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１９４３年６月解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在２４年的执政历程中，对中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建立，特别是早期各方面的发展都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息息相关，这毋庸置疑。同时，共产党的组织程序，也决定了它与各国共产党支部之间严密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威，把中共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使自己作出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在中国党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在对中共实行思想禁锢的同时，更直接地对中共实行组织控制：一是不信任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片面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强拉工人来当领导，严重地削弱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力量；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凭主观好恶来选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难以使真正懂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优秀领导者选拔出来；三是对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的处理简单粗暴，过于注重个人责任，“一棍子打死”，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恶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既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取得的，又是在同共产国际对自己全方位的组织控制作斗争中实现的。
共产国际不负责任，陈独秀长期专制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苏共中央为班底的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可以亳不夸张地说，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３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１９２２年７月二大、１９２３年６月三大、１９２５年１月四大，陈独秀连选连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的汉口特别会议上，在三大后就以独裁专断而被称为“大家长”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形成，并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１９２７年５月，中共五大上，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拥护大会的决议，所以仍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无原则的支持。因此，大会选出的仍由陈独秀挂帅的中央领导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切实有效的领导，无法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７月１２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彻底失败的前夜，共产国际才在无奈之中迟迟来电，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但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值幼年，各个方面都很不成熟，特别是独立自主性很差。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严密监控政策，尤其是在组织方面。总书记陈独秀作风专横，力主“二次革命论”，压制工农运动，主动放弃武装和领导权，致使大革命彻底失败。但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却在共产国际的力捧之下，连任５届中央总书记，主党６年之久。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器重、支持，就没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共产国际时喜时怒，瞿秋白大起大落
轰轰裂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为３人政治局常委之首，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就充分显示了一位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的才华，同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１９２７年６月，在中共党内声望看涨、大有取代陈独秀之势的瞿秋白在五大结束一个月之后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７月１２日，共产国际确定了５人临时中央常委会（瞿秋白未入选）的当天，手握大权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虚晃一枪”，撇开新当选的５位常委，悄悄地带上瞿秋白一人上庐山“休养”去了。其实，鲍罗廷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他要在回国前把中共的领导大权移交给瞿秋白。鲍与瞿密谈了一个多星期后，于７月２１日一同返回武汉，并当众宣布：增补瞿秋白为常委，加入原来的５人常委会，并安排后来者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使瞿成为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袖。共产国际之所以选中瞿秋白，一是因为瞿强烈反对陈独秀，否定了陈之后自然要选择一位陈的反对派主党；二是因为瞿旅苏３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颇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被指定与李维汉一起主持这一重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在政治局改选时，尽管共产国际强调要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份，瞿秋白的得票排在了有工人“金字招牌”的苏兆征、向忠发之后，名列第三位，但是由于瞿秋白此时正受共产国际的重用，所以一跃而为３人常委之首，成了中共新领袖。
但是，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无几人能比；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在此次会议上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左”的观点，在革命性质、任务等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中央。结果，暴动连连受挫，瞿秋白威信大降，新中央陷入了困境。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只有经常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１９２８年２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否定了瞿秋白中央的极“左”主张，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４月底，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检讨，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会后，瞿秋白心情沉重地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心目中骤然失重，他的去职已为期不远了。
共产国际搞大动作，向忠发出人意料地当上了总书记
共产国际认定，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共中央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的妥协，决心以工人出身的领导取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对中共领导层实行彻底改造。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选举结果，当时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向忠发以仅有的两个全票（２０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五大时才首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向，这回是在缺席的情况下以全票进入政治局的。但瞿秋白后来者居上，向忠发则无工作可做，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心存不快的向忠发开始认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占据支配地位，这是中共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共产国际同向忠发一样，不甚满意八七会议对中央领导层的改造结果。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央来，成了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还不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了向忠发手上。