我的人格,我一定要和你离婚!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可事到临头,宫克突然改主意了。她赌气说要做亲子鉴定,可经过再三思考,她觉得还是不能马上做亲子鉴定。
后来宫克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唯一理由,就是不想让赵达受到伤害。都说儿子是妈的心头肉,赵达是宫克一手拉扯大的。她在赵达身上体验到了做母亲的全部感受:辛苦,奔波,焦急,欢乐,痛苦,希望,骄傲……
从小到大,宫克学习成绩都很好,高中毕业后,时逢上山下乡,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有了孩子后,她便把上大学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全身心地辅导和教育儿子。赵达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从上幼儿园到大学,他一路顺风顺水,直到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计算机系。不仅如此,赵达从小学开始就是学生干部,还曾被评为“吉林省好少年”。有了这样的儿子,宫克没有理由不骄傲。二十年来,宫克一直认为,赵达是她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正是赵达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也弥补了她的人生梦想。
然而,现在,她又有可能亲手把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件杰作送出去,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可是,不做亲子鉴定,又似乎不能让我满意:哪个男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头上戴着顶绿帽子。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得最多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们上街,看到一个和赵达年龄相仿的残疾男孩儿,瘫痪的双腿面条般吊在脑后,双手拄着小板凳,胸前吊着一只小铁桶,在人行道上蠕爬着,向行人乞讨。
这个场景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思,我突然问宫克,如果我的亲生儿子也是残疾人,也像这个人一样跪在街头坚硬的人行道上向行人乞讨怎么办?如果我的亲生儿子现在因为生活困难上不起大学怎么办?如果他现在身患重病躺在医院没钱交医药费怎么办?
我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宫克哑口无言,她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她突然拉着我,要和我回忆一下生儿子那个夜晚的情景。
盛强,你还记得不?那是1981年10月29日晚上,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原来咱们计划好了,准备到通化地区医院生孩子,可司机听错了地址,把车开到了通化市人民医院。当时我肚子疼得厉害,只好将错就错进了市人民医院。
她在努力地引导我回忆。
她接着说,你还记得妇产科那间大病房吗?8张床,9个产妇在一间病房里,挤得满满的。我记得邻床产妇叫李爱野。中午时候,李爱野先生了,生的是个儿子,她丈夫乐坏了。我是当天夜里临产的。当时,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人也处在半昏迷状态。迷迷糊糊地听护士说:“呀,又是个大胖小子。”护士让我看一眼,我也没力气看。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啊,当时要是看了,或许就没事了。当时,孩子的身上都挂了卡片,父母们就靠卡片来认孩子。我怀疑当时护士放错了卡片……
两个人这么一聊,问题似乎就比较清晰了。从家庭教育和平日里的表现来看,宫克不像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赵达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而是在医院抱串的!
抱串了!是啊,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这真是一个新的发现。我要朝着这个新发现追踪下去。这一次谈话的结果是我暂时同意不让宫克和赵达做亲子鉴定,而是把目标集中在想办法寻找被抱串的亲生儿子上。
那老太太一点也不客气,不仅没有往屋里让的意思,还往外撵:“你们快走吧,俺孙子不在家……”
通化虽然是一座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但要在这40万人口当中寻找一个二十年前在医院抱串的孩子,无疑是大海里捞针。
既然孩子是在通化市人民医院生的,那么寻找的起点自然就是市医院了。我找到了医院领导,说明情况,要求院方提供有关婴儿出生档案。院领导同情我们的遭遇,立即指示档案室配合查找。谁知档案室工作人员却回答:由于经费紧张,医院没有长期保留档案,婴儿出生档案最多保留三年。情急之下,我只好去寻找医院妇产科当时的值班医生和护士。然而,这么久了,没人记得清具体情况。
没办法,我只好找到了老朋友——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毛少夫。毛局长安排管辖区的公安分局提供资料。
那是一堆原始的纸制户籍档案,几乎没人翻动过,在档案架上尘封网罩了二十年。我花钱雇了四个人,整整翻找了一周,总算列出了一份1981年10月29日出生的孩子名单,共42名。接着我用排除法,根据性别、出生区域以及身高等特征,排除掉30名,剩下了12名。
可是,做完了这一阶段的工作之后,下一阶段的工作却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请不动假,脱不开身。于是,寻找孩子的任务,落在了宫克年迈的父母身上。
宫老先生是离休的机关干部,宫老夫人也出生于书香门第。宫家二老身体腿脚都不太好,可是,为了寻找亲外孙,也为了还女儿一个清白,他们迈动着不太利索的腿脚,在通化市开始了他们的寻亲之旅。
二老找的第一家是李爱野家。所有情况都对二老说过了,他们要做的是核对长相。由于李爱野的儿子孙超在江苏无锡市江南大学读书,无法核对,他们只好核对李爱野和赵达长得像不像。接下来的情节有些像侦探片。
李爱野是通化市第二百货商店文化用品专柜的售货员,那天上午,宫家二老便装成顾客,到柜台前买东西,以便近距离观察。为了观察的时间长一些,观察得细致一些,宫家二老特意多挑选一些商品,而且挑得很仔细。
观察的结果是:赵达的眉毛像李爱野,很浓,赵达很可能是李爱野的儿子。为保险起见,宫家二老又请儿子和儿媳妇去看。可这两人观察的结果却与老人相反。意见不统一,最终请我来裁决。我几乎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见过李爱野的丈夫孙华东,他的个子和我几乎一般高,可赵达只有1米70。孙家的孩子没有抱串的可能。
初战失败,二老并不气馁,奔向下一个目标。
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商银行一位姓贾的干部,可此时已退休,在家炒股。正值盛夏,酷暑难挨。宫家二老打着太阳伞,互相搀扶着步行,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走累了,就坐在马路边大树下休息一下,接着又在通化山城的坡道中走街串户寻找着。
终于找到了贾家。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和他们年龄相仿的老太太。一交谈,二老实话实说,话音未落,老太太就急忙说:“大姐,打住!打住!好大姐,求您别在俺这儿找孩子,俺孙子没错!”
气氛紧张起来。宫老先生想缓和气氛,赶紧说:“大妹子,你看,咱进屋唠好不好?”
可那老太太一点也不客气,不仅没有往屋里让的意思,还往外撵:“你们快走吧,俺孙子不在家……”
宫家二老还想解释,咣!房门已经关上了。宫家二老面面相觑。也难怪人家不配合,谁不担心自己养了二十年的孙子被别人领走?
正在这时,那位姓贾的男人回来了,见自家门口站着两位老人,赶紧问明情况。他倒很同情,也很配合,爽快地讲了自己儿子的情况。
“我儿子确实是1981年10月29日出生的,但是在家里生的。而且,孩子的亲生父母住在南方,孩子是过继给我的。”
又失败了。
接下来的两家孩子也都不是在市医院生的。找完这四个孩子,宫老夫人就病倒了。一方面因为天气太热,另一方面是为女儿的事上火,劳累过度,早年的眩晕病犯了。宫老夫人住了一个月医院,病好了,又继续寻找。
从2001年4月到10月,从春天到秋天,宫家二老苦苦寻找了7个月,都没有结果。白辛苦了一番,白花了许多钱,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由失望转为恼火。我心想,归根结底还是宫克的原因,说不定宫克真的心里有鬼,才不敢去做亲子鉴定,让自己的父母找不到线索。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地:要宫克和赵达去做亲子鉴定。当时正好赶上赵达放暑假回家,我趁机再次向宫克提出这个问题。宫克想了想,痛苦地点了点头。
可是,还没等做亲子鉴定,宫克却病倒了。
由于连续几个月上火,宫克得了美尼尔综合症,总是感到头晕目眩,在床上起不来,躺了一个多星期。这一个多星期里,赵达哪儿也不去,成天守在妈妈身边,侍候妈妈,帮妈妈擦脸,洗手洗脚,量体温,端水吃药。
15年前,有一次,宫克生病时,5岁的赵达也是在家侍候妈妈,倒水,掖被角,拿药。赵达到外面玩了一小会儿,又跑回来了,他惦记着妈妈。
触景生情,宫克望着儿子,眼泪湿了枕巾。思前想后,她做亲子鉴定的决心又开始动摇了。
暑假结束了,赵达要回学校了。这时,我着急了。一着急脾气就不好,在家里没有给宫克好脸色看。万般无奈,宫克只好决定再去找李爱野,她把李爱野看作她心中最后的希望。
当时,她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在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我跟在旁边,也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鲜奶啊,热乎鲜奶……”不知怎的,喊着喊着,泪水就湿了眼眶。
宫克和李爱野有缘。生活中这样巧合的事实在不多。
两个女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结婚,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间产房生孩子,生的又都是儿子。所以,这些年来,两个女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算不上亲密,只是偶尔相遇,说说话而已。
虽然李爱野的儿子孙超在众多的寻找对象中第一个被我排除在外,但宫克还是再次找到了李爱野。宫克是想让李爱野再帮她回忆一下当天生孩子时的情况。
是李爱野的丈夫孙华东接的电话。
“请问你找谁呀?”孙华东很客气地问。
“我找李爱野啊,你是谁?”
