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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同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源远流长。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带领中国铁路工人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书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高度重视铁路建设和发展，把人民铁路摆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位置；他亲自规划铁路发展蓝图，指挥铁路建设会战，给予中国铁路和全路职工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深切的关怀；他把专列当成自己流动的“办公室”和“家”，曾经７２次乘专列外出视察，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列车走遍神州各地，他乘专列工作、生活了２１４８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运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参加“保路”运动
       １９１１年春天，１８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不久就投入“保路”风潮，参加辛亥革命，迈出他走上革命生涯的第一步。
       １９１１年５月９日，清政府发出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同英、法、德、美４国银行团签订了湘广铁路的借款合同，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先从湖南兴起，迅速扩展到四川、湖北和广东，形成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
       湖南省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组织集会，散发传单，强烈抨击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要求清政府收回铁路干线国有的成命。参加粤汉铁路株洲长沙段筑路的万名工人也进城示威。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目睹了湖南的保路风潮，深受触动，一种民族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在湘乡读书的这段日子，他看到了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逐渐了解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主张，当他得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７２位烈士殉难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投身民主革命的信念。在学校里，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保路运动，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公开表示自己反对清政府、拥护孙中山革命的政治主张。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倡议并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长辫子，还动员其他十几个同学也剪了辫子。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的武昌起义爆发。一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演讲，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一些同学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毛泽东当即决定投笔从戎。１０月２２日，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成功，毛泽东参加了新军。他认真习武，接受军事训练，并开始接触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新军的短短几个月，成为他终生走上革命生涯的起点。
       第一次乘坐火车赴北京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５日，２５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乘船北上汉口，由汉口乘坐火车，到北平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１４年秋天，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读书。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同学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两个月后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新民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毛泽东等十余名会员投入了赴法留学的发动、组织和准备工作。１９１８年６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致信邀请毛泽东、蔡和森进京，并具体指导帮助湖南新民学会的赴法留学活动。经过毛泽东等骨干的宣传鼓动，湖南一师等几所中学的３０余名同学报名赴法勤工俭学。
       ８月１５日，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向同学借了路费，同罗学瓒、张昆第、萧子升、李维汉等２４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长沙出发，顺江北上，到达汉口后转乘火车，直赴北京。８月的北方正值雨季，恰逢河南发洪水，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到达郾城漯河寨时，铁路被洪水冲断，火车被迫停车等候路轨修复。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到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
       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７号，毛泽东与同行的８人挤在３间狭小的房子里住下。１０月，经杨昌济介绍，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月薪８块银元。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大家赴法勤工俭学。
       在长辛店铁路工厂进行社会调查
       １９１８年秋冬，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利用工作方便，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书籍报刊，汲取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此时已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参与了李大钊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观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协助下，安置解决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京的学习生活问题，一批湖南的同学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为了筹集这批青年赴法的路费，毛泽东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来到这家北京周围最大的铁路工厂，与何长工等人商谈赴法相关问题。走进宽大的工厂车间，看到忙碌着检修机车车辆的铁路工人，毛泽东被眼前展示的工业化力量所震撼。他与工人们亲切交谈，认真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见到负责赴法预备班的钳工师傅陶善琮，毛泽东一再握手致意，感谢铁路工人给予青年学生的帮助和教导。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再次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有针对性地了解产业工人的阶级状况，对工厂的管理、工人思想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毛泽东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是他青年时期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的首次社会调查，也是他最早与产业工人的直接接触，这对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有着重要影响。
