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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烈士已牺牲７０周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好几代人。可是，他的那些著作是由谁、怎样从黑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并得以出版呢？对此，目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讹误颇多。
       笔者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史志编研工作２０余年，现已退休，但仍关注有关方志敏的宣传和研究。据我所知，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这一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有多种说法，并在报刊上展开了争论。后随着各地党史、档案工作者及相关的学者继续深入调查和交流讨论，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方志敏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各种纷争才告一段落。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不少报刊又出现了一些不大负责任的“纪实性的作品”，片面地抓住某些当事人很有局限的一点回忆史料，不作任何分析，就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传送经过”敷衍成篇。这些失实文章有的还被转载。如果再向前追溯，由于解放初冯雪峰的误记，后导致唐弢、胡风、吴奚如等鲁迅研究学者多次重复“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一误传，其错误影响一度甚广。尤其是唐弢的《同志的信任》一文曾选入中学教材，影响更大。时至今日，再不能让讹误蔓延。因此，我根据自己多年来所掌握的相关史实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文稿多次从狱中送出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是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因为前前后后涉及的人较多，而且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在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有些差异，所以就出现多种说法。
       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要把“谁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弄清楚，首先应该从事情的源头作一些仔细的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那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
       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笔者认为，有可能为之的应该是这３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峻。
       胡逸民，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入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说服了，转变态度同情革命。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胡，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１８９８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在浙江省桐庐县任“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１９３４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感人的气节情操，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仍做主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的，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尽其所能，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致拘押收审。另外，即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高家峻，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当时是个未婚青年，家居杭州。他学校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早就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
       以上３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但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峻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方志敏在重托高、程的同时，又重托于胡，高、程、凌３人浑然不知，同样胡也不知道方志敏除重托与己外，还重托了别人。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由此也可见，方志敏决心与中央取得联系之用心良苦。
       以上所说４次“传送文稿”的具体情况为：第一次是高家峻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传送的；第二次是高家峻亲自传送的；第三次胡逸民委托其妻子向影心传送的；第四次是胡逸民亲自传送的。
       仅有两次成功地送到上海
       这４次传送文稿真正达到目的、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一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上旬送至上海的，二是胡逸民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亲自传送的。
       关于程全昭第一次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成功地从南昌送到上海，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有证语。
