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
——张居正致南京工部右侍郎徐轼
一
隆庆六年五月庚戌(即公元1572年5月26日)，三十六岁的明穆宗朱载垕驾崩了。消息传入内阁，顾命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掩面而泣，其中首辅高拱哭得最凶，他如丧考妣地喊道：“皇上你走得太早了，留下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
六月十日，十岁的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神宗刚即位，就有一份中旨——皇帝的手谕颁到内阁，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为掌印太监。高拱一看，大为不悦，对传旨太监说：“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还小着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晚有一天要把你们都赶走。”小太监回官把高拱的话传给了冯保。
接下来几天，高拱策动言官纷纷上疏，弹劾冯保，提醒皇上惩戒宦官专政，还权于内阁。高拱怕冯保将奏疏留中不发，事先让弹劾者将副本以揭贴形式送到内阁，随后邀请言官们到自家的后花园纵情饮酒。
这些日子，次辅张居正到大峪岭视察先皇的陵墓去了。天热，路上又辛苦，回京城后，他没去内阁上班，而是请了几天假，在家休息。这天晚上，他正要上床睡觉，家仆游七通报：大珰冯保来了。
张居正听完冯保的陈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他平静地对冯保说：“先皇病危之时，高拱在乾清官门外和内阁曾多次号啕大哭，说：‘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倘若这话传到皇后、贵妃和皇上的耳中，该会怎样呢?”
冯保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反复念叨着：“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渐渐地，脸上露出了笑容：“相公，我懂了。”
六月十六日，早朝，皇上在会极殿召见群臣。张居正因在假中，没有上殿。高拱满心以为驱逐冯保成功，早早就上朝了，可当他抬头一看，发现御椅的旁边站立的正是冯保，他手执拂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高拱心中不由一惊。
冯保高声宣读：“传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上圣旨——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日，‘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冯保卷起圣旨：“退朝!”
六月十九日。皇上在平台召见张居正。这是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的第一次召见。这年他四十八岁。
二
在张居正推行他的“万历新政”之前，他有过两次陈述政见的机会。一次是二十五岁，他由庶吉士转为翰林院编修之后，给嘉靖皇帝上《论时政疏》，文中为时局号脉，指出宗室骄恣、庶官瘰旷、吏治因循、边修未备、财用大亏等五种臃肿痿痹类病症，同时提出治疗办法：活血化淤法，即只要君臣上下齐心，人尽其才，则积弊可除，无病可患。可惜此时他人微言轻，没有得到皇上半个字的回复。
第二次是隆庆二年八月，他的老师徐阶刚刚致仕，无所作为的李春芳出任首辅。四十四岁、已身为大学士的张居正由于做过今日皇上昔日裕王的日讲官，所以说话还有些底气，就向穆宗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条施政方针，这次得到皇上二十个字的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
两次上疏，张居正都是以满腔热血往里面泼洒，可是收获的是沉寂和冷淡。嘉靖帝忙于设坛修醮(道士念经做法事)，几十年不视朝；隆庆帝喜欢游玩，喜欢女人，对朝政也没啥兴趣。只有在幼主即位，自己成为首辅的时候，张居正才感到一切掣肘都散去了，他成了真正的摄政王，所有的施政方针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一条通向现实的可行之路。后来，他在致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拭的信中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可以说，万历新政正是非常之人在非常之时成就的非常之功，这三条缺一不可。
三
《
明史》中这样描述张居正：“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这里面暗含贬意。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张居正的确是一个有谋略有能力有办法的人。他第一次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是处理鞑靼头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归降一事，那时他还不是首辅，而是分管军事的大学士。
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爷爷抢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三娘子，愤而出走，跑到大同，投奔大同巡抚方逢时。消息传到京城，很多大臣担心受降以后，鞑靼会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但是张居正支持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意见：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把汉那吉被当作上宾，好吃好喝好招待。而明朝向俺答提出的条件是，以汉奸赵全等十几人交换把汉那吉。当年为鞑靼入侵提供便利的汉人赵全此时已没有多大使用价值了，俺答很痛快地答应了明朝的条件。
把汉那吉被俺答领了回去，还穿着明朝赏赐他的大红袍；赵全等十几人则被押解进京’，落了个午门斩首。接下来，俺答同意入贡，明朝同意互市，大明皇帝还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同时封了61人为官。张居正只费了几十件红袍，就解除了困扰朝廷上百年的北方边患，这样的政治手腕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还有一个细节是，张居正专门写信叮嘱王崇古，说鞑靼要求买锅的时候，如果卖给他们铁锅的话，铁可以熔化制成武器；所以要卖给他们广锅，这种锅不能铸造兵器，而且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才行。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除了谋略，最主要的是用人。可以这么说，张居正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用人。他不是全才，他未必懂军事，但他会用懂军事的谭纶、王崇古、戚继光。一个戚继光，保了蓟辽十六年的平安。他也未必懂水利，但他会用懂水利的吴桂芳、潘季驯。在朝中，吏部有杨博，户部有王国光，兵部有谭纶，工部有朱衡，刑部有王之诰，都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
可是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运转的不只是官，更大的群体是吏。怎么让吏动起来?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张居正引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考成法。