       新河站首建党小组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会后，毛泽东于８月回到长沙，开始了在湖南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同年１０月，他在长沙创建了第一个党支部。１９２２年５月，湖南党员发展到３０余人，建立支部３个，由此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中共湘区委成立后，继续发展扩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的指示，毛泽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粤汉铁路工人当中，首先在新河站发展铁路工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新河车站位于长沙北门外，旁边就有一个铁路机车修理厂，铁路工人比较集中。这个厂有个修理工叫程地广，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和影响，１９２１年秋天，毛泽东在新河站和机车修理厂创办了铁路工人夜校，启发工人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剥削。毛泽东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工人交朋友。程地广作为毛泽东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他带头响应毛泽东宣传的政治主张，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１９２２年５月，新河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程地广、卢士英等最先加入了党组织，隶属“湖南党支部”的党小组在新河站成立。
       新河站建党的成功经验，推进了粤汉铁路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岳阳、徐家棚、株洲等铁路站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进展顺利，党和工会的组织相继建立，为后来有效地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
       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他被任命为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工运理论同湖南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和粤汉铁路的工人罢工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高潮。
       安源路矿由株萍铁路（株洲——萍乡）和安源煤矿组成，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有１·７万多工人。路矿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压迫深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因此也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关注安源路矿工人的潜在力量，将其确定为发展湖南工人运动的重点。
       １９２１年秋冬到１９２２年初，布衣长衫的毛泽东，曾两次到安源调查研究，布置工作，化装身份，住进老乡家，逐渐同株萍铁路的火车司机们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路矿工人传播劳工解放的消息和道理。毛泽东委派李立三等同志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通过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学文化同传播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很快吸收了一些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入党。１９２２年２月，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在安源路矿成立，党员６人，李立三担任书记。５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俱乐部确立了“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的宗旨，成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安源工人运动形势，确定了举行罢工的时机和斗争策略。９月初，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的策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９月１４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中提出１７条政治经济要求，最后工人俱乐部取得胜利。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到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示安源党组织发展优秀工人入党。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指示要暂避锋芒，采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
       组织粤汉铁路大罢工
       １９２２年５月，粤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８月，岳州亦相继成立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武长（武汉——长沙）段的铁路工人很快形成了组织力量。粤汉铁路湖北段的铁路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威胁，便暗中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流氓地痞挑衅刁难工人，破坏工人运动。
       负责岳州工人俱乐部的共产党员郭亮，认为时机成熟，向毛泽东报告了组织铁路罢工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派出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的组织负责人林育南取得联系，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９月２日，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和湖北两个分部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的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３日内查办鄂局的张荣恩、苗凤鸣，但无答复。９月６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４处俱乐部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铁路局提出查办张、苗，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８条要求，铁路当局毫无动静。９月９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开始罢工。机车锅炉熄火，列车停驶，铁路工厂停工，工人们喊出了“不达目的，誓死不止”的口号。１０日晚，王世王育唆使部分尚未觉悟的工人复工开车，并勾结军阀派出军警押运。郭亮即率罢工工人在岳州做卧轨斗争，遭到军阀镇压，百余工人遭到杀伤，郭亮等被捕。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立即派何叔衡到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毛泽东亲自赶到新河站，发动了粤汉铁路南段的声援性大罢工，并在湖南、上海的报刊上发出声援粤汉铁路罢工的通电，全国各地的工人迅速作出反应。在罢工风潮的压力下，９月２５日，交通部急电王世王育作出妥协，答应了罢工工人的８条要求。历时１９０天，粤汉铁路大罢工取得胜利。
