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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表哥罗成钢，瓦窑镇上的人都说他是个疯子，如果我起来反对，他们会认为我也是个疯子，好在镇上的人大多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我不想给我家人带来麻烦。他离了婚，独自一人生活，省了诸多麻烦，还蛮不错的。
       算起来，我表哥快55岁了，可他动作：有力，声音洪亮，像个壮壮的小伙子。他快退休了，其实他一直在等这一天。他属于我们镇卫生院在编人员，院长李有富倒巴望我表哥这么干，可他不干，早退休则意味着少拿钱。在这点上，我表哥寸步不让。也就是说，我表哥成天不工作，却白拿工资，连奖金(拿平均奖)也一分不少。院长之所以肯这样，我想是全院的人都怕他。我表哥下放到我们镇，当过一阵牙医，不久便疯了，院长不让他干了，因为病人都怕他。他的打扮跟常人不同，不管多热的天，头戴了一顶箬帽，从帽檐下挂出一条毛巾，半遮了脸。按今天的说法，他打扮得有点像阿拉伯人。他若是到了医院，就甭说他闹事了，如果他到各科室一转，大嗓门一开，那口带了杭州腔的“什个套(意为这样)什个套”的，整座医院的人都会听到，连病人都吓跑了。从某个方面来讲，院方图的是安生。我表哥刚疯那一阵子，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为此院长让他别来上班了，钱一分也不少，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刚开始，我不理解，我表哥这种打扮，加上成天骑了一辆加重型的破自行车到处乱逛，就没别的正经事了?这些年他是如何打发日子的?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就有点懂了。
       他比我妈妈大一岁，外甥比姨妈大，放在今天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据我妈妈说，我出生那年，嫁到杭州的大姨来到我家，我表哥跟在后头，肩挑了两箩沉甸甸的东西，一箩是鸡蛋，上面压了黄花菜、干姜丝；一箩是炒米，上面压了米面、红糖、干虾。那扁担弯弯的，他腰杆直直的，两箩沉沉的月子礼稳稳地放到起坐间。我妈妈是苏家最小的女儿，苏家无子，当中的二姨嫁到上海三姨嫁到宁波。我妈妈常挂在嘴边说，她的四姐妹长得都很漂亮。我外公在桥上街是个远近闻名的箍桶匠，也算是小康人家，我妈妈上头的三个姐姐能嫁到城市里，除了跟她们三人长相好以外，苏家女儿的嫁妆——那漆得亮堂堂的36只桶，街上那些老辈人至今都会啧啧地夸。那时候，我没记亿，等到我有记忆时，三位姨妈都亡故了，这倒有点像古书上所说的红颜薄命。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立夏，橘花满街飘香。我表哥第二次来，从杭州坐了长途汽车到我们镇上。我妈妈带了我到车站(现为老车站)来接。这回是他一人来的，穿了一身涤卡料子的藏青色中山装，上衣袋插了3支锃亮的钢笔。见了面，我妈妈眼圈红红的，跟他谈起了我大姨不幸病故的事。接着，聊起了高兴的事儿。他是来相亲的，那年他快30岁了，在那个年头算是个老大难问题。好在他是省城的城市户口，又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女方叫张慧贞，也上了点年纪，那个年头也算是老姑娘了，两人相差6岁，是东风大队(现恢复了旧名叫水门村)人，离我们镇上有十几里水路。这门亲是我妈妈做的媒，我妈妈在我们街上做媒是出了名的，我们家一年四季总会有人来谢媒，我跟弟妹们都盼望这一天，因为他们会让我们一家能吃上油乎乎的猪蹄，外加一坛香喷喷的老酒。老酒是我爸爸最喜欢的，我妈妈也有点贪。
