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邵丹，女，三十六岁，或者三十七岁，现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司自领。我从未打探过她的年龄，她从来一副袖珍女子形象，总给我长不大的错觉。我知道她的年龄，是通过她的散文《美丽的选择》，这篇散文是写给她的一个同龄人的，那个人是李清照。宋代的李清照，隔着时光，与邵丹成了莫逆。她们经常一起窃窃私语，谈话内容纯属机密。至少对于邵丹而言，这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相逢。看得出邵丹格外珍惜这种友谊，因为，除了李清照，她再也不可能从别人身上得到这种友情了。她说：“我需要面对一个你。面对你，我如何与你con-nect?原谅我选择这个英文词来精确表达我的愿望。中文是连接的意思，太过生硬；你与我是目光的交换，心灵的互动，温软而无形。有点像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庭大教堂威盛的穹隆上留下的那张上帝造入画，上帝与亚当飘在半空云际，两个若即若离的指尖，一道电流，从此有了人，从此人以崇敬与膜拜成就了上帝。”
       《美丽的选择》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邵丹作品，它让我觉得意外，内心被一件暗器击中。那暗器经过精心磨制，细腻精巧，可见它的主人对它的偏爱。不用说，它主人的武功也绝对一流，一招制敌。她显然对于我们内心的软肋了如指掌，因为那也正是她自己不堪一击的地方。喻丽清老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邵丹对于三十六岁会这样的敏感，可是三十六岁的李清照却在她的笔下活起来了。阅读像是双向的召唤，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活生生的消逝，活生生的印证，从南宋到现代，从青州到加州，只需要一位写作者的笔和思维就可以带领我们在时间无涯的荒凉中，照见我们生命中或许也曾经有过的抉择。”
       二
       我不知对于邵丹的叙述应该从何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邵丹是作为一盘散沙存在的。记忆像风一样，无法聚拢。况且，所谓的开始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通用的开始。任何开始，都是被指定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某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件作为开始，那是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标记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时间的生产者。还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自告奋勇地承担创世者的重任，像诗人那样声嘶力竭地宣布：“时间开始了。”但他们自己却在时间中粉骨碎身。由于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踏上重返“开始”的逆向之旅，依然是四顾茫然。
       已经忘记究竟是哪一家咖啡馆，就像忘记我在路上遭遇的任何一张具体的面孔。我们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原则筛选记忆对象?柏克莱大学南面的电报街，是咖啡馆云集之地，作为一个著名的喜新厌旧者，我几乎光顾过它们的全部。我也忘记那一天点的什么咖啡，服务生是哪国血统，但我还记得那张桌子，一张笨重的、已经黯淡发黑的老式木桌。桌上的餐具十分精致。白瓷的咖啡杯旁，有一个文件夹，是邵丹给我的，里面是她打印出来的作品。
       这个文件夹在我的抽屉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寂寞时光，这当然归咎于我对于女写作者的性别歧视。自从邵丹把它交给我，我就没有再碰过它一下，所以，当我在时隔许久之后再度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还像当初一样崭新。当然，忙碌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借口，在图书馆，每天都有铺天盖地的资料等待着我，它们与我正在写作的一部学术书稿关系密切，比邵丹重要得多。可能对我的这一恶习有充分的估计，邵丹从未追问过一次，仿佛对于这几篇文章，她比我忘得更加干净。所以，几次见面，我都把吃喝玩乐当作更重要的主题。但是那天，不知我为什么会良心发现，重新想起它们，并且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阅读欲望。或许，我突然直觉到自己可能的错误。我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里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决定认真学习一下，更准确地说，是想给自己的预感提供一个答案。
       如果开始是必须的，那么，那个上午就是我认识邵丹的开始。至少是无数种开始中的一种。那个上午，我意识到，那个经过奋力打拼终于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美国小资身后，居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幽深复杂的世界。
       三
