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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家柯林斯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新作《哲学社会学: 智识变迁的全局理论》这本书很厚, 加上附录一千多页。我对这本书有点特殊的感情, 因为在美国大学读了近一年半的书很少有讲中国的社会和知识活动的, 而这本书把中国作为智识的两条道路之一的亚洲道路的最重要的代表, 另一条道路是西方道路。在亚洲道路部分的四章内容中, 中国占两章, 另外两章是印度和日本, 而且在写日本的这一章中不少内容还是关于中国的, 因为日本的许多知识是从中国引进后改进的。整本书主要是以中国智识发展道路和西方的道路做比较探讨智识变迁的全局理论。比如柯林斯在第二章中比较了中国和希腊的不同级别的哲学家数量。中国在两千一百年间即大约六十三代中出现了二十五个主要的哲学家, 大约八十四年出一个;六十四个二级的, 大约三十四年出一个;三百六十五个小的哲学家, 大约六年出一个。希腊在一千二百年间大约三十六代出了二十八个主要的哲学家, 大约为四十三年出一个;六十八个二级的,大约十八年出一个; 小的哲学家二百三十七个大约每五年出一个。这些只是平均而言。中国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出思想家的黄金时代, 宋代新儒家的产生也是出思想家的重要时期。那么, 为什么中国以前曾经出了那么多的哲学家知识分子, 几乎代表了整个亚洲道路，和西方道路比肩而行, 现代却让西方的道路占了主导? 也许柯林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该书的第一章柯林斯就给知识分子下了定义:“知识分子是提出通适性思想观念(decontextualized ideas) 的人。这些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和意义不以任何地方性和任何具体使用他们的人而改变。” 比如数学公式。柯林斯是通过对一些相反的观点批判性的反思提出自己的分析取向的。反思的观点包括: 一、观念引发观念;二、个人产生观念;三、文化自我生产;四、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 柯林斯提出了自己的对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的解释模型。他的一般理论是互动仪式链理论和网络结构理论。
       互动仪式链理论, 是说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有一套自己的互动仪式。他们的反思决定自己的思想观念的有效性。有自己的术语和行话, 自己的写作规范。而且要有面对面的交流。柯林斯认为, 只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才能把这个社区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和激发同辈或后辈的情感能量。要做到这些, 就要有知识分子的网络关系。
       柯林斯认为,个人提出思想观念是在典型的社会模式下的: 即知识分子群体——网络和论敌——的情况下发生的。柯林斯是以德国的唯心主义和中国的新儒家的兴起为例来展示这一点的。
       以从康德到叔本华的德国唯心主义学派的产生和生长为例。第一个让我们惊奇的是日期: 所有的主要作品都出笼在从一七八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八一九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三十八年间,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那里由一个社交核心: 费希特, 谢林和黑格尔。他们三人曾经居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费希特是早期的领导者, 并曾与德累斯顿和浪漫主义学者施莱格尔(Schlegel)兄弟住在一起(柯林斯还提到一件轶事: 在这里, 大施莱格尔的妻子卡洛林同谢林发生了男女关系, 随之而来的是不名誉的离婚和再婚)。费希特转到了柏林, 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浪漫主义成员之一)和洪堡特结成联盟, 组建新式大学; 在这里最终黑格尔来了并建立了他的学派, 而叔本华的演讲在竞争上几无收获。很明显费希特在这个结构中起着组织领导者的突出角色。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 谋求组织资源, 并组建中心。组织的领导者并不一定是学术上的领导者。一个成功的理论团体两个条件都要满足。康德是德国唯心主义学派学术知识上的领袖, 虽然他当时是个边缘人,并且比其他学人年龄大了许多。然而,在偏远的克尼堡（Konigs-berg）, 也被联结到了这个网络。在这里,在康德本人成名之前已经有几个人获得了具有创造性的好名, 包括康德的学生赫德。康德起初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并涉足到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他的思想只是在组织化团体出现之后才被人们捡起并转化为一场壮观的哲学运动。康德后期的作品才在这一运动下转变为唯心主义的。这里, 费希特再次成为联络者: 他是与康德有个人接触的一个唯心主义派成员, 并以康德的拥护者开始其职业生涯。费希特使康德成为康德。实际上, 费希特只是一个在知识分子社区内的社会运动的标志方式的简称。这样一个运动要吸纳新人, 给他们输入创新的能量, 把他们放置在思想脉络富有成果的工作面前, 然后打开局面。这样一个运动有它的内部结构, 当然也有在社会因果链上的外部条件。
       中国的例子是宋代的新儒家。宋代的新儒家是战国早期以来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就像德国的唯心主义一样, 中国的新儒家是通过一个由个人关系联结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勃发于大约从一○四○到一一○○年间的两代人中。核心的两人是程氏兄弟: 程颐和程颢。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载等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真正形成体系、使理学具有初步完整形态的人，则是程颢、程颐。他们的网络关系是,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张载是二程的表叔, 邵雍是二程的邻居。在这个群体中间存在着张力和差异, 从而分裂出不同的师承脉络。我们再次看到组织核心是程氏兄弟, 二程把这个群体联结了起来, 通过他们, 早期的思想者周敦颐被追溯为新儒家的创立人, 在某种程度上, 这如同康德的经历。后来在第四代弟子朱熹和陆九渊时, 分裂为明显的两派即“心学”和“理学”, 从而也奠定了二程的经典地位。
