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这是鲁迅先生在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写过的话。
今年是“三一八”惨案８０周年，可是很多人都忘却了或者根本不知晓这一惨案。我是学历史的，知道这件事；我读过鲁迅的不少文章，当然包括《记念刘和珍君》。近日，一位做文史工作的友人，让我再看一看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或许有新的更深的感受。
８０年前的３月１８日，被称为“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其实惨案发生在白天，天色并不晦暝，而且当夜也同往常一样，并不漫长。事后的民国历史还能一再表明，这一天并不是“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屠杀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事件还一次一次地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想写一篇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一
段首祭文：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
有位历史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者被杀殆尽了，那么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由此推论：中国没有灭亡，是因为中国有爱国者；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是因为中国统治者杀了不少爱国者。
１９２６年是段祺瑞窃取北京政权、自称“临时执政”的第三年。时北洋政府未有“大总统”一职，“临时执政”便是最高统治者。这年３月８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部率青岛舰队向大沽口国民军攻击，国民军用水雷封锁港口，以致中外商轮不能通行。３月１２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日商船不能进口的损失５万元。３月１５日，列强驻华八国公使向北京国务院提出最后通牒，略称：若于３月１８日（星期日）正午止不得满足时，则关系各国的海军当局决定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道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这是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向我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辛丑条约》是经１９００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于次年与列强缔结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中自不能屈服于此一条约。早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北京外交团关于天津交通问题复北京外交部函时曾解释为“清军、民军均可使用京奉铁路及大沽码头为运输交卸之用，不加干涉”。外国是不能根据《辛丑条约》干涉中国交通的，况其所要求的也越出《辛丑条约》范围。此举乃帝国主义蓄意侵略，干涉内政，并支援甘为其工具的奉军进攻北京。
“三一八”惨案时，请愿群众与执政府卫队对峙
北京各界人士闻讯，极为愤慨。１７日上午由北京学联发起，各界团体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会，决议派代表２０人向执政府上请愿书，要求国务院拒绝八国公使无理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执政府卫兵拒绝传达代表们的请愿要求，代表与之发生冲突，卫兵用枪柄击伤６名代表，四川外交请愿团代表杨伯伦伤势最重。因此大家更加愤慨，决定于第二日举行大规模运动，把斗争坚持下去。当天下午４时在翠花胡同国民党市党部开会，到会各团体有国立八校学生会代表，全国学联驻京代表，各中学代表，新闻记者同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留日学生归国团以及四川、广东外交请愿团，北京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报界工会、北京印刷业工会、人力车工会、北京总商会等４０余团体。当时到会代表多主张提出“打倒军阀，推翻段执政，建立国民执政委员会”口号，亦有人主张目前应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内政。会上，李大钊先生认为请愿应专提外交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外，倘段政府坚持媚外，再作第二步打算。最后决定照李大钊的主张，定于１８日上午１０时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各界人士反对八国公使干涉内政示威游行大会，并决定一般标语口号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取消辛丑条约”，“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反对东交民巷八国公使最后通牒”，“反对外国驻军”，“撤除天津、大沽一带外国军舰”，“反对外国在中国内河航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勖勉国民军坚守大沽炮台”，“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境”等，由各团体自制旗帜。
