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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生于1892年，大邓小平12岁，他们都是四川人，都属龙。在邓小平的众多战友之中，他与刘伯承的感情甚为笃厚，二人“长期共事，相知甚深”。邓小平追忆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此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刘邓不可分”，是邓小平、刘伯承两位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亲密合作，百团大战打出了威风
       邓小平与刘伯承相识于1931年的中央苏区。初次见面，刘伯承就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而刘邓共事，则是在抗战以后。 1938年1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严兼任129师政委，师长就是刘伯承。从此，他们共事 13年之久，扛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当时其他几个部队的军政主官，例如120师的贺龙和关向应，115师的林彪(包括后来代理师长陈光》和罗荣桓，新四军的叶挺、项英，后来的主官陈毅和前后两任政委刘少奇、饶漱石，都没有像刘邓大军那样打出一支以军政主官的名字作为军队代称的大军来。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官不和的主观原因，例如叶项不和、饶漱石打击陈毅等。刘邓在几个大部队中，是军政主官共事时间最长、感情最笃的。
       1938年初到129师工作不久，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道，共同指挥了在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三战三捷”——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3次伏击战。日军恼羞成怒，于4月初出兵3万，分 9路向129师起进攻。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同部署反围攻战斗，连克18座县城，先后歼敌6000余人，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12月，刘邓率领129师 386旅主力和先遣支队进入冀南平原地区，巩固冀南和鲁西北地区。
       在著名的正太铁路破击战(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到前线视察地形，密切配合，指挥部队打胜了这一战役。在大战的第三阶段(1940年)，日军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129师处境十分艰难。10月28日，由于形势的严重性，刘邓给前线指挥部每个人发了一支步枪。29日，陈赓指挥386旅以及决死队对关家垴之敌实施总攻击，但是日军三十六师团岗崎大队十分顽固。集总副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电报，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旬之敌。
       从早4时到中午，战斗一直进行得十分激烈。陈赓给指挥部打来电话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把话筒摔掉。邓小平及时地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邓小平关于“全局”的指示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此后电话接连不断，胜利消息频传。刘伯承对着话筒吼道：“把手榴弹从烟囱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去话筒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就这样，在刘邓的指挥下，八路军打得日军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战后，在129师传出一种说法，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杨国宇：《追忆往事话权威》)，其实这是折服。
       但是百团大战中129师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歼敌约8000人，而129师阵亡2249人，负伤5113人，共计7362人，双方损失将近一比一。彭德怀后来承认：“破击战后期，我也有些蛮干的指挥……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彭德怀自述》)刘邓对彭德怀那样的“蛮干的指挥”是不满意的，但是他们坚决维护了“大局”和彭德怀的威信。百团大战之后，刘邓都有所反思。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重，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指出：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一向反对死打硬拼的刘伯承，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有一种传说，说彭德怀怀疑刘伯承向毛泽东告了状，大怒，在毛泽东面前不指名地骂了娘。由于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刘伯承得罪了彭德怀。1957年彭德怀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指出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整了刘伯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替刘伯承说了公道话，使刘伯承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有所减轻。当然，这是后话了。
       刘伯承非常关心邓小平的生命安全。1942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邓小平率772团一部去太岳区检查工作。去太岳要通过敌人封锁的白晋线，相当危险。刘伯承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亲自作了严密部署，命129师参谋长李达：“现在敌人“扫荡”得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之后仍不放心，在邓小平通过白晋线的晚上，刘伯承通宵未眠，亲自坐镇师作战科值班室。值班参谋多次劝他休息，他都不肯。直到天快亮了，陈赓来了电话，告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5月1日，日军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即开始“扫荡”太岳区。对此，刘伯承又吩咐李达说：敌人的“扫荡”，在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的安全。
       在1942年夏季的反“扫荡”战役中，刘伯承在转移途中一度非常危急，但是他在突围后却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的情况，命令部队在路经之处注意联络。
       曾在129师担任机要科长、军政处长，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杨国宇将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经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在刘伯承、邓小平共同作战的13年中，凡是刘伯承作出的重要决定，邓小平都能给予坚决维护和最大限度地紧密配合与支持，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给予坚决支持，并主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是重要的原因。129师的一位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当去问邓政委时，邓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6年夏，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刘伯承了解到将指挥所及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部大车，可后发现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这本是邓小平分管的工作，但邓认为部队在这方面做了错事，军事干部出面批评也是应当的。刘伯承讲完后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邓小平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按：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其实刘伯承当时是司令员)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
       
       1947年7月底鲁西南战役结束，部队连续作战28天，伤亡1．3万余人，没有新兵补充，弹药和冬衣匮乏，故准备休整一段时间，8月15日遵从党中央、酌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但是7月29日，即鲁西南战役结束的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来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他们明白，若不是陕北情况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发出这样的电报的。他们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刘伯承宣布提前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
       大家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有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因中央军委的绝密电不能明说，刘伯承讲完话后，邓小平很快站起来对大家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邓小平知道，这个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全国战局的需要，只有不要后方，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扭转战局。休会期间，邓小平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纷纷表示要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刘邓二人，一个进行政治动员，一个进行战役部署，互相支持，从而把部队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邓小平在42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后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那是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邓小平：司令员和政委应该既分工又合作