       坐了一个多钟头的小汽船，我们三人才到水门村。表哥两手各拎了一只大网兜，里面装了南北货奶糖铁皮罐头之类的紧俏货，这些东西在我们镇上的国营商店也很少见，就是有货也得凭华侨券才能买到。我想那时我喜爱上表哥，是因为他带来了奶糖，我分到了6粒，还加1块巧克力，再说我小时候是个闲不住的人，哪儿有热闹必少不了我来轧，何况我是陈家的独子。在这点上，我妈妈拿我可没办法。我是听说相亲时有好东西吃的，才缠了我妈妈。
       上了水埠头，是一条机耕路，两边是绿油油的橘树，在金黄色的阳光下，一群蜜蜂嗡嗡地叫，漫天飞舞，它们似乎都很忙碌。花香浓浓的，我表哥长了个大鼻子，张开了鼻孔，似乎要把香味深深地吸进肺中。
       一路上，我妈妈不时跟行人打听张家，那些行人除了好奇，都很热情来指点。按行人提供的信息，我们三人走到两口池塘相交的石板路，接着拐到一块晒谷场，再往西，从一丛橘园中现出二三户人家，飘出淡蓝色的炊烟。
       就在那一次，我表嫂的样子就深深地印进我脑子里了。她坐在一栋三间相连的木屋前，小院子里放了一个绣花架，她穿了一身月白蓝的衣裳，双手戴了洁白的纱袖套，正拈了一枚针往头皮上蹭了一下，拖出一根红丝线，跷起兰花指，拿针往花架上的白布穿刺，那手轻盈得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刚开始，我们三人不知道，她就是张慧贞。我妈妈向她打听，弄得她霎时脸色绯红，就像一枚红鸡蛋，是那种染在剥了壳的蛋白上的颜色，白的更白，红的更红。那时，我觉得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子，将嫁给长得有点粗鲁的我表哥，简直就像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一瓮白米饭……
       那次的相亲，我妈妈就像居民小组长做调解工作那样，这方说—下，那方说一下。我从工字形的窗格子中偷看，又听到屋里的张慧贞在嫌我表哥，意思是说他的相貌不够整齐。张家兄嫂在一个劲儿劝说，那意思说她是个老姑娘，又是农村户口，能找个大城市人，很不错了。张家做主的似乎是张慧贞的大哥和大嫂，有点急于把大了的妹子推出张家的味道。我表哥在那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见他把张家大嫂端出的鸡蛋酒，那碗里的6只鸡蛋，一眨眼工夫，呼呼地消灭了。我妈妈临行前嘱咐过他，说是依照乡下风俗，男方吃下女方的6只鸡蛋，则表示同意这门亲事；要是相不中，只吃下3只鸡蛋就行了。要不是我也能吃到鸡蛋酒，要不是表哥分给我的奶糖和巧克力，我才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现在想想，陪表哥相亲出来，我肚皮胀胀的，脑门热蓬蓬的，出来时连步子都有点飘，还真不错。
       一路上，我妈妈跟我表哥叽叽呱呱的。看起来，我表哥相中了，女方也同意了。两人商量着送彩礼的事。我妈妈回过头来，发现后头的我落下了—段路。我妈妈等上我，说我的脸色红得好吓人。我说，是鸡蛋噎了我，老酒醉了我，肚里盘了一股好大的气，老不出屁。她数落我是个馋鬼，做客人也没样子，丢脸。气得我蹲在小河边的抽水机上，不肯走。我妈妈来拖，我表哥来拉。
       我妈妈哄我说，再不走，表哥表嫂结婚那天，不给我喜酒喝。
       我立时急了。我让表哥答应我，到时候要送我6对红鸡蛋，外加10粒奶糖。
       表哥爽快地应了。我这才站了起来。我眼里似有一粒粒金星，在阳光中纷纷地掉。
       2
       结婚前—个月，我表哥就疯了，院方给他下的结论是，武斗的前夜，天空中传来一声声炸雷，在电光中，罗成钢同志五官扭曲，一声声大叫。他疯了。
