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５０年代大画其漫画，以讽刺、针砭时弊为业，且他本就思想“落后”，人又“嘎咕”，“不着调”的话平时不会少说。在“反右”运动中，这样的人还能不被划为“右派”？结果竟然不是，好不令人奇怪；还有在文革中，他虽如惊弓之鸟，但到底也是漏网之鱼。莫非他戏听多了，书看杂了，有诸葛亮能掐会算之功？抑或是他在密室里练就一种神功，有瞒天过海之术？带着种种疑问，我采访了他。下面就是我的采访记录。
闻章（以下简称闻）：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只能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得来点“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独特遭遇，我很想听您说说。
韩羽（以下简称韩）：好，我说一说。反右伊始，很偶然的，一个人的名字和我纠缠在了一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猜是谁？
闻：我猜不到。
韩：你猜不到，任谁也猜不到。今天我是第一次向你透露：诗人流沙河。反右运动中，报纸最热门了。每来了报纸，大家你争我夺。当然，动机不同，各有各的心思。我是看热闹。因为自觉着是农村长大的小青年，虽有名利思想，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是沾不上边儿的，最多是个“小资产阶级”。反右明明白白是反资产阶级右派，与我何干？嘿，今天批章伯钧了，还登了照片哩。罗隆基文质彬彬，的确像个“资产阶级”……章伯钧是个胖子……看报就看这个哩。
有一天，看《人民日报》，看来看去看见了个新名字——流沙河。嘿，这不就是《
西游记》里沙和尚的根据地？这名字起得有意思。且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资产阶级”？是《草木篇》，是诗哩。看看这诗“毒”在哪儿？从头看到尾，从尾再看到头，颠来倒去，我挠开了后脑勺。我怎地竟看不出像批判文章指出的那“毒”来？我正自愧认识水平不高，猛地心里一震，想起了我画的那些讽刺“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漫画。如果说《草木篇》有毒，我的那些漫画呢？写诗的能打成右派，画漫画的呢？别慌！别慌！且往下看。看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老资产阶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娘啊，他不大不小，正好跟我同岁。我赶忙把这张报纸叠巴叠巴藏了起来。
就从这时起，本是遥远得不沾边儿的“右派帽子”，突然悬在了头顶上。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还想当画家哩，玩儿完了！这一辈子可长着哩，怎么办哪？
饭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可还得在人前强颜欢笑，装得没有那回事儿。可内心里却开着锅，火烧火燎，恨得只想扇自己两巴掌：谁叫你鬼迷心窍响应号召画那劳什子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漫画？你竟是我的勾命鬼。你先让我尝了甜头，然后又把我陷在坑里，恨死你了。再说，你吃饱了撑的，你“鸣”的什么“放”！这可好，让人家记者给登在《河北日报》上，白纸黑字，板上钉钉。
你猜猜我此时的心态？我告诉你吧。我越思摸越觉得和流沙河一模一样，可越觉得一模一样，越怕和他一模一样，越想把他推得离我更远些。人们不是说“同病相怜”么，不，这时的我正相反，是同病相斥。
我最怕的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那首诗。我最希望的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忽地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流沙河的消息，他家竟是大地主。我松了一口气。我家是富农。富农和地主差着一个档次哩。地、富、反、坏，他是第一，我是第二哩。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不同点。可这个不同点微乎其微，自己都觉得仅是泥佛和土佛，差别不大。我真盼着流沙河有个人命案子才好哩。
我和流沙河先生缘悭一面，他再也没想到，我们曾一度竟是“张三感冒，李四打喷嚏”哩。
闻：那时的你，真令人啼笑皆非。可在啼笑皆非的背后，也让我感到了恐惧。
韩：精神压力，无处不在。我再说说老刘。老刘已作古多年了，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
