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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生于1877年，湖北竹山人。此公为武昌首义元勋，没有为共和的创建死于战场，而死于起义成功后的政治阴谋，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其人其事，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各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张振武案中便存在着各种是是非非、真真假假。1912年共和初建的中国，各种报纸从不同的立场上去报道张振武案，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当代人写不好或不好写当代史，笔者移目90年前近代史上的张振武案，或许能梳理个明白。
       
        真拥黎还是假拥黎
       
       人们常说，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导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武昌起义中起用封建官僚黎元洪，由他担任起义的领导者。但作为一个阶级的性格和作为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不同的。张振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者中的一员，其个人性格能否完全反映其所属阶级的性格呢?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还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对黎元洪的态度到底如何呢?这就要具体看一看武昌首义中的张振武。
       张振武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师范学校，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肄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师。他很善于教学，常在讲课时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唤起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观念。不久他参加了共进会，帮助料理会中的财务事宜。为了革命需要，他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湖北罗田、竹山老家的田产。一些革命同志向他求援，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武昌起义谋划已久，但因机关破坏，领导人非伤即逃。首义成功后，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政府，原拟定的文件毁于战火，导致无军政首长可遵，无成规可循，会议诸将大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张振武较有识见，倡设军务部，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会议推举孙武担任正部长，但此时孙因伤不能视事；推举蔡绍忠为副部长，但蔡认为自己未加入革命团体，因而遇事不敢个人做主。张振武任军务部副部长，实际上他以副部长代行部长职务。
       黎元洪任都督，张振武一开始就不赞成，由于多数党人同意和守旧士兵拥戴，难于挽回。20日中午，黎还在忸怩作态，张振武曾当面予以斥责。这天晚间，他又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声言不如就此杀掉，以免贻误后事；而蔡济民、吴兆麟等却力主优容；李作栋也劝和平相待。解放后李作栋谈到此事，还认为当时自己过于软弱，不如张振武富有革命性，敢于独持非议。黎元洪欲杀张振武，究其原因，最早就在于此。
       汉口汉阳作战期间，张振武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大意是说，革命目的在于推倒清朝，现在武昌起义，多处响应，清军倾巢南犯，战而胜之，就靠全体官兵的努力。此外，他经常上前线巡视。凡军队自武昌开拔，先在都督府集合，由张副部长讲话。当得报清军将至新沟，汉阳危急，他立即命人拿出军务部名册，点名编队赴援，由他亲自率领部队，连夜驰赴前线。他在跨越障碍物时落人水中，遇救得以不死。
       10月17日召开扩大军事会议，黄兴报告汉阳失守，建议放弃武昌，合力东取南京。黎元洪本无战意，诺诺连声。张振武在前排以刀斫地，正欲反驳，这时范腾霄起立发言，力陈武昌可守，清军不足畏惧。张先欢呼鼓掌，然后站起厉声说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黄兴见反对者势头甚猛，先行退席。黎元洪至此也连称当与城共存亡。会后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张振武跨马巡行市上，大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之稍安。
       11月10日夜间，范腾霄去都督府谒见黎元洪，见黎正收拾行李准备出走，范自知难以制止，便急奔军务部，告之张振武。张即与范直奔都督府，严责黎元洪不守诺言，为起义大局起见，止其出走，并吩咐甘绩熙、丁复二人：“我以都督交你二人，都督如走，惟你二人是问!”可是到12日黎明，黎元洪得到军务部部长孙武支持，仍率其亲信直奔葛店。
       黎元洪出走，守城之事由刘公出面维持，张振武处于协助地位。张还扬言：“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众谓大敌当前，不应轻易更动。张振武虽耿耿于怀，但也无可奈何。不过张振武为人没有多少城府，说过即了，但黎元洪因此却日益滋长杀机。
       
       真贪污还是假贪污
        张振武既为黎元洪所深恶，起义成功后，鉴于黎元洪在武汉的势力，张振武力谋向外发展，便以购买武器为由，领得巨额现款，来到上海。在上海，张自我宣传，广交朋友，巨款除正当开支外，挥霍浪费不少。湖北驻沪代表杨玉如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就不合用。黎便派人清查账目，并电告上海都督陈其美，监视其行动。张振武闻之，一怒而从上海返回湖北，面质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账?”黎元洪连声道歉，委婉解释：“此尧卿(孙武字尧卿)所为，与我无关。”本来张振武与孙武已有矛盾，经黎这样一挑，更趋尖锐。
       尔后，孙武建立民社，拥戴黎元洪，排斥黄兴、孙中山。他们把张振武的名字也纳入民社，但张振武并不参与民社活动。民社经费，黎元洪一次即批拨5万元。黎要查购械之账，张振武就声言要查民社和元洪银行之账，使得黎难以交代。黎元洪更加不留情面，便密电袁世凯，请杀张振武。理由之一就是张振武贪污耗费巨款。兹录部分电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捷密。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黎、张二人互相指责贪污巨款，谁真谁假，很难分明。张振武被杀后，围绕这一问题，不同政见者皆有不同看法。
       先看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的看法。
       1912年8月19日上午9时35分，北京参议院开会，参议员出席者80人，参议员刘成禺等十人连署，提出质问案，从个案的三个疑点处质问黎元洪：第一，黎副总统曾特派张振武到上海购买军火，张从上海回到湖北时，就召开了特别会议，将张经手之款逐一核销，会上并没有人表示异议，为何以时过境迁，忽翻前案?第二，如果张确有贪污之事，应当杀之于当时，为何事逾数月，杀之于今日?第三，黎副总统在表面上显然将张视为共和元勋，请调张赴北京时，曾送与4000元旅费，并谓对张相待甚好，问心无愧。为何等张到京后。忽有杀人之心，黎元洪居心何在?