       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
       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团体，动员湘区工人和各阶层人士开展声援活动。２月８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省工团联合会４次发出通电，呼吁湖南各界，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起伸张正义，打倒军阀。全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召开死难工友追悼会，举行工人、学生两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工人、学生募捐援助，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萧耀南。还派郭亮陪同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李伯刚到长沙几个工会作“二．七”惨案报告。
       “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及时改变斗争的策略，保存积蓄革命力量，走出一条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路。
       “毛泽东号”机车组命名
       “毛泽东号”机车的诞生是铁路工人支援革命战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跟党走的意志的体现。
       １９４６年４月，哈尔滨解放，东北解放区成立了东北铁路局。党领导下的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为支援解放战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死车复活”活动，一些在战争中被毁掉的机车被修复。藏匿于肇东车站的ㄇㄎ１—３０４号机车经过工人们２７个昼夜的奋战，修复成功。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带领工人支援解放战争，军代表发动工人们给这台机车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毛泽东号”。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经过哈尔滨铁路局、东北铁路总局的逐级上报，直至上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经陈云同志批准，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号”机车在哈尔滨机务段正式命名。同时命名的还有“朱德号”机车。“毛泽东号”机车是全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机车和集体。
       从１９４６年到２００４年，“毛泽东号”走过５９年的光辉历程，经过机车动力的４次换型，现已配备国产先进的东风４Ｄ型货运内燃机车，创造了安全行驶７８０万公里的全路最高记录。“毛泽东号”机车组为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成为全国交通运输战线的一面旗帜和先进典型。
       乘坐专列“进京赶考”
       １９４９年３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机关准备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今北京）。军委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对平津铁路局部署了专运任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他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下午，毛泽东到达高碑店，听取了叶剑英、滕代远关于中央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周恩来亲自检查了中央进京专列的准备情况。
       ３月２５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登上专列。周恩来下令发车，８时专列启动，经丰台、广安门、西直门，于１１时安全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
       ２５日下午５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之后接见了各界代表。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报了“党中央毛主席胜利抵达北平”的消息。以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
       发表新中国铁路建设重要讲话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从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办公。３周后的７月９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接见出席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铁路机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依靠广大群众，建设人民铁道”。
       新中国建立前夕，军委铁道部为了动员铁路工人“迅速恢复全国原有铁路和建设新铁路，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动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先后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７日和７月１日，召开了全国铁路机务会议和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
       全路机务会议是铁道部系统研究新中国铁路机务运用管理的一次专业会议。会上，树立“毛泽东号”机车组等３面旗帜，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机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是当时在全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召开的第一个大型行业会议，以动员职工投入新中国铁路建设为主题，因此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特别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平市的领导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叶剑英等同志到会祝贺。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铁路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建设一个准确、迅速、安全、经济、效率高、成本低的新型人民铁路”的奋斗目标。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
       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和全路机务会议结束前夕，全体代表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的接见活动中的讲话，是毛泽东对新中国铁路所做的第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专题讲话。７月１８日，滕代远部长将讲话记录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亲自做了阅正，批准铁道部传达。这次讲话给予全路职工以极大鼓舞，并为新中国人民铁路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出访苏联，“主席专列”首次编组运行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参加斯大林７０诞辰庆祝活动，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趟编号为９００１／０２的列车，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专列”第一次编组运行。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晚上，毛泽东访苏专列停靠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周恩来总理提前到列车上检查了各项装备和安全状况。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陪同下，迎候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代表团登上火车。２１时整，专列驶出车站。列车运行５２小时３０分，安全行驶２３３４公里，于１２月９日凌晨１时３０分抵达国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的宽轨列车赴莫斯科。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在站台上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