       当时，我表哥参加了总派，跟了现在的院长李有富，他是总派的小头目。联派的小头目是许广顺。两派斗了的结果是，李有富取代了死了的许广顺的院长之位。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有富当了这么多年的院长，职位一直没动，为
       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说他甘愿扎根基层一辈子，精神可嘉，还年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后来，我调到了我们县报做记者，为他写过长篇通讯，加上3幅图片，凑成了1个版面。为这，他送了我一竹篮大闸蟹，算是谢我哪。
       对于我表哥从省城调到镇卫生院不久变疯的事，我总觉得里面有点蹊跷，然而我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始终有个谜团盘在我脑海里。
       我表哥跟张慧贞大约过了两年，两人无小孩，离婚时，我和我妈妈作为男方的唯一亲人去了法庭，记得那年我在读初二。我有点左右为难，吃过表嫂家的鸡蛋酒不说，表嫂挺疼我的。再说，表哥结婚那天，他答应给我的红鸡蛋和奶糖—样也没少。我向老师请假，说了一次谎，我有点耳热心跳的。法庭中，陪张慧贞的只有她哥哥，才几年工夫，她哥哥变得像小老头似的，脸皮起皱，抽着烟，不时双手抱了胸在咳。
       没多少人，双方只占了一排凳子，左右两边隔开，中间留了一溜空位。我坐在我妈妈一边，不时偷看表嫂，我觉得我的立场不稳，有点像做叛徒似的，好在轮不到我这个小毛孩说话，我也不想说。我不太听懂大人的辩论。我表哥耷拉着脑袋瓜，似乎在打瞌睡。我妈妈担心疯了的他会暴跳如雷，可他在那天却出奇的安静。轮到表嫂申诉，倒是她站了起来，停顿了一会儿，很快像课本上的刘胡兰面对铡刀一样，昂首挺胸。她一开口就说表哥是个神经病，这话没引起人们多少兴趣。接着她说，他非但得了神经病还得了阳痿病。我妈妈就有点坐不住了，屁股底下像蜇了蜂刺儿。前几天，法庭来人送来了离婚书，附了空白答辩状副本，我妈妈让我念给她听听。我那时对阳痿这词有点朦朦胧胧的，也不好意思问我妈。法庭上，当表嫂出示医院证明，说她仍是处女时，我马上明白所谓表哥的阳痿一词是什么意思了。我妈妈双手捧了脸，像个怕羞的小姑娘。
       庭长宣读判决书，我表哥打了一激灵，似乎醒了，他站了起来大步地往门口走，说好了吗好了吗，只听见大厅里发出嗡嗡地叫，上头的天花板在晃，天花板下的吊灯咝咝作响。那震荡的回响还没落下，我表哥就在门口不见了。庭长似乎惊魂初定，嗯哼一声，接着念判决书。我妈妈一把拉了我手，追了出来。
       出大门口，是台阶。广场那头，飞来一群灰鸽，落下雨滴似的白东西，大概是鸟屎。我表哥抹了下脸，一步跨上加重型永久牌自行车，像匹烈马，冲进灰蒙蒙的人潮中。
       我妈妈跺了—脚说：老娘我做过的媒从没霉过，这回霉在自己亲外甥头上了，打儿今往后，老娘我就是在家里数腿毛，打死我也不做媒了!
       表哥调动工作的事，我记得是这么搞定的。因为，要把农村户口的张慧贞调到省城比登天还难，所以，只能是罗成钢同志往下调。这是我表哥当下的工作中心之一。而且，他在张家相亲时是许过愿的。
       立夏到端午前，我爸爸开在街口的裁缝店生意是最清淡的，所谓“春衣上了身，夏衣勿要紧”。那一阵子，会点小洪拳的我爸爸常到乡下教拳，从徒弟那儿弄点钱来补贴家用。
       我妈妈倒忙了，这是她眼下要办的一桩头等大事，何况是替我表哥办的。后来，因我表哥离了婚，气得她生了病，不到半年就埋人黄土垅中了。她为我表哥调工作的事成天张罗。天知道，她这个会做媒的人，是如何托人找上镇卫生院院长许广顺的。我妈妈给许家一家大小都做了一身新衣裳，包括许家爷爷奶奶的寿衣。许院长总算答应我表哥调动工作的事。许院长的口气，像我们校长作报告—样，说罗成钢同志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支持乡村卫生事业，我们举双手欢迎!
