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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1976年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市受到严重的威胁。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人经过周密的磋商，采取果断措施，把“四人帮”及时“隔离审查”，民心大快。这么多重大事件接踵而来，使人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巨大的震撼，深深铭记存脑海中。
       接管之夜
       当时，我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职务是总编室副主任，还有罗东、戴临风两位副主任。由于没有任命主任，而我排名在前，所以实际负责总编室的工作。
       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回答：“局里的几位领导都在三楼，审核中央电视台的建筑模型。”他又问：“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就在对面。”我们随他到了局长办公室，他拿过办公桌上的一张纸、一支笔，让我们两人把姓名写在上面，然后说：“你们去把邓岗叫来。”我早就知道当年晋察冀军区有个著名的“杨罗耿兵团”，那个“耿”就是耿飚，现任中联部长，心中对他很尊敬，虽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却知道应该“言听计从”。我赶忙跑到三楼会议室，低声对邓岗同志说：“耿飚同志来了，让我和老戴留下了姓名，叫你马上到办公室去。”邓岗显然也没有精神准备，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另外几位领导同志说：“我去一下，你们先研究研究吧。”
       他和我一同下楼，到局长办公室，进门打了个招呼：“耿飚同志，你好。”耿飚问他：“局核心小组的人都在吗?”当时还没有建立局党组，只有党的核心小组，邓岗说：“都在三楼。”耿飚对我说：“麻烦你再跑一趟，叫核心小组的成员们都来开会，别的什么都不要说。”我转身又到三楼，把核心小组的成员们都叫下楼来。我遵守规定，只告诉他们立刻下去开会，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是核心小组的会议，我和老戴退了出来，有人从里面把门关上了。我们回到总编室，感到事情来得很突然，又不知道底细，谁也没有说话，只能静静地等待。
       过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对面的门开了，邓岗送耿飚下楼离去，别的核心小组成员也回家了，只有顾文华同志(后来任副局长)来到总编室，看样子很兴奋，笑眯眯地对我们两人伸出四个手指，做了个“抓”的姿势，说：“把那四个人抓起来了。”我们才知道是粉碎了“四人帮”，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怪不得如此紧急，又很神秘呢。
       顾文华告诉我们：耿飚是带着华国锋的亲笔信来的，让邓岗接受耿飚的领导，并且带来了毛主席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他还告诉我们，耿飚是和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一同来的，因为广播局的警卫部队是由卫戍区派来的。他们来到广播局以后，耿飚到局长办公室召开核心小组的会议，邱巍高到各处去加强警戒，我们始终没有见到他。广播局的要害部位是播音区(也叫技术区)，只有拿着印有一个红色“畅”字的工作证，或者保卫部门开的证明信，在人口处交给昼夜轮流站岗的警卫战士，检查合格，才能进入。若干间大、中、小播音室，都在广播大楼东翼的播音区，那里是警卫工作的重点。
       顾、戴二位都回家以后，我就睡在总编室的长沙发上，以便处理可能临时发生的问题。刚才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情景，一一在眼前闪现，虽然广播电视节目都“平安无事”，我却彻夜未能入眠。
       史实真伪
       近来，看到一本涉及“文革”和粉碎“四人帮”的书，其中记载了10月6日晚发生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幕，作者在“导言”中声称：是根据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是“当年的现场记录”，因而“真实性无可置疑”。他叙述得很具体、很生动，显示出“可信性”，而且郑重其事。可是，对于我亲身经历的这件事，作者的一些叙述却不准确，甚至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其“真实性”并非“无可置疑”。
       例如说：“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其实，“带部队”的是邱巍高，而不是耿飚；“进驻”的是“中央广播事业局”，而不是“中央电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电视台的各项工作都归广播局领导，邓岗当时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代局长”而不是中央电台的“台长”。
       再如说：耿飚“让邓岗通知所有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办公室，不能回家”。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我把核心小组成员们从三楼叫到二楼来的，不可能“带着行李卷”。除了叫他们下楼开会，我别的什么都没说。何况，核心小组的成员们住在不同的宿舍区，如果他们不在局里，等打电话把他们都通知到，扛着“行李卷”来到局里，估摸着大约要一个小时(姑且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扛得动)。这段时间里，耿飚和邓岗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在局长办公室，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们的任何动静，作者不是有“当年的现场记录”吗?他在书中怎么会没有记载?在耿飚离去以后，核心小组的成员们并非“不能回家”，而是都回家了。那天夜里只有我一个人睡在总编室，而且，是我自己感到有必要，并不是耿飚安排的。如果另外还有几个人“打地铺”，难道我会“熟视无睹”?
       又如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可以断定，这不是“第一手材料”。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我也从来没有“保管”过任何“钥匙”，更不是在“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而且，我并不是“主任”。
       还如说：耿飚要求“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这一段情节，不知道作者是从谁哪里听说的，还是转引的?实际上，10月6日当天晚上，耿飚(或通过邓岗)并未向局总编室具体布置任务。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二直都是经过局总编室，向“中央三台”总编布置的。他们不可能绕开局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如果“中央三台”连夜检查录音带(电视台是录像带)是项很大的工程，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还得开动所有的录音室、复制间、节目制作机房才行。在这天晚上，并没有如此兴师动众。
       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我们是在第二天白天，根据邓岗的传达，通知“中央三台”，不要再用“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提法的。
       关于十年浩劫和粉碎“四人帮”的详情，我完全没有发言权，不敢妄自置喙。不过，关于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和局长办公室的事情，我是在场的少数人之一，也认真执行了耿飚同志的指示(当时在场的戴临风同志现也健在)。事关重要的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