       视察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工厂
       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工厂是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视察的第一个铁路单位，也是在全国工业系统视察的第一个工厂。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下午２时，毛泽东访苏归国途中，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到达驻地后，他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询问哈尔滨有什么大工厂，省市领导回答说：“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最大，这个厂在革命战争时期发生过较有影响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高兴地表示：“我要去看看！”
       下午４时，毛泽东的汽车进入厂区。因为事先没有明确通知，工厂的干部职工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去办公楼休息的安排，提出直接去车间看看。在工厂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锻冶分厂、机械分厂和机车分厂，他不时停下来观看工人们的修车作业，与工厂领导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了解工厂设备、管理和工人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对工厂党总支书记费立人说：“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个工厂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你们应该给全国的工厂做出榜样。”
       得知费立人同志是从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来到这个厂工作的，毛泽东很高兴地问他懂不懂管理工厂，并对他说：“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向工人学习。”下午５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结束了考察，走到工厂的办公大楼前，很多得到消息的工人同志早就到这里等候，为主席送行，毛泽东、周恩来健步走到工人群众中，同大家握手，表示问候，一下子群情沸腾，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欢呼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哈尔滨车辆厂。
       在哈尔滨考察时，毛泽东亲笔写下苍劲的题词“奋斗”、“发展生产”，表现了他对新中国铁路建设的殷切希望。
       接见“毛泽东号”机车组第二任司机长
       １９４９年３月，军委铁道部成立不久，“毛泽东号”机车受命入关，离开哈尔滨机务段，于３月２７日驶进北京，配属于丰台机务段，开始执行铁道部“宣传工人阶级典型，推行包乘责任制”任务。建国初期，“毛泽东号”的名字和事迹已在全国铁路有广泛影响，学习“毛泽东号”运动有力地带动了新中国铁路的建设。
       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毛泽东号”第二任司机长李永作为全国铁路第一位全国劳模，出席了会议。
       ９月２５日，李永亲自驾驶“毛泽东号”牵引的劳模专列驶进原北京站（前门站）。当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李永在这次会上介绍了经验，举办了先进事迹的专题展览，“毛泽东号”机车组还获得了“生产战线的模范”奖旗。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毛泽东号”司机长。
       在铁路工人的《毛泽东选集》上签名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毛泽东号”第二任司机长李永调任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郭树德接任司机长。他带领机车组，投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断做出新成绩。１９５１年“七一”前夕，机车组的９名乘务员都加入了党组织，他们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寄到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号”机车的第三任司机长郭树德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
       会议期间，郭树德一直想见毛主席，向他汇报“毛泽东号”机车的情况。１０月２３日上午，会间休息，毛泽东来到怀仁堂东客厅，正在这里休息的郭树德快步走到毛主席面前：“主席，我叫郭树德，是开火车的。在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上开车，我代表机车组向您问好。”毛泽东微笑着与郭树德握手，说：“回去以后向工人同志们问好。”
       １１月１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的这一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体代表，毛主席与大家共进晚餐。列席代表郭树德找不到自己的座位，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１号桌。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桌名签摆的位置告诉他：你与毛主席同桌，座位在毛主席对面。顿时激动的泪水充溢在郭树德的眼眶中……
       毛泽东走进宴会厅，全体代表长时间鼓掌，坐在主席对面的郭树德几乎没有动过筷子，他的目光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他口袋里装着一册新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想请主席签个字。恰巧席间，毛泽东放下筷子，向这位火车司机走来，郭树德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说：“我想请主席签个字”。面对这个近乎鲁莽的请求，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３个有力的大字。这是唯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原件已于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后，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人民铁道》报题写报名
       《人民铁道》报创刊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毛泽东主席为该报题写了报名。
       １９４９年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迁到北平，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首倡创办一张全国性铁路报纸，并责成后任人民铁道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齐语同志承办这件事。此事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关心，毛泽东在３张洁白的道林纸上写下了３幅“人民铁道”字样，并在其中的一个右上角画了“Ο”。毛泽东捎话给铁道部和人民铁道报社的同志：“你们让我写报名，我写了３个，你们看哪一个好；我在一个上头画了圈，你们看是不是可以用？”人民铁道报社选择了毛主席画圈的那个报名。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迎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带着领袖的关注，《人民铁道》报在北京创刊。朱德和董必武为创刊号题了词，郭沫若又为副刊题写了“汽笛”刊头。