       的确，罗成钢同志扛起背包，胸戴大红花，从杭州到我们镇卫生院正式报到那天，在大门口，许院长带领宣传队同志敲锣打鼓。当晚，我表哥的先进事迹，在我们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后，接着，县广播站播发了这条重要新闻。裁缝店里，那只破木匣子嘶啦啦地响，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只听到许院长回忆起自己的光荣历史。解放前，他是第五纵队中队长，上山打游击，吃掉了与国民党勾结的一股股残匪……在这条新闻中，他的革命史才屁大的工夫就给卡掉了。我读小学时，听过他作的长篇报告，他的话半洋半土，官话加本地话，坐在底下的我好生难受。
       很快，我在批斗会上看到他了，他给造反派戴了高帽子，胸前挂了打红叉的牌。我看到调到卫生院的我表哥，跟在宣传队队长李有富的屁股后面，举着语录本带头呼口号，数他喊得响亮。为这事，我妈妈曾跟我表哥谈心。结果，我妈妈被我表哥当做没政治觉悟，反给教育了一下。我爸爸教拳回来，累得少说话。他只说他成分不好，就听我表哥说的，没错。我想，主要是杭州的大姨父出身于工人阶级，踏过黄鱼车。在这点上，我爸爸有点自惭形秽。他的地主成分，是我爷爷这个破落地主传下来的，又传给了我，连我都抬不起头来。虽然我爸爸每回让我填表格时，写上小手工的成分。我放学回来，跟屁虫一样，常夹在我表哥这些造反派当中，情绪高涨，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能脱胎换骨。
       在东风和西风压来压去后，眼看要真枪实弹了。卫生院的全体人员必须要分成两派，不是联派就是总派，不站派就算保皇派，谁愿意不见分晓就弄顶帽子戴戴?当联派的小头目李有富从总派手中抢走许广顺时，总派的人到处查找李有富下落，跟鬼子扫荡一样。到了街上，我才明白，卫生院的两派只不过是一小撮分子，真的是掉进汪洋大海中了。也就是说，我们镇上有总派和联派的两个司令部，卫生院的派系分属于两个司令部，两派的人在街头肉搏过许多次了。末了，两路人马到县武装部抢了武器弹药，在街头巷口筑起了沙袋包，高楼上架起了重机枪、高射炮，分抢各制高点。我们学校停课了，我到这派看看，那派瞅瞅，真比看电影里的打仗还热闹。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一方下了宣战书，另一方送了应战书，明天凌晨，两派人员要正式开仗。大街小巷，到处是传单，闹蝗虫一样地飞。
       当晚，雷声大作，像要把整个大街小巷炸裂。在闪电中，不料，我表哥变成了疯子。他没能成为第二天的勇士，我真是太扫兴了。我妈妈接到这个坏消息时，是武斗后的第三天。战斗结束了，总派被联派赶出了城，我跟小伙伴们满街乱跑，忙捡弹壳，比谁捡的弹壳多谁的大。我妈妈一把拽了我走，到卫生院，发现未过门的表嫂守在我表哥病床前，我表哥在挂针，偶尔说一两句胡话。我表嫂双眼红肿，像一对胡萝卜。从宣传队队长刚提到院长的李有富大声说，没事的，小罗同志很坚强。
       几天后，我表哥能回答大人们的一些话了，只不过像换个人似的，嗓音有点夸张。我妈妈决定给我表哥冲喜，结婚就放在职工宿舍。李院长愿给两人办个革命化的婚礼，让全体职工会餐。在选定结婚日子上，我表嫂答应得并不爽快，而且办结婚证也是一拖再拖。急得我妈妈找了李院长，他来做我表嫂的思想工作。说着说着，李院长把这门婚事提高到政治高度上来了。他答应两人成婚后，可将表嫂作为家属工安排到卫生院。
       
