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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年前的１月１０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它为世界各国所瞩目，也更为我全体国民所瞩目。它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中国第一次想打破“以暴易暴”的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它的影响也是不同寻常的，以致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方式得以成立的，会议中的不少重要理念在新中国初建时得到实践。半个多世纪前的“新政协”比“旧政协”要进步，这是一致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那个时代，则可以再现当时“旧政协”的“非常之处”。各政党、各派别的人士，特别是对立的国共两党都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达成的协议给予高度评价，全体国民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共产党的代表人士周恩来说：“这次政协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是国民党和其他一切党派的成功，也是蒋主席继承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成功。”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闭幕会上说：“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经过十余天热烈的讨论，已经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今天宣告闭会了。……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显光明。”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审视，无论是人们对政协所寄的希望，还是人们在会中提出的政治观念，都有着很多闪光点。这次会议是一次各种政治学说的探讨、一次各种政治思想的交会、是一次各种政治理念的相互妥协与整合，在政治科学与政治实践上都有着很多“非常之处”，值得人们去回味。
       理想：要变兵争为政争，实现和平建国
       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周期史，旧的王朝没落了，总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新的王朝。但无论如何，最终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是，自近代以来，风气渐开，民智渐启，民主学说渐为进步思潮，人们开始探讨新的救国模式。康有为、梁启超率先主张欲“以二三报馆以易天下”。著名报人黄远生也提出“新闻救国”思想。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则提出，革命只能一分用武力，九分用宣传。陈独秀则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认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中国的救世主。随后，真理救国、和平建国的模式渐渐深入人心，出现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观点。
       历史进入了１９４５年。这是让国人激动的一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民族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走向了主权独立。但这一年中国也到了十字路口上，国共两党既是政治集团，也是武装集团，是通过政争达成妥协建立新中国，还是通过兵争实现一统建立新中国，成为全体国民都在思考的问题。希望与挑战并存，用毛泽东的话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道，一条是光明的道路，即民主、和平道路，一条是黑暗的道路，即专政、独裁的道路。中国何去何从？
       是用笔杆子解决问题，还是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向来为没有枪杆子的第三党所热衷，他们是自由知识分子，多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恰好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中国政治树立了一个理想，即协商建国、民主建国。民盟的建立标志着第三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因国共对立而产生，它的政治作用因此而确立。张澜说民主同盟是“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民盟最著名的政治口号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代表其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社论中说：“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此为联合内的构成员（各党派或个人）之一共同点，而以与联合外的两个方面相较，则此为其一重大之不同点。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没有武力，仅靠言论，确为民盟与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盟的存在实际上树起了一支标尺，通过这支标尺，可以测量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真理救国、以民主救国、以和平救国，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
       实际上，谁承认了第三党的政治见解，谁先得到第三党的支持，谁就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共两党才接受了第三党人士的理想与斡旋，最终走到谈判桌上，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６日，第三方面的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向国民党负责与中共接洽的王世杰表示，在国共形成僵局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赴延安做协调工作。对此，蒋介石的态度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并予以配合。
       然后第三方面既向共产党劝和，又向国民党劝和。他们的代表人士，如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７名参政员，６月２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这７名参政员，表示：诸公的热心呼吁，倘能使国民党觉悟，我党无不乐于谈判。同时，周恩来表示欢迎７位参政员到延安商谈。
       在得知毛泽东复电后，６月２３日，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对第三方面７人赴延安之议，宜予同意。蒋介石接受了意见。
       ６月２６日，他们拟了一个方案，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政治见解：（一）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由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之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随后，左舜生策略地向蒋提到前面两点，蒋介石表示“余无成见”。
