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体现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民族擅长的某些东西，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呈现出很大难度。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的方向上考察，文化的差异性无处不在。西方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就曾用英语的26个字母排序，列举出从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发明创造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26项发明创造。而且，他指出，一些事物的发明可能是命定的，比如中国的发明序列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螺旋。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发现、发明、创造方面的专利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会发现同样的差异。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的界限，一眼可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针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史诗以及戏剧和小说出现较晚的事实，从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方面给予解释。在他看来，希腊悲剧兴起之时，正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那时，希腊文明基本上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的戏剧能够在感召公众方面迅速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空间传播力量。在这样的人群密集中心，游荡于民间的行吟诗人也能够更好地传诵史诗，传扬几经演变的、文学化了的民族历史。这就是希腊文学早期戏剧与史诗发达的缘由。
但在中国，则地域辽阔，“临淄剧情不习熟于成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所以，中国文学的才思和用心不在戏剧和史诗方面，而更重于传之久远、依托时间的文学作品。何况中华民族很早就关注自身历史，历史与文学很早就分家，诗歌的功能就不必叠床架屋地表达其所不擅长的内容。这样，从文学个性上说，西方文学因其面对密集的人群倾诉，更倾向于对人的命运的充满悲悯情怀，“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与其他各个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环绕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又净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所以，中国文学最早可资借助的资源，只有以各地方言俗语形成的歌谣和传说。它们在雅化的过程中，添加了掌握文字的上层贵族和士君子们的政治理想，“即如十五国风与《
楚辞》，显然都不是与政治绝缘的”。
也就是说，不能将这种民族差异仅仅理解为文化性格的差异，而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国文学中，一开始就很少关注大自然奥秘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见物咏心，或者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作譬喻，以论证和暗示对现实生活、政治理想、道德情感和人生命运的种种领悟。尽管在公元四世纪，墨家弟子就发现了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比如说针孔成像和光影关系，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物理实验，以验证自己对自然界真理的某些猜测，但其源流并未得到很好的接续，更没有将其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似乎中国文学家们不屑于将对自然的观察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材料，也或许他们觉得，自然从来只是被利用、被借助的资料，不是被观察、被认识的对象，当然，人也缺乏这种观察和认识能力。要么，许多自然现象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人事变化的镜像，源远流长的占卜术试图通过某种神秘的人与天的对话，窥破其中的秘密。要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已经成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置身物外、飘逸超然的姿态。
中国文学从来都是更多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神秘的命运，面对进取或隐退的个人心境和激情，面对国家、集体的现实前途和政治关怀。我们的文学很少从自然界种种神奇的迹象中寻找灵感，也不想付出巨大的耐心观察其中精美的秩序。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传统，可能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近似的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当物质探索和精神探索相重合的时候，物质探索就具有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当它脱离精神探索的基础之后，它就失去了依托。胡适曾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不论这一论点正确与否，但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显现排列的。
西方文学与西方科学总是比肩而立，它们仿佛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科学家们总是愿意将自己的数学公式放置在一个诗意的想象中，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顶点——没有美学价值的科学发明不论其如何正确，都不值得追求，因为它从枯燥的起点上。已经丧失了人性追求中最可贵的部分。文学家从来不忌讳科学的入侵，他们从未将文学视为一个只面对自己的独立家园。他们甚至渴望异端的叩门声，渴望建造一个具有物质世界参与的、具有彼此相融或者冲突的文学审美系统，这样，一个更加富有激情和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梦想，就可以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展开。