有一天，下班后一起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冒出一句，小声地冲着我的耳朵说：“韩羽，你的那几幅漫画……”只这半句，不往下说了。就这半句，我也完全了然了。我像被扎了一针。人怕揭短，何况这不仅是“短”，是要命哩。你既然“哪把壶不开提哪把”，我也给你来个“哪把壶不开提哪把”。我精心安排了个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像是无意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老刘，你说的‘人事处就是本机关单位里的派出所’，这话千万可不要对别人说了。”我瞅着他的脸色，倏地白了。我心中暗喜，终于报了这“一箭之仇”。
其实，我们两个最投脾气，老刘，老实本分，胆小怕事，我把他从来都看成忠厚的老哥。可是他为什么突然冒出那么一句，还惹得我向他报“一箭之仇”？若说他是有意搞我，我一百个不信。我思摸来思摸去，明白了。他是“以攻为守”。意思是：运动越来越深入了，以后开会发言，你韩羽不要冲着我来。我先给你提个醒：我也抓着你的小辫子哩。到底老刘长我几岁，能防患于未然。当我明白了老刘，我忽地成熟起来了。你看，那时就连好朋友，都彼此相互提防着，人学精了，人也坏了。
闻：看来，人可以改造环境，环境更可以改造人。
韩：后来“流沙河”淡化了，因为有了小冯。流沙河远在四川，小冯近在河北。曾同过事（后来调外单位），而且年龄比我还小哩，也是“右派”了。我这回算是瞎子害眼，没好了。撒手闭眼，走到哪儿算哪儿了。
我们画报社和文联、文化局在一个院子里。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一忽儿听到东边猛地一嗓子：“快交代！”一忽儿听到西边猛地一嗓子：“不要耍死狗，快说！”四面楚歌。我们画报社夹在中间，你想是啥滋味？如坐针毡。只要那边一吼，我心里就扑通一声。画报社直到这时还没抓出“右派”来哩，人家别的部门都进入批斗阶段了，我们还没动静哩。领导急，我们也急。领导急着只要抓出“右派”，不管是谁。我们群众也急着只要抓出“右派”，可千万不要是“我”。
领导更沉不住气了，不迭声地催促：“难道咱画报社一点问题都没有么？大家一点缺点都没有么？发言啊！”可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都不吭一声。就这样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
领导走投无路了，只好放弃“民主”，来“集中”了。说：“有的同志，说我们下乡深入生活是‘赶鸭子’，大家可以谈谈嘛！”好家伙，冲我来了。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我的“名言”。
这时，你猜我怎么样？我像《三侠剑》里的“棍扫群雄”的蒋伯芳，给逼到了绝处，也就豁出来了。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两眼扫了这个扫那个（好在也就七八个人），谁第一个跳出来不客气，我就对他不客气。上面我不是和你谈过老刘那件事么，这时真的显出它的灵验了。谁也不吭声，领导也没了辙，大家继续大眼瞪小眼。
好险，俗话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你说我此时像不像“漏网之鱼”？直到给“右派”平反之后，我才敢开玩笑说：我没被打成右派，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这话我才不信哩，这个谜，我思摸了多年，若说是领导保护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还想把我往里推哩。我思摸的结果是我的“缺点”助了一臂之力，把我解救了。平常时，有人背后叫我“刺儿头”，何叫“刺儿头”？“刺儿头”就是满头带刺，不好惹。可话又说回来，你如果不招惹我，怎地知道我不好惹？我没少吃了它的亏；也没少沾了它的光。说吃亏，是年年为了它写检查；说沾光，是很少受人欺侮。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这一回，我沾了它一个大光。你想，在会上，领导已经暗示了，大伙为何还不吭声？大伙就那么爱护我？才不哩，巴不得我成了“右派”哩（按指标，画报社抓出一个“右派”就够了）。我成了“右派”，大伙也就不必天天坐在这儿提心吊胆为自己担心了。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你想，谁平常里说话，就百分之百的正确，没个漏儿？没个小辫子？谁又不知我嘴不饶人？在这种情况下发言，可不是开茶话会，傻子才第一个打头阵哩。人人心怀鬼胎，领导的暗示，泡了汤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领导不好再作第二次“暗示”了。再说，八成是领导也自忖着自己有小辫子。狗逼急了跳墙，给咬一口怎么办？就这么着，我过了这道坎儿。我还要说明一点，就凭我这个样儿，假如换成别的单位，兴许更倒霉，更在劫难逃。在此是福，在彼是祸。世上任何人和事，都有它的特殊性。