       ７月１日，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其余６位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乘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７月３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与６位参政员达成两点共识：（一）国民大会停止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此外，中共对于政治会议的组织、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会前释放政治犯等。毛泽东知道６位参政员只能和他商讨这个问题，但不能代表政府表态，因此说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并不要求参政员答复或同意，只要求他们向政府转达。
       毛泽东与黄炎培是第一次见面。黄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话很精彩，大家经常引用。同样，在探讨如何跳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时，黄炎培说：“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回望历史的烟云，让人备感黄炎培这番话的深刻。
       ７月５日，６位参政员返回重庆。蒋介石对他们的延安之行，作了些询问，但如何表态，还是很慎重。
       接下来，又是第三方面发挥政治舆论作用，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尽可能地使会议精神与他们所追求的英美民主政治理想相切合。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８月１４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电，电文如下：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旭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该电采取公开发表的形式，因措辞诚恳，多少给人留下了谦虚的印象，这正是蒋要收取的政治效果。这一策略也收到了舆论效果。《大公报》８月１６日发表社论，表示：“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将球踢到中共一边。
       ８月１６日，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共有权受降，有权参与联合国，这不可能被蒋接受，因此该电实际上是拒绝与蒋会见。蒋并不为朱电之强硬而动怒。８月２０日，蒋二电毛泽东，避开中共的政治要求，专复受降问题，指出朱的要求与盟军规定不符合，将中共置于盟军的对立面，从而使中共的要求输理。同日，《大公报》为蒋氏寄电再发社论，表示：“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
       ８月２３日，蒋三电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借临……兹已准备飞机迎迢。”咬定非毛泽东来不可。
       蒋已经三邀，按中国通常的习惯，不会有第四次了。如果毛不去，第三方面所造成的群众舆论是难以授受的，将负没有和平建国诚意的责任，也将负全体国民的愿望。因此，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研究毛赴渝一事，毛说：我去重庆的问题，去，这样可以争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如果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于是，才有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与国民党共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事宜。
       政府：要成为多党联合的政府，不能成为多党参加的政府
       联合政府就是多党政府，亦即英美所主张的西方政治模式，它不是一党执政、多党参加政府，更不是苏联的一党制。
       联合政府，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斗争之后，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从而把国共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变成了围绕政治理念的斗争，使权力之争变成了真理之争。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提出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实际上，中共倡导建立联合政府，经历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此时第三党还不理解；第二阶段是妥协阶段，从提联合到提参加，此时第三党对联合政府很感兴趣，而共产党不积极；第三阶段是继续提联合政府，放弃了建立多党参加式政府的主张，更加赢得了第三党的拥护，从而使政治协商会议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在这３个阶段中，始终与国共两党的实力较量相联系。从本质上讲，联合政府的提出是国共两党政治实力对比变化上的反映。
       １９４５年２月３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９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９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了一种条件。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是正确的呢？是因为中共将这个构想与第三方面的反应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的。
       抗战期间第三方面本想通过发起宪政运动来改组政府，在中国建立多党制。蒋介石很快意识到宪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政治理念，也能很容易将第三方面吸引过去，结果宪政运动很快被国民党接过去了。然而，宪政运动一开始便显露出与生俱来的缺陷，其文章、著述和议论，基本限于对未来的讨论和描绘，对于现实问题则毫无干预之力。黄炎培看到了这点，他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眼前如何得食，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宪政运动的反思。在这种状态下，宪政运动成为脱离大众、冷冷清清的贵族运动。运动的效果，正如国民党所期望的那样：“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实际上是减少对国民党的怨气。
       毛、周的主要着眼点也是吸引第三方面。然而问题是“宪政”从来不是中共自己的旗帜，这个首先由第三方面提出、尔后又被国民党接过去的口号，中共很难再以同样口号将第三方面吸引到自己周围。因此，中共在宪政运动中的作为十分有限，实际上被边缘化。
       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民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建立起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的口号，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具体化，从而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吸引到自己周围，因而最大限度地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具体地展现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创了中共统战工作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空前地提升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第三方面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第二阶段，则是中共在和国民党谈判时，遇到了阻力，于是将多党联合政府的口号变为多党参加政府的口号。不要小看“联合”变为“参加”这一点，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联合实际上是共和，联合政府就是多党共和政府；而参加政府，则是承认一党为执政党，其余各党是参政党。