为此，一些西方作家做了大量的文学之外的工作，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对他物的观察活动。他们不认为那些存在于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自己无关，他们甚至认为上帝对万物的创造和对人的创造同等重要，也同样设计精美、周全。或者，造物主的用意乃是以万物来编制自己的某种不朽计划，人类必须用种种方式来领悟和破译每一样事物的意义，文学创作也不能例外。既然我们对一个完美的计划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顺遂造物主的意愿。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变得可疑。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召唤，也没有被赋予盲目行动的特权，既然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理解同一个系统中其他构件的秘密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联性。
二
在欧洲，梅特林克就是一位将自己和世界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个文学家试图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和理解自身的决心和勇气。他所采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完全不同，因为他站立的角度和姿态，乃是依托于另一条地平线，他所显现的才智，同样是建基于另一种传统。欧洲最著名的诗人里尔克曾经在1900年11月13日写下了一篇札记，这篇札记在31年之后才发表。前一天晚上，他观赏了梅特林克的剧作《庭塔吉勒之死》。他用诗人特有的抒情语言谈到自己的印象：“我们从梦幻那里得知，情感是宏大而宽敞的。”他接着说：“在梦中，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幕当中，同一种感情像天空一样展开，时而布满云朵，时而清澈透亮，笼罩在每个事件之上，即使它们在这氛围中可能还会茫然无措。”
诗人的赞誉并不能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因为。一种感受是能以通过解析的方法清晰地传递其复杂信息的。我们实际上只有经由阅读的路
径才能获得自己的感受。戏剧可能会营造特有的气氛和表演本身来感染观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才华和能力最终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透过文字的缝隙来窥探其思想及情感的光芒。从梅特林克的散文中，我们更易于看出梅特林克藏在内心里的面孔。他在《蜜蜂的生活》中，对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物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梅特林克在“蜂房的门口”停下了脚步，怀着某种虔诚和敬畏，向这些玻璃后面的小动物们小心谨慎地窥探。按照一位法国诗人的说法．这是一些“长着金黄头发的小蜜蜂”，它们拥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嗡嗡响着、翅膀像火焰一样扇动的蜂房”，一旦被打开，就会露出上帝珍放于密匣中的智慧藏品。
梅特林克为我们举例说明，富裕而安宁的欧洲是一个具有观察和细心研究传统的宝地，许多作家、科学家对观察他物世界的兴致始终不减。从法国的达当、博内、贝特朗到英语国家的兰格斯特罗特、库克以及德语国家的杰尔措恩……他们写过一本又一本关于蜜蜂的研究手册。事实上，这些事情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甚至。哲学家阿里斯托马科斯曾经用整整58年的时间来观察蜜蜂，为此，他一直隐居在孤独的荒原上。梅特林克从他的前辈们那里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依然将小小的动物作为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象，并用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正因如此，一些养蜂场的印象是这样深地铭刻在记忆中：“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件，在属于泽兰省管辖的弗兰德的一个普通村庄。弗兰德整洁而优美，泽兰这荷兰的反射镜集中了对于鲜艳色彩的喜爱，以它的旖旎风光令人赏心悦目：那些像漂亮凝重玩具一样的塔楼和尖顶房子，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马车，在走廊尽头闪亮的橱窗和挂钟，在海边和运河边排列成行，似乎在等待朴素的慈善仪式的小树，船尾画得花里胡哨的大小船只，像鲜花一样美丽的门窗，无可挑剔的水闸，色彩各异的微型吊桥，像闪闪发光的精美家具一样精雕细刻的小屋——用金银首饰打扮得像风铃一样的女人们从屋里出来，到白栅栏围着的草地上去挤牛奶，或是到修剪成椭圆形和菱形、到处开满鲜花的嫩草地上去晒衣物。”这些仅仅是记忆中的场景，好像一些优美诗歌中不可缺少的意象。这些场景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更重要的事物登场。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主人公该来了。
主人公不在别处，就在这样的场景中款款飞翔。“空中通道在这儿交汇，从朝霞初露到薄暮时分，全村的各种香气急促而又响亮地在这些通道上飞来飞去。”大自然的种种关怀都集中在这里，工蜂们珍惜每一点甜蜜的闲暇，用成千上万的小翅膀上的火星强调“无比美妙的日子”。养蜂场和一个哲人相伴，或者说，一个哲人隐居在养蜂场。在这里，“生活比别的地方更狭窄。”哲人已经厌倦了询问世间的问题，因为得到的回答“比动物和植物还简单。”他宁肯守着蜂房，在散发着香气的呼吸中，在蜜蜂不断飞过的空间，度过一个个安宁的日子。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悬而未决的答案可能就在其中。于是，梅特林克开始娓娓讲述蜂房里发生的故事：“蜜蜂宏伟的生活场面会按自然顺序一一在我们面前展现：蜂群的形成和飞离，新村庄的建立，新一代蜂王的诞生、厮杀和结婚飞行，对雄蜂的屠杀以及冬眠的恢复”。
梅特林克津津有味地谈到蜜蜂的一个个趣闻，谈到这些在神话中飞行的动物逸事，告诉我们神秘的蜂房中发生的一切。“一个人若是不了解也不尊重蜜蜂的性情，又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它们转瞬之间就会变成燃烧着愤怒与英雄主义烈火的树丛。”可是，有时，人们适当地喷一些烟，“再加上充分的冷静和温和，这些全副武装的工蜂就会任你掳掠，从不会想到放出毒刺。”这是为什么呢?梅特林克开始解答这一个小小的谜：蜜蜂们认为，“这不是可以予以抗击的进攻和强敌，而是应当服从的自然力和灾难。它们之所以不做无谓的斗争，是因为心中充满使自己受到欺骗的预见。它们想得太远了。”这时，“为了拯救自己的未来，它们奔向藏蜜的地方，准备立即在合适的地方建立新城……”