用今天的话说，张居正是机关大院里出来的，他深知机关之弊。每年每月每日，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牍劳神，不可谓不多；“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看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进入另一衙门归档。朝廷的法令、章程是否落到了实处?大小官员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还是人浮于事、混天聊日?没有一个考量的办法，庞大的帝国只是按惯性平稳、平静、平庸地运转着。
张居正的考成法，就是要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具体方案是在各衙
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把其中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之后，其余项目再列成两本同样的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定期检查，如果有积压未按时完成的，就由各科上奏候旨；另一本送到内阁备查。为使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张居正在明朝祖制六科控制六部的基础上，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六科——六部，由内阁出政策，六部抓落实，六科抓监督，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的一大创举。
如果说考成法是张居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一条编法就是他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借鉴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在推行一条编法的时候，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审慎地、一步步来。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他一直待在机关大院里，但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是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结果到头来，他的改革没有半途而废，反而最有成效。一条编法就是先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试点，张居正看到成效之后，于万历四年推广到湖广，到万历九年正月，才通行全国。
一条编法是张居正对明朝赋税制度的一次大胆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接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而官方掌握的数据还是老皇历，这就造成地主偷逃赋税，而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张居正推行的一条编法，就是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前提下，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
这项改革的最大难题是清丈土地。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可是清丈土地就是要巨室把吃到肚子里的肉再吐出来，他们能愿意吗?
然而，张居正以惊人的毅力将考成法和一条编法坚持了下来，他裁汰了大批冗官(仅万历九年即裁减160多名官员)，也得罪了不少地主豪强(清丈之后，全国的土地增加了180多万顷)，然而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财力增强了。根据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在考成法实施三年之后，库存银达703万两，每年正常开支390余万两，尚有盈余300万两，京师地区的存粮可支撑七八年。这是怎样辉煌的成就!
四
张居正的成功，除了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之外，还与皇帝背后一个女人的支持有关，她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这个出身于山西小农家庭的女子。在夫死子幼的情况下，知道大明的江山只能依赖首辅张居正等忠臣的扶持才能稳固，所以在内廷，她负起了监管儿子的义务——在万历结婚以前，她一直在乾清官陪着儿子睡，督促十岁的孩子按时早起上朝；在外廷，她把一切大权都交给了张居正，包括辅导皇帝。在万历结婚前，张居正简直可以视为皇上的教父——他把前朝历代皇帝正反两方面有代表性的事迹编成插图本的《
帝鉴图说》，供皇帝学习、借鉴，还采用启发式教学，比如，有一次给皇上讲宋仁宗不爱珠饰的故事，讲完问万历这是为什么?万历乖巧地回答：“贤臣才是宝贝，珠宝有什么用处?”居正高兴地发挥：“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我每年赏赐他们时都减少了。”张居正还把全国知府以上官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供皇上浏览。就连皇上读书时念了个错别字。他也会大声申斥……
张居正是专权的。他爱权，他知道，在中国，权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而且专权可以使一个人在领导和决策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最少。在万历结婚以前，张居正几乎很少受到皇帝和李太后的掣肘。李太后是一个要求不多的女人，张居正只须给她加一个慈圣皇太后的封号，给她的父亲加一个武清侯的封号，或者给事佛的她拨点建庙款，就足以讨她的欢心了。而此时的万历还没有找到做皇帝的感觉。倒像个私塾里的小学生。
但是，张居正毕竟只是朱家雇来的高级打工者，他的专权即使是为了社稷百姓而无任何个人利益打算，也是非法的，合法的专权者是万历。居正的专权总有一天会消失或者被另一个人的专权所代替。在万历结婚以后，在万历身上现出与他的祖宗一样骄奢淫逸的症状之后，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难；事长君易，事幼君难。”事幼君难在哪里?难在幼君总有一天会长大，而长大之后的皇帝，身上有太多的可变因素。张居正隐隐感到了一种悲哀。
五
前面说到，张居正专权之后，几乎很少受到皇帝和李太后的掣肘，这并不是说他是完全自由的，相反，他受到了来自清流知识分子的极大挑战。
在中国，清流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真理的化身和社会良心的象征而存在的，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东汉末年，反对宦官专权的太学生是清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是清流，他们以愤激的言词批评朝政，或者以怪诞的行为表示不与政府合作。
张居正专权时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是自己的学生刘台。两人结怨，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万历三年，辽东取得大捷，在巡抚张学颜还没有奏报的时候，巡按御史刘台的捷报先传到北京。明朝律法规定，巡接不得过问军事，刘台因此受到张居正的严厉批评。他可能觉得委屈，于第二年上疏弹劾张居正。疏中说朝中官员：“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还揭露张居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耒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措词是严厉的，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啊。其中当然有很多不实之词，这不足以让张居正气愤，真正让他痛心的是。上疏者竟是自己的学生!