       黎元洪在请杀张振武的密电中还说：“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对比参议院革命党人指责黎元洪：“始无论民国首功，义当保全，即使罪不容恙，亦宜即时惩办，始足警一戒百。乃忽翻前案，死者含冤，闻者酸鼻。此不可解者一也。”
       在受到参议员严厉质问下，黎元洪不得不作出答复。他多次以长电致北京参议院，列举张振武罪状，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黎一方面说张振武是起义功首，另一方面说张振武是今日罪魁，有三大罪状：其一，赴沪购枪，但枪械腐鼠，无弹实用，而用款60余万两，任意浮报，湖北财政司有案可稽；其二，自募军队600余人，私立团名，强索饷需，每人每月20元，又私收退伍士兵六大队为护卫队，阴谋推翻共和；其三，到北京后，索款巨万，密济党援，实阴行其诡计。黎元洪还解释说，在湖北没有将张振武正法，是因为在湖北张的亲故很多，虽然知道张有阴谋，但毕竟张是起义功首，且碍于情面，难予显戮。又怕一击不中，影响共和大局。黎向袁大总统推荐张任东省屯垦使、蒙古调查员，无非是追录前功，冀收将来。谁料张请兵配饷，议设专局，第月索款千余元，欲壑难填，野心益炽，档案具在，因此请中央明正国典，以昭示天下。黎元洪还说张振武被正法后，消息传到武汉，万众额手，欢声若雷，民心大安。
       黎元洪在通过电文向北京参议员申述的同时，暗中指使湖北军人干政。湖北各镇、协及军事机关的主要长官联名通电，首先将诛杀张振武一事揽到众军人头上，帮助黎元洪脱离干系。说什么张振武被诛，系湖北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照暂行刑令第57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当。大总统复开军法会议，始予执行。所以，证据昭彰，手续完备。
       然后，湖北军方指责、攻击北京参议员，说刘成禺等十位议员淆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以人民代表自居，果真由人民选举产生?最后，在通电中以威胁性语言，给北京的参议员施压：
       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向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院若何昏暗，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像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决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二十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
       不许争论，因此张振武是真贪污还是假贪污就很难弄明白了。
       
       
       是真结党还是假结党
       黎元洪不满张振武，并离间张和孙武，这样张振武只能自行其是，从各方面打好基础，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为此张加强将校团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但这一切成了黎袁勾结、共谋杀张的把柄。
       黎元洪不愿也不敢担当诛杀首义元勋之名，因而电请袁世凯，调首义有功将士人京。张振武一开始没有答应，去而复返；黎电请袁世凯许张以蒙古调查员，张仍拒绝接受；黎便又生一计，再次电请袁世凯改任张东北屯垦使，设立机关，并由邓玉麟等伴同入京。张振武向袁提了些条件，袁均允予照办。
       就这样，张振武以起义元勋，率其大将方维来到北京。初到京城时，袁世凯对其优礼有加。张振武也放松了警惕。据《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5日报道，14日晚上，张振武特约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宋教仁、张继、刘揆一、李肇甫、刘彦、田桐，与共和党党员十余人会饮于德昌饭店，借以联络感情。此时张振武慨然以调和党见为己任，他说他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大家也都同意张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有人在席间还发表演说，宾主兴趣皆浓，应酬到晚间10时，尽欢而散。