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赴渝谈判一事。毛泽东对国际与国内的环境作判断，结论是：“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就是说，国共争执近一年的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的问题，以中共走法国道路参加政府而暂告一段落。这标志着数月前中共七大所确立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至此发生重大挫折。当然，与法共参加政府不同，中共是不交枪的。毛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飞临重庆。他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谈话，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这篇看似平淡的谈话，实际上包含了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总体策略，这就是为“统一”设置了一个“民主”的前提。这篇谈话避开了两个敏感问题，对此，记者们没有放过。当毛离开机场到张治中公馆稍作休息时，大公报记者问：“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显然，记者们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国共分歧的焦点。毛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然而，这个时候的第三方面比任何方面都高唱联合政府。重庆谈判正式会议之前，民盟于８月３０日发表“紧急呼吁”：“我们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重庆谈判结束之后，１０月１６日，民盟发表全国临时大会宣言，坚持道：“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中共明确表示参加政府之后，民盟仍在坚持联合政府。民盟这个论点既是针对国民党的专政而言的，也是针对共产党的让步而言的。民盟对中共只谈解放区、不谈联合政府有所不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
       但在第三阶段，中共又提联合政府，并极力论证。原因不仅在于国内有了第三方面的支持，而且在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马歇尔即将启程赴华之际，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要内容是：“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假如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一党训政制与西方民主制是截然对立的，杜鲁门声明的核心，就是要求国民党实行西式民主。这个声明使政协会议的背景和性质发生了根本转换。
       １２月１７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在这里，中共实际上是将一年前关于联合政府的一系列要求，以融入杜鲁门对华声明中某些原话的方式，再度提到国民党面前，使国民党无法正面反驳。
       这就将政协会议的性质重新确定为改组政府的党派会议。
       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飞抵重庆。１８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
       第三方面为什么如此坚持联合政府？周恩来曾准确地分析道，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所争论的解放区和军队数额，在第三方面看来，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而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
       政协开幕前夕，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旧话重提。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更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曾琦表示他对于国共双方发表的《会谈纪要》颇不满意。他希望在政治协商中，共产党能纠正这种错误，大家还是商量联合政府问题。
       曾琦这篇谈话，较为典型地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国共重庆谈判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心态。“争军事”，“争地方”，指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而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无利益可“争”。“争政治”，“争中枢”即联合政府，只有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才有利益可“争”。曾琦所以在政协开幕前又提及此事，是希望中共这一回不要再犯“争地方不争中枢”的“错误”。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起，政协会议全面展开实质性讨论，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政府改组问题。当天，国民党８名代表联名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其要点是：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王世杰对这个提案作了说明，现有国民政府委员３６名，再增加１２名，共为４８名。如果大家承认国民党是立于领导地位的大党，那么国民党委员就不能仅仅在数量上要多，同时要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党便不能履行领导的责任。另外，国民政府主席在选任政府委员时，必须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
       针对国民党这一提案，中共的董必武说：“我们既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当然也同意可以多一些，至于多到什么度，最好是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至于政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一事，董说：“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形式。”
       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说：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国民党提案还提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府委员连署才能提出议案，对此，罗隆基说，这样将使参加政府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
       上述发言表明，国民党扩大政府的方案，实际上仍要由国民党把持一切，因而遭到党外人士的一致反对。
       １月１６日，中共向政协提出，“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鉴于一党训政制遭到各党派的抨击，１月１８日，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共产党方面陆定一的反驳：“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陈立夫历来主张在政体上学苏联，这一回他把国民党的一党制解释为“效法苏联”。这样，苏联模式成为国民党的“合法根据”。陈立夫这一招是比较狠毒的，因为中共与苏共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这样一说倒让中共为难了，把中共的嘴给堵住了。
       然而问题在于，这时中共主张学英美。政协会议是以杜鲁门声明为重要背景召开的，因此，苏式“合法根据”不可能压过美式“合法根据”，国民党被批判的局面未能扭转。