这刘台是隆庆五年中的进士，而那年的主考官正是张居正，按惯例，两人就有师生之谊。从大明开国至今，学生弹劾座主的，这是唯一的一例。张居正跪在皇帝面前，委屈的泪水扑簌簌流下。
张居正请求辞职的要求当然没有得到恩准，刘台以谗言乱政。被除名为民，本来还要廷杖一百的，张居正为他求情，免了。
更大的风暴发生在万历五年。这一年的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七十四岁的张文明在江陵病逝。接明朝丁忧的制度，张居正必须解职回家，服丧二十七个月，也就是三年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的需要或经皇帝特许，才可以夺情，即不用解职，继续工作。
从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得闲回江陵见父亲最后一面算起，他已有19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尽管
他和老人缺乏沟通，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但他不是一个不孝之人，他真的想回去送老人一程；可是内心里他绝不愿意丁忧三年多。一则自己的改革大业刚见成效，一旦停顿下来，很可能会半途而废，宋朝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先例；二则他太贪恋自己现在的权位了，一旦解职归乡，谁知道三年后自己能不能起复，也就是说这个位子还是不是自己的呢?很难说啊，三年之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张居正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向身边的亲近李幼滋、冯保、陈道基等人透露出来，于是有人上疏挽留居正。皇上和李太后的意思也不希望张居正休息三年，恩准他在京城自己家中守丧49天，然后入阁上班。等来年皇上完成大婚之后，再择日奔丧归葬。
然而此时，天上的彗星出现了，朝中的清流们愤怒了。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元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观政邹元标等先后上疏，要求张居正丁忧守制，理由不外是孝、纲常、义理等等。
皇上执意挽留，清流们愈加“义正辞严”。双方僵持的结果是上疏者各被打六十、八十大棍不等。清流们毫不畏惧，有的自豪地把大腿上的腐肉割下来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宝。
六
权力是一服药力很强的腐蚀剂。从主观上◆说，张居正攫取权力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苍生百姓，可是从客观上说，他一朝威权在手，就会有逢迎拍马之徒找上门来，就会有贪贿之人蜂拥而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令他目眩神迷。有道是利令智昏，其实权力最容易使人智昏，权力早已使张居正异化而不自觉。
张居正原是一个生活极为检点的人，他曾向部下这样剖白过自己：“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谈之外，不交一谈。”又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故旧、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甚至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这里不免有些夸张。古诗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连鹤都喜欢到宰相家串门，何况别有所图的人呢?但我们看到张居正能把八小时内外分得这么清楚，也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他还有很多“政治秀”，也做得很好。比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张文明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里祝寿；次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他的家仆游七因为与外面官员有勾结，还曾遭过一顿痛打。他的书信往来中，留下了很多拒贿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语汇，连篇累牍。
但是大明的空气中弥漫着腐化的气息，他张居正要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难矣哉。谁没有私心，谁跟钱有仇?正如刘台疏中弹劾的那样：“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张居正可能不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可是像戚继光这样的老朋友，送来的波斯美女，张居正也笑纳了。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终归于张居正。他曾送给大太监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显然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北京，他建起一座豪华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公；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二十万两银子，为他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这类事情上，张居正也忘不了耍一点小聪明。他曾把江陵的辽王府强占过来，没有付一分钱，后来，当地官员为拍马屁，要为他建坊，居正就说，别建了，就用这笔钱抵我购辽王府的费用吧。你看，他不花一分钱，既购了王府，又不算强占。明史专家王春瑜帮我们算过一笔账：做官前，张居正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后，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计算，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可是最后从张居正家抄出的财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海瑞说张居正是有限度地贪，看来这个限度是有些宽的。