“我是她丈夫孙华东。”
听着电话里孙华东的声音,宫克突然心里一动:孙华东的声音这么像赵达——温文尔雅,并且富有磁性。宫克还是二十年前生孩子时在医院见过孙华东一面,他的样子早已忘记了。
李爱野接了电话,听说宫克要来,也很高兴。两姐妹在楼下唠了一会儿。寒暄结束,宫克直奔主题。她讲述了这段时间的情况,然后说:“爱野啊,咱们两家的孩子是不是抱串了?刚才我打电话,听你们家华东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赵达,你和华东会不会是赵达的亲生父母?你们的儿子孙超会不会是我和盛强的儿子?”
听了这话,李爱野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李爱野说:“宫姐,怎么了,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吵架了?”
宫克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说:“可以到你们家去坐坐吗?”
她其实是想看看孙华东。
“当然可以了。”
是孙华东开的门。他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四方脸黑黝黝的,身体有些发福,身上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在见到孙华东的一瞬间,宫克刚刚热起来的心又凉了——孙华东一点也不像赵达。李爱野请宫克坐下,趁主人沏茶倒水的工夫,宫克打量了李爱野的家。
这是由办公楼改造的筒子房,两室一厨,没有任何装修。地毯和家具都显得有些陈旧过时,墙上有些发黄。家里虽然清贫了一些,但收拾得很干净。
孙华东见两个女人要说话,打算回避。宫克说:“华东,你不要走,有你的事呢。”
宫克把楼下跟李爱野说的话又重述了一遍。孙华东赶紧说:“不可能,不可能,哪有这事啊,我们家孙超和爱野长得可像了。”
宫克问:“爱野,你是什么血型?”
“B型。”
“华东呢?”
“我还真不知道,从没验过血。”孙华东说。
“那你去化验一下。”宫克说。
孙华东说:“那好,我去化验一下,妇幼保健院就在旁边。”
十几分钟后,孙华东回来了,拿着化验单对两个女人说:“我是AB型血。”
宫克心里扑通一下,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赵达也是AB型血,他有可能是他俩的儿子!宫克马上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一接电话,赶紧放下酒杯,直奔孙家。
我一进屋,见宫克正在翻看孙超的影集,知道她想从中辨认孙超像不像我。我也赶过来看。看了好一阵子,我认定:“从照片上看,孙超可能就是我儿子!”
再分析赵达,还真有好多地方像李爱野。我们两家越分析越像,越分析越觉得就是我们两家抱串了。于是,我一拍大腿,说道:“啥也别说了,走,到我们家看赵达的照片去!”
一进门,孙华东也立即惊叹起来:“赵达怎么这么像爱野啊!”
两人仔细看,越看越觉得像,越看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又一起回忆当年在病房的情景,我们认定:我们两家的儿子一定是抱串了!
此刻,我兴奋不已。二十年的尊严,今天终于回来了,而宫克,也平了二十年的冤案。
此时此刻,孙华东夫妇也是惊喜交加。这太突然了。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抚养了二十年的儿子竟然是别人的!
不管怎么样,结果还是高兴居多。无论如何,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惊喜过后,我们都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既然发现抱串了,那么怎么办?我试着问:那换回来?
李爱野立即表示反对:又不是小猫小狗,说换就换的。再说了,我们家孙超住惯了平民小房,住不惯你们家的高楼大厦。赵达也不可能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条件太一般了。
李爱野一说,宫克立即表示同意。
两个男人没话说了。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家来往频繁,像走亲戚般走动。当然,比亲戚还亲,毕竟两家抚养了对方的儿子。我们两家常在一起研究以后的共同生活,研究如何对两个孩子共同抚养教育,研究如何做亲子鉴定。最后,我们确定,等孩子们放寒假回家时再做亲子鉴定,以免影响学习。
甚至关于两个孩子的姓名,我们两家也达成了共识:可以继续沿用现在的姓名,也可以在他们现在的姓名前加上生父姓:孙赵达,赵孙超。在那段时间,两家讨论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在做亲子鉴定之前互相见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确认一下。
10月29日是赵达的二十岁生日。宫克给赵达打了个电话。
“儿子呀,你要过二十岁生日了,妈要送你一件贵重的生日礼物。”
“妈,你为什么要送给我贵重的生日礼物啊?”
“因为……”
宫克还没说就泪如雨下,说不下去了。宫克用宫家祖传的一块金块,为赵达打制了一只大金戒指,戒指上刻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作为赵达的生日礼物。她想让赵达永远记住和养父养母的这段特殊情缘,希望他一生幸福。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以亲生母亲的名义送给他生日礼物了。
2001年11月的一天,赵达回家了。第二天,我请孙华东夫妇来吃饭。
他们一到,宫克就介绍说:“这是你孙叔和李姨。”
赵达很有礼貌地问候。
李爱野一看赵达就确定赵达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赵达的耳朵后有“耳仓”,李爱野也有;赵达的脚是满脚心,李爱野也是;再看手指,指花也是相同的。
翻来覆去地一阵比较后,聪明的赵达也明白了:今天爸爸妈妈请客吃饭,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在入席时,他故意搬个凳子,犹豫不决:“我坐哪儿呢?”
我指着孙华东和李爱野的中间位置说:“赵达,你就坐这儿!”
赵达一声不吭地坐过去了。
这一顿饭,大家吃得热火朝天。孙家夫妇也找到了感觉,认定赵达就是他们的儿子。
2001年12月底,我到海南省三亚市开会,准备返回时,专程到无锡去看望孙超。会议中,我心急火燎的,恨不得会议马上结束,好直奔无锡来到亲生儿子身边。会议结束后,偏偏天公不作美,冬季的台风在海南登陆,飞机不能起飞,一耽误就是两天。
这期间宫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到了哪里,见到了儿子没有?我心里一急,突然在电话里呜呜地哭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第三天,天气总算好转,我从三亚乘飞机直奔上海。下飞机后,虽然有火车和大巴直达无锡,可我还是等不及,从上海机场包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无锡。为了能早几个小时见到亲生儿子,我不惜多花了五百多元车费。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正在向自己的亲生儿子靠近,出生以来一直没有见面的儿子!从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起,通化的电话就不断地打进来。
“到了没有?”
“看见了没有?”
“还没到啊,怎么这么慢?”
总算到了江南大学,我先到寝室,没找到孙超,就在同学的带领下来到了操场。在篮球场上,我一下子就在一群打篮球的大学生中间发现了一个男孩儿,高高的个子,体态就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我断定:他一定是我儿子!我叫了一声:“孙超!”
那个男孩停了下来,看了看我,向我走来。他瘦瘦的,戴着一副白边眼镜,高挺的鼻梁,飘逸的头发,微眯的眼睛,紧抿的厚嘴唇,这一切都打上了我和宫克的烙印。随着他越走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起来:这就是我儿子,我的亲生儿子!二十年前,他与我擦肩而过,我只在梦里见过他。
孙超看了看我,问道:“你是谁呀?”
这是亲生儿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愣了一下,赶紧说:“我是你爸的朋友,姓赵,到无锡来出差,你爸妈要我顺路来看看你。”
他回答道:“啊,你是赵叔叔啊。”
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我一看电话,是家里打来的。赶紧走到一旁接电话。电话里问:“看见了吗?”
“看见了,是他!”我赶紧关了手机,我不想再让别人打扰自己,我要和儿子单独相处了。一想到这里,我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眼泪汪汪地回到孙超身边时,他发现了我的异常。
“赵叔叔,你怎么啦?”
我急忙掩饰:“有点感冒,没事。”
他关切地说:“叔叔到宿舍坐吧,我有药。”
我摇了摇头,先到附近商店里去给儿子买点吃的。进了商店,我还不知道买什么好,见什么买什么:香蕉,芒果,桔子,糖,还有饮料,光咖啡就买了四听。儿子啊,二十年来,爸爸没有为你买过一次东西,爸爸欠你的太多了,现在要补偿了。
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到孙超宿舍,同宿舍的同学都出去了。我开始张罗。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又亲手剥了一只香蕉,递到孙超嘴边,喂他吃。我在心里说:儿子啊,长这么大,爸爸还没有喂你吃过一口奶一口饭,现在就让爸爸喂你一口吧。
孙超不好意思了,他说:“叔叔,我自己来……”
他刚刚吃完一只香蕉,我又剥好了一只芒果,递到他手里,坚持要喂他吃下去。
“叔叔,你让我自己来好不好?”