可以这样说，梅特林克不是居高临下地站在高处看待发现的一切，他已经采用了最为平和、优雅的姿态，毫无人类的优越感，相反，他写这些可爱的蜜蜂生活，恰好是针对人的傲慢、偏见、自我中心主义，针对人类的一切自以为是的愚蠢。他是怀着对这些小小昆虫由衷的赞叹之情，怀着对它们生活的足够尊重，来尝试着借取大自然的智慧的。他发现，这些小小蜜蜂竟然比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也更准确、精确、理智、充满活力和富有激情。它们更无私、更具奉献精神、更有道德感。相形之下，人无论是从智慧还是从道德的方向上看，都微不足道，上帝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恩赐，已经超出我们应该接受的限度。很多方面，我们不配如此。我们的智力是如此低下、有限，以至于必须俯下身来，从四周的小小昆虫租借灯盏，否则，我们的眼前将一片黑暗。
人，必须感到自己的卑微。梅特林克试图从一个个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发掘我们所需的真理。他发现，在自己观察的安置在玻璃箱中的蜂房，“装着无与伦比的活动，无数睿智的法规，很多很多的天才、秘密、经验、盘算、学问、各种各样的艺术、预见、信念、明智的习惯、奇怪的情感和美德。”可是在一个外行的、粗心的观察者看来，那儿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浅棕红色浆果。”实际上，蜜蜂们在不停地工作，从事着神秘的、艰巨的创造性活动。即使那些看似沉入梦乡的像一串串死尸一样的蜜蜂，也在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加工和分泌蜂蜡。”它们只有这样辛勤劳作，才能得到集体的信任。梅特林克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蜜蜂的生活离不开个体之间的密切交往。不论个体的蜜蜂飞到哪里，“如同游泳者要定时回到水面上换气一样，它也必须定时回去呼吸群体的气息，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若是离群独居，蜜蜂在几天之内就会孤独地死去。”
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集体给予个体的快乐是如此巨大，以致它必须像一个吸毒者依赖鸦片一样，从中找到梦幻般的幸福感受。这样，一群蜜蜂就可被看作是一只蜜蜂。“在蜂群中，个体微不足道，它仅仅是一种附有条件的存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物种的一个长有翅膀的器官。它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它参与构成的那个由无数成员组成的、不断更新的生命。”正因如此，蜜蜂的国度成为社会观察者的最好样本，在产蜜的膜翅目昆虫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家蜂文明进化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梅特林克看来，这样一个苛刻的蜜蜂国度，个性被“国家”所吞噬，而这一“国家”亦“成为专制而又不朽的未来形象的牺牲品”。
三
单单谈论蜜蜂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闲暇中奢侈的猎奇行为，它显然不具备更为深广的价值、意义。梅特林克也不会以惊人的耐力，通过细心观察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来消遣的闲话。他是想从神秘的蜂房中找到一面可以映射我们的镜子，重新确定我们的肖像轮廓。他说：
“人有能力不服从大自然的法则，至于他是否正确应用这一能力，则是他道德生活中最严肃也是最糊涂的问题之一。不过，在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中去捕捉大自然的意志，并未因此而显得索然无味。”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习见的生活中，已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修改、歪曲了大自然的意志，所以只有在这些膜翅目动物的每一个动作中，才能重新找到大自然赋予生物世界的原始意义。
因为，“大自然的意志在膜翅目昆虫的进化中显现得非常确定，而膜翅目昆虫是除了人之外地球上最富于智慧的生物。”梅特林克进一步推测，“大自然似乎追求物种改良，但它同时又表明，它不愿这样做，至少是在这样做时必须损害个体的个性自由、权利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其每个成员的个人生活亦随之缩小。凡是出现进化的地方，它都是个人利益越来越完全地为总体利益牺牲的结果。”另一个例证是，“熊蜂的工蜂并不想放弃爱情。而我们的家养蜜蜂却终身处于贞节状态。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群体的幸福与安全，为了使蜂房在建筑、经济和政治方面更加完善，它会放弃所有的个人福利。”这意味着，大自然的意志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它至少在这里显现出其矛盾、摇摆和不确定的一面。也就是说，即使是全能的上帝，也在充满选择可能性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不决。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窥透自然的秘密，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否则，我们就有僭越之嫌。无论是蜜蜂，还是我们自己，凡是我们不可了解的，不可理解的，不能了解和理解的，都属于命中注定。物种一代代相传，一代代几乎是重复生活，一代为下一代不断付出牺牲，它们究竟为了什么?梅特林克对这一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他说：“物种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人类也存在这种命定性，但较之蜜蜂，这种命定性的强度与规模要小一些，从不会作出如此巨大、如此普遍和如此意见一致的牺牲。我们服从的什么可预见的劫难可与蜜蜂的劫难相对应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对那像我们观察蜜蜂一样观察我们的生物一无所知。”他的推测带着几乎是绝望的痛苦，就是说，也许我们所不知道的，上帝也不会知道。
梅特林克的苦恼来自形而上学的推理，尽管他似乎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和经验。他写蜜蜂、写蜜蜂的生活及其规律性，写蜂房里的种种故事，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讲述我们自己。他所表达的乃是人生的迷茫。他试图得到所有的答案，但是每每在解答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的极限。他想将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一步步推理，发现现有逻辑总是不能顺畅地使他找到简洁的方式，最后又要陷入另一个迷宫。几乎是所有物种一代又一代传承，是什么力量推动它们向前、向前、一直向前?就像无数乡下人急匆匆地去赶一场庙会，就像已经买了票和尚未买票的人们，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前往剧场，就像所有的物种要去赴一个盛大的宴会，或赶往同一个地点，以便见证一个精彩的结局，一代又一代付出莫名其妙的牺牲，将最后的那一观赏者推到时间的尽头。可是，那里究竟有什么?
