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有个著名的所谓李约瑟问题，它是指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不能出现在中国？这个李约瑟问题，在中国新闻史上同样存在。当代著名的新闻史家方汉奇在写了多部中国新闻史后说：“报纸或新闻纸，是一种以报道新闻揭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严格地说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应当承认的是，没有外国人在华办报，就没有中国的近代报业。正是由于外人在华办报，促发了中国报业的近代化，引发了王韬、康有为、史量才等著名报人的出现，影响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限于篇幅，下面就介绍4位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在华办报的外国人。
马礼逊首办中文近代报刊
影响洪秀全、魏源、林则徐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雇农家里。后来，他父亲把全家搬到纽开斯尔谋生，专以制鞋坯为业，一家老小全都参加劳动，过着下层社会的穷困生活，经常缺衣缺食。马礼逊父母双双信教，而且他父亲还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虔诚。马礼逊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感染，1798年加入长老会。他学习勤奋，1803年入神学院学习，先后就学于霍克斯顿学校和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除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医学和初等汉语，并听取了传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传教经验的介绍。1804年，伦敦传教会正式接收他为传教士，并认为他是到英国海外献身传教事业的合适人选。他在接受两年严格的训练后，被派到“困难最多”的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同年1月20日，伦敦传教会专为启程到中国的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来中国。当时他是个25岁的青年，未婚，独自一人首途赴华，于同年4月20日到达纽约，受到美国基督教界人士的接待，国务卿对马礼逊志愿代表新教前往中国开教表示支持，并亲笔写了一封信交他带给广州美国商馆的卡林顿，命在马礼逊到达广州后给予一切方便。于是马礼逊在同年5月12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4个月的海上颠簸，于9月8日到达广州。
当时在中国传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业，康熙、雍正两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随后限制更加严格。马礼逊到广州后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麻烦，清政府的限制和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同时，马礼逊也遭到罗马天主教主教的仇视和嫉妒，这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马礼逊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
伦敦布道会对马礼逊的活动作了指示，要求他首先要学会中文，然后编纂一本内容丰富、释义准确的中文字典，并将《圣经》译成中文。据此，马礼逊在华的最初几年，差不多以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中文。不到两三年就能比较顺利地阅读宗教、哲学、法律、历史、医药等方面的中文书籍，学习中文的速度之快，让广州的外国商人感到吃惊。
1809年2月，马礼逊的生活发生一个转折性的变化，他与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同时被东印度公司聘请担任译员。这样他就可以以公司职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了，也可以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马礼逊也完成了伦敦布道会交给的任务，翻译了全部的《新约全书》，编纂了《华英辞典》，他还结合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实际，编写了中文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和《圣经节选》等。
编纂工作的进行，使他认识到出版对于传教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出版基地、打开工作局面，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时，伦敦布道会又为他派来了一位助手米怜。经商讨，他与米怜都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的基地是困难的，必须选择与中国本土接近、与广州来往方便、在华人中有影响的地方。他俩选中了马六甲。该地当时虽然中国人不多，只有4000人，但周围住有大量的华人。1815年，马礼逊偕妻子和工人梁发等从广州出发，到达了马六甲。在这里，他开始了创办华文报纸的事业，直到去世。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一份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中文报刊正式出版，作为他对华传教的主要工具。每月出版一册,全年合订一卷,还印有全年目录、序文和封面,便于读者保存。每月印数从500份发展到2000份,发行地区由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逐渐扩展到爪哇、广州、澳门,影响也逐渐扩大。1821年,该刊因主编米怜病重,出至年终停刊。次年米怜去世。然而,正是这份以近代报刊面目出现的中文月刊,在中国却是破天荒之举,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页。
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要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就不能不迁就中国的国情和顺应中国的民族传统。为了不与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冲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宣传上采取“附会儒学”的策略,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相比附,连封面上也印上孔子的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主编在封面上署名“博爱者”。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察世俗》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就像一本中国线装书。所以，这份报刊是中西文化接轨时的标本。
从《察世俗》连续7年刊登的内容来看,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它总共发表文章244篇,其中直接宣传教义的206篇,占总数的84.5%,关于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29篇,占11.9%,有关办义务学校、办济困会等告白、章程共9篇,占3.6%。这些举办善事和介绍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大多也与传教有关,如讲到天体运行时,最后说:“若神一少倾取去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当然,《察世俗》介绍的西方近代科技的实用知识,如蒸汽机、农业技术、急救方法等等,既为中国社会所需,又可反映西方科技水平,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还可以显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察世俗》前五卷对政治时事问题均未涉及,米怜认为这是一个缺陷,同时指出这一缺陷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并非刊物本意。第六卷起增加“全球各国纪略”一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但十分简略。有的文章还提出发展中英贸易,并涉及鸦片贸易问题。这类文章在《察世俗》中所占篇幅极小。关于新闻报道方面的内容很少。然而，它发了一条消息，这是中国新闻史的第一条消息。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
