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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今年6月19日是“父亲节”，本期“百姓纪事”（即“我的传奇”）特推出一组关于父亲的故事。“父亲”这个词，在我们心中是伟岸和雄浑的象征，是力量和安全的象征。他们曾经的传奇，永远在我们心底流淌……
       
       父亲的旧情书
       海 梓
       那天想找枚铜钱做个毽子给侄女踢，娘说在箱子底有几个，但记不清是哪个箱子了。于是，我在那两个漆迹斑驳的大红箱子里翻腾。
       没想到，箱子的最底层，在一摞娘多年前为我们纳的千层底儿下面，我发现一个泛黄的老式信封，压得很平展，看来是特意保存的。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悄悄拿出来，上面写着娘的名字。字歪歪扭扭，因年久而有些模糊，但写得相当认真，打开信封，里面只有薄薄一页纸，同样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的几行模糊的字：
       兰：
       俺平安到了工地，不要牵挂。等挣了钱买几件家当，俺就去娶你，俺会一辈子对你好！
       忠远
       1976年春
       我不敢相信，成天把早已佝偻的影子淹没在田地里的父亲，只会一年四季为庄稼操劳的父亲，在我们得奖受表扬时才会把脸上皱纹舒展开来的父亲，被我认为敦厚得只会干活只会用沉默来爱我们的父亲，居然写过一封不平常的信，一封情书！再颤抖着打开看看，“这是真的！”我泪流满面。
       信中只有那么平淡的几句话，没找到一个“爱”字。一向认为爱情就是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的我，此时被一封无“爱”的情书感动得不能自已……
       模糊的视线中，往事清晰地浮现出来：父亲把水缸挑得满满的，娘总板着脸嚷父亲：“这些事你也要管？就是闲不住，受苦的命！”父亲咧嘴笑笑，第二天依旧如此；天气突变的日子，娘慌忙地为地里干活的父亲准备避雨工具，我曾偷笑娘的这种慌乱；他们把我们姐妹吃剩的一个鸡蛋推来让去，说一些连我们都知道是假的理由来拒绝，最后父亲一拉脸：“快吃了，推让个啥？”母亲则会委屈却又掩饰不了一分羞涩，低下头幸福地吃下去……
       平平淡淡的生活中，这些平平淡淡的事，原来竟蕴含着这么深这么真的爱情！他们爱的方式很普通，总是被我们淡漠；他们爱的方式又太深沉，我们不容易觉察。为了生活，为了我们，父亲拼命挑着生活的重担，把爱埋在心底，用锄头用汗水播洒爱的种子，那片黄土地种着父亲的殷殷期盼。
       他们默默用心爱对方，爱儿女，在儿女身上延续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理想，他们承担的爱情！
       或许父亲一生只写过这一封情书，母亲一辈子也只收到过这一封情书，可这封无“爱”的情书被他们珍存了几十年，这比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爱情浪漫了多少倍啊！母亲一直小心保护，每天擦拭的红木箱会不会是父亲那次打工挣钱买的？是不是买回来，他们就开始了一辈子的相濡以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每天都在实现他对母亲的“山盟海誓”——“一辈子对你好！”哪知道母亲的爱从那两只红木箱溢出来，溢满整个空间！
       
       永世难忘的一顿饭
       陈宗培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家住川东云阳县，母亲早逝，父亲腿有残疾。父亲勤劳苦作，忍饥受寒，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再艰难也要送我读书。
       1950年，我考上了不花钱的万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到邻近的奉节县一所农村小学教书，不久被选调到县城中学任教。那些年，寒暑假都要集中学习或参加中心工作，但无论时间多紧，我每年春节都要赶回家和父亲团聚。父亲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着等我回去吃。
       1957年暑假，我们县教师集中“整风反右”，我不幸中了“阳谋”，一夜之间，从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押送到地处高寒山区的林场“劳改”。我怕父亲经受不起这沉重的打击，只好含泪写信撒谎，说我和一批青年干部、教师下放到新建的林场劳动锻炼，每天种树、学习，还算轻松，要他千万莫为我担心。到1960年底，已有38具“右派”的尸骨抛在林场。为了父亲，我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我经历九死一生，于1961年2月底被宣布“摘帽”，派到一所农村小学“边改造边工作”。我趁尚未开学，求人换了5斤省粮票。