第二日，按决定而行，遂发生惨案。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说：“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多年以后，我在读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利益理论书籍时，对鲁迅先生的话始有所悟。青年学生没有既得利益，只有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而当局统治者除了有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需要维护外，还有既得个人利益需要维护，而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时，他们就为维护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所以当外国人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时，她便失去理智地向列强宣战，全然不顾国家之能力；而当与列强和解时，便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将之作为外交原则，命李鸿章与列强和谈。李鸿章也只得领命而行，只要不动摇这个老太后的统治权，什么都可以谈。而在此次“三一八”惨案中的情况也基本上一样，段执政作为中国军阀，总是以外国为靠山，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轻易是不能与外国作对的。
二
段首祭文：统治阶级对政治的敏感性要比学生强多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开始他们的老谋深算；学生对什么是政治，体会太肤浅了，乱碰政治高压线，只能是自戕。
当爱国者的行动触及统治者的利益时，统治者就会指责爱国者在作乱，在蓄意谋反；而他们在进行这样指责时，就开始了谋杀。
在“三一八”惨案中情况便是这样。有史家认为这次惨案是临时下令屠杀，可有人认为是预谋围杀。尽管在直接记述事件经过的许多文献中，难以发现此为段祺瑞的谋杀。但如果对事件前后的某些细节进行认真梳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即以“外崇国信”为投降帝国主义的宣言，与“取消不平等条约”背道而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驱逐校长杨荫榆、嘲弄刘百昭后，他于１９２５年８月下令整顿学风，扬言“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本执政取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宽贷”。这里已经露出一脸凶相。
段祺瑞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在《甲寅》周刊第１卷１８号上发表文章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是在凶相中显露杀机。
而惨案发生的具体经过，是谋杀说的直接证明。
３月１８日上午９时许，各团体各学校群众即由四面向天安门集合，到会者共有３０００余人，分为４０队，内有女学生４队，工人３队，华侨代表１队。各团体大部分有大旗一面，群众有半数以上执有写上标语口号的小旗。１１时宣布开会，徐秀龙主持，有数人上台演讲。开会时还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参加会议的人更加愤慨。这时徐谦在天安门讲台上讲话，他大声说：“不要怕，段执政的卫队换了，今天在执政府把门的是国民军，大家去吧！不要怕！”大会最后通过了几项决议：
１．电促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２．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３．请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
４．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５．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６．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通过决议之后，即整队游行，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约２０００人。浩浩荡荡，由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行进。当沿途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走近铁狮子胡同时，逐渐分散了一些，下午１时２０分左右，由铁狮子胡同东面进入执政府衙门围墙内的有三四百人。进入围墙之内，即见执政府大门口站着一连卫队，列成横队，一字排开，每排的排长站在排头，连长站在全连中央前面约五六步之处。该连士兵每人有３件武器，一是短步枪，一是盒子炮，一是长２尺宽１寸的利剑。排、连长佩带军刀、盒子炮，此外还各带口哨一枚。当卫队看到游行队伍的头一个人进入围墙之后，连长即发出“注意”的口令，当时全连士兵即由稍息转为立正姿势，同时即将宽刃剑笔直地竖起来，并打开盒子炮的外壳，将枪插在腹前皮腰带中。杀人的准备工作显然就绪。
游行队伍都进入围墙后，人们便聚集在执政府大门口东侧的石狮子附近。当时群众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但卫队紧闭大门，不许进入，也不准见段。于是群众愤怒地高呼口号：“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
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齐刷刷地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射击的时候，连长不断吹哨子，哨音一停，射击便随之停止；哨音再一响，便又射击起来。这样时停时放，进行了约１０分钟之久。可见，对学生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事先预谋是很难做得如此到位的。
曾参加这次游行请愿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杨春洲，亲眼看到这场大屠杀。当时他负责摄像，后来在回忆中将屠杀经过讲得很真切。