孙超的话里已经有一些反感了。我尴尬地停了下来。儿子啊,你哪里理解爸爸此刻的心情啊。我翻看着孙超的被褥,问潮不潮,薄不薄,睡觉是否舒服,被子是自己带的还是学校统一发的,是不是经常晾晒。
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了,而是一个超级老奶奶。
当天晚上,我又请他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晚上,我带着孙超住进饭店的一间标准客房。我开始张罗着让孙超洗澡。我为他刷洗澡盆,放水,试水温。我的心里充满着帮儿子洗澡的甜蜜。
在孙超洗澡的时候,我以多种借口进卫生间,一会儿递毛巾,一会儿递香皂,一会儿帮他搓后背。我既想抓住机会多和儿子亲近,又想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孙超的身体,看他到底像不像自己。我越看越像,越看越觉得孙超的身体就是自己年轻时的再现。孙超对我的举动有些不太理解。无论如何,被一个陌生男人这样看自己的裸体,他还是有些不自然,感觉叔叔的热情有些过分。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在自己还没洗完的时候,叔叔居然也脱了衣服进来洗澡。他再也洗不下去了,草草地冲了一下,出了卫生间。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唠嗑,唠学习、唠生活、唠家乡……一直唠到半夜。年轻人到底熬不住,唠着唠着孙超先睡着了。我却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欣赏睡着了的儿子。后来越来越觉得看不够,于是干脆躺到孙超的床上,贪婪地看儿子的眼睛、鼻子、眉毛,看儿子的手相、掌纹和指纹……
不知不觉地,我终于睡着了。
早上我是被孙超惊醒的。孙超大概是一觉醒来,发现叔叔居然睡在自己的床上,有些生气。他嚷道:“赵叔,你咋睡到我床上了?”
我支吾了一下:“我怕你凉了,给你盖被子……”
我在心里说,儿子啊,有一天,你知道我是你的生身父亲时,你就能理解爸爸所做的一切了。
我留孙超吃早饭。他说:“不行,我还得卖牛奶去。”
我想起来了。由于生活贫困,孙超上大学后一直在勤工俭学,在校园里卖牛奶。看着亲生儿子生活得如此艰辛,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了下来。我说:“走,我跟你去!”
大学校园里的早晨生机勃勃。年轻的大学生们读书的,晨练的,跑步的,做操的,唱歌的,散步的……应有尽有。当然,也有更多的大学生正在甜美地睡觉。就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晨,我的儿子孙超却推着一辆卖牛奶的小手推车,在校园里高声叫卖着。
“鲜奶啊,热乎鲜奶……”
我跟在旁边,也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鲜奶啊,热乎鲜奶……”不知怎的,喊着喊着,泪水就湿了眼眶。我的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我的儿子,人称“赵百万”的儿子,却在求学的大好年华里,为生活忙碌着。而此刻,他原本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幸福地躺在被窝里,或者坐在教室里学习。再想想养子赵达,家里给他在长春开了一个账户,存了一笔钱,随要随取,不受限制。不仅如此,他还长期资助了一个贫困同学。都是我的儿子,养子在资助别人,亲生儿子却在受别人资助。
那天早晨,我们卖到最后,剩下两袋牛奶。孙超说:“赵叔,不卖了,咱俩喝了它,来,一人一杯!”
我接过牛奶,含着泪喝了下去。那个时候,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儿子这么受苦了。
星期一的早晨,孙超要上学了,我也要走了。临走时,我给了孙超2000元钱。我不得不撒谎:“孙超,这是你爸爸捎给你的,做放假回家的路费。孩子,放假时一定要回家!”
孙超摇了摇头:“不行,我还要去打工呢。”
他哪里知道,我要他回去,是要做亲子鉴定。我说:“不,你一定要回去,一定!”我再次强调。
马上要离开了,我上了车,含着泪对司机挥挥手:“开车!”
一路上,我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眼泪流成了河。司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见我如此伤心,小心翼翼地问:“刚才那小伙子是你儿子?”
我含泪点头。
“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
司机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你是离异!”
我摇了摇头:“不是,是妻子在医院生孩子时抱串了,刚刚找到,第一次见到他。”
司机突然一个紧急刹车,非常吃惊地问:“你说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司机的眼泪也下来了,车不开了,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大哥,你真不容易,你还想看儿子不?想看,我再拉你回去。”
重情的司机一路上陪着我流泪,把我送到车站,帮我把行李送到候车室,一分钱车费不要,分手时还送给我一张名片。他说:“大哥,下次你再来江南大学看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还免费拉你。”
沈阳那边终于来电话了。“鉴定结果出来了,但和你们想的不一样,需要你们再来沈阳面谈。”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大家都傻了眼。
2002年1月20日,赵达所在的吉林大学先放假,所以先由我们同赵达谈串子的事。我和宫克商量,由宫克和赵达谈。可事到临头,宫克又退缩了。因为我要去长春接赵达,宫克说,“到了长春,你和赵达谈,这样更好一些。”
开车了,我左手把方向盘,右手习惯性地伸出,握住了赵达的左手,我准备说这件事了。没想到,赵达的左手突然死死地攥住了我的右手,而且右手也加入了过来,同样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这一抓就不肯再松开,好像一撒手爸爸就跑了似的。我心里一动,聪明的孩子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很多年前。
那时,儿子从医院出生刚回家,家里住的是破旧的小平房,没有取暖设备。我怕儿子冻着了,就一个劲儿地摆弄炉子,想把火烧得旺旺的,让儿子暖和一些。后来还是不放心,干脆把儿子的小手握在手里,哈着气,放在胸口暖着,唯恐他凉了。
现在儿子也这样抓着我的手,怕失去了我。我强忍着泪,就这样一直拉着他的手,一只手把着方向盘,默默地把车开回通化。
我什么都没说。
回家后,我把情况如实地向宫克说了。宫克咬咬牙,答应还是由自己来说。
从小到大,赵达都习惯先到爸爸的被窝里腻一下,再到妈妈的被窝里缠一下,然后才满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幸福地进入梦乡。这天晚上也一样。赵达又来到妈妈床上和妈妈亲昵。宫克觉得最好的机会到了。
“儿子呀,你说这个世界上,谁对你最好?”
“当然是老妈呗!”赵达搂着妈妈的脖子说。
“可是,要是你在医院抱错了,不是妈妈的亲生儿子呢?”宫克终于说了出来。
“那我也不走。”看来赵达已经有思想准备了。
宫克叹了一口气,说:“儿子呀,你还记得血型的事吗?现在妈妈告诉你,是真的,你真的是在医院抱串了。”
说完这句话时,宫克紧张得不得了,静等着赵达的回答。没想到,赵达口里出来的,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啊,是这样啊。”
然后,宫克又和他谈了孙家的事,把两家商定的打算都告诉了他。赵达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而是自始至终显得平静。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随后,赵达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还是不放心,偷偷地跟到门外,躲在门外听里面的动静。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过了半天,里面才传来几句轻轻的歌声,声音里带着一丝伤感,居然是卡通片《咪咪流浪记》里的那首歌:
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哪怕再大的风雪落下。
我要见到他,能够时时见到他面。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若你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我到底还是忍不住,眼泪又不争气地下来了。
另外一边,孙家的谈话由夫妇俩一起来。他们先闲唠了一会儿,然后孙华东将话头转入正题。
他说:“孙超啊,你看赵叔这个人怎么样?”
躺在床上休息的孙超回答:“挺好啊!”
“如果他是你亲爸爸呢?”
孙超一激灵坐了起来:“爸,你说什么?”
“如果你赵叔是你亲爸呢?”孙华东又重复了一遍。
孙超不说话了,嘴唇抿得紧紧的。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他一下子无法接受。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起了赵叔到江南大学去看望他时的一幕一幕。现在他明白了:难怪赵叔当时对自己这么亲热,原来他是我的亲爸爸啊。
接着孙华东把情况简要地向他介绍了一遍,孙超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完了,夫妇俩就退了出来,他们得给儿子一点时间,好让他去接受这个现实。就在孙超思绪万千的时候,呆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李爱野也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李爱野听孙超房间里没有动静,害怕儿子受到精神打击出现意外,又不好进去打扰,就搬来凳子,站上去,从房门的气窗上往里看。
她看见孙超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并拢的双腿,眼睛望着窗户外出神。
李爱野的心里不是滋味儿,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滚而下。
2002年1月31日,两辆轿车拉着我们赵孙两家人和律师奔赴沈阳做亲子鉴定。
一路上,李爱野始终拉着孙超的手,眼里含着泪,生怕此去沈阳之后,他就不是自己的儿子了。大家都一声不吭,气氛非常沉闷。
孙华东在沈阳的侄子有一个同学在这家鉴定中心工作,有熟人牵线,就方便多了。在那幢气势宏大的建筑物里,两家人开始履行亲子鉴定手续。办完手续,在一面白色的墙壁前,两家人站在一起照相。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似乎觉得这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张相了。
等待结果的这三天里,日子过得特别慢。其实在我心里,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两家人抱串了。现在我所等的,只不过是鉴定中心的一纸公文罢了。只要这纸公文到了,接下来就可以领孩子们改户口、办理移交手续了。
然而三天过去了,沈阳DNA鉴定中心的一纸公文却迟迟未到,而且连个电话都没有。离开沈阳前,孙华东在沈阳的亲属说过了:一旦鉴定结果出来了,马上就给孙华东打电话报告结果。可约定的时间到了,电话却一直没来。
我们开始感觉情况有些不妙了。
2月4日,沈阳那边终于来电话了。
“鉴定结果出来了,但和你们想的不一样,需要你们再来沈阳面谈。”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大家都傻了眼。和我们想的不一样?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难道孩子没有抱串,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大家实在熬不住了,思来想去,还是要孙华东给他的侄子打电话,托他进一步问结果。可电话拨出去时,对方手机关机。给在沈阳的侄女打电话,同样关机。
问题再明显不过了:孙华东在沈阳的亲属不愿意直接将不好说的结果告诉孙华东。既然如此,那说明问题出在孙家。
焦急万分的孙华东锲而不舍地拨电话,终于拨通了侄子的电话。
一个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响了!