在我们以及和我们同在的所有物种中，都包含了同样的基因、同样的目的性。造物主为了某种目的设计了同样的程序和计算芯片，并将其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死亡，我们从未摆脱来自自身的某种控制性力量。然而，我们却不可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行为价值。我们总是依凭本能行动，将与生俱来的意图贯彻始终。当我们从别的生物那里回到自身，突然发现，我们所做的是否都值得?它的价值究竟与我们在哪些方面具有关联性?我们仅仅是通往天庭的梯子上的一节脚踏板，别人的脚步在我们肩头发出轻轻的一响，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随即被废弃。梅特林克看到，那些在蜂房走廊上工作的工蜂，在忙着搬迁新居。每一只工蜂都必须带够可供五六天食用的蜜，即使它们也未必能够弄清，自己究竟是怎样运用巧妙的化学配方来提炼蜂蜡，以便建造新居。它们可以在漆黑的环境中工作，它们究竟依赖怎样的照明方式?难道黑暗中为它们设有专门的、我们看不到的灯?它们什么都不清楚，但是它们一直在做，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而，“未来的观念是如此强烈，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面对死亡的危险，也没有任何一只蜜蜂动摇。”这是梅特林克对蜜蜂群体的评价。这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物，未来就是一切，它的意义已经使“现在”动摇了，“现在”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梅特林克发问：“必须承认，似乎带有自觉性而实际上富于智慧的伟大力量——因为在其安排和捍卫的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智慧——也会陷入迷雾。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当我们抵达自身意识的极限时，最高级的智慧也会出现失误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向谁求告呢?”这是对世界看似意义明确、实际上充满盲目性的极好论证。即使从最高级的层面上俯瞰，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安全可靠，因为其运行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不能保证其选择的正确性。
令梅特林克痛苦的是，“大自然是否关心保持在它的地底下处于激动状态的一切事物的生命?或者——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与此相反，一切生物都注意采取措施反对那些给予它们生命的力量?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我们根本不知道，物种的保持是违背最高意志的可怕意图，或者与这些意图无关，还是完全依赖于它们。”正因为他观察得太仔细了、他掌握的资料太多了、他默记在心中的事实太纷繁了，他才得不出什么可靠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感到大自然本身的神秘，也就越对我们以及周围的事物一无所知，我们在思考中正在远离自己，远离一个个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判断。真理正是以这种令人敬畏，而且耐人寻味的方式包紧自己、拒绝我们的解读。
四
在中国悠久的、辉煌的文学史中，我们几乎是完全缺少了梅特林克这一类型的作家。梅特林克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作家，他代表着一个类型，一个稀缺的文学品种。我们不缺少擅长抒发感情的作家，不缺乏不断思考自身命运的作家，也不缺少充满幻想的作家。恰好我们缺少了善于观察其他生物世界的、带有科学家性质的作家。中国文学的源头从最早的民间诗歌开始，经过贵族阶级的雅化淘洗，自觉地沾染上以国家民族为主旨的政治色彩，个体生命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中华民族更是一个热爱历史、注重历史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记录历史的习惯。文学家也养成了在历史政治中安身立命的癖好，治国安邦成为文学的当然使命。这样，我们就易于带着集体的眼光看待事物，目光只是朝着大的物体审视，反而脚下的许多细微的东西处于被忽视的位置。
而且，我们似乎缺少用他者的眼光反照自己的传统，总是通过自我来单一地看待我们之外的世界。即使是诗人或作家试图描绘外部世界时。也是将外部事物作为借用的工具，以暗示自身的存在。所谓“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超然物外的禅境，也不过是为了突出暗示和表达一个孤
独守望者存在于幕后的悠然诗意，其实此时的观察者只是看到了自我投射之后被反复过滤了的意象。它已经不属于自然界了，也没有与人相对应的比照关系，大自然的真实意义已经完全失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意象的意义总是重于现象。表达集体的命运、哲学思考和个人的心境从来都是中国作家写作的宗旨。无论是记录孔子以及弟子们言行的《
论语》，还是旨在说理、言辞华彩的《庄子》，无论是记录史实、叙述中国历史命运的《左传》、《
史记》，还是之后汉赋晋文、唐宋诗文，不外乎借物咏心、托物言志、假物言道，文以载道成为一种作文定法。我们也时时观察外界，但是其最终的演化乃是归于体察，他物只不过是“我”的化身。这样，事实上，他物的事实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我们缺少梅特林克这一类型的作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拒绝承认每一个个体的童年价值，儿童的幼稚和好奇心早早被扼杀。我们很少在生活中尊重儿童的特点和玩耍的价值，而是尽早给他们灌输成人的思维，希望其不要在儿童阶段停留太久，以便早早加入集体利益的合唱之中。我们从集体的眼光看来，儿童不具有独立价值，他仅仅是成人的预备。人的活泼天性、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他物的关注．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这种天性在成人之前必须被压制，以便将精力和目光投射到共同生存的集体事业中，是责任驱使下个体生命必须作出的牺牲之一。因而，中国文化对个体的催熟作用不可低估，它使我们放弃了欣赏别的种类的生命的机会。