我拿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镜头，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就爬上去从卫队背后照了一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对着日光照的，我以为没有照好，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寻镜头。快到南边照壁前，碰上北京艺专的同乡黄云谷，彼此好久未见，就握手寒暄几句。不料正说话间，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拥了过来，同时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站在最前面的同学马上被射倒几个，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也立时中弹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大家纷纷向东西辕门奔出。东辕门已经被堵塞得水泄不通。摔倒、绊倒的同学，人压人，人堆人，乱作一团。我快跑到东辕门的时候，跑在我前面的一个同学，被一个便衣侦探用木棒打中后脑，冒出血花，我急忙转向南跑，跑到照壁东南角的一个院落里。院落的西面和南面是马厩，那些拴着的马都被枪声惊得直立起来。有几个便衣侦探用鞭子追打着向里跑的同学。我看见北京艺专的云南同乡姚宗贤跑进来以后，被侦探紧紧追赶，又由马厩旁向外跑了出去。他跑出去之后，就中弹牺牲了。院落的东面是一排三间小屋，我奔向靠北的一间，一脚踢开屋门，发现这原来是一间士兵的宿舍，屋里已有四个同学，伏在地上躲避枪弹。枪声响了十多分钟，突然听见一声哨子，枪声就停止了。枪声刚停，一个持枪的士兵推开屋门望望我们，匆匆忙忙由一张床褥下取出一把刺刀，又走了出去。这时我很担心，以为杀完外面的，就要来杀屋里的人了。枪声停止不到三分钟，哨又响了，接着爆竹般的枪声又继续大作，屋瓦被流弹打得达达直响，枪声中还夹杂群众的惨叫声。过了约五分钟，随着一声哨音，枪声停了。不料不到三分钟，又响起了哨子，接着第三次枪声又大作。第三次的枪声里，却听不见群众的惨叫声了。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光景，哨子又响了一次，枪声才最后停止了。
当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国术教员李剑秋先生对这次屠杀的预谋最能证明。因教练国术的关系，他与当年段祺瑞卫队中人有旧谊。在惨案发生后进城时，他曾亲到他们那里坐过。当时卫队中人告知李剑秋有关惨杀学生的一些内部消息，转述如下：
段祺瑞于三月十七日将请愿代表打伤之后，预料还会有更大的请愿发生，因而连夜做好一切镇压请愿学生的准备工作。１．在铁狮子胡同的各衙门和公馆门口做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２．决定对前来请愿的学生进行镇压：请愿队伍如在五百人以下，则在大门口由卫队连开步枪；如在二千人左右，则由中门开机关枪，并指定由该部队中有名的机枪射手某连长担任射击。３．内部规定，听到连长哨音则开枪，哨音一停则射击中止，哨音不断地吹，则不断地射击。李先生后来对学生说：“当日进来的学生在五百人以下，如果进来二千人，那就更惨了。”
统治阶级对政治的敏感性要比学生强多了，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立即运用他们的政治嗅觉，开始他们的老谋深算。他们是有政治敏感症的。而学生对什么是政治，体会太浅了，只能是自投罗网。所以鲁迅后来说，段执政府门前就是“死地”，广大言之，当时的中国对这般书生来说就是“死地”，在政治上没有他们的市场。如果想分享，就只能是自戕。
三
段首祭文：“愤青”敢用理想批评现实，为理想去进行自戕。刘和珍就是一个典型“愤青”。我们纪念刘和珍，可以说是为了纪念她的愤青行为与愤青思维。
执政府卫队在逮捕群众
刘和珍遇害后，鲁迅在纪念文章中说，刘和珍君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对她的这一评价，使我想起当今人们常用的一个词：愤青。它在网上出现频率很高，指的是那种容易愤世嫉俗的青年人，愤怒的青年，具有一定的贬义。我们曾都是愤青，只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开始变得成熟了，开始温和了，开始不习惯于愤青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了，甚至于开始看不起或讨厌愤青了。其实愤青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是代表时代方向的一群先知先觉者，只是由于知觉得太早，不太容易被人们接受。在我看来，“五四”青年是这样一群愤青，三一八惨案中的学生也是这样一群愤青。他们敢于为理想去批评现实，为理想去牺牲自己的身体，所以是敢于为主义而去自戕的一群人。刘和珍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是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愤青。我们纪念刘和珍，是为了纪念她的思想、她的性格，她的愤青行为与愤青思维。这里回放几个刘和珍的历史片断，可以折射出那一代令后世永远景仰（或许汗颜）的愤青。
片断一：从先疑到先觉的少年刘和珍
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刘和珍诞生在南昌一个职员的家庭。在她１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遗下寡母及两弟一妹，母亲为了供孩子上学，每天绩麻纺纱到深夜，并把两间住房也租给别人，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后来，一弟一妹因病无钱医治，也不幸夭折了。艰难的生活，使年幼的刘和珍过早地成熟了。每天放学回家，她便帮助母亲挑水、劈柴、做家务。她不爱多说话，凡事都喜欢在心里想个明白。她学习异常勤奋，从不偷懒，一个人老是躲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生活的艰辛，使她从小养成了勤劳、朴素、干练和好学上进的品格。
１９１８年夏天，刘和珍从女子公学毕业了，并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发榜那天，名单前挤满了许多人，她也挤在人群中。只听有人议论说：“这下可好了，读师范不要钱，还有人给米，给书。”听到这话，刘和珍转过身来笑着问：“你知道这米、这书是哪里来的？”
“是官府给的。”
“不！”刘和珍用清脆的嗓音说，“不是官府给的，这粮和书都是老百姓的心血，我们要努力读书，才对得起老百姓。”
小小年纪的刘和珍，语音虽然稚嫩，但敢于说“不”的精神，已经有所展现了。