闻：万一有个“愣头青”第一个站出来，一发言，别人也就齐打伙地上来了，你再嘴不饶人，一人难敌众口。再说，一旦你成了目标，也就取消了你的“发言权”，说不定打入另册了。
韩：偏偏就没有那个“愣头青”，要不怎么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哩。听我往下说。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又煎熬了几天之后，是在会间休息时，有的去打开水，有的去上厕所，也有的坐着抽闷烟，一同事某甲（不说姓名了），拿着一沓稿纸，递给了领导。领导接过去看了一会儿，猛地一拍大腿：“哈哈！哈哈！”高兴得像捡了个大元宝。他的笑声，引起大伙的好奇心，拥了上去，一看，是一篇小说，标题叫“烙印”。那个时代，一看“烙印”二字就扎眼。再一看，作者是同事某乙。大伙心里一下子由阴转晴，可有个“顶缸”的了。
这小说是某乙模仿刘宾雁的干预生活的写作路数写成的，据说是被某刊物退回的，可他没有毁掉，放在箱子里。某甲某乙，同住一屋。某甲从某乙的箱子里拿了这稿子，交给了领导。某乙耳朵聋，很少和别人有鸡毛蒜皮的矛盾，总是趴在桌子上看书，因而多次被评为学习模范哩。
我们虽然没有哈哈大笑，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领导同样高兴。而且还有滋有味地品尝这“高兴”。有的说了：“这么看不方便，贴到墙上不好么？”有的一蹦三跳地跑去找图钉去了。对着张贴在墙上的稿子，老刘凑在我背后，大拇指一翘说：“真他妈的毒呦！”
时过境迁，现在且反观一下我们那时的行径。
先说领导。领导可是老干部、老党员了。看见那“反党的毒草”，竟像捡了个大元宝，高兴得直拍大腿，大奇！
再说我们大伙吧。本来是谁也没得罪过谁，和和气气，可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都盼着对方掉在坑里，人心像是被狗吃了。
就说某甲从某乙的箱子里私自拿出稿子交给领导，你可以说这行径是“鄙”，不为人所取。这是你说。可是我们呢？这“鄙”对我们有恩，是它解脱了我们，救了我们。我们应不应该对它感恩？我们说它“鄙”，是我们忘恩。我们若是对它感恩，我们的道德观又得颠个个儿。
闻：这使我想起萨特说过的话。他说：“他人即地狱。在地狱的边沿，如果必须有人下去，都希望不是自己。”
韩：萨特如是说，莫非他也经过“反右”运动？
闻：“文化大革命”时的保定，听说两派打得很厉害，你是哪一派？
韩：我是逍遥派。刚才不是和你提起过，在“反右”中的那位见了“反党的毒草”欣喜若狂的老革命领导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了没几天，又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位领导成了当然的“走资派”。以前革别人的命，这一回被人“革”了。就好比唱戏，本是唱惯了红脸的，忽然唱起了白脸。角色转换得太快，一时适应不了。你想，这戏能不乱了套？我接着说我们那位“走资派”领导。他原是在参加上级单位举办的学习班时被揪出来的，我们单位的造反派排着队，喊着口号把他押了回来。本是夏天穿的单衣，可他的背上被糨糊和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像盔甲。你读过卡夫卡的小说，简直像极了《变形记》里的那只甲虫。“甲虫”立即被关进了“牛棚”。所谓“牛棚”，也就是我们大院里的一间宿舍。“牛棚”的规定是：“走资派”不能迈出门槛一步。上厕所要请示。门必须开着（为了便于监视）。一天下午，我正在厨房里打开水，院子里一伙“革命群众”集拢在一起下象棋。我还需讲一下，我们这位“走资派”领导，就是个棋迷，他和别人的不同处是他从不亲自和人对垒，他喜欢当高参，给人出招儿，且越俎代庖，硬是拿起棋子替别人走。年深日久，已是习以为常了。这时院子里的群众，一忽儿高喊“出车”，一忽儿高喊“飞相”……我在厨房里瞧得真真的，那位“走资派”领导，就在门里扶着门框，脖子伸得老高，死死地盯着人群。我想，大概是他的棋瘾给勾起来了。我把打开水的事忘到了脑后，也死死地盯着他。再也没想到，他一步跨出了门槛，老天爷，这可是“越狱”了。他仍伸着脖子往前瞅，瞅着瞅着又往前迈了两步。我想，快要有好戏看了。果然又是几步，走到了人群的背后，挤着往里瞅。突然他弯腰伸出手去，喊了一声：“跳马”。人群里另一个声音也喊：“不，不，拱卒。”人群有点乱了，像是两人在争夺棋子。“必须跳马”，“得了吧，我的老主任”。别的观棋人也参与进来，有的说“跳马”，有的说“拱卒”。正闹闹嚷嚷，不可开交间，忽地愣住了。有人发一声喊：“你他妈的反革命，你滚出来干什么？”这位“走资派”也立即醒悟过来，咚咚几步，跑回“牛棚”去了。这伙群众义愤填膺，尤其是那位喊了一声“主任”的，更是觉着受了莫大侮辱，想是为了划清界限，几步蹿到“牛棚”门口，高呼“打到走资派×××”。