       在刘邓共同参加的会上，他们两人往往是你讲话的时候我插几句，我讲的时候你插几句。开头几句大家还分得清楚谁讲了什么，渐渐地就很难分清了。人们记得清楚的是，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事实上，许多重大作战方案，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是刘邓共同指挥的。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
       刘伯承主管军事工作，邓小平主管政治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在某些战役的方针、方案等重大战役问题的决策上，邓小平敢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与刘伯承共同作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
       1947年8月下旬，国民党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企图分东西两路将刘邓大军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为此，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如能歼灭其中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望按实情处理。敌人大兵压境，形势严峻，是打，还是不打，急需指挥员作出决策。当时，刘邓所率4个纵队的兵力只有5万余人，加之陇海路战役刚结束，兵马疲惫，亟待休整，立即作战确有困难。
       邓小平向刘伯承等人提出了两种方案：第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先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尔后再南下寻机歼敌；第二个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邓小平提出的这两个想法，实际上也是大家面临的选择。接着，邓小平给大家进一步作了分析：前一个方案对当前有利，可不利于将来机动作战，势必要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后者，我们负担重些，可对全局就有利多了。他的意见是按第二个方案办，而且建议按中央的指示打西路之敌。刘伯承对小平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最后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战机，集中主力歼灭敌西路军中的整编第三师。
       8月26日晚，在渡淮河前夕，刘伯承亲自在河边指挥部队侦察徒步渡河的可行性。当时尾追的敌19个旅已经紧紧跟了上来，先头部队离他们只剩下约15公里。在这个危急时刻，邓小平果断地建议：“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刘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张之轩：《淮河抢渡》，载《刘邓大军征战记》第四卷)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徒步渡过淮河。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在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
       8月底，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阵势。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10纵和12纵分别向桐柏区和江汉区挺进，同时命令1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分开了，成立了两个指挥所，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随纵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
       12月10日晚，刘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时，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分手的那一天，邓小平冒着雨雪给刘伯承送行。他们都没有上马，并肩步行，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是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再一次提出把警卫团给邓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则提出要刘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叮嘱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司令员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生活上总是相互体贴，相互关照，而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自己多挑重担，让对方轻松一点。12月10日当夜，刘邓分开了。分开后，刘伯承增加每天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在形势相当严峻、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把战线引向蒋管区、实现战略反攻的任务。1948年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前、后方两个指挥所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刘邓又会师了。
       实施战役总结，多数是在邓小平的协助下以刘伯承为主进行的，有些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共同研究进行的。但是，当刘伯承由于其他任务难以分身时，为了及时地总结战役经验，邓小平总是能够主动地承担下来，把战役总结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抓紧抓好。邓小平对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的总结就是一例。黄维兵团被歼后，邓小平随中原野战军前指于1949年元旦到达商丘以南的张菜园。当时刘伯承和陈毅赴中央开会，前线只有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负责。邓小平在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的同时，主持进行了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
       按理说，进行战役总结主要是从作战的角度进行，是军事主官负责的，邓小平待刘伯承等回来后再进行也不为过。但邓小平认为，为了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能够很快地掌握前线情况，让部队迅速地汲取经验教训，必须及时进行总结。于是，邓小平到达商丘的当天，就给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部署了总结工作。报告初稿拿来后，邓小平不满意，提出了修改意见。总结报告修改稿再次交上时，邓小平亲自动笔修改。1月3日上午，邓小平与张际春签发后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个总结中，邓小平以多半的篇幅用来总结对黄维兵团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对第三阶段作战经验的总结更为深刻。这些经验当时对于我军歼灭杜聿明集团和以后的渡江战役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刘邓的团结给部下以深刻的教育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互相支持、紧密合作的生动事迹，深深地影响着部属，也教育了一些喜欢争功诿过、闹不团结的人。在刘邓的部队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上半年，有一个团的团长、政委，俩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是，他俩都有个毛病，就是打完仗之后爱争个你高我低，互不服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时间长了，俩人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
       有一次，俩人都找机关的同志，要求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好分个你是我非。说来也巧，机关的同志正在谈论着刘邓之间肝胆相照、情同手足的感人事迹。他们说：邓政委比刘司令员年轻十几岁，他总是把刘司令员当兄长那样尊敬，刘司令员也同样尊敬邓政委。每当邓政委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政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政委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直到目送邓政委身影消失了才转身返回。有一次，部队要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政委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国”。有位干部还追忆起1942年参加刘司令员五十大寿祝贺大会时的情景，说在那次大会上，邓政委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记得邓政委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已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同志讲的上述这些故事，好像专门给这两位团长、政委听似的。其实，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赞美，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一次会议时，里边的场景使他俩看呆了：原来，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司令员认真地听取邓政委的见解，邓政委不断地点头赞许刘司令员的真知灼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和教育。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伯承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堕，堕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小平讲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鲁南的盛夏季节十分炎热，当邓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伯承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政委手里。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司令员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地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不，我应该先做检讨!”政委说道。