片断二：冲破封建罗网的学子刘和珍
刘和珍进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各种宣传民主思想的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刘和珍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像《新青年》、《新潮》，《外事日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都曾使她百读不厌。在这些进步书刊的熏陶下，她的视野逐步开阔，觉悟日益提高，她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也深深感到青年正肩负着改造旧中国的重担。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火种立刻从北京燃向全国，青年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刘和珍也起而奔走呼号。组织女学生在校园、饭厅、教室慷慨陈词，声讨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刘和珍写了大量标语，动员同学们用白竹布做成宣传旗，５月１２日一早便带领大家冲破阻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以江西女学生界的名义，拍电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学校当局等斗争的高潮一过，又立刻重申了女校的种种清规戒律，一度被冲开的校门又被重新关闭起来。过去，女校有一条束缚学生的校规：每个学生发给红白两块纸牌，在校时红牌挂在学监房里，离开学校必须由家长持白牌交给学监，然后学生领取红牌随同家长一道离校。否则，不能出校门一步。另外，还严格规定：学生不能会客，不能通信等等。这些规定，看似是为了保护学生，但被刘和珍等进步学生识破，她们认识到校方企图用这种强制手段，设置重重障碍，把学生囚禁在牢笼里，使她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能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里去，而俯首帖耳地听任政府的指挥。刘和珍来到各个寝室，鼓舞大家起来反抗。她设法与江西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成立了女师学生会，并发动全校同学冲出校门，和南昌各校学生会合在一起，跟政府据理抗争，强烈要求争取行动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校规。
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政府怕事情搞僵，不得不妥协下来，连连允诺：修改校章，取消红白纸牌，每星期三、六可以会客，可以自由通信。
斗争胜利了，刘和珍却遭到了学校当局的处分。校方贴出布告：“查戊班学生刘和珍，目无法纪，不遵守校规，聚众要挟学校，本应开除学籍，姑念初犯，着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布告贴出，同学纷纷前去安慰她。刘和珍坦然地对大家说：“我们从此能和男生一样自由地进出校门，能参加校外许多活动，这就好了。学校不敢开除我，记个过算得了什么？”她这坦荡的襟怀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敬佩。
片断三：觉社骨干与时代之花的刘和珍
刘和珍说：“开路的人总是要担一点风险的，有时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她还说，“因为我们是在同旧世界告别，朝新世界迈进啊！”
１９２２年，南昌市各校一些进步学生，纷纷创办各种学会，出版进步刊物，以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女师，刘和珍和几位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觉社”（取“觉悟青年之社”之意），刘和珍任总务股干事。“觉社”是五四运动后江西最早成立的女子进步团体，它提倡婚姻自由，社交公开，反对封建买办婚姻；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并组织青年参加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
“觉社”成立之后，刘和珍对几位同学说要办一个周刊，这样可以交流思想，研究问题，抨击时弊，觉悟就提高得更快了。大家都表示赞同，并一致推选她担任主编。周刊定名《时代之花》，刘和珍负责编稿、发行等多项工作。《时代之花》一共出了７期，深受各校青年学生的欢迎，许多人争相传阅，从中受到鼓舞，增强斗志。袁玉冰在《江西的出版界》一文中，对觉社创办的刊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种周刊，不单是女界的‘明星’，就是江西出版物中，也算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１９２３年春，江西的封建军阀疯狂向进步力量进攻，逮捕了当时进步运动的杰出领导者袁玉冰。刘和珍得知战友身陷囹圄，非常愤慨，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她一面发动江西舆论界集中火力，揭露和谴责军阀侵犯人权的罪行；一面写信给北京的进步同学，要求他们多方奔走，呼吁北方进步报刊予以披露，给江西军阀施加压力。经多方营救，加之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和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将袁玉冰交保释放。袁玉冰出狱的当天晚上，刘和珍等十余人举行集会欢庆斗争的胜利。
片断四：领导北京女师学潮的刘和珍