这个关于月食的报道具备了新闻写作中的几个“要素”，所以说，是《察世俗》第一次教国人如何采写严格新闻学意义上的消息。甚至可以说，马礼逊创办这份报刊，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业史的开端。如果没有这份报刊，中国近代的报业还将定格于官方文书之中，永远不能实现报业的历史转型，使报纸面对大众，传输信息，传输近代科技知识。
还是这位马礼逊，第一个引发了中国近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次进步潮流。马礼逊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结识了中国人梁发。梁发的一家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洗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家庭。梁发编写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举行科举考试的那一天，将这些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带到科场，送给了一个叫洪秀全的秀才，并深深地影响了他。洪秀全后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而经他结合中国国情改造的基督教则成为这场起义的理论依据、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
梁发还影响了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等。梁发曾作为林则徐的座上客，双方共同探讨禁烟，他还将很多外文书籍翻译给林则徐，让其意识到华夷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天朝大国之外，同样存在着很多诸如大不列颠、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等这样的政治实体。梁发还将其子梁进德介绍给林则徐。梁进德11岁就被送到美国牧师裨治文家中受训外文，英文水平属国内佼佼者，当下被林则徐聘为幕下翻译。梁发积极支持梁进德在林府的翻译工作，林则徐主编《四洲志》，梁进德为主笔，该书大部篇目收进后来魏源主编的《海国图志》。可以说，梁进德成为林则徐与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眼睛。
林乐知引领报刊性质的转变
影响王韬、康有为、梁启超
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生于佐治亚州，幼孤，由姨父母抚养成人。毕业于佐治亚州埃温里大学。1860年被派来中国传教。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经费断绝，靠出租、变卖教会产业以及做煤、米、棉花生意维持。1864年，被上海广方言馆聘为英文教习。1868年，创办并主编《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为19世纪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1869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达12年之久，为该馆翻译8种书。1877年，基督教在上海组成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写高级和初级两套教材。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1881年，他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的职务，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院长)。1895年，辞去监院一职，专事办刊和译书。在中国47年间，身兼教习、编辑、译书、传教士。常常半天授课，半天译书，夜间编辑期刊，礼拜天传教。译著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中东战事本末》初编8卷，由蔡尔康笔述，1896年4月出版。初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897年出续编4卷，1900年又出3编4卷。此书不单纯是翻译，间有编者的按语、评论，书中对甲午战争真相的披露，以及对中国存在的积习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知识界很有影响。1876年，清政府为了表彰他译书和教学的贡献，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分不开。它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
当时中国正在掀起洋务运动。在林乐知看来，创办《万国公报》，除了继续宣传宗教外，还要紧跟形势发展，去影响和干预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此报一方面较多的登载西方各国开矿、办厂、采用新技术等经济和科技活动的近况，进一步刺激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增加对传教士的依赖，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与民主制度。他曾亲自撰写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介绍宪法和“三权分立”的理论。他说“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在这段话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录：一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二是首次宣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三是首次阐释了人民与执政者的权力关系的民约论思想。
林乐知所办《万国公报》影响很大，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国人办报首推王韬。王韬(1828一1897),原名利宾,江苏苏州人。他经常阅读《万国公报》，曾在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近40篇。1874年1月5日，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之一。王韬以“强中以攘外,课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评论时政、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使他声名远播，开创一种新的文体——报章文体，也开创了一代文风——政论文风，他成为了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林乐知所办《万国公报》还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22岁时第一次游历香港。25岁那年,他赴京考试落第后途经上海,收集了大量西学书籍和报刊带回广东学习研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从1891年到1898年的7年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共培养学生近千名。他将《万国公报》作为教科书，发给他所有的学生传阅，这其中包括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立志高远，思想活跃，才华出众，成了维新运动的骨干。其中有徐勤、麦孟华、何树龄、欧榘甲、韩文举、罗教高、伍宪子等数十人，他们后来皆成为维新派的著名报人。