       小兰仙，一张清纯无辜的面孔，混迹于那叠厚厚的文稿中，即使再过很多年，我也能把她辨认出来，不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的不幸。小兰仙用自己的命运证明了一个道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年代，阳光雨露并不是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这种选择，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特点。也就是说，这种不幸落实到小兰仙身上，既有充足的理论根据，也有很强的随意性。但不论怎样，它的选择将小兰仙对于命运的所有憧憬化为泡影。与别人的成长不同，小兰仙的成长是限制性的。而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对此显然是无法理解的。她不具有洞察历史的目光，她的目光甚至连超越20世纪70年代南方小镇上沉闷晦暗的街景都是困难的。所幸，小兰仙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幸，这对她反而成了一种幸运。小兰仙自然没有机会研习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她对于命运的一切回应，皆出自一个少女微弱的本能。对命运的全盘接纳，是她(们)对抗命运的唯一方式。
       美丽的小兰仙，被命运裹挟着，在岁月中随波逐流。她最终嫁给了小镇上的瞎子，一个终生无法目睹她的美丽，也无法解读她的命运的人。与世界交流的最后一扇窗子关闭了，小兰仙的绝望，令人毛骨悚然。但邵丹自始至终保持着轻描淡写的口吻，她有非凡的文字演技，表面平静，内心汹涌。她反对在文字中虚张声势，她知道，叙述语气越是平淡，就越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种反差。正是她所需要的。我对邵丹说，《小兰仙》的结局是神来之笔，她一脸诧异，对自己作品的结局已经全无记忆。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只好把小兰仙的故事——尤其是结局，向她讲了一遍。她说：“我写的时候并未觉得怎样，听你这么说，还有点意思。”
       四
       生活中的邵丹似乎与这些文字毫无关系。她是一个上足了发条的人，在合众国的万类霜天中如鱼得水，并不时吐几个美丽的水泡。这是邵丹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最能证明她生存状态的，是她纯正的美式英语、快速如飞的说话速度，以及多动症似的生活节奏。她标准的英语发音，令老外(在美国，她才是“老外”)都赞叹不已，与老外们的态度相反，我对此颇为不满，因为它彻底打消了我与老外们用英语交谈的念头，并对这个现成的翻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据此，她应对我英语的止步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字外的邵丹，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精致的生活品质，对于品牌有着灵敏的嗅觉，她对此一丝不苟，但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圣塔·克拉拉(SantaClara)——硅谷中心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买的那套复式房子，却时常天下大乱，被子整日不叠，未洗的餐具却摞得老高，看上去很像我久违的大学宿舍。当然，这样的场面也可以为他们日理万机的生活节奏提供佐证。我有时会从柏克莱坐Bart到圣塔·克拉拉，在她家中小住几日，也有时她开车来我办公室楼下接我，去她家中小聚，这使我有机会对她的生活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在她的
       家中，她的先生余怀民同志撑起了最重要的那半边天。怀民在美国攻读的是指挥专业，我时常能从他的工作台上，看到他正在作曲的曲谱。他有一双瘦长的、魔术般的手，那双手不仅会炮制动听的音乐，而且会炮制美味佳肴。这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抚慰，使邵丹的生活充满阳光。相比之下，邵丹唯一会做的是锅贴，是从超市里买来的，然后根据上面的说明书如法炮制，那是邵丹为我做的唯——次饭，它成为我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早餐记忆。
       我至今对我们三个同龄人共处的时光充满怀念，尤其是在美国那个遥远的异乡。有一天，喻丽清老师夫妇、程宝林夫妇和我去邵丹家做客。那天晚上，怀民用小提琴拉了一曲《白毛女》，于是，旧社会的寒冷北风，吹进硅谷的温馨之夜。来自台湾的喻丽清第一次听就喜欢它的旋律，而我的眼眶则有些反潮，我很难对当时的我进行精神分析，或许，那是一个异乡人对自己精神记忆的本能呼应。严格来说，我与怀民是同龄人，而与“70后”的邵丹有着显著的代沟，尽管年龄差距并不大。在我的怂恿下，怀民又演奏了《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当然，这是给喻老师夫妇提供的专项服务。令我惊异的是，怀民对于这首70年代的老歌曲谱的记忆却丝毫无误。在我心中，怀民始终是一个成熟、稳健，具有厚度的人，与邵丹唧唧喳喳的性格相映成趣。为了与我们保持一致，有一次，邵丹说，她最近看了《红灯记》，哭了，李玉和一家宁死不屈的光荣事迹令她潸然泪下。我和怀民一致认为这很搞笑，于是密谋，一定找一个货真价实的催泪弹奉献给她。在我们的共同策划下，我们为邵丹播放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我们记忆中，没有比它更厉害的重型武器了。但事与愿违，我和怀民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候，邵丹却依然无动于衷，更有甚者，整个观看过程中，她喋喋不休地提出了差不多十万个为什么，她坚持认为剧情不合理，不能自圆其说。对于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怀民和我既不感兴趣，又无可奈何。