１９２３年夏，刘和珍从江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保送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深造。她和一道入学的同学互勉说：“我们决不附入社会庸人之流而虚度自己的年华。”当时女师大校长许寿裳先生，知识渊博，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常常鼓励学生在各种学派和思潮中独立思考，提倡科学与民主。许聘请李大钊到校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又聘请了鲁迅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刘和珍亲聆了李大钊、鲁迅的谆谆教诲，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她饱满的爱国热情，刚毅的性格，干练的处事，优秀的成绩，很快便博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信赖，不久就被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１９２４年２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政客彭元彝为教育总长。这一任命引起了整个教育界的极大愤慨，许寿裳和其他一些国立学校的校长一道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这时，一个叫做杨荫榆的女人，趁机收买了一批主张女人治女校的“唯女权论者”为她捧场，当上了女师大的校长。广大师生对这个“洋婆婆”非常不满。为了抗议杨荫榆在女师大的黑暗统治，鲁迅退还了女师大的聘书，宣布辞职。鲁迅的辞职，引起了全校的哗然。刘和珍当众愤慨陈词：“杨荫榆当了校长后，歪风邪气上升，学风败坏，并以整饬学纪为名，镇压学生，长此以往如何了得！”她和同学们一道勇敢地站在鲁迅一边，和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一面组织同学发表宣言，把杨的丑恶行径公布于众；一面派代表赴教育部，控告杨在女师大的黑暗统治，强烈要求撤换杨。学生们把这场斗争称为“驱羊运动”。刘和珍还和同学们起草宣言发表于《京报》，不承认杨为校长，并发函致杨“特请即日离校”，气得杨两眼发直。
１９２５年５月７日，杨荫榆利用学生爱国热情，在校内布置了一个“国耻纪念日讲演会”，并登台自任主席。刘和珍满腔怒火，带头哄场，把杨驱逐出会场。为了对学生施行报复，杨宣布将学生自治会的主要干部刘和珍、许广平等６人开除学籍，勒令离校。面对杨的迫害，学生自治会召集全体同学在风雨操场开紧急大会，决定把杨荫榆赶出学校。杨闻讯潜逃，学生自治会查封了校长办公室，并派人看守校门，严禁杨入校。斗争越来越尖锐，刘和珍接连几夜薄席铺地，在校门的石阶上过夜，准备喋血校门，誓把“驱羊”斗争进行到底。
片断五：应是“三一八”惨案中喋血的刘和珍了。
这个片断很多人都知道，我不想写。从前面４个关于刘和珍的历史片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和珍的喋血是必然的，她的命运是由她的性格与思想所决定的。鲁迅在回忆她时反复说，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实际上，我以为这只是对刘和珍外表的描绘，实际上温和的表面包裹一个桀骜不驯的心。
四
段首祭文：中华民国的军人服从军阀的命令去杀追求真理的学生，并用墨写的谎言去掩盖血写的事实，这只能导致血债的偿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纪念“三一八”惨案中时，有一种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军人。鲁迅在写到他们时，只是为了说明民国执政府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始终和蔼的刘和珍，竟然动用了这些军人，这些军人竟然又开了枪。字里行间，表现出先生极大的痛和极大的恨！我以为，这些军人也是应该“纪念”的，那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做了什么。
军人在专制时代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防外，一个是安内。防外要打得过敌人，安内要不变质，要始终服从统治者的需要。北洋政府表面是共和政府，实际是军阀政府。“阀”即阀门、关口，就是控制的代名词。军阀政治就是以武力统治一切，就是用枪杆子夺取与护卫政权，而不是以真理去征服别人，以科学护卫政权。所以强权与真理的矛盾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军阀时代表现最为激烈。学生以追求真理为天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两者相遇，后者可想而知。“三一八”惨案就是请愿的学生与守卫的士兵相遇的结果。
先看军人对学生的冷血。
３月１８日下午１时执政府铁栅紧闭，门内外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大约三四百人。当时所有的卫队人员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两眼向前直视，对进来的游行队伍无动于衷，面孔上毫无表情。随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学生走到一排卫队前面，对着一个卫队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国民军？”回答说：“我们是卫队，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么能随便到大沽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精神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使学生非常气愤。接着那个学生大声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那卫队仍然绷着脸，不吭气。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就一同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