       就在他俩争着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他们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人们称颂：二野是团结的；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由于刘邓的和衷共济，默契配合，情同手足，使刘邓大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始终信心坚定，步调一致，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在刘邓麾下工作了13年的杨国宇才感慨地说：“刘邓连接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的老同志时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邓小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刘伯承
       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以后，蒋介石抽调了30多个旅约29万余人的兵力，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及时完成了战略展开，与敌人周旋。10月之后的大别山，气候已经很冷。由于部队刚到新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政权才开始建立，粮食、被服、弹药、药品等都很缺。从司令员、政委到普通战士，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服，睡觉盖的还是毯子和夹被。然而，在这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邓一直与部队同甘共苦。在豫鄂皖三省交界的福田河地区，刘邓二人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动手缝衣服。
       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千里跃进来到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困难确实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司令员对大家很关心，实际上他比我们更困难。他年近花甲，还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现在已到寒冬时节，晚上很冷，我们只好叫警卫员给他多铺一点稻草。”警卫团长夏云超深为感慨，邓政委自己衣单被薄，还时刻想着老战友的冷暖。
       部队昼夜兼程，转战到了金寨县南边斑竹园地区。这里山高路窄，部队行军很困难。有时连骡马行走，都要人前拉后推才能上得去。刘伯承年事已高，眼睛不好，常拄着棍子爬山越岭，指挥打仗，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在一次夜行军牛，夏云超随1连(该连担任首长警卫)行动，听到刘邓首长在说话。邓小平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掉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
       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刘伯承说：“老马识途。它有夜眼，不怕天黑，走路特别小心，连一个小小的坑洼，也要用鼻子闻一闻，侦察清楚了才走。你放心吧，摔不倒的!”邓小平又很不放心地说：“不管怎么着，总叫人担心!”(夏云超：《难以忘却的往事》)。邓小平对战友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还经常提醒同志们，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大家要特别照顾。
       在大别山期间，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空投下蒋介石的传单，警卫员捡到后递给司令员和政委。刘伯承视力不好，问邓小平：“还有我们两个人的照片?”邓小平风趣地说：“是，用不着我们花钱，白洗了这么多照片!”在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谁能活捉刘、邓，悬赏500万元。刘伯承笑了：“想不到我们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邓小平说：“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以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常委讨论分工时，邓小平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
       在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过程中，刘、陈、邓在一天24个小时中必有一个人值班。对于夜班，刘伯承说要一视同仁。但是邓、陈反对，说遇到重大情况才在夜里把刘叫醒。邓小平在值夜班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刘伯承休息，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坚持主动连值两班，对准时来接班的刘伯承说：“这一阵子把你拖垮了，你好好去休息。我年轻力壮，应该多担点工作。有大事一定来叫你。”(《刘伯承传》第472页)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在战火硝烟中与日俱增。
       邓小平：“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辞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务，离开了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 (后更名为军事学院)的新工作。这样，刘邓二人长达13年的共事生涯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2年，邓小平也奉调进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一个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一个在北京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
       到了1957年后，正当军事学院的工作在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军队内部一场反对所谓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刘伯承蒙受了不白之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1957年2月，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在随后向中央和军委递交的《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书面报告里，对学院作了“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估计和军事学院领导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的判断。当时在上海养病的刘伯承非常重视，抱病给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陈伯钧、副政委钟期光写信，要求军事学院领导坚决贯彻和执行彭德怀的指示。1958年3月，林彪建议把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了点刘伯承的名字以外，还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粟裕、叶剑英的名字。7月上旬，刘伯承由南京来北京参加会议。刘伯承的汽车刚在怀仁堂前停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迎上前去，紧紧握了握老战友的手。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7月 10日，病中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堂，作了检查发言。一位与会者事后说：“听了忠心耿耿，残衰多病的刘元帅检讨后，颇受感动。”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刘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刘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刘伯承还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军事学院被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继续举行揭发批判(1957年9月，刘伯承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最后从根本上否定了刘伯承从1950年主持创办军事学院以来的贡献，认为有罪，并且把刘伯承与历史上的王明路线紧密挂钩，抹煞了他的历史功绩。刘伯承在失去信任后，主动辞去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专心养病。
       刘伯承逝世后，夫人汪荣华在悼念文章中回顾了他此后的的心路历程：“此后，还有人想给你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你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说来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话，不说一句怨言。” (李普：《忆刘帅》)
       最终给刘伯承平反的，还是他的老战友邓小平。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年国庆节前夕，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人来到邓小平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张震：《张震回忆录》)。邓小平的讲话，最终解除了为刘伯承平反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为刘伯承平了反。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75年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10月 7日，94岁的刘伯承在北京病逝。10月14日，在万寿路总后礼堂举行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注视着昔日的老搭档、老战友的仪容，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10月21日，尚未从悲痛中走出的邓小平写了情深意切的《悼伯承》一文，他再次指出：“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具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92年，《刘伯承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书名。
       一位日本学者曾撰文说：“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 (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大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