       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占多少名额的问题，是该小组争论的核心。周恩来说：“过半数是绝对多数，这样什么都可以由国民党决定，我们还参加做什么？”孙科则说：如果国民党只占三分之一，“那么国民党是绝对少数了”。一向平和的孙科强硬地说：“国民党非要过半数不可。”结果是，双方均作出让步，均不过半数。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４０名，国民党２０名，其余２０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未规定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
       应当说在改组政府这个问题上，中共与第三方面获得了胜利，国民党一直处于被审判地位。这也是后来蒋介石不执行政协协议的重要原因，因为执行就等于逐渐放弃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
       政党：只能成为政治集团，不能成为军事集团
       政党只能成为政治集团，不能成为军事集团，是政协会议召开前的共识。但作为共识的东西并不能立即付诸实践；相反，这个命题是一个最为实际的问题，关系实际利益，为各方共同关注，解决起来最为棘手。这个命题也可以表述为军队国家化，它提出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军队成为私有的武装集团，结束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的军阀政治，也是抵制以暴易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釜底抽薪的重要举措。
       应当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逻辑。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所以在协商会议召开前、中、后都特别重视军事问题，谈判的方针就是政治从宽、军事从严。最终谈不到一起去，还是取决于军事问题。
       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在会前就军事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早在１９４４年３月林伯渠赴渝谈判之前，蒋即制定了“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方针。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蒋介石为谈判制定出一个总体策略，此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看来，这是蒋与中共打交道所采取的一贯方针。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逻辑。在中国，政治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力的政治是脆弱的、无效的，因此，只要解决了武力，等于解决了政治。蒋介石深谙此道，故而提出以政治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的“不稍”迁就。
       然而，蒋介石的全部不幸在于，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早已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几乎直接针对蒋提出的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毛说：“这些人们对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正因为如此，毛来渝之前在提出走法国道路的同时，就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基于这个认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基本策略，与蒋相同，同样是政治上可做若干让步，但在军事上则不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蒋、毛两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此相似，这一点预示，重庆谈判尚未开始，但大致的结果已经产生，即：双方可以在政治上达成若干协议，但会因军事问题使协议破裂，陷入兵争。
       ９月２日上午，毛泽东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谈话，实际上将重庆谈判中将要涉及的主要问题都提了出来。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中共军队须改编为４８个师，予拒绝讨论。９月３日，周恩来、王若飞首先提出谈判方案，即《谈话要点》，交与国民党方面，共１１项大的条款，其中关键是第十项，即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９月８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共产党方面王若飞说：“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始能求得问题之解决。”王若飞将问题挑明，此即双方军队与政权皆属“两党”，故须彼此承认。
       但既然共产党方面承认国民党在法统上据有正统地位，那么其军队便不认为是党军。张治中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复何理由要保持其一党所私有之军队？”王若飞则说：“国民党现在尚在党治时期，故所称中央军队尚是国民党之军队。”
       国民党军是“国军”还是“党军”，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即国民党政权亦为一党之政权，因此，中共政权不能交给他党政权。
       ９月２１日，国共双方再次会谈。将关于政党、国家和军队关系的问题讨论引向了深入。王若飞说：“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
       国民党方面张群说：“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之私，则各党派团结合作，原是平等的，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他还针对共产党武装情况说，“我们只能有国军，不能有省军，只能有国防，不能有省防”，“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及省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间割据之讥，将何以自解？”
       王若飞接着说：“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意思是国民党有什么资格以国家自居。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造中华民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国民党与国家、政府是一个整体。
       党国关系问题涉及一个法理问题，没法谈通。于是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中国政坛的另一政治力量民盟又是怎样认识此次谈判的呢？张澜于９月１８日发表致蒋、毛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这是一个中间立场。其中有些人士对中共有所不满，主要有：（一）对中共在谈判中不提联合政府，侧重于解放区与军队问题不满；（二）对民盟被排斥于会谈之外不满。在这些人士看来，解放区与军队问题，是中共一党利益，而联合政府问题，才是在野党的共同利益。
       ９月２２日，毛泽东会见了民社党领导人之一的蒋匀田，以加强与民盟人士的沟通。毛说：“商谈了近２０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蒋匀田对上面两个问题的争论没有兴趣，他建议：“毛先生，我认为最好确守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