晚年的张居正，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气焰熏天。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描写张居正：“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衣着都这么讲究，肯定是个会享受之人。他从北京回江陵归葬父亲的时候，乘坐着三十二抬大轿，轿内饮食起居一应俱全，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一路上有蓟镇总督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按规矩，连公侯谒见王爷的时候都要执臣子之礼，可是张居正沿途见襄王、唐王的时候，却坐到了主座上。在他归乡奔丧的这些日子里，朝中遇有大事，神宗还要派人快马加鞭到江陵去请居正裁决。
此时的居正，私心越来越重了。原来说“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那说的是公事；而说到私事，居正绝对是一个护犊子的家长。万历五年，他的儿子张嗣修考中二甲第一，神宗拔为榜眼；万历八年，他的儿子张懋修高中状元，长子张敬修也同时及第。刑部主事的丘橓为此向居正献上一联：“上相太傅，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下。”还是这个丘橓，后来带队查抄江陵张府，逼死敬修，饿死张家十几口子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气焰熏天的另一个表现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甚至越来越小心眼了。当初高拱刚下台，他继任首辅的时候，应天巡抚张佳胤因自己是高拱的人，心里很忐忑，提出辞职，居正不同意，还写信激励他，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他还多次跟下属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可是后来的张居正就没有这么大度了。
比如，按惯例，首辅因故离开岗位三天以后。次辅便可以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的后辈和内阁同僚要穿上红袍到内阁道贺。张居正在北京家中辞俸守丧的时候，翰林院的后辈和内阁同僚穿着红袍跑到内阁向次辅吕调阳道贺来了。吕调阳是个老实人，没有挪动自己的椅子。但大家来道贺，他总要和颜悦色地敷衍一下吧。这事传到张居正耳朵里，他记恨了，他从江陵奔丧回京是万历六年六月十五日，七月，吕调阳就因病重退休回原籍了，这难道是巧合吗?
还有，张居正奔丧回到江陵，在父亲下葬当天．方方面面的官员来了不少，只有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来，张居正心中便有些不快。张居正的门客、佥都御史王篆觉察到了这一点，便怂恿左都御史弹劾赵应元，结果赵应元被降旨除名。
后来以《牡丹亭》名世的文学家汤显祖，当年准备考进士时，因为拒绝张居正的延揽，即受到张的报复，第一次应试落榜，以后几年应试皆不中。直到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第五次上京应试，才得中进士。
不难看出。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张居正，心态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为他献上一副黄金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太岳是居正的别号，这是把他和当今皇上
相提并论，居正听后狂喜，居然要提拔撰联者，只因一病不起而作罢。他听惯了谀词，一旦听到讥刺的话，立马会暴跳如雷。所以当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挑拨君臣关系，说什么“无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的时候，张居正像一只雄狮一样被激怒了，他向皇上剖白：“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也?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如此刚愎自用的话，其实是居正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无疑会刺痛万历渐渐醒过来的两只耳膜的。
七
和许多伟人一样，张居正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身上有儒家思想，但他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派，对只会空谈不会实干的腐儒不屑一顾，对不近人情、缺乏机变的直儒如海瑞则敬而远之；他也学佛，但他绝不是学佛的忍让慈悲，而是学佛的弘毅、果敢，他说“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是这样的意思，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也是这样的意思；他身上更多的是峻急的法家思想——中国的儒家一旦掌了权，往往会变成法家，就和儒家一旦隐逸，立刻变成道家或愿以深心奉尘刹·散 文者禅宗是同样的道理。
张居正是圆熟的。他曾经说过：“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张居正知道，人在官场，必须既讲原则，又有灵活性。只讲原则没有灵活性，人就会被孤立；只有灵活性而不讲原则。人就会胡作非为。海瑞就属于前者。张居正居官的最大特点是会用人，但他偏偏不用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在南京任应天巡抚时，革黜贪官污吏，打击地主豪强，与张居正的目标是一致的，居正对此做过肯定，他对海瑞的继任者说过：“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但是他对海瑞六亲不认，连徐阶的儿子都敢抓的做法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海瑞不会通融，不近人情，在政治上不够成熟，难以成事。也是，这海瑞把大地主吓得都跑到大城市做寓公去了。土地大面积撂荒，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正是在张居正主事期间，海瑞一直赋闲在家，长达16年时间，直到张居正死后三年，海瑞再次出来做官，已经是个七十二岁的老头了!