更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也因袭了《万国公报》的报名。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期间,正值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由皇帝批准之际,康有为遂联合全国18省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举行了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把开设报馆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同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商议如何将办报主张变为办报行动。康有为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要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最后大家取得共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创办报纸。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这家报纸的经费是康有为独自承担的,他派弟子梁启超主持笔政,麦孟华负责出版发行工作。当时北京没有铅印机器,只好委托民间报房用木板雕印,随报房所印的《京报》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阅读,发行量最多达3000份左右。该报两天出版一期,每期刊登梁启超的短论一篇,长篇论说则分期连载,大多选自广学会出版的书报。《万国公报》的出版,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但却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欢迎。正如康有为所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此时的梁启超表现也非常活跃，《万国公报》共发行45期,历时3个月,所登文章,除转载外,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
与康梁主张变法的同时，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大力配合，从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变时止，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之成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康有为也把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作为观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为他推动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许多借鉴的资料。
李提摩太主笔《万国公报》与《时报》影响李鸿章、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
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将中下层百姓作为传教对象。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李提摩太亲眼目睹了山东、山西等地的灾荒，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震撼着这位“布道者”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为此，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浸礼会拨款，立即“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要求会见李提摩太。也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改变了自己的传教策略，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
很快，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这其中包括李鸿章。李鸿章的很多思想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中国政界官员的影响。
中国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康有为也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
更有意思的是，同康有为办《万国公报》沿用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报名一样，梁启超开始办报时，同样与李提摩太主笔的《时报》有着关联。梁氏一生办了很多报纸，著名的有两份，一份是《时务报》，一份是《时报》。前者只比李提摩太的《时报》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这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李提摩太对梁启超的影响。
《时务报》是维新派在华东的重要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时务报》初期,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每天要写4000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这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在编撰《时务报》期间同样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后人称为“时务文体”。
1904年，维新派又办了《时报》，这是他们在变法失败后于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梁启超秘密来到上海，策划《时报》工作。《时报》之名,取义于《
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因此,该报自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时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该报首先将梁启超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3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时评,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报纸一般通用的对开分为4版、两面印刷的版式是《时报》首创的，彻底摆脱了书册式报纸的痕迹；率先创办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时报》的这些新闻业务手段,后来为各报所效法,并一直沿袭至今。
从梁启超主笔《时务报》与《时报》，可以看到他如何受到李提摩太《时报》的影响。李提摩太不仅于此，还在于他影响了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
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7000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69、70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的这一篇政治建议书首发于《万国公报》。从中可以看出李提摩太对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的第四次潮流，其推动者应属共产党人。人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熟知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人们知晓首先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还会想到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说进行了介绍的梁启超；但人们难以想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是德国人，由于他长期居住在英国，文章误认为他是英国人)并援引了《宣言》中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后，中国早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学说。