我刚提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位“走资派”领导的后背上，被糨糊和标语贴得厚厚一层，像甲虫一样，由此联想起了《变形记》里的甲虫。这仅就外表相似而言，其实，何止仅仅外表相似？比如，同样是成了另类，同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又都有着人的情感、欲求及尊严……卡夫卡的“甲虫”，据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但终又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可我们的这位“走资派甲虫”，却是活生生的。
闻：除了“甲虫”，还有哪些人和事？
韩：说说老杨吧。老杨是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反右”中成了“右派”，整天价嘻嘻哈哈，是个和善的老头儿。分派我俩值班看守“牛棚”。造反派头头三令五申：若是“牛棚”里的“牛”跑了，唯值班人是问。我俩的值班时间，是从８点到１２点。我俩私下里又分了工。我是８点到１０点，他是１０点到１２点。我值完班，轮到他了。可他只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就没了影儿。我又气又急，只好替他。一直到将近１２点了，他不紧不慢地回来了。我问他：“你老小子往哪儿去了？”他说：“我去百货公司转了一圈儿。”我说：“你知道你的任务么？‘走资派’跑了，你吃不了兜着走，连我也跟着倒霉。”他晃了晃脑袋，嘿嘿两声，一字一顿地说：“他跑？他傻呀？他跑了再往哪里领工资去？”一句话，我茅塞顿开。的确，那个时代，人们都驯顺得如笼子里的鸟，即使打开了笼子门，也不敢、也不想飞出笼门一步的。
老马，是我们的组长，党员，人很老实，老实得有点过了头儿。凭他的长相就令人起敬，他长得很像当时的“副统帅”。“文化大革命”之初，正是山雨欲来之际，这位马“副统帅”竟夹上被褥去公安局要求去坐牢，公安局的人把他送了回来。人们这才知道，他过去曾有过一点点芝麻粒大的历史问题。造反派很清楚，他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不是问题，就好好地活着吧。不，没有进了公安局去坐牢，还有第二手，自己把自己吊死了。
再说个自杀未遂的。仍是那位棋迷“走资派”，他自杀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去抢救，又救活了。每天，要派人陪床值班。值班的人，既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不能去伺候自杀的反革命，有失自己的立场），也不是待罪的反革命，只限于不人不鬼有各种各样缺点错误的落后分子。我恰符合这个条件，当然责无旁贷。
十多天后，“走资派”恢复了意识，也能用手在墙上比划着写字表达了，于是，我的好奇心起来了。
我问：“你自杀时，怕不怕？”
他说：“我最怕的是你们，怕被你们发现了死不成。”又说，“我现在才明白，用刀抹脖子，不能冲着前边，应是左边，动脉血管在左边。”
他的话，使我从相反的方面明白了一点：凡是大喊大叫着要上吊或是跳井的，你放心，他绝不想死。
文化局局长，是正厅级，资格老，闹过学潮，闹过暴动，也是当然的大“走资派”。以前他在台上作报告时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样儿我见过；后来他在台上的剃了半个阴阳头被“批倒批臭”的样儿我也见过。
我和文化局长，同在干校劳动，已是１９７２年之后了。造反派和工宣队他们所谓的后台，陈伯达被揪出来了，林彪叛逃摔死了，他们也泄了底气，对我们的管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时已是冬天，也没活儿干了（其实工宣队也不大愿意让我们干活，因为我们干活，他们也得陪着干活，而且还需要做出表率）。可是，人吃饱了，无所事事也难受。精力总得有所发泄。不知是谁发现了，省第二监狱里养的大黑狗，欺侮我们干校里的大花狗。一传俩，俩传仨，都知道了，都义愤填膺了。不行，一定要杀杀大黑狗的威风，长长我们大花狗的志气。有一天，那大黑狗又上门叫阵了，大花狗又要夹起尾巴了。这时齐大伙围了上去，冲着大花狗：
“上！上！咬去！狗日的！”
“你它妈的，上啊！”
“我日你奶奶的，快上！”
大花狗不上，人上，一起朝着大黑狗进攻了。
你猜这伙人里除了我们一般干部还有谁？有副处长，有处长，还有我们的文化局长。动口还动手，脏话冲天，土坷垃乱飞。那大黑狗屁滚尿流而逃。
我瞅得真真的，我们的局长揎拳捋袖，那个投入，那个认真，那个与大黑狗势不两立的仇恨，那个“妈的，妈的”，至今想来，仍历历如昨日。你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能看到这情景？假如没有经过“批倒批臭”的“洗礼”，能放下架子与狗斗，且其乐无穷？能骂出那些脏话来？