孙超确系我和宫克的儿子。而赵达既不是我们的儿子,也不是孙华东和李爱野的儿子。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亲生儿子,孙华东和李爱野失去了亲生儿子,而赵达没有了生身父母!
这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
李爱野当时就受不了了,她一头扎进孙超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善良的女人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她抚养了二十年的儿子,一个是她心里认定的儿子。一个女人十月怀胎,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将孩子生了下来。然而,孩子却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且是在二十年后才知道的!这是一个谁也不能接受的现实。而且,她在孙超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为了这个孩子,为了这个贫穷的家里能够培养出一个人才,她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儿子吃饱穿暖;宁可自己衣着破烂,也要让儿子读书。而现在,这个儿子居然是别人的,眼看就要被别人领走了!
李爱野哭得昏天黑地。我们谁也没有劝她。这段时间以来,她盼星星、盼月亮,心里时刻绷紧着弦,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
此时,我和孙华东并没有完全死心,我们从心里希望是鉴定中心弄错了。于是,在孙超的陪同下,我们决定再赴沈阳鉴定中心,核实情况。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的。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后来孙华东说,那一整夜,他都没合眼。他赶走了所有的人,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辗转反侧地思索。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为人善良,一生与人为善,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命运!他在想:既然孙超和赵达都不是自己的儿子,那么,自己的儿子在哪里?他会不会现在衣食无着露宿街头?他会不会因为养父母离异而被抛弃?他会不会因为养父母发觉他不是亲生儿子而受到虐待?
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起来,然后就是呆呆地站在窗前,一遍遍地轻声呼唤:儿子啊儿子,你在哪里?
喊着喊着,眼泪又下来了。
那个晚上,他像一头困兽,不停地在屋里走动着。想想这,又想想那,等到早上起来时,他发现:自己的额前,竟新添了一抹白发!他又想到了赵达,可怜的孩子,现在和自己一样,也失去了亲人。他们才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想着想着,他突然拿起电话,拨通了赵达的手机。
这个夜晚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难挨的夜晚。鉴定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我们十分为难。我们一直不敢告诉赵达。我们担心他一下子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这个孩子实在太不幸了,两家夫妇都不是他的父母,他竟然一夜之间由一个宠儿变成了孤儿!
我们实在张不开嘴啊。
就在这个时候,赵达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的手机声音十分响亮,一下子冲破了寂静的夜晚,大家都吓了一跳。
赵达说:“是我,孙叔你好!”
是孙华东打来的。接下来,电话里说:“你叫我爸爸!”
赵达犹豫了一下,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电话里又说:“连叫三声。”
赵达这才提高声音:“爸爸!爸爸!爸爸!”
电话里沉默了一下,传来了一句令赵达都大吃一惊的话。
“赵达,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爸爸。你的DNA鉴定和四个大人都对不上,你和赵家孙家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赵达,你现在是孤儿啦!”
语气里充满了沧桑和忧伤,令人猝不及防。我们一下子都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赵达默默地关了手机,慢慢地走到了窗前,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一样,呆立在那里。我们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好半天,才想着过去看一下子儿子,我看到,两行热泪正顺着赵达的双颊流了下来,在他那稚嫩、白皙的脸上流成了一条河。泪水顺着他的脸颊飞流直下,滴落在胸前,他的胸前已经打湿了一片。
宫克走过去,抚着他的肩,轻轻地喊了一声:儿子!
赵达呆了一下,猛地回过头来,一下子扑倒在她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哭声震天动地,撕心裂肺。我也走上去,紧紧地拥着他,一家三口哭成了一团。
良久,赵达才从宫克的怀里挣扎出来,无助地望着我们,口里喃喃地说道,爸,妈,我以后该怎么办呀,该怎么办呀……
此时此刻,我突然恨极了医院,恨极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正是他们刹那间的不负责任,造成了这一幕人间悲剧,让两家人坠入痛苦的深渊!
我使劲地抓住赵达的双肩,坚定地对他说,孩子,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生身父母!即使找不到,你也一样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赵家的好儿子!
赵达跪在爷爷坟前,在雪地里放声大哭,他哭得非常伤心,声音非常凄惨。此刻,他像一只离开了妈妈、找不到家的羔羊,在雪地里呜咽着。
一大早,李爱野起来做早饭。她做的是手擀面。
李爱野的手擀面是孙超最爱吃的。二十年来,孙家的分工非常明确,李爱野洗衣服,孙华东做饭,孙超学习。一般情况下,李爱野基本上不下厨做饭。但一旦下厨,必定是打牙祭的时候了。尤其是李爱野做的手擀面,孙超百吃不厌。每学期开学前,孙超都要缠着妈妈做顿手擀面,美美地吃上一顿,说留在齿边的味道可以保留一个学期。
这一次的手擀面味道有些特殊。李爱野一边和面,一边流泪。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擦都擦不及,只好让它滴进面团里。切成面条后,面条里就有了妈妈的眼泪。倒油炝锅时,眼泪又滴到锅里,溅得油花四散,汤里也有了她的眼泪。
李爱野一边做,一边哭,她知道:这是孙超以孙家儿子的身份在这个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这是离娘面啊!
这一顿饭,孙超也没吃多少。他低着头,一声不吭,一边吃,一边流泪。眼泪滴到碗里,和妈妈的泪水融在一起。李爱野不停地在旁边说,孩子,多吃点,多吃点啊……她越是说,孙超越是觉得难以下咽。到后来,他终于吃不下去了,干脆跑回到房里去,痛痛快快地让眼泪流个够。
从孙家到我家里的路并不远,孙家一家三口是走着来的。他们还是按照老习惯,三口人手拉着手,儿子走在中间,爸爸和妈妈一人拉着儿子的一只手。一路上,不断有人向这三口之家投来羡慕的目光:瞧,多幸福的一家子啊!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的心里却像被刀割了一样难受:走的时候是三个人,回来时,就只剩下两个人了。
握着爸爸妈妈的手,孙超不会忘记,从小到大,自己都是在这两双手温暖的呵护中长大的。摔倒了,有一双手来扶;受委屈了,有一双手来安慰抚摸。人生就是这样: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拉着孩子的手,把孩子拉扯大;等到父母老了的时候,又要孩子拉着父母的手,消除他们心中的孤独。如今,眼看着需要儿子伸手拉扯的时候,儿子却要离开自己,永远地离开自己了。
孙家一家三口到了我家时,我们发现他们三个人的眼睛都是红肿的。我赶紧给他们让座倒茶。孙华东却拦住了我。
“别忙了,大哥,嫂子,你们安排个场面吧。”
“安排什么场面?”宫克问。
“举行个交接仪式,我们把孙超交还你们。”
我大吃了一惊:“这……不用这么急吧。”
孙华东说:“大哥,嫂子,你们生回孩子,也挺不容易。丢了二十多年,现在总算找到了。我们两口子不能自私啊,现在,我们完整地把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要好好待他呀……”
孙华东还没说完,李爱野已经和孙超抱头痛哭。
一时间,我感到非常茫然:这难道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生儿子的回归场面吗?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时候,我想到,突然之间失去了儿子,孙家夫妇有多么痛苦!我对孙华东说:“华东啊,别急,现在咱们两家不要考虑孙超是谁儿子的问题。咱们当务之急是要为你们找到亲生儿子。明天咱们就去市医院,让他们帮忙寻找。”
孙家三口没有回应,仍然在流泪。我接着说:“华东,爱野,你们现在把孙超领回去。即使你们以后找到了亲生儿子,孙超愿意姓孙也还可以姓孙,孙超永远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别的不说了,今后孙超念书、成家、就业,一切费用都由我们承担!”
没想到,孙超对我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并不领情,他一边哭着一边责怪我:“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找什么啊!我爸妈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没了儿子,不更上火吗!你看我妈,这几天头发都白了,血压也高了,要是真病倒了咋整?”
这一番话说得我无言以对。孙华东指着我和宫克对孙超说:“孙超,叫爸妈。”
孙超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宫克,没张开嘴。
宫克赶紧为孙超解围:“叫不出来就别叫了,以后习惯了就好了。”又问:“孙超,春节你想在哪边过?”
孙超想了想说:“我哪里也不想去,我想回学校。”
我一听急了,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六了,孙超这个时候回学校,那怎么行!我正准备开口时,孙华东站了起来:“大哥,嫂子,孩子就交给你们了。爱野,咱们走吧。”
李爱野跟着孙华东向外走,脚步踉踉跄跄,头都不敢回。孙超顿了一顿,也站了起来,跟着他们往外走。
宫克喊了一声:孙超!