       蒋匀田上述讲话，是第三方面的代表性意见。对此，毛答道：“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关于从民主政府入手解决问题的意见，毛未作正面答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共当然懂得，只是因种种政治牵扯，毛不便和盘托出，故称之为“高见”。关于中共的武装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毛则作了相当精辟的说明。毛提到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毛说：“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在这里，毛精辟地指出了中共武装的存在，与第三方面政治命运的关系，指出两者命运是相连的，以期最大限度地取得第三方面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
       一般说，民主党派很难理解，也很难支持中共保留武装的要求，将中共的武装与民主党派的利益联系起来，此即中共做民主党派工作的主要方针。胡厥文、李烛尘等人宴请毛泽东时，也对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而中共要求承认中共所辖军队、政权“感到迷惑不解”，毛答：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４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队国家化问题再次提出，大家都能认为军队国家化核心是军党分离。这是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能认可。但如何实现军党分离，成为会议军事小组讨论的焦点。
       青年党在其提案中提出：“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为实现这条原则，青年党提出釜底抽薪的三点建议：“第一，须禁止现役军人参加任何党派，其已有党派关系之现役军人，应一律宣布退党，始可继续担任军职。第二，须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部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派组织及活动。第三，须禁止一切军队实施含有党派性之政治教育。”
       １月１６日，民盟９名代表联名提出军事问题提案，核心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为此，该提案要求“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青年党和民盟都把军人脱离党籍问题，看作军党分离的核心。
       １月１６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作军队国家化报告。周着重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主张两者同时进行。关于军队的改革方向，周说：“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意思是说党军不分的制度同纳粹的军事制度是一样的，党军就是党卫军。关于军党分离问题，周说：“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周表示军党关系必须划清，而怎样划清，周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陆定一是中共参加军事小组的代表之一，陆定一的发言较为简单，主要是强调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陆说：“中共之所以有军队，可比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后政治民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意思是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大家强调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当然也有人会说，国民党中委里将领很多，这点似乎做到。我认为做事情总要慢慢一步步来。而且他们虽有党籍而不做党的活动。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党员都脱党。”邵力子将党籍问题与中共联系起来，看出国共在这个问题上将取得一致意见。国共两党在这一点上难得一致，原因在于两者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党。
       最后，军事小组通过两项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内，军人可以有党籍，但不得有党团组织，也不得有党派活动。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不与当地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只能进行训练，不负责地方防务，军队供给由中央统一筹划。
       这两项只是抽象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谈到一块儿，只是第三方面的理想大家都认为比较美丽罢了，像一个粉红色的梦幻。
       结局：仍然是政争变兵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说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喜剧的话，那就是各方面都接受了多党联合与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并让中国人民隐约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梦幻，所以，会议一结束就有了各方面的欢呼，也就是本文开头描绘的情况。但笔者以为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是一个悲剧，它没有实现和平建国的理念，仍然是政争演变成了兵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国民党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将“戡乱”进行到底。
       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大师说：政治就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以此推论，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最终只能以武力解决，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政治理想召唤的结果，也是武力推进的结果。国共两党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逻辑，都将武力方面的发展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砝码。最重要例证是国共双方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都进行了各自的军事部署。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中共对于政协协议无疑是满意的，因而也是准备执行的。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即政协闭幕第二天，中共中央指示全党：“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８人，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与之相应，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至江苏淮阴地区，以靠近南京，当地解放区已着手安排中央机关的住房。然而，会议协议最难以落实的部分就是军事方面的内容，并且最终导致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共双方停战，并规定了停战期。６月３０日，第二次停战令８天届满。当日，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要求：“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该声明未再提停战日期问题，这样，停战令的时效实际上已不存在。
       ６月３０日，蒋介石与马歇尔长谈，马歇尔说：“余觉除东北外，政府条件颇苛。”蒋坚持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等地区，“所有撤出地带，地方政权交中央”。马歇尔说：“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蒋说：“关于地方政权问题一节，余欲特别声明，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