       请看当事人的自述（程全昭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２日）：“当时我在杭州一所小学教书，１９３５年暑假，他（高家峻）要我去南昌。到南昌后，他叫我把方志敏的几封信带到上海，其中一封是给鲁迅的。”程还说，她把方志敏给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信送出去的当天晚上，“一个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的很时髦的女人来找我，说她是从宋庆龄处来的，她对我说，上海很不安全，要我马上离开上海。第二天我就到了杭州。”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５日，高家峻给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信可以说是证词之二。高亲笔信中提到，“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文稿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初，南昌大水（指洪涝）后的第五天，由我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当时方给程取化名为李贞）转送到上海，在宝隆医院前面交许广平同志收的。”由于高、程这一对往昔的情人，一别就是２０年，直到１９５５年才偶然在杭州相遇（此时程早已与他人组建家庭，膝下子女成群），相互谈起往日之事；后又过２０多年才有追忆，自然会有笔误或误记，如将胡子婴误记为许广平。至于文稿篇名记错更不足为怪，一是因为他只清楚地记得方的主要的（或影响大的）文稿篇名；二是他根本不知道除程全昭传送文稿外，还有他人也受方重托送文稿并同样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些细节也有出入，这也是好理解的。
       证三，《金华县文史资料》第４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刊载了根据凌凤梧生前口述和遗文所整理的资料。据载：高家峻约程全昭到南昌，“凌引她见方（志敏）晤谈后，方就让高将一包文稿和密信交给了她，并为她改名李贞，还给了她２０块钱路费”；“程全昭离开南昌后，久无音信，方很焦急，高（家峻）文书自告奋勇，为方送信并探听文稿下落。他到军法处告诉凌，并说‘我准备借口处理家事向看守所请长假，这次出去不回来了’。凌嘱咐他行动要仔细谨慎。高在请准假后，于９月３０日取道九江去上海，随带方志敏交给他的给宋庆龄、鲁迅、茅盾和李公朴的四封密信。高一去后，也杳无音信”。直到解放后，凌“才知李贞不负所托”，将烈士的信件和文稿送到可靠人手中；也知道了“高自己所带的４封信，将给李公朴的信送去后‘发现有人跟踪，即匆忙返回杭州，另３封信未送到，后来销毁了”。
       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当然是文稿的接收人胡子婴女士留下的文字了。胡就“关于方志敏烈士狱中遗稿移交党中央”之事，专书函致戈宝权。她说：“记得是１９３５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毕云程、胡愈之等人也在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很重要，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共产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根据白天那个送信女孩的约定，胡子婴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至于胡子婴将方志敏狱中文稿取回后的传送经过，当时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向吴允中谈及此事说：１９３５年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９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这两篇文章。那么，这第一次文稿传送的全线过程应是这样：方志敏——高家峻——程全昭——胡子婴——毕云程、胡愈之——王世英——鲁迅、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巴黎（救国时报社）。
       第二次成功传送文稿是由胡逸民亲自完成的。胡逸民有一段回忆说：“方志敏就义前几天，我收下了方当面托付的一摞文稿，藏在床板背面，用绳子把它固定起来。方要我把文稿带给鲁迅。方志敏牺牲后不久我就出狱了，在南昌休息几天，又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１９３６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当年１０月１９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给中共党组织。她当我的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
       关于第二批文稿，据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据档案记载，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Ｋ”（潘汉年）嘱转给谢澹如保存在上海。那么，第二次文稿的传送全线过程应该是：方志敏——胡逸民——胡子婴——章郁安（章秋阳）——宋庆龄——潘汉年——冯雪峰——谢澹如。
       另外，高家峻送文稿和向影心送文稿没成功的具体经过，史学界也基本明确。现简述如下。
       １９３５年７月３０日，高家峻带着方志敏的信和文稿来到上海。高在《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的信》中说：他送了给李公朴的信之后，便“发觉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这与凌凤梧的回忆资料也相吻合）。高在信中只说送信，却未提传送文稿，这就不足置信。因为烈士托高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笔者认为，高不仅带有信而且有文稿，后来文稿散失社会。全国解放后沿线地区发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的手抄本，可能与高有直接关系。
       至于向影心常出入监狱“优待号”并与方志敏面识的情况，也如《追踪》所述。方与胡逸民相商，将文稿交给向影心，托她传送出狱也很有可能。但问题是，向将文稿带出狱后，是否有前往上海“送”的行动呢？至今没有任何可作证据的资料说明。目前唯一有此说的胡逸民也只能说：“向影心接受了送文稿的重托”（况且胡在有的调查人面前，曾否认经他手转托夫人向影心传送过方的文稿），因为此后他们再未见面。向影心原是一位漂亮的大学生，在西安与胡逸民相识，后由杨虎城出面做证婚人，嫁给胡为妻。胡入狱，向一度随胡来到南昌陪伴，可未等胡出狱，向就同桂永清混在一起，后又与军统头目戴笠到了冀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辗转到了重庆，与毛人凤结了婚。向影心是个毫无政治立场的女人，她的堕落，不幸被烈士言中：“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方志敏给胡逸民的遗信）。很显然，向影心所带出去的烈士文稿由此而散落社会。１９４０年，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花重金收买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很可能就是这批散失的文稿之一。
       狱中文稿发表及出版
        方志敏的部分狱中文稿最早公布于世，如前所述，是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上。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之所以能顺利发表，还涉及到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吴玉章，他当时正受党中央委托，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第二个是“周志学先生”。当时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在发表“抗日烈士遗书”的同时，吴玉章加了这样的按语：“本报周志学先生来信并附有方志敏烈士之遗书一件，信及遗书，一并发表如后。”“周志学先生”在信中写道：“率北上抗日先谴队北上抗日，为蒋贼七倍大军所包围而被俘之烈士方志敏，被蒋贼所屠杀了。当烈士被囚于南昌军法处囚室中，曾写有各种重要文件，其中有一件，即为《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我自友人处辗转得到他所写的东西，他是写给全国一切反日救国同胞的，他是为反日救国而牺牲了的，他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坚决反日救国到底的精神，是值得每个反日救国的同胞效法的。因此特奉寄贵报，望贵报为反日救国一定能给以发表。”