孙超回头看了她一眼,继续往前走。
宫克又喊了一声:孙超!
他这才停下了脚步。宫克站了起来,拿出一串钥匙,对孙超说:“孩子,亲子鉴定证明你是赵家的儿子,赵家以后就是你的家。你有来去的自由,我和你爸为你准备了一个房间,这是钥匙,你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孙超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接过了钥匙。
腊月二十八,我领着孙超去上祖坟。我是想让刚刚找回来的儿子去认祖归宗。去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带不带赵达去?思前想后,我觉得赵达每年都去,今年如果不带他去,他一定会有想法的。
赵家老坟在靖宇县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开了一整天车才到了那一带。我把车停下,又走了五六里山路,才到了坟地。
我带他们到了坟前,对孙超说:“孙超啊,给你爷爷和太爷跪下。”
孙超很听话地跪下了。
“给他们磕头。”
孙超磕了三个头。
我站在坟前,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孙超说:“孩子,这是你亲爷爷和亲太爷的坟地,老人家们在这里安睡了很多年了。你是他们的亲孙子、亲重孙子,你小的时候,他们没看见过你,没疼过你。现在,你告诉他们,爸爸找到你了,你回来看他们了。”
孙超哭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时赵达也哭了。赵达跪在爷爷坟前,在雪地里放声大哭,他哭得非常伤心,声音非常凄惨。此刻,他像一只离开了妈妈找不到家的羔羊,在雪地里呜咽着。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吓了一跳。说真的,我当时光顾着孙超了,没注意赵达。我被赵达的声音震撼了。从小到大,赵达很少哭。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他本人的优秀素质使他总是笑,弯起好看的丹凤眼对大家笑。他的笑声爽朗而有感染力,常常能感染周围的人。现在他也开始哭了,而且哭得那么凄惨,哭得撕心裂肺。他一定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想到自己的未来。他成了一个无枝可依的人。
我也流着泪,走上前去,跪在地上,一把抱住他。我对他说,孩子,你别哭,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生身父母,一定!
这时孙超也过来了,他也抱住了我,三个男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大年三十早上,孙超来了,他和赵达一起贴了对联,一起放了鞭炮,迎来了财神。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我们赵家有了两个儿子。下午三点,孙超先在我们这里吃了团圆饭,然后,又回到了孙家,和孙家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姥姥家吃团圆饭。
这个时候,大家都瞒着80岁高龄的姥姥,大家努力装出笑脸,装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来。
孙超环视了一眼桌子边的亲人们,心里酸溜溜的。
二十年了。二十年里,他习惯了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习惯了他们的声音。坐在首席的姥姥仍是那样的慈祥。孙超听妈妈说,姥姥和姥爷结婚15年才生了妈妈,娇贵得不得了,连炒菜都不敢爆锅,怕吓着女儿。后来女儿结婚生了儿子,又是李家第一个外孙,姥姥姥爷更是稀罕得不得了。孙超出生三天从医院抱回家后一直是姥姥带大的。孙超忘不了姥姥在拍他入睡时哼唱的古老的歌谣,那温和的声音,慈祥的神态,已经永远地融入了孙超的记忆中。
举杯时,孙超看了看爸爸妈妈,说话了:“首先,感谢爸爸妈妈二十年来的抚养,我忘不了爸爸妈妈二十年来对我的恩情……”
说到这儿,孙超说不下去了,喉结抖动了几下,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李爱野首先控制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怕被老母亲看见,赶紧放下筷子跑进厨房。孙超也跟着妈妈进了厨房。李爱野的妹妹和妹夫眼圈也红了,追着姐姐进了厨房。李爱野的弟弟和弟媳妇也装着添菜离开了饭桌。只剩下孙华东一个人陪着80岁的老岳母,他努力地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让老人家察觉。
但是,老人家还是察觉了,全家人的异常举动搞得老人家莫名其妙。
“华东啊,你们怎么啦?”
“没啥啊,妈。”孙华东赶紧搪塞。
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尴尬。饭后,为了掩饰这种尴尬,孙华东提议打麻将,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孙超对爸附耳说:“爸,我上那边去一下。”
孙超来到我家时,我们一家三口正在看电视。看到孙超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我让孙超坐在自己旁边,搂着他的肩膀,一起看电视。赵达则搂着妈妈看电视。
一家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包饺子。
那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有个孩子表演的杂技节目叫《力量》,表演得非常出色。当主持人倪萍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介绍这位冠军得主是位孤儿时,坐在宫克身边的赵达一下子搂住了妈妈。
“妈!妈!”他轻声叫着。
“哎,哎,妈在这儿,妈在这儿。”宫克赶紧答应着。我一阵心酸。
这年的清明节,孙华东独自去老家集安市黄柏乡的坟地上坟。以前每到父母双亲的忌日或清明节,孙华东都领孙超到坟地来上坟。那年孙超考上大学后,孙华东再次领孙超来坟地向父母报喜。
他让孙超跪在爷爷奶奶坟前,对他们说:“爷爷奶奶,孙子考上大学了,孙子给你们争气了。”
这一次,他却只能独自来了。
那是个阴天,荒凉的坟地里刮着寒风。孙家的坟地在鸭绿江边的一座山坡上,四周非常安静。孙华东一个人孤零零地来了,默默地在父母坟前燃香,烧纸,磕头。
抬起头来时,已经泪流满面。
爸爸妈妈,我来了。上次我领孙超来上坟,是因为你们的孙子考上了大学,来向你们报喜。可这次,儿子不孝,没能领你们的孙子来,儿子把你们的孙子弄丢了……
孙华东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铁锹,给父母的坟上添土。
爸爸妈妈,你们的孙子在医院抱串了。你们的亲孙子在哪儿?他长的什么样?在干什么?生活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就保佑儿子找到你们的孙子,也好让儿子百年之后还有人接着给你们上坟……
孙华东实在说不下去了,坐在坟前,泣不成声。
这个时候,孙华东并不知道,此刻,在全国各地,各大媒体正在悄然酝酿着一场地震……
李爱野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跳了起来:“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她仿佛年轻了20岁,一下子跳到孙华东身上,抱住了孙华东。
2002年农历正月初六,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来到我们家。这是一位看起来十分精干的女士,她一进门,就打听谁是赵盛强。见到我之后,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北京晚报》的首席记者王海涓。她老家也在通化,这一年回家过春节,她从在市体委工作的姨夫嘴里听到了串子事件的信息,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立即意识到其中的新闻价值。于是,她利用休息时间,赶到我们家采访。
此前,我一直拒绝媒体的采访。但经过一番劳而无功的折腾,我和孙华东决定改变思路,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扩大事件的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以利于找到更多的寻亲线索。
这次,面对记者,我们流着泪,讲述了先后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正月初八,《北京晚报》大篇幅发表了一篇特稿,并随后对串子事件的发展作了连续报道。
一石激起千重浪。串子事件一上报后,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地记者蜂拥而至,数十家报纸、刊物和电视台报道了此事,甚至国外的记者都参与其中。那年春节过后的日子里,山城通化成了全国各路新闻媒体的聚会中心。各主要饭店都住着记者,火车站和公路客运站经常看见晃着证件买票的记者,通化有关单位和部门以及我们两家门口,随时可见扛着摄像机和照相机的记者。尤其是后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的报道,让事件急剧升温。
那一段时间,我们两家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电话,我们嗓音都说哑了。媒体参与的直接结果,是事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本来,我们已被弄得身心疲惫。不少人打来电话,说赵达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有人承认是孙华东的亲生儿子。然而,稍经询问,立即就发现对不上号。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就在这时,通化市政府召开了寻亲工作协调会议,市长和主管副市长都作了指示,责成市公安局、卫生局、民政局以及市人民医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协调解决此事。
寻亲的各扇方便之门终于打开了。
根据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对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出生的婴儿的名单重新进行了排查,将出生时间扩大至1981年10月28日至30日,最后列出一张由126名男孩儿组成的名单。这张名单中,有9名是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出生的。而这9名当中,有5名是1981年10月29日出生的,这说明,1981年10月29日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出生的7名男孩儿中,还有2名没有找到。公安机关的排查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由孙华东本人对已经找到的5名重点对象进行相貌认证。
当5号目标的照片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孙华东眼睛一亮,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探去。他先是靠近电脑仔细看,然后又远离电脑看。最后,他看了看旁边的人,非常肯定地说:“这孩子像我!”
他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笑得很轻松,很舒心。这时,一旁的宫克也找到感觉了,她瞅着照片对孙华东说:“华东,你还别说,这孩子的眼睛特别像你。”
孙华东用手比量着自己的五官,进一步肯定:“下巴也像,嘴型、鼻子包括眼睛都像我。”
为了慎重起见,宫克又说:“华东,你再仔细看看。”
孙华东又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好个小鳖犊子,你在这儿猫着呢!”