       晚上从奉节乘船，天不亮就到了云阳县城，起岸后虽饿得心慌，但无法买到吃的东西，只好匆匆赶路，想早点见到阔别4年的父亲。
       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一连串“万岁”中又添上了一个“公共食堂万岁”，家家厨房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都被搜光了。我虽带着全省通用的粮票，一路却买不到饭吃。我一心想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靠喝凉水充饥走了九十多华里路，太阳西下时终于到了家！
       父亲没在家，门没上锁（家徒四壁，何必上锁呢）。我先到叔叔家询问。看到12岁的堂弟靠在椅上，全身浮肿，小腿已破皮，黄水流到馒头似的脚上，已是有气无力。过了好一阵，堂弟才说，同村的一个亲戚家，3天饿死了两个劳力，父亲和叔叔都帮忙料理后事去了。
       父亲听到我回家的消息后，连忙赶回来。刚过50岁的父亲头发胡子都白了，蜡黄色的脸有些浮肿，一见面只是嘿嘿笑了两声，转身就出门走了。
       过了十多分钟，父亲捧着一个糊满污泥的油纸包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一层又一层油纸，现出一块不足一斤重的腊肉！原来那是1958年建公共食堂时，父亲冒着挨斗的危险偷藏的一坨腊肉。父亲并不知道我因“右派罪”而失去了回家的自由，他以为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工作忙一时离不开，只要有了空就会回来看望他的。但不知儿子何时回来，藏在家里怕干部搜走，放在外边怕野兽偷吃。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拆了家中唯一的那把旧油纸伞，用拆下的油纸把腊肉包了好几层，再用棕绳捆得紧紧的，偷偷地埋藏在屋后大堰塘的泄水洞里。那里常有浸水，温度又较低，别人不知道，老鼠进不去。这些年，他又累又饿，公共食堂里有一年多没吃过肉了，菜汤里连盐味也难尝到，更别奢求油腥味了，他和很多人一样得了浮肿病，但他从没想过去把那腊肉切一丝儿来给自己解馋——甚至是救命。
       那一小块腊肉藏在那里两年多了，父亲不知偷偷去察看过多少次了。他多想儿子早日回家，好把那宝贝似的腊肉取回招待儿子啊。今天，日夜盼望的儿子终于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他高兴得忘记了饥饿、病痛、忧愁，把一切烦恼都暂时抛却了，麻利地把腊肉洗干净，切成小块。我在父亲的指导下搬三块破砖砌个灶，用锑铁洗脸盆当锅，掺水点火煮腊肉。肉煮好了，父亲往肉汤里丢一把连猪都不吃的干萝卜叶子。虽然那时在家偷煮吃食是“犯规”行为，父亲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幸好近邻也可怜天下父母心，都装作不知道。
       傍晚了，公社社员陆续到公共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去了，父亲端回了他那一份照得见人影的稀菜糊。父亲把多半分给了我，又把腊肉推到我面前，强迫我趁热吃下。他抢着吃那碗萝卜叶煮的汤菜。父亲特别高兴，边吃边说：“腊肉汤煮萝卜叶，又有油味又有盐味，好吃好吃！”
       我有4年没有吃过肉了，加之还是昨天晚上在奉节吃过二两豌豆饭，早已忍不住口水。那一顿饭，虽然嚼的是像木渣一样的腊肉，喝的是苦涩的稀菜糊，但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肉，喝过的最好的粥。事隔四十多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一想起那一顿饭，父亲慈祥的面孔就浮在我眼前，使我禁不住流下泪来。
       最孝的儿子
       廖 茗
       
       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廖承志极为孝敬祖母何香凝。