       15日晚上，张振武又在六国饭店大宴京鄂要人，段芝贵坐首席，陈宦次之。段芝贵当时就已携带处决张振武的军令，宴会还没有结束，就说有点儿小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都纷纷找借口离席，神情状态已异常离奇。张振武等宴散欲返前门西边住处时，约在10点左右。六国饭店在东交民巷，由东交民巷到前门的西边，马路不通，须经临时开的大清门栅栏，绕行棋盘街。当张振武马车刚到栅栏门时，在此埋伏的士兵已将栅门关闭，不准通行。张及其所带差官，颇有抗拒，但皆被拘拿。张振武被捕后，随即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向张振武宣布：“大总统接副总统密电，谓张振武率党徒方维在京谋不轨，破坏统一，即行正法。”张振武问：“何以执行如是之速?”陆建章回答：“某部次长由府中来电话，令到即枪决，免生枝节。予执行职务，所知者此耳。”
       张振武被杀，全国舆论哗然。1912年8月15日黎元洪为解脱困境，编造一系列所谓罪状，说张振
       武以小学教员参加起义，怙恶结党，并勾结土匪，屡谋不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方维同恶相济，一并处决。袁世凯在杀了张振武后，为将责任推给黎元洪，立即让陆军部电复黎元洪。电文云：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因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即使这样，他们仍无法向全国交代。黎便在8月16、17、19日，连发三电，为自己辩解。黎言，杀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张蓄谋结党，颠覆共和；张振武在湖北发生的几次风潮中，均是主要策划者；张自募军队600余人，抢夺兵站军米，诱令石龙川联络领事团，令方维勾结李忠义、祝常六等，密谋起事，所以将张骗到北京下手。因舆论谴责不已，黎元洪又用鄂军全体名议于25日发出通电，共列了15条所谓罪状，把当年春季间驱逐孙武和反对曾广大任军务司长，也加在张振武头上。说什么武昌革命后裁兵之际，张暗握重兵，潜伏租界，如果逮捕，即动干戈。又说什么由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但黎的解释不能让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满意。在参议院开会时，他们详陈事实，据理力争，为张振武辩护。他们认为，武昌少数军人动乱，意图在于劫财，而这个时候张振武还在上海，没有回到湖北；他们驳斥了黎元洪的通电，说事实恰恰与黎的通电所言相反，张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听说少数军人动乱，即奔走各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没有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很多人知情，何言乘机思逞!同时，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还指出了黎通电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说与张振武同时被杀的方维，是将校团团长，所有团员，对团长莫不感服，可通电又说幸亏团员深明大义，不为团长所惑，两相不能自圆，行背乎言，难以服人。将校团成员，显与蠢动无关，也与张的所谓结党思逞无关。
       进而参议员又质问黎副总统，张振武何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井然，一开始就没有所谓土匪，怎么能谈上与土匪勾结?张振武军官一职，起义后便已解任，张对各营兵士既然没有统带之权，怎么会有了操纵之术呢?“至振武此次在鄂革命，为满清政府言之，诚属狼子野心，昌谋不轨。然铲除专制之淫威者，即系造共和之幸福，谓振武破坏专制则可，破坏共和则不可。不然，当其起义之日，敦请副总统出而视事，果何为者?改称中华民国，又果何为者?况此次人都，曾席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乃竟谓其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不知黎副总统所指土匪者为何人，所谓破坏者为何事?”
       至于张振武办《震旦日报》一事，黎元洪电称，“张振武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但参议员们据理质问，共和国家，主权全在人民；言论自由，民国约法也已明文规定；报馆开展批评，自有法定之权；在报纸上发表党见同样合乎法律规定。因此，在参议会上参议员慷慨陈词：“试问参议员诸君，谁非身借政党，谁无几篇文字登人报纸?姓名之在报纸，受报纸之颂扬，身隶党籍者，更不知其几千万恒河沙数，其将尽诛之乎?且黎副总统为共和党之理事长，又为同盟会之协理，统一党之名誉理事，其姓宇之于报纸，日必数见，则黎副总统已在可杀之列矣!”