听到孙华东这句肯定的昵骂,办公室里的公安人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都为孙华东确认了5号目标感到高兴。
一位公安人员问孙华东:“老孙,你能肯定这孩子就是你儿子吗?”
孙华东指着照片非常肯定地说:“如果这孩子不是我儿子,我就不找了。”说完这句话,孙华东也意识到自己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了,还得做亲子鉴定,科学认证嘛。”
公安人员还是觉得不放心,又将这5个目标打乱顺序重新编排,让孙华东再辨认一次。结果,孙华东还是认定,刚才那个5号目标像他的亲生儿子。
公安人员调出孩子以及父母的相关资料:那孩子姓权,叫权明哲,朝鲜族。孩子的父亲叫权龙学,是某机关的国家干部。孩子的母亲叫李姬爱,是某公司的管理人员。权家住在本市光明小区。
“这孩子是朝鲜族?”孙华东若有所思。
宫克问:“华东,你的意思……”
“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赵达的长相有些像朝鲜族孩子。”
“……是有点儿像,颧骨挺高的。”
孙华东说:“没准权明哲是我的儿子,而赵达是朝鲜族权龙学的儿子?”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一听也兴奋了,对孙华东说:“老孙,中午别走了,我们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孙华东笑着推辞了。
“不了,我要回家了。还要向媳妇报喜呢,儿子找到了!”
孙华东乐呵呵地走了。他的那种高兴劲儿,不亚于21年前在市医院妇产科听说李爱野生了儿子。
孙华东推开家门,还没换拖鞋进屋,站在门口就高兴地对李爱野喊:“爱野,这回差不多找到了,这孩子和我老像了。”
李爱野立即迎了出来:“真的?那太好了!”她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些日子,她很少有这样的笑容了。进了屋,孙华东的外套都没来得及脱,就非常兴奋地向家人述说辨认那个孩子的经过,并且介绍了那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然后再次非常肯定地说:“就是这个孩子像我,四方大脸,鼻子和嘴都像我。”
李爱野问:“有没有像我的地方?”
“有,眉眼像你,挺浓的。”
李爱野高兴得孩子似的跳了起来:“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她仿佛年轻了20岁,一下子跳到孙华东身上,紧紧抱住了他。兴奋过后,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公安机关,亲自辨认一下。工作人员为李爱野调出了权明哲的照片。李爱野左瞅右瞅,也没瞅出孙华东那种兴奋劲儿来。
虽然孙华东已经在心里确认权明哲就是自己亲生儿子了,但因为没见到他本人,心里也没底,所以,他一直想方设法要见那孩子一面。
整整一个星期,孙华东天天从早到晚守在权家附近,眼睛紧紧地盯着进出那栋楼的每一个人,盼望能碰见权明哲,当面确认一下。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碰见。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权家已经搬走了。孙华东只好把希望放在了公安人员身上了。
权龙学是个朝鲜族干部,有着一个妻贤子孝的家庭和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在串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日子里,权龙学也听说过此事。不过当时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桩仅仅作为谈资的连环串子事件,最终会连环到他头上。直到东昌区公安分局户籍科科长宋桂芝领着警察来到权龙学办公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经被卷入串子事件之中了。
宋科长向权龙学说明前阶段公安机关排查情况,表达了赵达寻找生身父母和孙华东寻找亲生儿子的迫切心情。说到动情之处,宋科长自己先已泪流满面。权龙学听了之后也很受感动,表示同情两家夫妇的不幸遭遇,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的寻亲调查。他答应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共同回忆在通化市人民医院生孩子时的情况,尽快给公安机关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家后,权龙学对妻子李姬爱说明了情况。两个人回忆起当日在产房里的情况,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抱串。公安机关要求权龙学领着家人到医院做血型化验,以初步确定血缘关系。
起初权家不同意做血型化验。其实,我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一旦在血型化验中出现意外,不论是儿子不亲,还是妻子不贞,权家多年来的平静生活岂不是被打破了吗?后来,在市领导和单位领导的劝告下,权龙学才同意做血型化验。
2002年4月3日,权家一家三口做了血型化验。要命的是,化验结果竟出现了多种可能。
权家夫妻一个是A型血,另一个是O型血,他们的儿子是A型血。据专家分析:A型血和O型血的人结合之后,生出A型血孩子的概率为50%。专家还说:A型血和O型血的人结合之后,绝对不能生出AB型血的孩子,而赵达是AB型血——也就是说,AB型血的赵达绝对不可能是权家夫妇的孩子。
权家人血型化验的结果,使通化连环串子事件变得扑朔迷离:由原来以为是赵孙两家对串,变为赵、孙、权三家互串,再变为至少四家互串。
当年由赵达血型化验结果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正在继续击倒一张又一张骨牌。如果权家的儿子权明哲真是孙华东的儿子,但赵达又不是权家的儿子,权家就没有了孩子,赵达仍然没有父母!
这种鉴定结果是权龙学所不能接受的:凭什么我的儿子让别人认去了,而我却没有了儿子?权家夫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了:当调查人员再次和权龙学交涉时,他开始找各种借口回避。
最终的办法只能是亲子鉴定。
起初,权家同意做亲子鉴定,权龙学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对此事也很支持,准备好了做亲子鉴定的专车和钱。但是,当时云集通化的一些新闻媒体进行了错误的报道,说权家不同意做亲子鉴定,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等等,致使某些同情孙华东夫妇和赵达的市民对权家产生误解,给权家打来不少电话进行谴责,使权家人受到了极大伤害。权明哲的爷爷和奶奶也知道了这一消息,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人也急病了。
这段时间,权家夫妇担心事情在没弄清楚之前让权明哲知道会伤害孩子,便极力掩饰事情的真相,把儿子关在家里,尽量封锁消息。
3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要播放反映串子事件的节目《亲人》之前,权龙学已经接到三十多个陌生人的电话,通知他这个节目的播放时间。权家夫妇怕儿子受到刺激,就事先给儿子租了几盘他喜欢看的影碟,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看。
权龙学和李姬爱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实话实说》,一边看一边哭。刚刚看完《实话实说》,家里的电话又响了,是权龙学的同学打来的,他对权龙学说:“刚才看《实话实说》,电视上的赵达很像你。”
所有这一切,都扰乱了权家人的正常生活,伤害了权家夫妇配合公安机关寻亲的积极性,促使权家夫妇下决心不做亲子鉴定。公安机关也曾经三次找到权龙学,要求其到沈阳做DNA亲子鉴定。权龙学三次都回答:我们坚决不做亲子鉴定,权明哲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有公民权。
事情出现了僵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府主管副市长找到权龙学工作单位的领导,让领导做权龙学的工作。但权龙学仍然执意不去,并宣称他有公民权,不能强迫其做亲子鉴定。
经过再三做工作,权龙学总算有了松动,但表示:如果另外那四个被怀疑串子的家庭先做亲子鉴定,权家就去做;如果那四个家庭不做,权家也不做。
权家的用意很明显:如果那四家在亲子鉴定中找到了孙家的亲生儿子或赵达的生身父母,权家自然就不用做亲子鉴定了。
市政府寻亲领导小组同意了权家的意见。
2002年6月24日,首先被排查出来的三个家庭在公安部门带领下,赴沈阳做了DNA亲子鉴定。其后不久,另外一家也单独前往沈阳做了鉴定。
市政府证明,DNA亲子鉴定的结果证实,在这四个家庭成员中,没有与孙华东夫妇和赵达有血缘关系的人。孙华东夫妇找到亲生儿子和赵达找到生身父母的唯一希望仍然在权家。该权家做亲子鉴定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然而,权家人再次改变了主意,仍然坚持不做亲子鉴定。
精明的权家人推理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既然DNA亲子鉴定结果证明那四家的儿子都与孙华东没有血缘关系,这就越发证明权家的儿子权明哲有可能是孙华东的儿子;既然DNA亲子鉴定结果没有明说那四家儿子与自己的父母对不上号,那就证明那四个孩子中没有权家的儿子。这样一来,如果亲子鉴定结果证实权明哲真是孙华东的儿子,权家岂不就没有了儿子?
权家绝对不想让孙华东家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权家夫妇一方面拒绝做亲子鉴定,另一方面对儿子封锁消息。为了躲避外界的骚扰,权龙学改变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关闭了手机。
然而,与世隔绝是办不到的。通化市毕竟很小,连环串子事件的轰动效应又如此之大。所以,尽管权龙学夫妇对儿子尽力封锁消息,权明哲本人对此事还是有所察觉。
一家电视台播放了通化连环串子事件的专题节目时,权明哲看了,某些相似的情节让孩子有所警觉。权明哲忍不住问爸爸妈妈:“我也是1981年10月29日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出生的,我会不会是被抱串的孩子?”