       结了婚，我表嫂跟我表哥学牙医，很快又转跟戴医师学，过了两年光景，两人离了婚。打那时起，我表哥的打扮就怪怪的了。她从卫生院退出，很快在砚池巷开了家个体诊所，叫慧贞牙科，带了两位女徒弟，生意很不错，我给她写过报道，她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她给我换过两颗蛀牙，坚决不收我钱。我称她为张医师，她笑着说，还是叫表嫂吧，这样不见外。
       她跟我表哥离了婚，很快结了婚，男方是卫生局的股长，姓戴，就是我表嫂学牙医的第二任老师。他妻子不幸死于一起车祸。我怀疑她跟我表哥结婚后，两人已暗中交往，我很快为自己这么不健康的想法而羞愧了。
       过了一年半，我从她诊所经过，发现她抱着一个胖小子，那婴儿长得很像他妈，白白胖胖的，一边用粉红的嘴吸着一只我表嫂白鼓鼓的奶子，一边用一只嫩嫩的小手抓捏着奶子，那小手指陷进奶子中，像要学弹琴一样。
       她哼了曲儿《小燕子》跟儿子逗，之后朝我努努嘴说：多多，快叫表叔。
       我打趣说，不忙，到了明年，多多就会叫了。
       3
       我跟马书琴能结婚，不能说跟岳父无关，后来跟她差点没离婚，跟有了孩子有关。在夫妻关系—度紧张的日子里，我住到疯了的我表哥那儿。这使我对我表哥的生活有了进—步的了解。
       那是个大热天，到了吃晚饭，马书琴终于开口说话，说咱俩还是先分居吧。我问她，你是不是有了新人?她摇了摇头，她也问我，我也摇了摇头。我俩的话越来越少，饭桌上只听见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因为话少，我俩偶尔会冷眼偷看对方，四目相对，碰出一道寒光，让我心头凉飕飕的。对于她的提议，我沉默了一晌后，表示赞同。我俩商定，在未正式离婚前，不告诉任何人。我跟马书琴结婚多年，她没怀上孩子，找过不少大中医院，光吃偏方，恐怕药渣都可以垒成小山。我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她拽了我的提包，说，这么晚了，还是明天再说吧。我还是出来了，她问我上哪去，我说，上我表哥那儿。她说，那是个疯子!我说，我也差不多。我知道她很厌烦他。算起来，我表哥上我们家只有一次，之后他不来了。有时，我和我妻子在街头遇到他，他不跟我俩打招呼，装作不认得；就是我一人与他遇见也一样。他的行为，有时会让我对他产生出一种敬意。我表哥上我们家，他的怪样，别说让左邻右舍不安，就是我也会脸红。对于他的初次登门，我不想让他太难堪。我到厨房炒菜，我知他爱喝酒，此前我俩曾经探讨过一些社科方面的问题，我俩都觉得对方知识修养不错。亲戚中，数我俩文化高。在这方面，我俩比较契合。他的吃菜量惊人，酒量惊人，说话音量也惊人。当我再次加了鸡蛋炒番茄后，马书琴砰的一声关了门，进卧室了。这时，我表哥可能意识到了，把新添的一杯老酒一口吞了，夹了三大筷子鸡蛋，两腮鼓起，像吃土豆的大拨鼠。噔噔地，他走了……
       现在，是我从家里走了出来。我心头有点酸，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了，又感到不错，一人满世界地转，了无牵挂，就像我表哥一样。我那时立即冒出跟他搭伴的想法，可能完全出于一种自觉行动。
       卫生院在北城，过了北门大桥就到了。职工宿舍与卫生院相隔不到一百来米，是老宿舍，只有表哥一人住。他像童话里古城堡的国王。
       到了，我站到一堵矮墙下，上头装了无数玻璃碎，像狼牙棒一样。我叫了半天，才见我表哥那颗大头颅像水獭一样，从二楼阳台上探了出来，是水淋淋的头发，没戴眼镜，裸了上身，搭了一块毛巾。他扔了一串钥匙下来，弄得我在乱草中捡了半天，差点踩到了一堆臭狗屎。
       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楼梯口亮了一盏昏黄的灯泡。这栋二层高的楼，医院可真大方，只让他一人住。后来，李有富告诉我，本来有个大西北分配来的大学生也住在这的，那个西北佬每晚临睡前吞安眠药也不能入睡，成天怕我表哥杀了他，只好安排闭阶西北佬到医院大楼值班室住。