       
       真依法还是假依法
       
        张振武案发于民国初建，立即让人联想此案的办理是否符合革命者孜孜以求的法治精神。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如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在《民立报》看来，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相同，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圣旨；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也就是说民国法制尚不如前清法制。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大体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议员彭允彝观点鲜明，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彭说从张振武案可以看出，参议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对人民的生杀予夺可以依据总统命令，而不必依据法律，因此此时可以谓之无政府，无参议院、无法律、无政治；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令人痛恨，提出质问书，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参议员陈家鼎认为，民国初建政府藐视参议院之事，已不止一次，而以杀张振武之事为最甚，所以，张振武之事非常紧要，关系国本。应在法律上着想，提出弹劾案，以尽参议院职责；提出弹劾案，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
       参议员刘彦进一步认为，此事不仅在弹劾陆总理、段总长，并在弹劾副总统。副总统以空空一电，毫无一句确证之语，徒有倡谋不轨，愈接愈厉之空话，以此种空话可杀张振武，将来即可以此种空话杀百姓。
       在参议院还有二十余参议员，认为此案办理之法，亦多暖昧难明，须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就想让黎元洪承担责任，保全自己。根据参议院的质问书，袁在复参议院咨文中说：
       查此案情节重大， 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候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复答。……
       显然，袁世凯是将球踢给了黎元洪。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答复。8月23日上午的会议更加激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从质问案所提7个方面予以作答。实际上段以军法为借口，绕过了国法，说张振武是一军人，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在武昌已经开过军法会议，证据齐集，至于判决手续，也已经在武昌经过，不过由中央执行而已。随后还说，此次出席贵院，如以为尚不满意，则黎副总统日后当有电来，一候得有黎副总统详电后，再行详细报告。
       段祺瑞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参议员刘彦反问：在北京行刑而在武昌开军法会议，军法会议固如此开乎?现在贵总长所报告，实不成为理由。为张振武事武昌已开过军法会议，然何以黎副总统所来之电报并未言及，大总统答复之公文亦并未言及，可见政府违背约法。他要求请陆军总长再行答复。
        陆军总长段祺瑞便再行答复：张振武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张振武此次来京，所带之人极伙，而北京为民国都城，关系重要，秩序岂可再经扰乱。政府一再衡量利害轻重，为大局起见，而不得不在北京行刑。
       参议员李肇莆的追问迭至：“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莆：“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莆：“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13日曾经开会讨论，14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莆：“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
       8月28日参议员张伯烈、刘成禹、时功玖、郑万瞻等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同日，参议员刘星楠、宋汝梅等认为根据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一项，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元洪任意行使其参谋总长之威力，竟以就地正法四字，为其杀人之惯例，显然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
       因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及咨请查办参谋总长案，参议院内国民党及共和党两派议员大起冲突，拍案数响；旁听席中，亦有大呼助阵者。参议院议长左瞻右顾，不能维持。这种情形，为民国后来议院中所没有，复杂中也表现出先进。真惜张还是假惜张
       张振武一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态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张振武死后，人们一致认为，张有功于民国，死得可惜。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人都同情死者，人死了都说好，照样是由于政治原因。所以在这里有真惜张，也有假惜张。
       在革命党人看来，张振武有功于民国，张被处死是对共和的破坏，是对革命势力的打击。案发后，同盟会立即召集职员、评议两部开会，认为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遂联合议决，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与同盟会断绝关系。
       张死后第三天，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兴，就致电袁世凯：
       袁大总统鉴：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共和幸甚!大局幸甚!
       但孙中山北上以后，与北上以前有所变化，为此事致电黄兴。
       上海黄克强先生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且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显然，孙中山北上后，一开始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因而在张振武案问题上和袁世凯观点一致。
       在袁世凯看来，张振武案是一个政治阴谋，一举可张大总统的声威，损毁副总统的名望。大多数人会以为，张振武被杀戮，乃黎元洪所为，并非大总统所为。就这样，武昌方面的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所以在张振武被杀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让人在金台旅馆门首出布告一道，将副总统原电抄录；次述张振武罪状，照武昌来电判决；更奖励张振武起义有功，照上将礼赐；结尾更加以惋惜之词，谓不能与副总统共始终，致干国纪云。
       袁世凯还在杀张之后，指使陆军部电复黎元洪，让黎将杀张责任担当起来，自请处分。电文如下：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黎元洪便也做起样来，言“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曾与张振武有矛盾的孙武和黎的态度一样，赴长椿寺张振武停棺处，扶棺大哭。又到金台馆，抚慰张的家属，经理丧事。孙还致电黎元洪，谓”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
       8月27日张振武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恭迎灵柩渡江2000多人。28日黎元洪至抱冰堂志祭，并亲写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同时，作出决定：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所办学校改为公立；《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将校团解散。黎元洪在灵堂内失声痛哭，不知是真哭还是假哭。在场人认为，这哭里面既有政治，也有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