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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将要涉及到的事件就是发生在永州道县的大屠杀。
       事件发生在1968年，死亡人数据民间的说法约有万余人，残杀的方式以水淹、火熏、刀劈为主。几十年对这次事件的集体沉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中所有的事件都在揭露和解密，包括高层人物的活动状况以及当事人的心态这样十分隐秘的问题，都有言之凿凿的说法和揣测，惟独发生在道县的这惊天残杀，迄今的正规出版物上几乎未见有任何只言片语的记载。
       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就要被历史彻底封存了，遗忘了。
       叙说那些残杀的过程显然毫无意义，探寻残杀的本源不会不令人扼腕沉思。那样毫无理由，且又说不出完全站得住脚的杀人动机的事件竟然产生在一片那样美丽的地方，一片文明那样高度发达的地方，由此所产生的追问，应该是一个既深刻又根本不存在需要回避的问题。
       无序和疯狂在那个年代几乎完全主宰了一切。
       没有任何严密逻辑，所以我们在逻辑学那里找不到答案；没有任何明确目的，所以我们在因果关系中也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也没有事先的预谋，因此我们在成败对应中也莫衷一是。
       那么，我们只能指向一种文化。
       文化在永州那块土地上又是那样璀璨夺目，那么我们只有指向文化之中的糟粕。
       杀人大抵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个体残杀和集体残杀。前者杀人无非三种因素：因仇，因财，因情，当然还可以加上现代的变态杀人。集体杀人无非是集团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重新分配和调整政治和经济利益。
       而三十多年前在永州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显然与上述两种类型都没有太紧密的关联，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类可能会因为在一种说不清理由的状态下集体变态，进行残杀。
       但是变态主要是心理上的一种因素，并依赖外界的谣言作催化剂。
       那种谣传的力量当然来源于政治。我们已经无法考证第一个制造这种谣言的人是谁，多大年龄，身高几许，是男是女。这一切都已无从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人无意中带着几分神秘和狡黠对另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地富反坏右就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了，他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贫下中农的人头就要落地了!就是一个这样简单的谣传，现在看来，正常的人一定会说传布谣言的人是个疯子，但是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这个莫须有的疯话，谣言立即像阴沟里的蚊子一样飞快地繁衍，片刻之间就飞满了各个角落。
       生命在谣传的瘟疫中感到了极大的惊悸，在一个既不安宁而又失去理性的状态中，一切秩序都受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生命在挑战中一边是巨大的恐惧，另一边是对护卫生命的原始本能；一边是坚强的捍卫，另一边是在捍卫中走向极度的混乱。一个庞大的谎言，在重复1000遍后就变成了真实群体的传播，就像在气功场中使人相互感应，导向一种装神弄鬼。对生命的极度不自信，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赤裸裸地奔向恐惧之中的夸张与放大的异态人性残忍的一面像恶之花一样盛开，于是在“九嶷山下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那个地方不远的几十里，在方圆不大的十几个村落里，一场震惊世界的残杀产生了。
       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贫穷愚昧四个字。一个这样的故事可以顺便提一提，那时杀一个人可以发给5元钱的报酬，一个杀人者连杀了9人，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大队一级成立)领取报酬时，当权者却说，再杀一个，凑成一个整数好算账。于是，以5元钱的廉价，另一个生命宣告终结。但是，如果仅仅归结为贫穷和愚昧，道县绝非是那个时代最贫穷和愚昧的地方，相反，它有基本的自给经济和肥沃的土地，不致使人食不果腹，而理学大师周敦颐，书法大家何绍基文化的体温一直发出暖暖的气息，成为他们骄傲和自豪的象征。但这个事件偏偏就在道县发生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路过道县多次，每次车过道县，我都会透过车窗和玻璃茫然地凝视着那片土地，山依然是翠绿的，农舍依然足温馨的，山丘依然足带着淡淡清香的。没有谁会想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仅仅因为一个经意或不经意的谣传，便导致一万多条生灵莫名地踏上不归之路。颇有意味的是，在一路崇山峻岭的公路中，八十年代一次大的车祸因为几十人罹难，在翻车的那个地方，竖立了一个很大很醒目的警示牌， -上面写着事故发生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数，以此提醒每一个司机。为什么道县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不能立一块警示牌呢?“二战”的历史有了警示牌，南京大屠杀也有了纪念馆，这些都是因为外族的入侵，民族精神在对抗外族入侵时常常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和不朽的精神。如果在道县立一块这样的警示牌，我觉得不但不会丢丑，而且会有更深刻的意义， 因为这种意义直接昭示一个民族精神的架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沦落，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会滑向可怕的裂变，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将会导致文化和文明的丧失。上面可以写上伏契克的醒世恒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
       只有一次，我在道县的县城下了车，借宿在一个小小的旅馆，县城被埋在一片苍茫的黄昏里。吃过饭，一个人在县城胡乱地走一走，东张张，西望望，我希望从一些年老人的脸上发现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希望听到一点什么，但是结果令我很失望，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平和，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淡然，这个县城既无恐怖色彩，也没有半点不安的感觉，肃杀之气就更谈不上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次日，我去了周敦颐的居处濂溪，很想与周敦颐进行一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