       五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让邵丹深感茫然。她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人，她生长于一个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彻底妥协的年代，在青春时期携带着她的黄色皮肤以及与黄皮肤有关的文化记忆进入美国，至今仍在文化与商业、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之间徘徊不已。在各种混乱的价值观中，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非易事。
       我完全可以想象邵丹初到美国时的兴奋。在柏克莱，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向我表明过这种心情。而邵丹就读的学校，是距柏克莱一小时路程的斯坦福。“美国大学的教学楼道，大理石地面，我将背包抛到天上，两眼望天，盘腿坐下。是的，就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你不明白吗?我不需要查看地面的清洁程度，我不需要铺垫什么将我的屁股与地面隔离，我想坐，我就坐下，坐到了赤裸裸的地面上。你能明白这份欲望到行动过程高度简化的快感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飞翔的快感。这是我曾经追求的。我飞到美国来追求的。过道里人来人往，谁都不会大惊小怪。”
       我当然不会奇怪。我没有见过斯坦福的邵丹，但在那里，我能够找到更多的邵丹。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证明了邵丹的心情。那种兴奋是重要的，却是不能持久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面前，等待着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呼应动作。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困境，并不会因身在美国而得以赦免。在美国，最多是以一种困境代替另一种困境。
       喻丽清又说：“邵丹正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宋代与现代之间，像三十六岁的分水岭一样，她急于看出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过以她的聪明和智慧她不需要看到战场上遍体鳞伤的女人，她是只关注灵魂的，所以她宁可选择一个soul mate来聊天，以排解她身在异国的孤独与反思。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她绝对选择灵魂。但在舍弃物质的极简主义当中，天真无邪是危险的，李清照的舍弃换来了诗词上的成就，而文明的极简主义说不定只能换来伊甸园里的苹果。”
       我猜想她全部的写作动机，皆出于她的困惑。站在十字路口，四周是呼啸的车，这种喧闹反而加深了她的寂寞，使她对倾诉的渴望变得更加强大。根据喻丽清的定义，作家并不是喜爱写作的那种人，而是不得不写作的那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邵丹堪称标准的作家。因为在美国，写作，尤其是中文写作，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只能带来磨难。作为写作者的她，无论在美国文坛，还是在中国文坛，都将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没有任何一束追光会投向她，没有人会关注她的亮相，即使她的亮相非常精彩。这种非主流写作，尤其要面对难耐的寂寞。而对于文学的所谓信念，在美国一钱不值。所以，作为宠物的写作，比起作为宠物的猫狗更难存活。邵丹是坚定的写作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不必对她的写作动机抱有任何怀疑。无论她的生活怎样忙碌，她都会在天亮以前起床，伏案写作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上班。与中国国内许多职业作家相比，邵丹对于文学更加忠诚。
       邵丹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但每到岔口，她都要犹豫一下，有时在决定之后突然转向。所以，做邵丹的乘客，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她的这一性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使像她这样伶俐的人，也时常被道路所迷惑。但她毕竟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是幸福的，她远比小兰仙幸福得多，尽管所有的抉择，都不可能立见分晓。邵丹对李清照说：“三十六岁了，你我都懂得抉择的真谛——实质上并没有抉择。我们都注定糊涂一次，然后用下半生偿付这糊涂的后果。亚当与夏娃傻到想去了解智慧，但我们何需智慧才能幸福?”“三十六岁了，你们知道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悔恨与否无关紧要，我们懂得继续需要真正的勇气。”
       即使选择一万次，写作仍会是她的最佳选项。在写作中，她发现了一个大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她充满诱惑。所以，她的每个写作的早晨，既是时间的开始，也是空间的开始，她可以发现许多条隐藏在她文字间的道路，并通过这些不同的道路，抵达她无法预测的远方。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