为了充分欣赏与我们不同的生命，必须寻找证据——别的生命是如何生活的?它们哪些地方与我们相同?它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它们究竟有无智慧、有无灵魂?不能仅仅凭借猜想就说明一切，也不能仅仅依靠逻辑推理。这需要证据作为认识的基础。对于人们提出的所有疑问，只有证据作答。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人性的弱点，梅特林克就是要用证据揭示这一点：“人不仅无法了解真相，还会接受假设。从他偶尔出世的那一刻起，假设就威风十足地进入了人的意识。”于是，梅特林克谈到蜜蜂时说：“所有科学假设中，最有可能的一种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家蜂同庞大的蜜蜂家族联系起来，从而追寻其远祖，并发现这一家族还包括所有的野生蜜蜂……于是，我们就会碰到在比人类进步更高层次上所发生的种种生理、社会、经济、工业和建筑变革。”这是在寻找蜜蜂生活的证据，从而经由这些证据来寻找自己生活的依据。从这一意义上，梅特林克所做的，是一种从外到内、由他及己的思考，没有充分的比较，就难以看到自身的缺点，没有外在的事物辉映，我们就难以认识自己。
梅特林克与他的从时间或者空间上都相距不远的、同样关注昆虫命运的朋友法布尔不同，法布尔在其洋洋洒洒的巨著《昆虫记》中，是将那些可爱的昆虫作为平等的朋友对待的，而梅特林克则是将我们的邻居作为自己的镜子看待的。我们在法布尔的世界里，看到了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种种昆虫生活的细节以及它们可爱的习惯，我们会庆幸，人类并不是孤独的，而是有着这么多有趣的伙伴陪伴我们生活，因此我们理应感到快乐。但是，梅特林克则采取了另一种姿态来认识事物，他的角度是反省式的，从我们身边的朋友那里借来了镜子，照出了我们脸上丑陋的黑斑，而在此之前，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一点，甚至已经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已经十分完美。梅特林克因此不断地对比，不断地从道德、人生、习俗、精神、智力、社会、善良、正义、力量等各个方面，寻找我们与其他物种间的差别、差距。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概念，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以便也同样能够衡量自己。我们内心中的一切，事实上都献给了这些自己发明的种种观念。
对于这样的事实，梅特林克还想从更高的层面上得出一些令我们无可奈何的悲观结论。就像俄罗斯诗人勃洛克所说的，“我们所游历的一切世界和这些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梅特林克看来，当我们观察蜜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会像蜜蜂那样，也同样被更高者所观察?我们的思考，可能也同样有着更高者思考的影子。“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四肢活动，我们功能的平衡，以及我们生活的安宁，全都带有高级力量控制它们的明显痕迹。该力量所展示的极其珍贵、极其高尚的状态，只有物质才能达到。烈焰、温暖、光明和生命本身，以及比生命更敏感的本能，如同世界在我们出现之前就获得的大多数难以捉摸的力量一样，一碰到这一新的实体就黯然失色。”
他在《蜜蜂的生活》一书的结尾处这样写下了自己的感慨：“我不想苦思冥想这一问题：是谁在利用我们的力量。蜜蜂不知道是谁吃了它们采集的蜜。我们也同样不知道，是谁利用了我们充斥整个宇宙的精神力量的果实。如同蜜蜂一朵花一朵花地大量采集花蜜，远远超出它们后代的需要一样。我们也到处寻找一切能够为难以接近的精神生活火焰提供食粮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对种种情况时才会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他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和蜜蜂一样卑微，一样微不足道，一样是别人利用的对象，别人一直在利用我们的无知，偷走我们精心采集的蜜。
事实上，梅特林克通过自己对蜜蜂的观察和理解，一直怀疑，在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未被完全揭示之前，也许必须相信，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者更为古老、更为智慧的星球上的某种力量或信息，在无处不在地、粗暴地控制着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生活运行的目标。这极易让我们把他的散文所提供的思想信息和遥远的星球、地外文明、神秘的UFO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充满挑战的想象，也许在科学家看来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象，但对于文学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其想象的宽阔度和无穷魅力。能够产生这样的推理、想象，一定是他有效地保持了儿童时代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从他物的呼声中听到了关于自己命运的声音，也从他物的生存之道中看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竟然从一个个蜂巢中扇动的翅膀——那嗡嗡作响的淡黄色火焰上，寻到了天空穹顶上由辉煌的群星组成的神奇图案。
五
梅特林克在《时间的尺度》一文中，展示了我们在时间中不断屈从的命运。然而，不论多么伟大的事情，都在时间中发生，因而时间中隐含着最高者的意志。人类很早就具有时间的意识，而且一直试图将这些密布于四周以及渗透我们生命的东西，像银行点钞或打理市场上的物品那样清点和称量。他发问：我们以不同方式适应忧愁、无聊、欢乐的时间，为什么不会有差异呢?我们工作的月份，我们冬季的日子，那些忙碌与喧嚣的时刻。难道不应该区分和记录?梅特林克不满足于走时精确的钟表、壁炉旁的挂钟、电子钟和精巧的怀表，因为，机械的节奏代替了神秘的时间，“主宰世人与众神的美妙时刻，这永恒的人类的无限形态，则像是昆虫一样，机械地消灭自己的生命，没有前景，没有天日，没有休息”。