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庆典。因许多中央领导成员或不在上海或难以脱身，闲置的向忠发便被选派充当代表团团长。１１月初，向忠发率团抵达莫斯科后，以中国工运领袖和中共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向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果敢与能力，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刺激了他的权欲。１９２８年２月，向忠发抓住自己与斯大林、布哈林同在一个委员会批评瞿秋白中央的机会，两次致信斯大林，抨击中共中央１１月决议没有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习性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并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中央领导者的无能，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并专门听取了向的汇报。能够抓住共产国际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的向忠发的出现，对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铁腕人物来说，无疑于一颗新星。尽管３月初，苏兆征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书记身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报到，但共产国际仍喜欢与向忠发打交道，全权代表向忠发成为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３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把百余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直接指导召开中共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已看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位置上去。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一把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表明共产国际对向的政治活动能力已有了相当信任，对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有了绝对把握，下了最后决心。
向忠发清楚共产国际召开中共六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面加强工人分子在中央的地位，也清楚自己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已有了一定地位，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个老工人竟会成为党中央总书记。７月１０日，即六大闭幕的前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正式提出了一份破天荒地把向忠发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随后，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共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这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判断中共领袖的能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其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二是其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发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而根本的则是其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因此，向对瞿秋白中央不满之后，斯大林十分希望能有一位工人出身的领袖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使其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权力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将批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定为六大的基调。瞿秋白仅以较低得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并被留在了莫斯科，从此结束了党内一把手的地位。
共产国际耿耿于怀，李立三、瞿秋白来去匆匆
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操作下，选举产生了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９月，向忠发率蔡和森、李立三先行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央实权的是蔡和森。但是不久蔡和森就因顺直问题而被撤职。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工运领袖李立三在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后，便跟随总书记向忠发先行回国正式开展六届中央的领导工作，与向关系十分亲密。向忠发在免去蔡和森的常委职务的同时，提议由李立三递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水平不高的向忠发所倚重。加之向忠发又是共产国际欣赏的人物，向的力荐，使李立三的升迁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顺利过关。１１月，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担任中央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
李立三进入常委后，即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推崇城市武装起义，大搞反右倾斗争，可谓积极地奉行国际路线。尤其是１９３０年２月周恩来离开中央后，李立三成了实际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左”倾思想日益发展。他无视当时国内国际革命力量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６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本来，“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指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李立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是，“立三路线”又违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精神，因此，李立三又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反对。共产国际几次电报，立三中央仍固执己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遣正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偕瞿秋白火速回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制止“立三路线”。所以，３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由共产国际回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集中批判并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就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会议改造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常委。瞿秋白复出，并取代李立三成为三中全会后实际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但是，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改“七月决议”的基调，将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与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错误，并公开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将李立三错误升级的原因，一是李立三“左”倾冒险策略已由“武装保卫苏联”演变为要求苏联全力支持中国革命，会把苏联卷入到世界大战中来，极不符合苏联对外战略意图。二是李立三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特别是在８月３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高傲发言，令共产国际大为恼火，更是国际纪律所绝不允许的。因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上纲上线，以彻底打倒。