       当日，周恩来在与记者谈话中介绍了中共的观点，周说：“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干政的防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
       至此，双方都没有妥协余地了。７月２日上午，蒋介石出面与周恩来谈话。蒋单刀直入，提出承德、安东、胶济路和苏北４个问题。蒋说：“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周说：“如中共一旦从苏北撤退，地方秩序必成问题。”坚持中共必须保留地方政权。蒋说：“即令淮安有此情形，亦系一极小的地区，吾人决不应以此小的地方而影响整个大局。就军事观点而论，共军占据淮安一带，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蒋最后强调：“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
       ７月２日的会谈是蒋、周两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正式会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此次谈话都是蒋的最后摊牌。这样，以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为最后争执点，南京谈判形成最后的僵局。
       其实，蒋于６月６日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即开始作战争动员。６月１８日，在南京召开的特种兵会议上，蒋连续两天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今天认定共党的用心，无非要使我们全国民心不安，社会动摇，政府的威信丧落，国军的精神萎靡，然后他好乘机篡夺革命，推翻政府……我们政府到今天不仅是恢复秩序、保护人民的职责无可旁贷，而且经过的事实，实在是无法再忍了。”他还说：“剿匪工作是抗战以后，与建国以前的革命历史必经的阶段。”蒋介石这种从政治角度的论述说明，他决心走向这个必经阶段。
       “剿匪”既是军事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因此蒋在作战争动员的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政治部署。６月５日，蒋在情报会上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对民盟的打击，目的在于限制其对中共的支持，而手段则是压迫民盟的政治空间，不给民盟留出“中间”的余地。７月２６日，在杜月笙约集的一次宴会上，陈立夫对黄炎培明确表示了两点意见：（一）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二）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国民党不与中共并存”，因此民盟亦不能以第三者立场将“国共”并称，必须二者择其一。自此，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日渐收窄。
       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主要是言论空间。他们的主张在政协会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是言论救国、真理救国。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１２月２５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中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均按《刑法》规定惩处。根据上述反动法令，国民党当局动用大批宪兵、特务，捣毁报馆，捕杀报人，在新闻界实行白色恐怖。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主办的新闻事业一律封闭外，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与摧残。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其他被国民党查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报刊，还有重庆《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众时报》等。在享有中国新闻事业中心之称的上海，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与摧残的报刊为数更多。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４日和１Ｏ月３１日被勒令停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之先后发表《为抗议〈周报〉停刊宣言》和《致政协第三方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行径。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４日，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３家报纸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１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新闻界进行大逮捕，一天之内被捕人员达３０多人。
       随着战场上的屡战屡败，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新闻统制政策也日益变本加厉，对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舆论迫害也日益严酷。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的出现，是第三党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国统区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１９４７年２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胜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之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此，在１９４８年间又出现了一轮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声势。１９４８年《大公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国民党政府中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也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招牌。这些刊物表面上既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由于“第三条道路”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并因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充分表现，一时影响十分广泛。但既然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不能落实，国共两党对此都会抵制。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也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大肆迫害与摧残。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社论，对同情学生运动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至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也宣告了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的和平建国理念彻底破灭。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