即使是修建于死者附近的教堂尖顶上的钟表，也代表着绝望、忧伤、痛苦、疾病和牺牲，让人为祖先使用过的最简单的计时工具的失去作用而感到惋惜，比如说沙漏、水漏和日晷。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失去了实用意义的事物，可能更为重要。梅特林克在这里没有讲述什么事实，也没有寻找依据，所有的东西全都包含在一种直觉的光芒中。这似乎与他的另一些作品不太一样。他谈到，在那些门窗只朝向比我们的世界更阴森的彼岸的可怜光线的教堂中，沙漏计时器曾经被用作“没有欢乐、笑容、意外的惊喜与装饰的时间尺度，在这方面，它是任何钟表所无法取代的。它不是确定时间，而是用尘土无声无息地压抑时间。它生来就是为了一分一秒地计算祈祷、等待、恐惧和哀伤的时刻”。梅特林克实际上是在无数观察的基础上，找到了关于时间和计时工具的一连串感受，他不想指出那些可以证明自己想法的感受的来源，只是将最复杂的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感受的洪流，而他在此时此刻，就乘着这样的洪流在时间中漫游。
时间是无形的，但它涵盖了所有有形的事物，每一种有形的物质都染上了时间的丰富色彩，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内在的结构形态。可以说，没有时间，什么都无从谈起。当然，没有对时间的区分、识别和计算，我们也就很难把握自己。也许，这时我们真正睁开眼睛注视世界的第一个步骤，或者说，通过辨识时间，我们打开了世界和关于我们自身奥秘的第一层包裹，似乎也因此窥见了博大宇宙精神跳动的节奏。所以，梅特林克迷恋古老的日晷和其他计时器。无论是位于图列特·修尔·鲁村教堂的日晷上的题词，还是位于古老花园中大理石日晷上的铭文，都含有祖先对时间的深刻理解，这已经成为古代计时器的一部分。在乱石堆中、到处都有仙人掌和野生无花果树丛中的小村庄，像被阳光烤焦了的白骨一样的小村庄，与这样的日晷是如此般配。一个日晷上的题词是这样写的：“人世的时钟不会显示最后审判的时刻。”另一个日晷上则写着：“光明将我纳入运动之中。”又一个位于威尼斯市郊的日晷上则题写：“我只计算光辉的时刻。”这些都是日晷对我们说的话，它原本就在日影一寸寸移动的呼吸声中。
然而这里必定有着某种神秘的内容，它在无形之中展现其生动的形象。梅特林克激动地想到：“谁若学会在空中认出这些时刻，谁就会看到它们交替接触大地，降临于神圣的祭坛前，似乎在向神灵献祭——人类虽然敬奉这神灵，但却认不出他来。他会看到，它们出现时身穿五彩缤纷、不断变幻的衣裳，用果实、鲜花或露珠打扮自己。起初是透明的、约略可辨的黎明时分。随后是它们的姐妹——正午时分。这些女郎热情、残忍、光彩夺目，甚至不可抗拒。最后是黄昏时分。它们雍容华贵，步履蹒跚，在紫红色的树阴下走向日益临近的深夜。”这就是梅特林克想象的真正时间!这样的时间，只有古老的日晷可以记录，只有古老的沙漏可以记录，没有伟大神灵伴随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神灵也必须用时间来装扮。
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的这种想象和《蜜蜂的生活》一书中的想象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后者不屑于使用任何证据加以说明，而且，对于时间这样最为神秘、神圣的存在，任何事实都不能证明什么，因其凌驾于所有的事实之上，一切事实仅仅是时间抛弃的碎屑而已。与时间相伴的是空间。这时牛顿时代的认识，牛顿三大定律就建立在一种均匀流动的、单向流逝的时间和一个刚性的空间的假设之上，它与我们的经验基本吻合。当然，爱因斯坦果断地抛弃了这种假设，时空连续，融为一体，改变物理学命运的相对论应运而生。但是，在文学中，经验和感受并不会因为科学认识的改变而变得不再重要，相反，我们从来不会放弃自我的感受来谈论世间的问题，即使我们用文学的方式谈论科学也是如此。
梅特林克在谈论蜜蜂生活或别的动物植物的生活时，实际上其谈论的范围不限于此。他更多的是纳入了人生感悟和对人间世界的种种理解。作家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也许是很多生物学家都熟知的，这一点，他在《花的智慧》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做出声明。他声称，自己“微薄的贡献仅限于一些简单的观察”。他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呢?因为，“植物生命对于光明和智慧的追求在花儿中最为集中”。这意味着，他所以这样写，是为了写那些为了追求光明和智慧的事物，或者说，是为了追求光明与智慧的方式及其意义。这实际上直接投射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在他物对光明和智慧的追求中，寻找自己暗淡的影子。
我们看到，大自然在很多方面展示自己的魔力，即使是被土地固定的植物，也不会放弃追寻理想的努力。它们为了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种种奇思妙想，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种种改变和进行精巧的设计，“在机械学、弹道学、航空学和昆虫观察等方面装备了种种往往比人类的发明和知识更优越的设置。”就像梅特林克所言，表面上看来，植物世界是一个极其宁静、温顺、充满无怨无悔和逆来顺受的顺从精神的世界，但是，仔细观察后你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它们对于命运的抗争是异常激烈而坚韧的。这种反抗几乎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反抗命运本身的行为就意味着生命的全部意义，反抗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智慧，这也许是上帝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残酷的检验手段?
从反抗这一趋向上看，植物必须首先反抗其所命定的、来自自然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则，无条件的不可移动性必须被打破。因而，植物对于运动的渴望比动物更强烈。它们深知，任何一颗落到树木或草本植物下的种子，其命运不是死亡就是发芽困难，必须运用自己内心的巨大力量，否则就不能冲破封锁和摆脱桎梏，就不能获得解放和走向自由。所以，每一代植物都将自己飞向远方的无线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它们从自己的基因中就设计了必要的程序，以便产生更加有力的播撒种子的设施，展现其梦想和抱负。植物学家非常熟知一些充满趣味的植物播种方式：飞机螺旋桨一样的槭树翅果、椴树的苞片、飞廉的飞行器以及蒲公英的爆发力极强的弹力器和它的降落伞一样随风飘扬的种子……还有一些花卉种子上的细微钩刺，以及很多很多出人意料、令人惊叹的机制。“可以说，数以百计种类的植物种子都想出了某种办法从黑暗的物质怀抱冲向光明”。