权龙学赶紧撒谎:“儿子呀,你哪里是在市医院生的,你是在保健院生的。”
权家夫妇原来就有意让权明哲出国留学,现在为了躲避麻烦,干脆实施行动,花了20万元,把儿子送到了澳大利亚。而且,据说夫妇俩准备等儿子在国外站住脚后,也要迁往国外。
通化连环串子事件眼看就要成为永远的谜了,孙华东夫妇寄托在权家夫妇身上的希望眼看也要破灭了。
这时,李爱野听说了一件事。
据说,权明哲在出国之前,曾经到通化市百货二商店偷偷看过李爱野,看过之后,孩子凭感觉认为李爱野很可能是自己的生身妈妈。
权明哲对陪他去看李爱野的朋友说:“她就是我妈妈,但是我现在不能认她。”
为什么不能认?什么时候才能认?恐怕只有权明哲自己才能知道。
李爱野对此事并无察觉。当她听别人说了这件事之后,隐约回忆起确实有两个年轻人来买笔,挑选了很长时间。但她没有注意观察这两个年轻人的长相。
后来,又有人说,权明哲不是那两个买笔的青年之一,他只是请两个朋友以买笔为名掩护他,他当时站在远处看李爱野,所以李爱野对他就更没印象了。
李爱野虽然没看见权明哲,但自从听到这个传说之后就惦记上了,并且开始注意在她身边转悠或者对她特别关注的男孩子。有一次,她走在路上,发现有个和孙超年纪相仿的青年总是看她,并且从她身边走过。她赶紧追上去,仔细地看这个男孩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此时,寻亲行动陷入了停滞状态。孙华东夫妇刚刚有了点希望,又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这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自称是他们的“亲生儿子”的人找上门了。
李爱野跑遍了通化市所有毛线商家,精心挑选了最好的白色毛线,连续赶了几个晚上,终于织好了毛衣,等着广东“儿子”回来穿。
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孙华东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用IP卡打的。开始孙华东并没在意。那些日子里,这类不知地点、不知姓名的电话太多了。他接了电话。电话里那人是广东口音。
那男子自称是广东省湛江市人,在报纸上看到了通化连环串子事件的报道,对孙华东夫妇的遭遇深表同情,所以特意打电话问候一下,顺便了解一下孙家夫妇寻找亲生儿子的进展情况。
孙华东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电话,通完话后也没在意。
第二天,这个广东男子又来电话了,这回他用的不是IP卡,里面显示的区号果然是广东湛江。在电话里,这个人仍然非常关心孙家夫妇寻找亲生儿子的情况,关心孙家夫妇的身体健康。
从此以后,这个神秘的广东人天天打电话,每天至少打一次,多的时候一天打三四次。
这时,孙华东夫妇不能不注意了:一般关心串子事件的人,打一两个电话也就完了,像这样频繁地打电话的人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人到底是什么目的?
终于有一天,这个神秘的广东人再次打来电话时,说了一句让孙华东目瞪口呆的话。
“我叫刘欣,我就是你失散的亲生儿子。”
孙华东吓了一跳,想了想,冷静地回答:“你凭什么说你是我儿子呢?”
“我是1981年10月29日那天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出生的。我是AB型血,和你们夫妇的血型相符。我有高血压,这是你的遗传。我身高1米78,和你的身高相符。”
孙华东还没醒过神来:“不对呀,通化市公安局通过排查拿出的档案底卡里没有你的名字呀!”
“我小的时候,家就搬到外地了。”刘欣说,“我11岁离开通化,到了广东。20岁时找了一个29岁的媳妇。媳妇是离婚的,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她在广州经营一家公司,我替她经营一家饮料厂。”
孙华东心里还是没底,于是提出要他寄张照片来。
“可以。”刘欣一口答应,但是又提出了一个条件,“你先把孙家三口人的照片给我寄一张吧。”
于是,孙华东按照他来信的地址给他寄了一张照片。
过了些日子,广东那边回信了,来信中的照片居然是他将孙家三人的照片用电脑处理成四个人——把自己也加进去了。
孙家人收到照片之后,仔细端详,看来看去,老感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后来才发现,这人不是香港明星郭富城嘛!
孙华东有些糊涂了。这人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此时孙华东见不着这位广东“儿子”的庐山真面目,但他的电话仍然天天打来,经常一唠就是一个多小时。神秘的广东“儿子”在电话里天南地北地谈:谈工作、谈生活、谈他小时候的事,谈他对寻亲的感受。
有时候,孙华东感觉神秘的广东“儿子”有可能是他的亲生儿子。因为“儿子”对通化市区好像很熟悉,如数家珍。可有一次,“儿子”向孙华东提供了通化一个家庭的电话号码,说这家是他养父母的朋友,孙华东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对方却根本不知道有刘欣这个人。
有一次,孙华东到底忍不住了,约他见面谈。刘欣回答:“我养父母不同意。”
一天,神秘的广东“儿子”再次来电话。他在电话里无比深情地说:“……昨天晚上,我在海滩上坐了一夜,一夜未睡,我在想是不是回去和你们见面?我想了一夜,当早晨太阳在海面上升起时,我下决心了,我要回通化一次,我想好了,8月7日我坐飞机到沈阳,然后回通化见见你们……”
神秘的广东“儿子”在电话里还非常有人情味儿地提出了一个要求:“长这么大,我从未穿过妈妈为我织的毛衣,麻烦妈妈为我织一件吧……”
这个电话使孙华东夫妇的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儿子真的要回来了!
李爱野更是牢记“儿子”深情的嘱托,她跑遍了通化市所有毛线商家,精心挑选了最好的白色毛线,对照孙华东的身材,连续赶了几个晚上,终于织好了毛衣,等着广东“儿子”回来穿。
广东“儿子”果然说话算数。8月7日早上8点05分,他给孙华东打来电话,说他现在在飞机上,正从广州直飞沈阳。
放下电话,孙华东心里一阵兴奋:好小子,你终于来了。你是不是我儿子,这回能见分晓了。
可仔细一想,不对,刚才他是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而飞机上显然是不准开手机的。
孙华东再回拨手机号码,仍然能拨通,但没人接听。怎么回事?
不管真假如何,孙华东寻子心切,生怕真和儿子擦肩而过。他赶紧打电话给沈阳的侄女,让她到沈阳桃仙机场迎接一下。
孙华东的侄女手举一个写有“刘欣”两个大字的牌子,站在出场口迎从广东飞来的旅客。结果等了几个小时,接了几次从广东来的航班,也没见到这个人。
此时,孙华东在通化再拨刘欣的电话,这次他接了电话。
“刘欣,你在哪?”
“我已经到梅河口了。”
“我要侄女到沈阳机场接你,你没看到吗?”
“没有哇,因为你没说有人接啊。我直接打出租车回到了梅河口。”
他的回答合情合理。
“你现在在哪?”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在梅河口医院。”
这回露出破绽了:明明电话里传来的周围人的声音,都是广东口音。他明白自己受骗了。但他仍然存着一丝希望,他要我马上开车送他去梅河口市。此时,我头脑十分清醒,我劝孙华东别再上当。孙华东也觉得不对劲,马上报告了公安局专案组,请公安局帮助确定,刘欣到底在不在梅河口市。
公安局马上运用微波监测仪器,让孙华东给刘欣打电话,然后对电话进行跟踪,很快证实:电话不是在梅河口打的。
孙华东说:“刘欣,你现在不在梅河口。又说是我儿子,却又不见面,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孙华东可不是有钱人。”
神秘的“儿子”的回答也大义凛然:“你错了,我要是图钱就不找你了。我有钱。给你100万养老够不够?”
孙华东不知说什么好了。这个刘欣至今仍是孙华东夫妇生活中的一个谜。从夏天到秋天,刘欣给他手机打来的电话就达56次之多。孙华东曾经请求公安局立案,动用侦查手段找到这个“儿子”。但公安局认为,刘欣没有犯罪行为,既没有诈骗孙家的钱财,又没有损害孙家的利益,构不成犯罪,无法立案。但他们凭经验告诉孙华东:这个人肯定不是你儿子!他也许是一个与你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在你这儿寻找心理安慰!
虽然公安机关告诉孙华东“这人肯定不是你儿子”,但那人仍然持之以恒地认为自己是孙华东的儿子。“儿子”至今仍然给孙华东打电话,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要问候一下。有一次,他往孙华东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爸爸,你也不用费心找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将来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无论如何,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对孙华东的安慰。
寻亲工作至此,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政府行为所解决不了的。无论如何,串子事件给两家人带来了很深的伤害,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受害人该获得什么样的赔偿?以后该由谁来负责继续寻亲的任务?