后来，平反了，落实政策了，局长又成了局长了，又在台上作报告了，又是一副尊严面孔了。再想看看那斗狗的架式，对不起，过了那个村，没了那个店了。
在干校，一到冬天，每天除了学习、积肥，尚有闲暇。为了打发时光，有的做小木盒，有的逗狗，有的拿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有的躺在床上抽烟瞅房顶……我是绘制《
西游记》人物，给小孩做玩具：在三合板上画上方寸大小的人形，然后用手弓子依其形锯下来，再描线设色，涂上透明漆。梁斌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晒太阳，眯眼打盹。一忽儿走过来瞅一眼《
西游记》人物，又回去打盹，一忽儿又走过来瞅一眼《
西游记》人物。谁也不说话，天天如此。我的《
西游记》人物只得过一句评语，是出自我的美术同行口中：“我看，你又快要挨批斗了！”这时，我心中也有底数：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最后说说我。“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平素里，我所接触的大多是“思想不健康”的“落后分子”，喜欢读的多是所谓的“乌七八糟”的“封、资、修”，这在我的单位里已是人所共知。你想，一旦“横扫”过来，舍我其谁？岂料，刚刚要“扫”哩，忽又“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又岂料，刚刚把“走资派”关进“牛棚”，原先揪斗“走资派”的“造反派”又被另一伙“造反派”揪斗了。幻化莫测如“阳羡鹅笼”，我给搞糊涂了。
逍遥到１９７０年，大字报铺天盖地、万箭齐发冲我来了。意料之中的“牛鬼”没当上，竟当上了意料之外的“反革命黑高参”。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了。等着挨揪吧。且打住话头，再讲讲“揪人”是怎么个揪法。你见过猫捉老鼠么？它是乘其不备猛地扑过去，就这一下子，老鼠就吓个半死了。“造反派”揪人，颇似这一手。比如，要揪斗你了，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可是正当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猛然大喝一声：“揪出×××！”你还没反应过来，两条胳膊早给扭起来了。要的就是这威慑力。这场合我见多了。
每开群众大会（惯常是在群众大会上揪人），就提心吊胆。一次，两次，直至无数次，还不见动静，我有点心急了。怎地还不揪我？又有一次开群众大会，我再也忘不了这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是专门批斗反革命小集团头子×××（据说我就是这个小集团的黑高参），这时群众已集合完毕坐在会场里了。台上仍在布置，我听到台上一“造反派”头头指指台上中间说：“让反革命×××站在这儿。”又指指两边说：“让那两个站这儿。”他说的“那两个”中的一个，我猜摸着就是我。那一个呢，我忘了告诉你了，就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里的黑干将。这时我俩紧坐在一起。突然，造反派头头喊了一声：“肃静。宣布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开始。把反革命分子带上来！”只听屋子外杂沓的跑步声由远而近，一拥而入。两个扭着一个，冲至前台，一个“喷气式”，像戏台上的“亮相”，“定格”在那儿。紧接着造反派头头又大喊一声：“带那两个！”你猜我当时是何感受？我的心中咚咚两声，像被电击了两下子，突然似乎一切都停止了，眼睛异乎寻常地明亮起来，听觉也敏锐了。心里首先冒出的一句是：上了台去，不能孬种！我瞅了一眼“黑干将”，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他的脖子刷地白了，一直白到腮帮子。这一切都是刹那间事。随着那“造反派”头头的话音，又带上了两个。不是我俩，是早已被揪出的另外两个“反革命”。
本来紧锣密鼓杀气腾腾冲我来了，不只大字报贴了满院子，工宣队又三令五申：交代吧！写大字报也可，写小字报也可，个别谈话也可。我是既不写大字报，也不写小字报，更不个别谈话。每逢批斗那“反革命”头头时，我也明白是要看我的“表现”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句话，我的倔劲上来了，豁出去了。从麦苗一尺来高到麦子收割，到玉米结穗儿，你猜怎么样？那“黑高参”竟稀里糊涂，不提不问了，就像没那回事儿。我糊里糊涂地从学习班又进了干校，糊涂了两年之后才得知，那个反革命集团，纯属子虚乌有。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