在梅特林克之前，对于动物植物世界的理解仅仅限于少数科学家，而且科学家也没有将这些现象和我们联系起来，尤其没有和我们的价值观和对于生命的感悟联系在一起。他们更多的是从研究的角度，试图将这些现象转化为枯燥的数据，纳入一些苦思冥想的抽象公式，以便形成逻辑严密的论文。他们总是将这些事物不断分类，将其视为没有感情、没有智慧的僵化的造物，它们仅仅依赖本能成长、生活。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至少大大减少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心，也试图取消大自然本身生发的趣味。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在一系列现象中找到与众不同的东西，梅特林克不仅通过观察，还通过卓越的想象，把那些似
乎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放到我们眼前，让我们觉得世界是这样充满想象、这样活泼可爱，就像智力超群的顽童不断制造种种意外，令人惊叹，令人感到眼花缭乱。
比如说，一些植物能够准确预测到鸟儿的喜好，将自己种壳外面抹一层糖，引诱鸟儿前来衔啄。委托这些飞翔的动物将自己的种子带到很远的地方。鸟儿即使将这些种子啄食，它们的胃口也不能将其消化，最终还得将种子归还大地。还有另一些植物将成熟的种子挂在小小的托柄上，在风中不断摇动，准确模仿播种者的动作，将自己的种子播撒到广大的空间。一种苜蓿属植物“谦逊地藏身于其他高傲的野草中间，你难以相信，远远早在锡拉库萨的著名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之前，它们就发现了以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螺旋的奇妙属性”，并且利用它在空中飞行。“它们将种子按三圈或四圈放进细细的螺线中，以精确的方式延缓它们脱落的时间，并且借助风力延长它们的旅行”，为了万无一失，它还在螺线边上安装了两排倒钩，其意图在于黏附在行人或野兽身上，寻找到更多的旅行机会。
就像许多失败的人生一样，大自然也并不是百发百中和完美无缺，它也有千虑一失的时候，也有不少失败的设计。梅特林克观察后发现，一些令人惊奇的精巧设计的期望落空了，付出努力的工作最终劳而无功。一些杰出的螺旋器并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因为，螺旋器只有借助一定的高度，从大树或相当高的草本植物梢顶落下，才能充分发挥其飞行功能。可是一旦安装在低矮的小草上，还转不到四分之一圈就抵达了地面。这好像是一个故意悦人的有趣的设计错误。然而，梅特林克仍然为这些追逐希望、追逐梦想的徒劳努力而感动，一个设计上的瑕疵和故障，并不影响伟大的幽默和审美。
的确，“没有研究过植物学的人很难相信，令我们赏心悦目的这一片绿色中蕴藏着多少发明”。也不会相信，“每种花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设备和自己获得并加以运用的经验”。因为，总是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已经发明了大量各种奇巧的机械设备，很易于藐视植物的杰作。可是，梅特林克提醒我们，尽管人类的力学天才已经显示出它的威力和潜能，但我们的才华毕竟是从昨天才开始的，而植物的力学则已经发挥了无数世纪的作用，“当花儿最初出现在地球上时，它的面前并没有任何可以效法的模式”，它的一切法则和求生方式，必须从自己的精神那里索取。在它们如此早熟的智慧面前，在它们如此丰富的精神面前，我们必须采取更为谦卑的态度，才切合真正的事实。
欧洲著名诗人里尔克谈起梅特林克的《卑微者的财宝》一书时，情不自禁地感叹：“他既热爱这生命的美丽，也同样热爱它的恐怖，他谈起它的奇迹来就好像在说现实。从前从未有人用这样简单的、如同儿童和少女说的话谈论过伟大的奥秘，我也从未见到过一本包含了如此深沉的沉默、如此多的寂寞、顺从和宁静，并且如此帝王般高贵地远离一切喧嚣。”他接着评价：“这是一本忧心忡忡的书。”我们对梅特林克谈论植物和动物的所有书籍，都可以做出同样评价，他的忧心忡忡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忧心忡忡乃是站在空中俯瞰才获得的深切感受，他越是观察到更多的事实，就越是如此，他越是思考更多的问题，就越是如此，他也越是联想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越是忧心忡忡、不能自己。
以至于梅特林克在其《十二支歌谣》中说：“每当我们探究到最后一层界面，我们就死去，这便是我们的存在，它的虚无、死亡与徒劳的最终真相只不过是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学识画上句号”。还说，“在我们承认这真相不容改变之前。我们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全部的热情努力去驱除这无知，并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清一个问题：是否找寻到光明”。实际上，梅特林克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竭尽心力去观察事物，也不会反复思考其他事物与我们隐隐约约的或是直接的联系线索。当然，他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因而时刻为我们寻找活着的理由。
六
一个诗人显然更易于理解另一个诗人。当然，他们必须是杰出的诗人，才会互相发出会心的一笑，才会面对彼此的作品感受到对方的心跳。当梅特林克依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在自然之谜未被重大的科学发现解开前。”“或者，在来自另一个世界，也许是一个更古老、更智慧的星球的信息最终为我们揭示生活的目标与目的之前，我们只不过是偶尔间一闪即逝的微光，在冷漠的黑夜漫无目的，黑夜随时能够将我们熄灭。”里尔克则立即感慨：我们的“这种生活”太渺小了，“犹如它所属的白昼，犹如它所依赖的偶然，犹如逝掉了无痕迹的时光”。可谓同声相应。当梅特林克通过观察蜜蜂的集体活动，意识到世界具有某种目的性，我们同样有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任务时，里尔克兴奋地捧起了这本《蜜蜂的生活》。他感慨万千，赞叹梅特林克的耐心和细心：“他几十年来透过蜂箱的玻璃罩观察另一个世界的运动，这个世界的基本思想与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真同样神秘，同样未知。”一个伟大的诗人，不可能征服世界，也不可能征服庸俗的生活，但他可以首先征服另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么，杰出的诗人总是具有双重身份：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里尔克似乎也从梅特林克的揭示中得到了某些东西。他开始相信，就像在蜜蜂的生活中具有“蜂巢的精神”一样，也许我们也具有“大地的精神”。就像小蜜蜂的工作永远属于高尚的未来，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同样一直为一个“比我们的时代更幸福、更成熟的未来而工作”。里尔克以诗人的热情抒发自己的感情，也指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灵魂将越来越穿透理性与热情的黑暗，正是它们将我们分割开，在灵魂的光照下，我们将更好地相互理解和帮助。随着灵魂的出现，我们组成了一个深刻而庞大的共同体，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它必会像蜂箱的精神统领蜂巢一样统领我们，因此也许人们以后会谈到大地的精神。它协统一切，对如今相互对立、相互抵消的力加以整顿”。诗人在梅特林克的启示下开始了对未来的一系列美好的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和谐的未来，似乎充满了诱人的气息。
