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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的新闻界，如果要评选什么大事的话，《新京报》的创刊无疑是值得大书的一笔，其立志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的气魄也确实很让人敬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责任媒体”却在创办伊始，在评论版的征稿启事中断然提出了“拒绝杂文和随笔”的口号。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杂文的被冷落是因为时评的兴起，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时评是对时事的议论，重在以理议事，以逻辑的力量论证道理。这种方法决定了其平白、直接、干脆、利落和快捷的性格：在文字上它几乎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感情色彩。而杂文，虽也是在议论时事，但它更具文学色彩，其逻辑的力量还要辅佐以文学形象的手法，因此在行文中多多少少要运用一些文学上的修辞技巧，例如反语、讽语、比喻等，这就难免会有“尖酸挖苦、冷嘲热讽”的文字。比如，要批评那种左右摇摆，没有本事却爱说空话的人，时评的语言可能会如此下笔：“这种人喜欢观望风向，刮什么风便向什么方向倒”等等。而杂文呢，则可能将此类人写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从文字效果上看，恰恰是杂文的这种“尖酸挖苦、冷嘲热讽”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十分强烈的穿透力。
       对于作文，我们时常说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也正是杂文的性格。鲁迅在创造现代杂文这种文体的时候，一面用杂文对时事进行批评，一面也在为杂文的这种作法进行过力争。例如对杂文的讽刺、幽默、谩骂(当然决非污言秽语之骂)等手法，分别在《论讽刺》、《什么是“讽刺”》、《谩骂》等文章中为其据理力争过。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是不喜欢这种方式的批评的，这也是鲁迅至今仍为某些人所诟病的原因，如果鲁迅所写的是平白直接的时评，我想可能便不会至今还担着“尖酸刻薄”的骂名。可问题是，如果那样，即使鲁迅杂文里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未必有现在这样大的吸引力了。
       随着时间推进，那种“嬉笑怒骂”的杂文，虽然其作法终归继承下来了，但击刺的方向却是只许对准作者所认为(或指挥刀所认定)的敌人了。而对于同志，虽然也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只能是软语温存式的批评。于是，在人们的印象里，杂文的这种冷嘲热讽的风格成了专用于对手的武器，以致一看到批评到自己头上来的这样的文章，第一想到的不是其批评得是否有理，而是批评者的居心何在，被批评者已经先于作者将作者划入“敌人”“对手”的圈子里了。
       把杂文作者列入敌手，过去的方法是对作者进行“阶级斗争”，现在则是运用法律武器，告作者一个侵犯名誉权。比如腹中空空而又大话连篇的主儿，便可告把自己比喻成“尖笋”的杂文作者一个“污蔑”的罪名，诉状里可以写“我是没有学问，也说过大话，但我终归还是人罢，他竟然说我是‘山间竹笋’，说我是个植物，这不是污蔑是什么?”当然，他是还要将刊载此杂文的报纸一并告上法庭的。
       然而，写时评、发时评保险，但与杂文相比，其文章的社会效应终归要让于杂文。现在的时评铺天盖地，每天成百上千地发表出来，但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回味无穷的却不多，而新时期杂文恢复活力的一段时期里却有一批杂文至今让人难忘，例如《老爷说得准没错》、《隋炀帝的功业》、《回望农民》等。当然，现在的杂文缺少脍炙人口之作，原因恐怕也与这几年杂文的屡屡被拒绝有关。如果大家都来扶持杂文，为杂文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我想便一定会有精品和经典出现，因为杂文的对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由此可见，拒绝杂文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媒体处于自身生存与发展而出的策略，但这却是我们这个社会追求中庸、缺少宽容、太小家子气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