美查面对市场创办《申报》
开创了商业性自由办报之路
安纳斯托·美查是英国人，同治初年和他的哥哥来到上海，从事茶叶与布匹生意。约在1862年，他开办了江苏药水厂。不久后，药水生意萧条，他决定改换行业。这时，经人介绍，他注意到《上海新报》作为新式报纸，独家经营，销路较好，利润也比较丰厚。于是他与朋友伍特华、蒋莱亚、麦基洛商量，决定办报。就这样，3人各出资白银400两，在汉口路西设立了报馆，由美查担负报馆全责。1872年4月30日，《申报》正式创刊。先定名为《申江新报》，习惯称为《申报》，后径直改为《申报》。
美查创办的这份报纸以赢利为目的，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商业性报纸，始终面对市场，同当时很多报纸开展了竞争。除改进内容以吸收读者、增加订户外，主要采取市场手段来击败对方。如《上海新报》当时每张销售30文，《申报》则不惜亏本，降价到每张只售8文。《上海新报》就只得忍痛同样降价，终因成本高于《申报》，亏损过大，难于坚持，不得不宣告竞争失败。《申报》经过17年发展，到1889年《申报》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时累积资本已达30万两，是筹办时的187.5倍。《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销售数量最多的新闻纸。
美查主持《申报》，按照市场原则操作,完全依据读者需要,适销对路,扩大发行，他没有接受政府津贴,也不接受任何集团支持。这是一种近代自由办报精神的体现，更是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论的实践。这是一种新式的报纸，它着重强调报纸的首要职能是传事,即传播新闻。美查认为中国“邸报之作成于上,新报之作成于下”；作为新报宜强调报纸的民间色彩,要面向下，即农工商贾,不能仅仅只面向上,即只传朝廷之事,而要传闾里之琐屑,关心现实的世俗人生,广传新闻。正因《申报》坚持这种新闻本位的职业精神,在办报上,把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在报道内容上,除抄录京报的谕旨、奏折、宫门抄之外,开始在报纸上刊载社会新闻,有谈狐说鬼之作,亦有对当时案件如“杨月楼案”、“杨乃武案”的报道,既为酒后谈资,又能增长见识,能根据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时报道热点新闻。如当时文人学士看重科举,殿试发榜时翘首京城,在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开通以后,每逢殿试结果在京城一公布,《申报》的采访员就会快马加鞭赶至天津,将消息发往上海,使上海为之轰动。
在报道新闻的观念上,《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尽量采取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立场。如在中法战争中,当时上海各报为迎合读者情绪，大多讳败为胜。为了及时客观地报道新闻,满足读者快速、真实了解战事的需求,《申报》主办人美查聘用了一个俄国人担任采访员前往越南前线,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往外国的军事记者,这名俄国人从西贡用电报发往香港,再由厦门转上海,在《申报》上刊登消息。由于报道了失败的真实消息，开始时，人们对《申报》进行猛烈攻击，认为这一报纸站在法国人的立场，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后败讯得到了证实，《申报》的声誉转隆。特别是在1873年，轰动一时的“杨乃武案”发生，历时近4年之久，上海人无不关注。案情复杂，各报的采访阻力重重。当时“余杭县令以为案无可疑……官场诸人亦以为铁案如山，无可平反”。浙江省的官场也对前来采访的《申报》访员进行阻止，并对报纸百般刁难。《申报》排除干扰，顶住压力，不仅派访员深入余杭、杭州等地采访，了解情况，而且在该案移送刑部后，还派专人到北京进行现场采访，不断将案件真相向社会披露。应该说，《申报》以真实报道此案为新闻目的，但反过来，对此案的跟踪报道却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在近代报业中第一次有力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美查的这种公正中立的办报观念，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报界巨子史量才。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32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从1912年的发行7000份，5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3万份，1925年突破10万份，1926年突破14万份，1932年超过15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唯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 人有人格”， 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史量才办《申报》22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国民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9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唯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蒋介石曾约他进行了一次威胁性的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说：“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将史量才暗杀于从杭州回到上海的路上。史量才先生用他的生命捍卫了自己报格和人格。
史量才被杀后，中国不少民营报纸继承了他的办报宗旨，如《大公报》同样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为精神，创下了同《申报》相当的业绩。这种精神与美查的自由办报精神一脉相承。自美查创办《申报》以后，该报经历了清末、民国至1949年上海解放,从其所有者来看,经历了美查时期、席子佩时期、史量才时期及后史量才时期,这种精神一直存在，并不断发扬光大，使得该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前近现代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记载了我国近一个世纪的朝代更迭和风云变幻,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1949年5月27日,《申报》在出至2559号后停刊,28日在报馆原址上,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开始出版发行,这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置换,它意味着走市场路线的商业报纸在中国大陆的退场,而体现着另外一种现代性的政党报纸开始全面主宰着大陆的新闻事业,政党报纸成为了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唯一的现代化模式。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对新闻事业双重属性的认识才浮出历史的地表,开始进行有限度的实践。在90年代都市报热中,《申报》模式才得到了充分的认识,而历史这一隔断,就是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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