       其实, 柯林斯重点强调的一点就是交流和对话。不管是社区还是网络关系, 它们为学者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条件和平台; 不管是社区中的同派还是论敌关系, 他们可以交流和对话。而思想观念就是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萌发和成长的。美国城市研究之父芒福德曾经提出，城市的伟大功能之一: 对话和交流。
       细检人类文化史, 我们很难想出哪位伟大人物不是一个城市人, 即使他们不定居某城, 也少不了与巴比伦、雅典、耶路撒冷、麦加、 巴格达、长安、洛阳这些伟大的历史名城有着直接、间接、万缕千丝的联系。在这些名城中他们找到了师友、论敌、崇拜者、赞助人。城市使他们未遭湮没, 城市“文化场”中的交流、切磋、纷争，造就了代代才人。假定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一万人中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才, 那么一千人的群体则要等许多世纪才能获得一个杰出人才, 而这个人才由于自身的孤立状态会因缺乏他人的刺激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而在苏美尔、巴比伦、耶路撒冷、雅典或巴格达这样的城市中, 一代人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出现五十个杰出人才。而且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 其面临的机会则比小型社区中多许多。
       当然, 这些人才是不同档次的。也就是说, 在网络结构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代表人物, 而且在这个社区中, 一条规律是冲突论战的结果通常至多有六个流派。因为 “赢家通吃”的现象在这里也出现了。个人和流派一样, 赢家通吃。因为在这个社区的网络结构中,有个分层现象, 在高层的可以获得更多的注意, 他们的东西是这个社区的所谓前沿。也正是在这样的社区斗争里, 把代表人物筛选了出来, 作为一代中的标志。但是, 没有了这样的社区, 智识活动很难发生, 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也无从谈起了。
       例如，“文革”就集中体现了一九四九年以来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社区的破坏及其原因和后果。在这一个时期中国的学术和知识缺乏创新,甚至倒退。如果我们看一下一九四九年以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比如像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 以及语言学家和东方文化学家季羡林等的著作, 我们会发现这几十年几乎都是空白。即使有也多是跟风之作, 学术价值不高。现在用柯林斯的理论看看这到底为什么。根据柯林斯的模型, 个体或行动者的智识活动是在知识分子网络圈子的影响下发生的, 而在这个网络圈子之外是组织基础。再高一层的是政治和经济条件。
       让我们来看看 “文革”及其之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济上, 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多年战争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 很快, “大跃进”几乎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六十年代初经济稍有恢复,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政治上, 中国当时实际上是个全权国家。但大众运动, 尤其是红卫兵的大串联, 派别之间的冲突使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组织基础的教育和研究机构遭到破坏。知识分子本身被斗争, 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从而被送到集中营或牛棚进行劳动改造。他们没有言论自由, 一些大学也被关闭。大学入学考试被推荐所取代。只有出身工农的“红五类”可以进所谓的大学。外行占据了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位子。没有了组织基础, 知识分子网络也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即使住在学校里也难以在那种疯狂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形成学术团体。否则, 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因此, 知识分子社区在那种年代是不可能形成的。
       然而,“知识分子群体, 师傅带徒弟, 和同时代的论敌共同构成智识活动发生的力量的结构场域”(7页)。这个力量的结构场域就是知识分子社区。在这个知识分子社区里有他们自己的互动仪式。智识活动是通过这些仪式发生的。互动仪式链由文化资本, 情感能量和分层的网络结构组成。没有知识分子社区, 对知识分子来说, 要有创新的智识活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知识分子社区, 形成不了知识分子网络。但是, 根据柯林斯, 包括代内和代际的知识分子网络对思想观念的提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思想观念是在一个思想者和另一个思想者之间交流的过程中,只有通过使它们交流给我们, 我们才能感知到另一个大脑的思想观念。”(2页)。柯林斯还认为, 思想观念是由“置身于典型的社会模式: 知识分子群体, 网络和论敌之中的”个人提出的(3页)。当然,“文革”中在思想领域有许多的冲突, 因此不乏论敌。但是,“只有情感能量是不够的: 在一个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和相关的网络位置知识分子社区, 创造的热情更可能成为抱负受挫和得不到承认的前奏”(34页)。“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们失去了同代人之间的网络, 同时也失去了代际之间的网络。甚至他们只能读到官方报纸的社论和指定的著作。他们被再教育, 话语被限制在官方的语言之中。古代书籍和西方著作成为禁书。
       事实上,“文革”结束之后, 整个的八十年代, 中国知识分子社区经历了一场重建。中国大陆失去了她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因此知识分子新老不接的现象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弥补。看来, 建设我们的知识分子社区, 创造他们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对话的条件是实现知识创新的关键之所在。
       (Randall Collins,1998: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