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张居正做出了两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策：整顿学政、诏毁书院，说白了，就是和爱议论朝政的知识分子过不去。这是从思想上、文化上为他的改革大业扫清路障。也是典型的法家思维。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州学、县学里的学生，可以享受各种福利或得以减免赋税，但张居正发现这些人已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他们中的一部分。更成为学霸。他于万历二年以“浮言可畏”为借口提出整顿学政。大规模裁减生员，更于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以皇帝的名义关闭全国64处书院(有的史书上说实际只有16处，占全国书院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改为办公场所。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暗示地方官员逮捕并杀害了讲学惑众的心学大师何心隐。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不喜欢异端，在对付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信奉的绝对是儒家正统。这是张居正的局限。向三百多年前的他要求民主思维，显然是不现实的。
一心事佛的慈圣皇太后，两次提出停止处决死囚，都被张居正否决了，这不是说张居正不懂仁政，而是他认为这是妇人之仁，是不利于统治的仁慈。他有政治家的仁慈，有佛的大慈悲，那便是富国强兵，为民造福。
张居正的功德有多大?十年首辅，“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只需看这么一组数字就可以了然：万历初年，全国的土地是7亿多万亩．人口6000万，到万历末年，土地下降百分之五．人口下降百分之十五。
可是，居正的这份大慈悲，生前有几人可解?
八
眼看着皇上一天天大了。万历六年二月，十七岁的神宗结婚了。他的母亲不能再陪在儿子旁边睡觉，只好退居慈宁宫。监护皇帝的责任全部交给张居正了。
俗话说，儿大不由人。神宗已不是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子，来自先辈昏聩霸道的基因在他体内复活了。万历八年十一月，神宗在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佩剑夜游。先是将一宫女的头发割下，醉打了两名小太监(都是冯保的养子)，然后骑马到冯保住所，叫着冯保之名骂骂咧咧，吓得冯保赶紧抱起巨石支撑大门。第二天，冯保报告了慈圣皇太后，气得太后换上青布袍，没戴簪珥，就要召见阁部大臣，扬言废掉神宗，另立他的弟弟潞王为帝。神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太后才肯原谅。
张居正感到了一种危机。正是从这一年三月开始。他有了致仕的打算。他觉悟到“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多次上疏“乞休”。可是太后不允，对神宗说：“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生此念。”在李太后眼里，神宗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居然要求张居正辅佐他到三十岁时。可还有十几年的光景呢!
偏偏居正的身体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一条编法的推行，黄河淮河的治理，边防战事的运筹，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耗费张居正的心血；金屋藏起的美娇娃。每晚也要居正全力打理。万历九年的夏天，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病倒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月，又一次生病，这次是痔疮，做了个割除的小手术，可是术后，脾胃衰弱，精神困顿。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北京寓所，身后撇下七十多岁的老母，相守三十多年的妻子和六个儿子、六个孙子。
张居正一死，神宗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他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他首先把目光瞄向了大太监冯保，一是生冯保的气，二是贪冯保的钱财，同年十二月，冯保被查办。第二年三月，距张居正死后仅九个月，便被诏夺官荫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下诏抄家，加给居正的罪名是谋反、叛逆、奸党。
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死。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在他死后两年．即天启二年，熹宗做皇帝了，邹元标，那个当年上疏指责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的刑部观政，此时做了左都御史，正是他，拖着一条被张居正打瘸的腿。为张居正的平反昭雪奔走呼号。也许在亲身经历了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看到太多庸碌、贪贿官员的表演之后，邹元标才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了张居正——他的雄才大略，他的通识时变，就是他的贪恋权位，不也是以社稷苍生为重吗?熹宗很快采纳了邹元标的动议，恢复居正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三年(1630年)，在礼部侍郎罗喻义的呼吁下，思宗恢复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为此。有人为张居正故宅题写一