       《人民铁道》报这份与共和国同年诞生的报纸，已走过５６个春秋了。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它已成长为铁路系统的重要舆论阵地，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成为一份报道中国铁路的权威报纸。
       决策提前修建鹰厦铁路
       鹰厦铁路自浙赣铁路鹰潭站南下至厦门，全长６９４公里，横跨福建全省，是华东地区出海的一条主要干线，这是毛泽东主席采纳了政协委员陈嘉庚的意见决定提前修建的。
       解放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面积１２万平方公里，有着１２００万人口的福建省境内竟无一寸铁路。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这个省的经济发展。
       １９５０年５月，在第一次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陈嘉庚先生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建议，此后又一再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并当面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提出这一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位政协委员、爱国华侨的建议十分理解和重视，不仅亲自过问，而且认真答复。毛泽东与铁道部领导商量，对“一五”期间修建铁路的计划进行调整，最后拍板决定把纳入规划修建的湘潭至韶山的铁路推迟，优先建设鹰厦铁路。
       在完成勘察设计的基础上，鹰厦铁路于１９５５年２月动工兴建，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９日竣工通车，１９５７年１２月验收交付运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鹰厦线连通福州的外福线（外洋～福州）也相继通车，福建境内的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根本改善。鹰厦铁路不仅在经济上作用显著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后来毛泽东又见到陈嘉庚，打趣地说：“福建铁路修好了，你和陈老总（陈毅）都高兴啦。”陈嘉庚等爱国华侨无不称赞“新中国好，共产党伟大”。
       任命北方交通大学校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和支持中国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１年，毛泽东亲自任命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并为该校题写校名。
       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北平铁道管理学院。１９４９年７月，军委铁道部决定，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和唐山工学院三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直属铁道部领导。根据路内其他院校的意见和建议，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１日，政务院第４６次会议讨论决定，将“中国交通大学”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该校校长，呈请中央任命。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７日，政务院下达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更名、隶属（铁道部）及任命正副校长的命令。１９５０年９月５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一届九次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第２９３９号）”，任命茅以升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任命书原件现存镇江“茅以升纪念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铁道部领导向毛泽东汇报铁路系统的大学生分配情况，提出铁路现有技术干部的数量不能适应现有需要的问题。毛泽东指示：“你们自己要办学校。”根据这一重要指示，全国铁路系统迅速掀起办学之风。
       “北方交通大学”定名后，师生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请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铁道部正式函请中央政府办公厅转呈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请求。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茅以升校长接到中央政府办公厅的信函，内附１９５１年元月１日下午６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年团拜会”的请柬，这是一次毛主席“做东”的高规格宴请，茅以升和郭沫若、马寅初等科学文化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被安排在第一席，与毛主席同桌。入座前，周恩来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当听到“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的介绍时，毛泽东握着茅以升的手风趣地笑着说：“你也姓ＭＡＯ，咱们是本家喽！”席间毛主席向茅校长了解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情况，交换了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想法。在亲切的气氛中，茅以升转达了全校师生想请毛主席题写校名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欣然答应。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０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再次转达了师生的愿望。４月２４日，铁道部接到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通知，北方交通大学收到了毛主席的题字，在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写了两行“北方交通大学”，毛泽东自己圈定了第二行。题字一到学校，师生一片欢腾，倍受鼓舞。半个多世纪以来，领袖的关怀激励一代又一代学子，刻苦求知，勇担重任，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栋梁之材。
       视察黄河铁路大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解放前，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封建体制的束缚，黄河水害肆虐，灾难频发。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牵挂着黄河沿岸人民群众的安危。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毛泽东亲临黄河南岸考察，视察了黄河大桥。
       京广铁路线河南区段的黄河大桥是一座旧桥，由于大桥的承载能力有限，原来的一组列车要分成两次通过，过桥时间最长需要３个小时。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铁道部先后５次组织对黄河大桥的维修加固，竣工后改用大型机车一次牵引，整列通过，运行时间缩短到４分钟，提高效率３６倍。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铁道部长滕代远陪同下，视察了黄河铁路大桥。上午９时，他来到黄河南岸的邙山脚下，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反复查看了几个来回。然后，他点燃一支香烟，坐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上，居高临下地俯瞰京广铁路的咽喉——黄河大桥。毛泽东指着奔腾不息的黄河对随行人员说：“要确保黄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黄河铁路大桥的安全。”稍停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睡不好觉的。”在黄河大桥上，毛泽东微笑着与滕代远交谈，询问黄河大桥的情况，滕代远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亲切的询问陪同的郑州铁路局局长刘建章同志，“是何年入党？这座黄河铁桥是哪年修建的？经过了加固，目前承载能力是多少？从发展看，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刘建章对毛主席说：“我不懂得桥梁，有一位技术人员是桥梁工程师，请他前来向主席作具体汇报”。毛主席听了工程师的汇报，当场指示：“现在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啊，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勤俭办一切事业！”一个小时后，毛泽东乘专列，从黄河铁路大桥驶过，进入北岸新乡，沿铁路专用线，直驶号称“小黄河”的人民胜利渠视察。
