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纶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这是钱玄同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诗的中间4句所张扬的战斗精神，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白话文学、新式标点、改直行为横行、废圣逆伦、用夷变夏、汉字革命等等，桩桩件件，都与钱玄同紧紧相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呼唤与呐喊，是那么的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引领青年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深衣爬翁
他自幼便受传统的旧式教育，父亲是他的授业先生。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作为臣民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所以，书写时，有些字是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字形，如“玄”字要去掉末点，因为康熙皇帝名玄烨；“顒琰”的“顒”字要割去右边“頁”的两只脚，“琰”字右边的“炎”，下边的“火”要换成“又”字，因为嘉庆皇帝名顒琰；“寧”字要借用“寗”，因为道光皇帝名旻寧。还有什么“国朝”、“圣断”、“芝殿”等等，这些烦之又烦的鬼玩艺儿，使年少的钱玄同受害匪浅，以至到12岁，当他看到一本日本人编的《万国史记》中，直呼满朝皇帝的名字时，竟然很不自在，感到很难过。
然而，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岁月，20世纪初，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类反清言论和书刊已成浩然之势。国学大师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他正是在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忠君保皇的思想突然来了个底朝天，这一年，他16岁。他说：
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二百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1906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次年，他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改名为“夏”，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夏”是“中国人也”。那时候，日本称中国为“清国”，而轻蔑的称呼则是“支那”。可是，他宁可说自己是“支那”人，也从不称自己是“清国”人，他辩解说：“因为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1908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日本房东悲悲戚戚地端出素菜来，钱玄同很不解，房东又挂着一副悲哀的脸色说：“因为贵国的皇帝、皇太后崩御了，这是贵国的哀日，所以……”房东的话还没说完，他已把那些素菜碗碟一一摔破，气愤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快步走上街头，本想到中国人开的饭店，大吃一顿，没想到这些饭店的中国老板，竟如丧考妣，统统关门志哀。无奈之下，他只得买了猪肉和牛肉罐头，和着已经冷却的饭菜，美美地开了荤，以示喜悦的心情。
他还特意做了一份《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这种繁琐的纪年法，他也觉得“过于迂谬”，然而，他的愤激的“排满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他终于盼到这一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终于崩溃。次年3月，他到浙江教育司做科员工作。一天，他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班。据《
礼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这一身古怪的行头，令同事感到滑稽好笑，而他却借此表达强烈的仇满复古的意识。还是在东京留学时，他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师从章太炎，每当章太炎讲完课，大家在塌塌米上席地而坐时，他的话匣子便最先打开，说起来就像连珠炮似的。而且，他最易激动，谈到精彩处，不由得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送了个雅号“爬来爬去”，又称“爬翁”。
宣统被赶下皇帝宝座，可是，没多久，袁世凯又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起洪宪皇帝。这一切令钱玄同感到十分痛苦，他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率致败亡也；于是他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溥仪在张勋辫子军的喧嚣中，又狐假虎威地复辟了帝制。民国初年的这些乌烟瘴气，将钱玄同憋闷得进退维谷，他开始反思，所谓国粹便是帝制思想的总根源。
溥仪的皇冠被打落了，可是，居然还在故宫内做起国中之国的“皇帝”，对此，钱玄同极不赞同，至于民国政府给这位倒台皇帝的那些优待条件，他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岂有此理。他发表文章敦促溥仪废除伪号，搬出伪宫，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民。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溥仪不得不搬出故宫。钱玄同得知后，立即在《语丝》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他在文章中，对皇帝表示最轻蔑的态度，将之与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地主、王爷并列而称，说他们虽然贫富苦乐不同，但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人。文章说，如今，溥仪“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的向你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他给溥仪指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看看《新青年》和《晨报副刊》，补习一下科学知识，选读几篇白话文，二年后报考高中或大学预科，或到国外去留学，千万不要去读二十四史。他是在提醒溥仪，千万不要再去做皇帝梦，千万警惕那班封建的遗老遗少，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引颈而望，企图复辟帝制。事实证明，他的警觉是很有预见性的，不几年，日本军国主义便把溥仪居为奇货，封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实行血淋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
作狮子吼
1913年，钱玄同来到北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兼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第三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他又改任国文部教授，兼北大文字学教授。1917年1月，蔡元培执掌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来了新派领军人物陈独秀，于是，北大兴起了新文化的波澜。钱玄同的《致陈独秀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Ｇｒａｍｍａｒ，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其实，他在日本留学时，因追随章太炎而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便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了，算来已早于《新青年》10年左右了。当时，在北大执教的学者，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对文学革命大多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他作为章门高足，且又是名流学者，他的加入《新青年》的行列，其影响肯定是非同一般的，难怪陈独秀在给他的复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