       父亲是祖母唯一的儿子。母子连心实属人性本然，正常又正常。但祖母对父亲的疼爱似乎超过了一般。这无疑是由于祖母在祖父廖仲恺1925年不幸遇害后，战胜人生诸多艰难，独自含辛茹苦将一双儿女带大，故而对子女既有殷切期望又怀深切爱怜。1933年，父亲在上海被捕入狱。祖母得知消息后，带着一把椅子去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他放了父亲，声言：“你不放他，我就坐在这里等着。”吴铁城只好“请示”蒋介石后释放了父亲。为唯一的儿子，祖母不顾一切，毅然挺身而出，四处奔走，请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等著名人士联名担保。这次营救还连带成就了我父母的姻缘。后来，经亨颐成了我的外祖父，外祖父为父亲成了他的女婿而感到欣慰。
       父亲每天一早一晚、出门前和归来后，一定先去看看祖母。多少年来，从无懈怠。如果祖母正在作画，他就磨墨、调色、铺纸。有时还在祖母的山水画上补一两个“公仔”(粤语，人物)，使画面立即充满意趣与生机。父亲画的“公仔”很夸张，手指、脚趾都过长，大拇指过于上跷，但却十分传神，常使祖母乐呵呵地赞赏不已。每每这时，祖母脸上的皱纹舒展得浅了、淡了。如果祖母没在作画，父亲就与她闲谈趣事或家庭生活琐事，祖母常听得津津有味。每每这时，她那双望着父亲的眼睛显得格外满足与慈爱，谁看到都会感动。
       祖母尽管年事已高，但她每天早晨必炖一碗浓浓的红枣汤给父亲喝，说这十分有益。父亲则总在祖母眼前一饮而尽。每当祖母接过空碗，都感到无限欣慰。这时，他们两人黑白相间的鬓发，在一缕阳光照耀下闪出华彩。这是我从小常见的“母子情深”图。
       1967年秋，“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隔离审查。父亲临离开家时，到祖母房内告诉她：“我要出国一段时间，大概不能给您写信，您不要惦记我，您自己要多多保重……”祖母虽然不出门，但她每天必认真看报，对外面的事不敢说了如指掌，可大致情况心中有数。听了父亲的话，她沉思片刻，缓慢地问：“什么时候走?”“很快就走。”祖母的目光刹那间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惯常的神态。据母亲说，祖母在这之后，只有很少的几次提起父亲。父亲被“监管”长达三年，对祖母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老人家只是每天更认真地看报，看一会儿，放下，朝房门望望。有人来看望她时，她的神态一如往常，决不提起父亲。看来，祖母心里十分明白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愿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这对一个爱子如命的年届九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想，正因为祖母一生经历了重大坎坷，思想深邃，心如明镜，才处变不惊，坚韧镇定。
       父亲终于在1970年秋的一天从“国外”回来了。他进家门后，赶快洗澡，并换上一身中山装，俨然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像往时那样匆忙进了祖母的房间。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没给祖母带来任何小礼物。
       祖母见到父亲居然也像往时他出国回来一样，大约她每一天都在盼望着这一刻，或者说，这一刻早在她的预料之中，所以，她并不惊讶，亦无半点悲戚，只是立即伸出双手。祖母八旬以后，耳朵渐聋，又不喜欢戴助听器，父亲与她说话都是把嘴凑在她的耳边。可是这次父亲“出国”回来，只用一般的声音说“妈妈，我回来了”，祖母却听到了，双眼泪光一闪，母子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没提一句“出国”的事，不像往时，父亲要给祖母介绍好一阵外面的情况。
       第二天，父亲拿出他在“监管”地思念祖母时画的祖母肖像，画中人的神态惟妙惟肖。这也可见，祖母是怎样地被我父亲深挚地爱着，祖母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是无法估量的。
       1972年9月1日，95岁的祖母在北京逝世。入殓那天，父亲在祖母的额上轻轻一吻，仿佛祖母在安睡，不愿惊扰她。盖棺时——当时周总理特许祖母不火葬，父亲立即转身走开。我十分不理解父亲何以不再看一眼即将永别的祖母。敲击棺钉的声音在停灵柩的大厅发出轰然巨响，父亲那泪水横流的脸一下子扭曲变样了。瞬间，我明白了，他是受不了那令人心痛的声响。那一声声锤打，无疑都落在父亲的心上。
       多年之后，影片《周恩来》的导演丁荫楠曾问我：开国大典时父亲背祖母上天安门的传闻是否属实?我虽不能断言此为误传(天安门城楼当时应有电梯吧?即使没有，祖母身边有服务员，似不必由我父亲背)，但由此可见，父亲之孝早有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