联：“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1644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思宗在煤山上吊，明亡。此时距张居正去世62年。
西方有位政治家说过：“一个天生果敢的人经常可以使一场灾难推迟几个世纪出现，尽管这些灾难表面看来正在迫近，但在他看来却是已经降临。”当灾难已然来临。明代的末帝拍着大腿想起张居正时，他们才意识到一百个庸相也不如一个救时之相。我们不妨做一个保守的假设：如果没有张居正，明亡的日子至少要提前20年。
九
张居正死后，盖棺而没有论定。诋毁他的人说他专擅、贪鄙、奢华、好色，沈德符评价张居正“功罪约略相当，身后一败涂地”，他和同时代的另一个大文人王世贞都说张居正死于纵欲过度，是吃房中药过量而引起毒性发作，一命呜呼。倒是曾受张居正排挤的于慎行说得较为客观：“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并恳求皇上照顾张居正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孩子。《
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是：“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倒也中肯。
不过这里有一个悖论：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下，张居正如果不专权，像他的继任者申时行那样，只做一个好好先生，那么晚明的中兴就无从谈起；如果专权，必然引起皇上的失位，等幼主醒过闷来，张居正难逃劫数。好在张居正死得早，己身免祸；身后的灾难，谁又能预料到呢?这里我们假设张居正可以预知这样的结局，那么当天降大任于其身的时候，他是会重新来过还是会选择退缩呢?我想答案只能是前者，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大夫情怀，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精神。一直被晾在一边的海瑞评说张居正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其实像张居正这样聪明的人，何至于拙于谋身呢?为了大明的江山，他真的是全身心投入，早已忘掉自己打工者的身份。而全心全意地做起当家的来了。
世移时易，经历了明清的衰亡，经历了太多的国难，越来越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想念张居正了。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的专擅、贪鄙、奢华、好色等等缺点已经被时间冲淡，人们关注的只是他的赫赫功业，颂扬的声音占了上风。亦官亦文的陶澍、梁启超发现了张居正，学者们重新认识了张居正。历史学家孟森说：“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明一代所仅有。”朱东润在抗日战争期问写《
张居正大传》，对张居正的担当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一代大儒熊十力与友人谈论张居正：“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愿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
又是多少年之后，作家熊召政以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荣获茅盾文学奖。他同样为传主还没有文学人物武大郎的名气大而鸣不平，进而分析张居正在老百姓中知名度低的原因是他得罪了知识分子。得罪了强势集团，双方联合起来扼杀他、压制他。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当年王安石变法得罪的知识分子和强势集团比张居正多得多，但王安石的知名度好像没受什么影响。而且，《
宋史》对王安石做了大量的丑化描写，而《
明史》对张居正的记述则客观得多。这说明得罪人与名气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真正的原因在于张居正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只有政绩而没有风流韵事和潇洒诗文，而后者往往更容易被人们传颂。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张居正出头露面的机会还没有风流才子们多呢。那些风流韵事和潇洒诗文经人们添油加醋之后，有一种放大效果。比如，传说中的苏东坡和唐伯虎都比历史上的本人要丰富得多，他们的名气很大一部分是靠传说催大的。张居正没有这些。虽然他也写过诗，但有文采的不多；他有很多精彩的政论，可惜今天没有几个人会去读它。
其实，谈论一个政治人物而谈到名气是有些荒唐的，明星才需要名气呢!张居正不是明星，他不需要和谁去争名气，他有自己的功德事业在。表面看来，他创造的一切辉煌都被万历糟蹋殆尽，他的功德事业已成过眼云烟，其实不然，有谁敢说，他们的祖宗未曾在万历初年沐浴过张居正改革的恩泽?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居正的功德事业写在三百多年前辽阔的大明疆域内，写在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里，也写在今天老百姓每一张灿烂的笑脸上!
十
我识居正，是在2001年读到朱东润先生的《
张居正大传》之后。此前，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学到过他，但记住的只是一个名词解释。《
张居正大传》为我开启了一扇走进历史、触摸英雄心灵的大门。那时，我刚刚结束在河南某贫困县为期两年的挂职生活，对文人对政治恰好有了全新的体会。那两年让我知道。在基层要为百姓做成一件实事该有多难，更不用说是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了。此后，我读到了更多写张居正的作品，但与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相比，无人能出其右，因为他们都没有写出那个字：魂。
朱东润先生说，在他生活的那个乱世，正需要张居正身上的担当精神。今天是盛世了，可以追星可以休闲可以享受可以娱乐可以香车宝马可以纸醉金迷甚至可以戏说可以恶搞，但是否就不需要担当了呢?我很困惑，因而追怀居正。
责任编辑 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