1917年8月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建议《新青年》顺应潮流，由直式改为横式，并且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那么，自己就“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胡适那样，尝试着做白话文，“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他还提出，文章不要盲目用典；小学课本、报纸旁要标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文章书写改直行为横行，自左而右，横迤而书等等。这些科学而又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
最初，文学革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尽管《新青年》主动挑战，而旧派学人却悄无声息，没有摆出接招的架势。这怎么行呢？可是，又怎么才能打破沉闷的局面呢？于是，钱玄同、刘半农双双演出一场“苦肉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装扮成顽固派，放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攻击新文化运动。然后，刘半农再写《复王敬轩书》，对之进行逐条批驳。两封信同时刊于《新青年》。
这下终于捅了马蜂窝，旧式文人纷纷致信声援“王敬轩”，并发泄对新文化的仇恨，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树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双簧”戏收到了效果，原先的冷清场面驱之而去，所引发的恰恰是钱玄同等所期待的“文学革命之反响”。
这期间，他给陈独秀频繁去信，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言辞尤为激烈，认为陈独秀“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其理由是，汉字创造之初，我们本无所谓学问。只是诸子百家后，汉字才发挥了学术的作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所谓学问，便成了孔丘的一家之说。所谓四库全书，多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书，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账簿”；还有什么“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所以，他说：“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致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他有意发起一个国语运动。1925年，他与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汪怡、林语堂等，共同讨论国语运动的问题。每周他们都要聚餐一次，大家轮流做主席，专谈“国语罗马字”问题。1935年9月，他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他认为，国语运动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它的口号应该是：“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早在1918年，他就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做。”他对国人的呼唤呐喊，就是要国人从蒙昧之中惊醒，再也不要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了。他说：
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如此对“国粹”的批判，眼界之高远，胆略之豪迈，语气之激烈，深深地打动了有志振兴中华的读者的心。有读者投书《新青年》称赞：“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鼓吹学子
1918年，钱玄同与陈大齐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话题，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这个人换了狗眼，于是，从此以后，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做香喷喷的食物来吃。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选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就欢喜不尽了。
他热爱青年，关注青年的教育。1919年，他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提醒全社会都“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帮助青年辨别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热诚地指导青年去迎接新社会。他特别提出教育者的天道人心，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教育青年，而万不可敷衍于“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做那丧失天良的“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他毕生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他对学生却从不端师道尊严的架子，一直都是春意融融，诲人不倦。他给学生写信，总以“先生”相称，而自己则谦称“弟”，于是，有些学生诧异起来，钱先生怎么称我为“先生”呀，是不是他不认我这个学生了。他知道后，又将“弟”改称为“兄”了。他的学生魏建功回忆，章太炎最后一次来北平时，钱玄同向太炎先生介绍：“这是魏建功，北京大学的同事。”这令魏建功十分感动，他知道，钱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在师传一种美德，那就是不要在学界自立门户，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的引导后人。
钱玄同常说这样的话：“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抱守国粹不放、诋毁文学革命的守旧派中，不仅有老一辈，也有年青的一代。他认为，老的顽固派必然要“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而悲哀之处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选”这些无知青年自以为“略读几篇唐宋古文”，便盲目地反对起文学革命。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已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再清楚不过了，青年消沉而又守旧的根子在于，其成长环境充斥着封建主义的毒素。1923年，有本《小说世界》甚为流行，这是本专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遣消遣”的杂志，他坚决反对青年去阅读这些杂志，因为，这些“消遣”的文章专以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给青年的身心和未来造成极深的毒害。事后，他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批评《小说世界》时，曾这样语重心长地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看出是死文字将青年引入冷寂的旧文学的冰窟窿，所以，他在情急之下喊出了“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他可真是呕心沥血，硬是要将鲜灵活跳的青年，引入朝气蓬勃的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他不仅仅是旧文化的破坏者，而且是新文化的创造者。还是在1918年，当他与陈大齐讨论“保护眼珠，换回人眼”时，便着手新教科书的编写。当时，全国小学教科书都是文言文，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上，公推钱玄同为编辑主任，这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他尤为感奋，一年级第一册的国语课本，就是他与马裕藻、陈大齐合编，由徐悲鸿作插图。在他们所选编的教材中，有琅琅上口的民歌、情趣盎然的童话、生动感人的故事，而且，每个字旁都标有注音符号，可谓筚路蓝缕，革故鼎新。