事实上，人类并不会向往蜜蜂的生活，尽管在目的性上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我们仍然不希望自己完全陷入一个充满专制、分工严密、毫无个体自由空间的共同体中。相对论的发明者、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对这一点做了深刻的论述，在《论教育》一文中，他说：学校“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这是他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他接着说：“单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人仅仅作为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工具。因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那就意味着，即使这样的社会能够为人们提供最好的福利、最多的物质富裕以及最多的幸福，也注定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实际上，这与梅特林克的思想不谋而合。面对一个蜜蜂的独立王国，一个植物的神秘世界，以
及花的非凡追求的智慧，梅特林克只是赞叹大自然的周全、精密和神妙，也反省着人类的苍白、自大狂式的傲慢和智慧低下，同时也用自由的准则对一个昆虫国度的专制意志进行了批判和挑剔。只不过，梅特林克因此获得某种新的信仰，他承认自己身上有着被支配的痕迹，我们仍然是自然意志的执行者，我们仅仅采用了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方式而已。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可能是最高者实验的结晶。爱因斯坦仅仅作为一个科学家对社会做出有益的建议，他的思想更多地具有科学的严谨性。梅特林克则是一个在科学边缘上游弋的、具有观察自然的良好习惯的文学家，他有更多文学的想象和神秘的推理。他只是在科学能够提供的材料中寻找想象的养料，刨掘深埋于现象之中的大自然的密示。
文学家的大自然是人眼中的大自然，是人的大自然，它不仅意味着人的寄生环境，还意味着人的思考对象，并且还是人反观自我的光洁明亮的镜面，其中描绘着我们自己的肖像。这是我们必须经常擦拭它的原因。另外，大自然也是我们情感寄托的基点之一。我们的人性要求自己必须将它和我们视若一体。这让我们想到了著名文学家、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童年杂忆》一文中的一些细节。一次，充满好奇心的童年的法布尔在从一个大石片下面发现了一个用绒絮和细稻草构筑的鸟巢。他看到了鸟巢里的五六个鸟蛋，这时，鸟巢的主人——鸟儿在周围焦急地不断从一块石头飞到另一块石头上。过了几天他从中取走了一只鸟蛋。不巧遇到了一位教士，引来了一连串盘问。教士这样告诉他：“你可不能这样做。你不能把一只小鸟从它们母亲身边夺走。你要尊重一个无辜的家庭。你应该让仁慈上帝的那些鸟儿长大，让它们从窝里飞走。它们是田野的快乐，它们能清除地里的害虫。”
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梅特林克也有类似的童年经历，但是，可以肯定，梅特林克一定具有和法布尔一样的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怜悯之情。这是从人的孩童时代就产生的高尚情感，也可能出自文明教化的结果。梅特林克为什么这样写作?这可能取决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成长环境和神秘天赋。这一点，我们无意去刻意追寻。也许，法布尔的个人经验可以作为参照。他回忆往事，感慨地说：“好奇心重新出现，把我们从无意识的模糊状态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刻。”他又说，“往事好比是一种雏鸟，它们已被生活的荆棘剐掉羽毛，但是一经提示，它们就回到了我的记忆当中。”他将这样的往事分为三类，一类往事虽然逃脱了荆棘丛，但已经疼得直摇脑袋，另一类往事则不会再回来了，还有一类总是保持着清晰的、生动的形象。他总结说：“最富生气的是那些发生最早的事情。儿童记忆的那层软蜡膜，在这些事情那里已经转化成了难以损毁的青铜壳。”
为了说明自己的写作动机，法布尔还用了一个寓言式的譬喻：“暮色降临，樵夫赶紧把最后几束柴捆拢起来。和樵夫一样，我这位身在学问森林中的砍柴人，当生命暮色降临的时候，曾想过把自己的大柴捆整理一番。”梅特林克可能怀着同样的写作动机，但是他不是简单整理自己的知识，不。他不满足于这样。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思想，知识就毫无用处。就像图书不是用来阅读和理解．它就毫无意义一样。他不是在暮色降临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内心储存的东西，而是从一开始就为思考问题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借用梅特林克《蜜蜂的生活》中的章节标题，将这个独特的作家命名为“年轻的蜂王”，可能更为合适。当忙碌的工蜂忙于飞到很远的地方采蜜的时候，它深知自己的重大责任。就像蜂王生来就注定成为蜂王一样，梅特林克从观察蜜蜂开始，就拥有了一个独特文学家的特殊身份。
梅特林克是这样描绘一个年轻的蜂王的：“它没有劳动所需要的任何一种工具，既没有分泌蜜蜡的蜡腺，也没有采集花粉的篮子。同样，它也没有我们认为蜜蜂天生具有的任何一种习惯和品质。它没有观看太阳的渴望，也没有在空中游泳的需要。它直到死都不会去访问任何一朵花。它的一生在黑暗中，在蜂房里，在对于它必须视察的摇篮的不断寻找中度过。然而，只有它知道爱情的激动。它无法确定自己一生中是否能够两度见到阳光。”梅特林克借用一个蜂王的生活，描绘了自己。这样的生活注定是寂寞的、悲哀的、绝望的，然而，一切重大的责任，一切高贵的理想以及一切伟大的思想，正是被这样的生活所承担。美好事物的中心往往是一片漆黑。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