       或许，以上的“周志学先生来信”为虚拟，是《救国时报》编者对共产国际东方部转来的文稿及意见的一种技术处理吧。
       至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遗著的出版，解放以前在国内仅上海出现两种：
       一种是史社刊行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１９４０年再版，３６开本，封面左上角有方志敏的画像。书内收有陈绍禹的《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阳朴的《民族英雄方志敏（一）》，原载巴黎《救国时报》第１２期；哈马丹《民族英雄方志敏（二）》，转译自莫斯科《真理报》；《方志敏自传》，包括《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稿；《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方志敏烈士的遗嘱＜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此书流传极少，上海图书馆亦无此藏本，人们所见到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因藏书无版权页，故出版日期不明。根据胡子婴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４日把《可爱的中国》转送给宋庆龄这一史实推断，此书初版不可能早于１９３７年。
       另一种是霞社校印本，书名为《方志敏自传》，１６开本。该书封面为《清贫》开头第一段及第二段前３行烈士手迹影印。书内收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根据冯雪峰说，他后来把方志敏一部分遗稿交给谢澹如。抗战时期，谢为避免意外失落，从文稿中抄出《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篇出版，实际这就是霞社本。目击者看到的是沈鹏年的藏本，封面右下角有“沈鹏年藏印章”。此书也无版权页，所以出版情况不明。上世纪５０年代沈鹏年曾就此询问过谢澹如。谢告诉沈，出版的年月回忆不清了，“当时是为了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３周年或４周年而出版的”。因此，该书的初版日期当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６日至１９４０年春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遗著的出版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１年春，中共中央指示将方志敏狱中遗稿全部上交中央，统一保存。这样，谢澹如便把他所保存的烈士遗稿全部交还冯雪峰。这年夏天冯正奔忙于京沪之间，一面忙于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年３月冯已被任命为该社社长兼总编辑），一面还在主持上海出版《鲁迅日记》的工作。期间，冯雪峰采纳身边同志的建议，打算在烈士文稿交送中央之前，在上海编印成书。冯在征得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很快将《清贫》、《可爱的中国》和《遗信》编成一册，书前有他亲自撰写的《说明》，以《可爱的中国》为书名，委托上海出版公司先影印３０００本于同年９月出版。
       １９５２年仍在冯雪峰的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述影印本排印出版，将冯原来的《说明》移置书末作为附录。自该年５月至８月先后共出６版，计５０万册。此后至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凡中央及江西省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均据影印本排印。
       １９６２年，工人出版社把方志敏狱中遗稿《死》、《给某夫妇的信》、《狱中记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６篇汇编出版，以《狱中记实》为书名。
       １９６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影印本和工人出版社所收编的除《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以外的烈士遗稿合编为一册出版，仍以《可爱的中国》为书名。此书在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７年再版。此外，１９６５年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可爱的中国》。
       １９８０年２月，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作者手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出版了单行本。
       １９８３年３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由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辑《方志敏文集》。该文集共收入方志敏４４篇文稿，分上、中、下篇。上篇为已保存下来的所有狱中文稿１２篇；中篇是作者关于农民运动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的著述；下篇收入作者早期的一部分文艺作品。收入文集的著作均保留了原貌，只作了个别事实和文字的订正。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加了若干题解和注释。
       １９８４年邓小平为《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名。此书正文前配有作者狱中遗照和文稿手迹图片，以及叶剑英于１９７９年手书其１９４０年“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七绝）：“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该书３２开本，封面硬壳精装，首次印刷５５０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９年，为纪念方志敏诞辰１００周年，《方志敏文集》经重新校订仍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尤为感人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退休干部王淑英身患绝症，她在生命垂危之际，捐助人民币２万元，委托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再版《可爱的中国》。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这本收录有烈士《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两篇著作的书，于１９９５年５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另外，据上海图书馆藏书资料得知，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等不少出版单位也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及其烈士其他著作；上海盲童学校盲文出版社于１９９０年还出版了盲文版的方志敏《狱中记实》。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