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青年，唯恐社会上的恶浊环境浸染了纯洁无瑕的青年，他是这样教诲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忱，他说：
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多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成为僵尸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性情中人
钱玄同是个性情中人，为人率直而坦诚，为文峻急而狂傲，透着一股霸气。他和黄侃、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黄侃称他为“疯子”，鲁迅则说：“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鲁迅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他的催促下写出来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同时，他又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多疑、轻信和迁怒。他担心鲁迅所提倡的“小品文”和“幽默”文学，容易将青年引导到“冷酷”和“颓废”的路上去。这就是钱玄同的独特个性，他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公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看到胡适的白话新诗，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批评胡适的几首新诗，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学的拘束，并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当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胡适是个很有雅量的人，且这些中肯的意见，都是胡适所乐于接受的，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自此，白话诗中再也不用文言了。后来，他们之间多次通信，讨论新诗，有人曾夸耀钱玄同是“一函推旧论，数札建新诗”。
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之中，他讨厌中年人的固执和专制，曾经偏激地说：“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1927年9月12日，在他满40周岁时，朋友们有意和他幽默了一把，纷纷写出讣号、挽联、挽诗，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准备在《语丝》上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没有刊行。不过，第二年，他的朋友胡适还是没有忘记此事，特意作了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岁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草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他爱和友人“侃大山”，并留下许多有趣的掌故。每至讲课困倦，他便上好友家去谈天，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云山雾罩，也不知疲倦，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说自己是屁股生了根，挪不动脚步了，以后，凡是去朋友家聊天，他便称之为“生根”。他离家远，中餐多在小饭馆用，遇有与朋友谈论问题，时间往往不够用，于是，便和朋友去饭馆定“雅座”，边吃边聊，他称之为“雅”。如果在朋友家吃饭，他便笑着说，这是“骗饭吃”，或者说“某人赏饭吃”等。他爱访友谈天，可却从来不邀朋友到他家去，据黎锦熙先生回忆，与钱玄同的20年交往中，只去过他家一次。
他的好友周作人评论他好走两个极端，言行“不免有些矛盾地方”。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自己是像梁任公那样，“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930年，他曾计划出版文集。可是，在搜集文章时，他自己犯起了难。因为，他早年复古，笃信古学，如今提倡新学，批判复古，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于是，他又定了一个原则，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章，一概不收。然而，过不了几天，他又拍着桌子，敲打着所选文章，大叫起来：“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他眼里容不得砂子，对人对事力求完美，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毫无疑问，他是个新派人物，可是，其婚姻却是最具典型的旧式婚姻。1924年，夫人徐氏大病一场，走鬼门关闯了几个回合，生命虽然无虞，却落下了病恹恹的身体。他毫不嫌弃，尽力医治，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有朋友劝他纳妾，因为，一妻一妾在当时本是件很风光的事情，况且，他的家境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他却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从不作狭斜游，说如是那样，将对不起自己的学生。他一辈子没有交女朋友。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自己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贯于给人家拿外套，自然不能取悦于女人。当然，他也感觉生活枯燥而乏于情趣，私下也向朋友诉苦，说自己有些“天鹅绒似的悲哀”。他和夫人也不是天天相敬如宾，也常有口角之争。这时，他便告诉朋友：“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这是古语“脱辐”二字的白话翻译，意为夫妻不合。尽管如此，他这一生于“夫妇”之伦，则是恪守不渝，始终如一。
1937年，他病困沦陷的北平。他的学生魏建功南下之前，他给魏建功刻了一枚图章，文曰：“钱夏玄同”。这是他早年反清革命时的名字，此时重用，可见敌忾之意。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拒绝与日本人见面，并向西北联大回来的北师大秘书说：“请转告诸交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
国破山河碎，他的心情极其痛苦，多年的高血压病更是一日甚似一日。1939年1月17日，他终因脑溢血病逝北平。此时，他的同事、学生多已离开北平，所以后事办得比较冷清。到了5月5日，远在陕西城固的北平师范大学闻讯后，在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大会”，又印刷出版了《钱玄同先生纪念集》，其中辑录的北平师大的祭文，可算是对他一生的最为精确的评价：
呜呼先生，一代宗师；学出余杭，不囿藩篱。文字音韵，博采群规；金石甲骨，剖难析疑。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