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由法律来解决了。
坐在旁听席上,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听到了周围也已经哭声一片,连主审法官也流泪了。整个法庭都被打动了……
最早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通化连环串子事件的,居然是造成这起事件的当事单位——通化市人民医院。
早在2002年2月7日,辽宁省公安厅鉴定中心的DNA亲子鉴定书递达通化之后,我们赵孙两家6口人曾经来到通化市人民医院,想向造成这起连环串子事件的医院讨个说法:赵达向医院要生身父母,孙华东和李爱野向医院要亲生儿子。院长接待了我们。
听完我们两家人的要求之后,院长的态度非常简单:“对于这起不幸的事件我很同情,但我们医院无力解决,你们可以求助于法律。我们接受法律的裁决。”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许多关心此事的法律界人士也经常向我们两家提出建议,认为此事属于医院侵权,建议我们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2002年5月,有好心人提醒我们,你们应该赶紧向法院提出诉讼,因为法律规定,从你们知道这件事开始,如果超过两年不提出诉讼,就过了法律诉讼时效期了。
于是,2002年6月4日,我们两家6口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起初,东昌区人民法院和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家相互推托,都以各种理由不受理此案。无奈之下,我们两家找到通化市人大。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2002年6月17日,东昌区人民法院才受理了此案。诉状一共4份,分别由我们夫妇、孙华东和李爱野夫妇,以及赵达、孙超状告通化市人民医院。四家诉状起诉标的总额为320万元。
在立案5个月之后,东昌区人民法院按程序在正式开庭审判前,进行庭前调解。调解过程中,我们分别将赔偿金额大幅度下降,但通化市人民医院的两位院长仍然坚持由法院判决。
2002年12月5日上午8点40分。东昌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公开审理震惊全国的通化连环串子案。这天审理的是我们夫妇起诉通化市人民医院侵权案。由于此案是闻名全国的大案,所以,开庭这天,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第二天,审判庭开始审理孙华东、李爱野夫妇状告通化市人民医院侵权案。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辩护。
孙华东一到法庭前,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大家注意到,孙华东的步履有些蹒跚,人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许多,明显变得憔悴和苍老了。开庭之前,孙华东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心脏病非常严重,事先他曾到医院进行过检查,诊断为心绞痛,医生曾建议他住院治疗,可他拒绝了,他说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医生问他:“事大还是命大?”他回答:“完不成这件事,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开庭前李爱野坚持让孙华东挂着吊瓶,他不同意,感觉那样做好像是在向法庭示威,影响不好,所以只吃了几片药就上了法庭。孙家距离法庭只有几百米,但孙华东却走得气喘吁吁。发言的时候,孙华东是在李爱野的搀扶下站起来的,他的一只手始终扶着桌面,声音很低沉,有时低沉到几乎听不清的程度。
第三天,法庭开始审理赵达起诉通化市人民医院案。
主审法官开始履行审理程序时,法庭上出现了亘古少有的一幕。
“原告姓名?”主审法官问。
“暂用名赵达。”赵达回答。
“原告出生时间?”
“1981年10月,具体日期不详。”
法庭上开始有些动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这样含糊的回答是从未有过的,但赵达说的是实情。
“原告民族?”
“未确定。”
在旁听席上的低声议论中,赵达宣读了自己的起诉书:“……DNA鉴定的结论是:我与养父母赵盛强、宫克夫妇及孙华东、李爱野夫妇均无血缘关系,孙超是赵盛强、宫克的亲生儿子。我不相信,一个养育了我21年的家庭竟然与我毫无血缘关系!我呼唤了21年的爸爸妈妈,竟然不是我的生身父母……”
赵达读不下去了,他的声音哽咽了。他泪流满面。
“……我多么想知道我的生身父母是什么模样。每天、每时、每刻,这种失去生身父母的创痛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让我年轻的生命过早地承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
听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赵达独自在房间里唱的那首歌:
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哪怕再大的风雪落下。
我要见到他,能够时时见到他面。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若你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坐在旁听席上,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听到了周围也已经哭声一片,连主审法官也流泪了。整个法庭都被打动了,这是一曲人性的悲歌,只要有感情的人都会为此而落泪!
2002年12月18日上午9点,东昌区人民法院审判一庭公开开庭,就轰动全国的通化连环串子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书中,要求被告在《通化日报》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同时协助原告寻亲,并进行合理的赔偿,赔偿6位当事人各种费用共521857.98元。
判决之后,通化市人民医院对一审法院判决表示不服,坚决上诉。我们两家夫妇也表示不服,也准备上诉。
审判结束后,孙华东和李爱野拿着一审判决书,缓慢地走到审判庭外,坐在法庭外的椅子上。李爱野倚在丈夫身上失声痛哭。身体虚弱的孙华东则一言不发。他们被记者包围了。刚刚回答了记者的几个提问,孙华东就感到身体强烈不适,胸口发闷,出虚汗,头晕目眩,脸色苍白。他闭上眼睛,脑袋靠在椅子靠背上。
孙华东的心脏病发作了。
李爱野被吓坏了,扶着他,哭着喊“华东,华东”。她摸索着在孙华东衣兜里找到了“救心丸”,放到他嘴里,他才慢慢缓过劲来。
一审结束后,孙华东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他在李爱野的护送下,来到沈阳军区总医院进行治疗。
一进医院,他就被医护人士认出来了:“你是通化连环串子案中的孙华东!”
医院对孙华东十分关心。经过一番检查,医生诊断孙华东的病情为血管闭塞,原来就很严重,经过串子事件这一折腾,病情又加重了,现在必须立即住院,从股动脉做血管扩张手术。军区总院为孙华东的手术安排了权威专家——一位博士生导师。
考虑到孙超8号放寒假,9号能抵达沈阳,所以孙华东决定8号做手术。这样一来,儿子抵达沈阳时,就可以看见自己坐起来了。这种手术,正常情况下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但孙华东做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博士生导师摘掉了手套,对孙华东说:“好人有好报哇。”
护士长也拍拍孙华东的脑门说:“孙先生,你的血管终于打开了。”
手术顺利。
不料,孙华东从手术台下来四个小时后,再度发作,他突然休克,人也进入了死亡的边缘。他马上被送到重病监护室,在那里进行抢救。
面对人事不知的丈夫,李爱野只能默默地流泪。
与此同时,医生对死亡边缘的孙华东尽力进行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抢救了半个小时,孙华东的心脏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跳动。
9号,孙超如期抵达沈阳。让孙华东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坐起来。孙超一到,李爱野就病倒了。其实那些天里,李爱野一直在感冒发烧,但为了照顾病重的丈夫,她必须撑着。现在儿子回来了,她有了依靠,终于支撑不住了。
那段时间苦了孙超。他两头跑。妈妈住的宾馆离军区总院很远,坐出租车都要半小时。他既侍候爸爸,又侍候妈妈。有时候,他为爸爸的病情难过,但他从不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来,而是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哭完了,洗洗脸,又笑呵呵地回到爸爸身边。
在孙超的精心护理下,孙华东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没多久就康复出院。
他一出院,我们两家就为二审开庭作积极准备。
2003年7月23日上午9点,通化连环串子案终审宣判。遗憾的是,终审判决不仅基本维持一审判决,还撤销了一审关于通化市人民医院承担寻亲责任的判决。
我们夫妇决定服从终审判决,不再申诉,接下来将集中精力继续培养两个大学生。可孙家夫妇对判决既不满意也不理解。他们明确表示,要向上级法院提起申诉。
此时,虽然判决结果已经出来,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由这起串子案,人们引发了很多联想:如果这起连环串子案不是串了4家,而是5家、6家甚至更多家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有被发现的串子案呢?医护人员为何如此轻对一件关系别人一生幸福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让类似的悲剧发生?
用宫克的话说:“这起案子的结束,也许就是下一起案子的开始。”
赵达是通化连环串子事件的严重受害者之一。自从终审判决半年来,在大家的关心下,他慢慢地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固然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问题,然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如何去对待生活,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这一生。
幸运的是,这起事件发生之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
通过这件事,赵达真的长大了。他变得更懂事、更孝顺,也变得更成熟了。现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目前已经找好了工作,在天津一家公司上班。虽然赵达的情绪已经恢复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生今世,他一定还会继续寻找生身父母。他曾面对记者的镜头,对想象中的生身父母这样说道:“也许此时你们就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我,那么我就请你们听听我的声音:我希望你们能怜惜一个做儿子的心情,早日传来你们的消息……”
有一天,当宫克和孙超散步路过通化市人民医院时,孙超望着那座陈旧的建筑物对妈妈说:“妈,我和您就是在这里没见面就分手的。”
宫克回答说:“是呀,儿子,那么咱们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
孙超也长大了。目前,孙超已应聘到香港一家公司工作。
孙华东夫妇是这起串子事件中受害最大的人。
孙华东曾委托媒体给关心他的人发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如果真的找不到我的亲生儿子,我死不瞑目,那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在中国人看来,血缘关系超乎一切。我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儿子是我生命的支柱,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儿子的人生中,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如果找到了亲生儿子,他的要求又十分简单:“只要确认他是我的儿子就行了,看看就行了,知道我儿子在哪就行了……”
孙华东在这起事件中成了名人。走在路上,他经常接受陌生人的问候和安慰,也经常盯着陌生的年轻人发呆。他现在要安心地养好自己的身体,他要等待,等着亲生儿子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编后语
编完这部作品,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同样作为父亲,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孩子在医院抱串了,我该怎么办?一宗串子奇案,引出许多社会问题:串子事件是如何造成的?医院为何如此轻待一件事关家庭幸福的事情?串子事件发生后,政府与社会该做些什么?孙华东和赵达的寻亲之路仍未结束,我们的思考也未结束。这个事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我们祈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