共产国际得到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温和处理和对“立三路线”的温和批评的信息后，很不满意。共产国际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矛盾直指瞿秋白。一是共产国际原指望瞿回国后“赶掉李立三”和“其他赞成他的重要成员”，让受到“抑制”的“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王明等人取代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但瞿秋白没有照办，三中全会后李立三仍留在政治局内，王明未能进入中央，使共产国际认定瞿是个两面派。二是共产国际希望三中全会指出立三错误是原则性错误，但瞿秋白不赞成这种看法。瞿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遭到蔑视的感觉，认为无论李立三还是瞿秋白都不应该再留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于是，四中全会上瞿、李都被开除出政治局。
共产国际大施“换血手术”，王明一步登天
从六大起，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栽培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认为他们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素养，是能够忠实地贯彻国际路线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１９２９年底，王明等人回国后并未受到立三中央的重视。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王明又没达到夺权的目的。这令共产国际十分震怒，十月来信不仅置李立三于死地，而且彻底否定了瞿秋白，还将自己最信赖的王明推上了前台。所以，共产国际不惜将十月来信这样的机密有意透露给沈泽民等人，使他们回国后及时将内情告诉王明，为王明提前下手赶写《两条路线》小册子并向中央发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确保自己的组织意图得以实现，共产国际不惜自食其言，派莫斯科中山大学原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前往中国担任全权代表，一手操纵四中全会，全程监控，将王明“扶上马”。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做了４件事，保王明跃入政治局，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一是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米夫抵达上海后，撇开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第一个就是召见仅仅是个中宣部秘书并屡受中央处分的王明，认真听取了王明等人的汇报，详细征询他们对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制定出完成自己使命的方案，然后按“分工合作”的要求，对王明等人要做的事情面授机宜，亲自指点。二是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压中共中央取消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因为王明等人在党内很孤立，召开紧急会议很难控制多数，没有充分把握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所以米夫决定改召开紧急会议为召集四中全会，以为这样比较有把握把王明推上台。１２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被迫收回成命，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解决中央领导问题。米夫包揽了筹备四中全会的重要工作：自己起草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了以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地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代表参加，而且享有表决权。这样的强硬规定，从组织程序上保证了四中全会按米夫的个人意志顺利进行。三是压中央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为其上台铺平道路。米夫一到上海就对中共中央施加压力，吹嘘王明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给这样的人纪律处分无疑是中央领导的错误。在米夫的催逼下，中央于１２月１６日作出决议，正式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为王明等人“翻了案”。米夫紧接着就提议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实际上这“提议”和命令差不多。这是米夫为王明上台设置的一个重要台阶。四是打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为王明上台扫清障碍。米夫很清楚，要把王明扶上台，不把三中全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搞臭是绝对不行的。为此，他玩弄了一系列伎俩，吹毛求疵，百般挑剔。在米夫的要挟下，１２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路线错误。这还不算，米夫又授意王明、博古以江苏省委、团中央的名义大批中央的“严重错误”。如此穷追猛打，弄得中央威信扫地，无法工作，造成了威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
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１９３１年１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手操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许多与会者不知会议内容，一些与王明意见相佐的人竟没被通知到会。在代表们就会议性质产生激烈争论时，米夫说“召开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国际来电批准，四中全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刚有一部分代表发言后，米夫又说共产国际为保证四中全会安全举行，现在必须结束讨论。在作结论时，米夫对向忠发等工人领导很宽容，虽有错误但决不让他们滚蛋；对瞿秋白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三次点名批评，一票否决；对罗章龙和何孟雄也予以批评，堵死了他们的上升之路；对王明则大力吹捧，称赞不已。米夫要在政治局中保留谁、撤掉谁、增补谁，已经很清楚了。在最后的选举中，米夫利用权力压下了不同意见，勉强通过了“国际名单”。结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被踢出了政治局，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虽保住了总书记职务，名为一把手，但实权完全操在王明手里。２月，在米夫的提议下，王明被补入政治局常委，更是大权独揽。
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统治中央。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中国党的组织领导进行粗暴干涉，中央领导机构被大换班。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共产国际再派“钦差大臣”，王明借机发起强劲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干涉时有体现，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由他在中共中央贯彻上述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王明的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在中共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并企图取毛泽东而代之，严重影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这种结局，共产国际虽不负主要责任，但也摆脱不了干系。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作为前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对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忌恨在心，却无能为力。如今，共产国际很不放心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命王明回国贯彻国际路线。王明欣喜若狂，他要以共产国际的牌子，重新在中共党内赢得多数，打倒毛泽东，夺回失去了的最高权力。刚刚回到延安，王明就盛气凌人，趾高气扬，随时随地，大讲特讲：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他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架于中共中央之上。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招摇撞骗，１２月政治局会议和３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连续取得了“胜利”。此时，王明梦想再次求得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持，实现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图谋。但是，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的领导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谋权的资本。客观地讲，王明能够再次回到中共党内最高决策层中来，这是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王明大搞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旨；王明之所以胆敢公然对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至少不能排除有共产国际为其撑腰这一关键因素。好在，共产国际在最后时刻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也基本上保住了自己的“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