       为成渝、天兰铁路题词
       “一五”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铁路运输迅速增长，既有的铁路运输能力渐渐不能适应，局部地区发生线路及站场堵塞。铁道部提出了旧线改造和新线并举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主席“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大大地发展铁路”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铁路建设。为改变旧中国铁路少而偏的状况，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新中国刚刚建立，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务院决定拨出巨款，修建西南、西北铁路。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到１９５２年，先后建成了成渝（成都～重庆）、天兰（天水～兰州）、来睦（来宾～睦南关即今友谊关）铁路。“一五”期间，全国新建铁路４８９０公里，全路的里程较解放前增长了２２．５％，达到２６７０８公里，改变了旧中国铁路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构建起了内地铁路网的骨架。
       毛泽东对新中国铁路建设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先后于１９５２年７月和１２月为成渝、天兰铁路题词（即“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庆贺天兰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在祝贺新线建成的同时，又提出了修建天成、兰新铁路的目标，给广大铁路建设者和铁路职工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天兰铁路东起天水北道埠，西至兰州，全长３４８公里，为陇海铁路的最西一段，是内地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道。天兰铁路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５日开工，１９５２年８月通车，１９５４年８月验收运营。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日通车典礼上，张治中将绣有毛泽东题词的锦旗授予西北铁路工程局。
       成渝铁路自成都至重庆，全长５０５公里，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最早投资兴建的铁路之一。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５日，成渝铁路开工，３万解放军战士和１０万民工参战，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３日竣工，１９５３年７月验收运营，结束了大西南无铁路的历史。通车典礼上，滕代远部长把绣有毛泽东题词的锦旗，授予西南铁路工程局。
       关心重视铁道兵建设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
       铁道兵的前身是１９４６年建立的东北民主联军护路队，后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同年５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解放战争中，铁道兵部队配合全军战略进攻，实践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誓言，先后抢修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的１５条干线，为夺取三大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以后，铁道兵主要担当修复铁路工程的重任，转入参加祖国经济建设。在抗美援朝中，铁道兵入朝执行军运保障和修路任务，建起一条被誉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铁道兵作为先锋部队参加了５０余项国家大型铁路建设工程，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建立了不朽功勋。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日，铁道兵集体转业改工，非正式并入铁道部建制，接受铁道部领导，改称“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中铁建筑总公司发扬铁道兵战斗作风，投身到京九、青藏铁路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建立了新的业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以年产值６５０亿元的骄人业绩，雄踞环球最大承包商第１８位，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企业。
       毛泽东非常关心铁道兵的建设，十分重视发挥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他接见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与其畅谈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宏伟目标，并高兴地为铁道兵机关报题写了“铁道兵”３个大字。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铁道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对司令员李寿轩、政委崔田民、副司令员郭维城说：“你们要多快好省地修建铁路。”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７日，毛泽东接见了铁道部政治会议的全体人员。
       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建设
       旧中国的长江上没有一座铁路桥梁，京广、京沪两大干线，依靠武汉和南京的专用轮渡渡运车辆过江。国民党溃退时轮渡又遭破坏。铁路由人民政府接管后，虽然很快恢复了轮渡作业，但能力极低，对干线运输造成极大限制。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指示修建武汉长江大桥，首先贯通京广铁路。铁道部提出龟山、蛇山的桥址方案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亲临武汉实地考察。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登上武昌蛇山黄鹤楼，再次听取汇报，考察京广铁路架桥地形，同意铁道部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方案。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１９５６年５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彭敏局长陪同下，乘坐“武康号”轮船，从桥墩下穿行，视察了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工程。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日到４日，毛泽东先后３次畅游长江，并游到桥墩间击水。之后，他写下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千古佳句。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座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建成的大桥，比批准的工期提前了１５个月。大桥通车后，使京广铁路南北贯通，通过运量比轮渡增加了十多倍，促进了武汉工业基地的建设。
       １９５７年９月６日傍晚，在武汉长江大桥竣工时，毛泽东在铁道部大桥工程局领导陪同下再次视察武汉长江大桥。他详细了解了大桥的工程技术和工程投资状况，表示非常满意。大桥局领导代表全体建桥职工请求毛主席为大桥工程题词。几天以后，毛泽东派人送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