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学生还以为是放空枪，但当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省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对这一惨案的客观记载，以北京《语丝》周刊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及《现代评论》陈翰笙《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和《东方杂志》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３月号《惨案写真》为最翔实。《东方杂志》将执政府当日卫队荷枪实弹的布置和学生徒手站立门前情况摄制照片印出。群众奔逃，军警仍持枪追杀，因此，伤亡之人，多倒卧铁狮子胡同的东栅门外，距离国务院甚远。伤亡者的伤痕，也多从背入。被杀女生刘和珍枪弹从背部入，斜刺心肺。同跑的女生杨德群想去扶她起来，竟被兵士追击，枪弹从背部入肩头，由前胸右边出。女生张静淑，想去扶起这两人，被兵士赶上，连发４枪，且有刀伤，显然也是追杀。伤亡者的物品也多被劫掠，照壁下有女尸仰卧，身无一物，又表明军人进行了所谓的“打喜财”。国务院西南操坪中有一具女尸被刀刺入，抛举一丈以外，惨不忍睹。临时执政段祺瑞对游行请愿的爱国群众进行的这次冷血虐杀，死４７人，伤２００余人，多为大、中学生，最小的年仅十四五岁。
再看军阀对学生请愿事实的歪曲。
段祺瑞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竟歪曲真相，抵赖罪行。当时的报纸曾有过一个关于惨案发生后当局内幕的报道。据说在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时，５人阁员之中，对此次事件的态度分硬软二派，但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之名，此事便算有了归结。于是就有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暴徒数百名”在徐谦等“共产党”的率领下，“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自己的蓄意残杀也变成了“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在通电中，段执政的国务院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１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１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手枪数支。最后还要将受害者横加“聚众扰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并故意危言耸听：“国家秩序，岌岌可危”，要求各地军警“严重查究，以杜乱源”。
当时参加屠杀学生的军人楚溪春在“亲历记”说，他布置执政府防卫，曾吩咐“前排不许带武器，后几排才许带武器”。当日参加游行的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李世军和北大学生会干事徐闿瑞都说“这是楚君企图脱卸责任的谎言”。这与以下几点不符事实：第一，那天参加请愿的学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说“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显然是故意捏造。第二，那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清楚地证明，面对学生队伍的卫队，排排都是肩荷子弹带、手持步枪，并不是如楚文所说的那样，只有“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第三，惨案中被打死的学生共４７人，受伤的２００余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楚溪春在惨案发生后进入现场时只看到“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显系不实之词。第四，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公开。楚文所说的“一大捆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的纸旗子”不可能是事实。据时人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称“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国民党在北京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
军阀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替自己及部下开脱罪责，大意是说政府是如何忍让，军人是如何文明；另一方面，说学生是“暴徒”，请愿是“暴乱”。当时的鲁迅对此很气愤。他说：
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最后，我们还是看一看的军阀的“良知”与“忏悔”。
段执政府作为军阀政府，为推卸罪责，颠倒黑白，不但漏洞百出，而且杀机毕露。因此，其诬蔑之词一出，全国舆论哗然，执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７篇檄文。诸多媒体也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１２天内，就连续发表了１１３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１０３篇。一个多月后的４月２６日，邵飘萍被入主北京的奉系军阀杀害。这是另一个使历史血腥沉重的话题。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以致十几年后在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见到对“三一八”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北洋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３１１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虔诚礼佛，以示忏悔。或许他内心有两个词在咬噬——晚了……完了……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１个月，１９２６年４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