       上了楼，我发现一具壮壮的男人体。表哥在大塑料盆里洗澡，一根长长的软水管哗哗地流水。我说了说，要跟他搭伴一阵，要写篇长东西。来的路上，我给总编打了电话，请了假。我脸有点热，大概他看出来了，为我后面那句话，他嘿嘿地笑。洗完澡，那根软水管被盆里满满的水浮出，水白白地流到地上，到阳台上，那水劈里啪啦往楼下掉，真像孙猴子住的水帘洞。多少让我有点肉疼，又为自己犯不着这样。于是，心头安然起来。
       我未踏进他寝室的门，就感到里面传来一股公共浴室一样的热气。心想，这地方怎么能睡人?待我勇敢地迈前一步，到门口，我看到里面灯光有白有黄，光线互相交错，阴森森的；门里第一道砌了一米来高的墙，中间又加了一样高的墙，数了数共有三堵矮墙，像八卦阵一样；再看，里面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电线，里窗口焊了铁栅栏，当中只有一张小床，整个布置像牢房又像巷战工事……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突然感到自己身上降了温下来。
       正当我举步维艰时，我表哥自告奋勇地引导我，他像在保密局工作的老牌特工一样，如数家珍地介绍他的每一道防御设施。他脸上洋溢着一股股大功告成的神采。我听出来了，为了修筑这些工事，他所花费的心血。这里的材料，有石头、水泥、沙、电线……都是他一件一件用自行车驮来的，也不知他动用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把它修筑完工，比燕子筑窝衔来一根根草要辛苦多了。我觉得这里的一切，如果我一不小心触及，就会—命呜呼。现在想起来，都会让我心惊肉跳。可那会儿，我作好随时赴汤蹈火的准备。
       我带来一瓶老白干，加上鸡爪花生米卤蛋之类的。我决定，今晚与他好好地喝。醉了，会什么都不知道。
       我醒了，里面的光线被铁栅栏分割成一条条光柱。我不知昨晚是怎么跟我表哥挤在这张床上的，后来我才知我表哥当晚睡在地上，没铺京席，照样没着凉，他真有一副铁打的体魄。
       我起来吃早餐。走了一阵，到了一处热闹地方，是菜场，大门口有三三两两的小贩，把菜摆到地上，苍蝇在叮咬臭鱼烂虾，挨着一条小河，河里漂浮着烂菜帮。
       我回到宿舍，见我表哥回来了，正在卸下两只白塑料筒，把筒里的山水倒进缺了一角的水缸里。那口水缸离阳台上搭的简易厨房只有三尺之遥。提山水的地方离这儿起码有十里路，有口长年不枯水的老井，叫桃花潭。表哥气喘吁吁，说，山水用来喝，用来做饭，很安全。他满头大汗，像跑累了的驴子。他脱下圆领老头衫，光了身，背对着我，又在哗啦啦地洗澡。那肥大的白屁股底下，挂了一对大大的鸟蛋，像老爷爷挂在胸前两只松松垮垮的旱烟袋，晃悠着……
       洗完衣裤，他吃起我带来的10只肉包子，风卷残云一般。我刚才考虑到他的食量，多买了些包子。突地，他叫了起来，我以为他被噎住了，嘴上还有半只包子。等到他吞下那半只包子，我才听清了，他记起了一桩大事。今天是医院发工资的日子。今天是8号，我又一想，今儿是星期天，单位放假。还没等我想完，他飞奔了出去。我看了看表，离8点还差5分钟。后来，
       我才知道，每月的8号，即便遇上双休日、节日，那出纳定会准时在财务室等他，只为他一人先发工资奖金。他疯了后，第一个月就遇到这类事情。我表哥在卫生院大闹过一场，直到李有富自垫了钱，才作罢。接着，那出纳就会在每月的8号，准时上班，不管是双休日，还是节日。看起来，在这点上，我表哥一点儿也不含糊。
       我回到房里，昨晚跟他没喝醉前的记忆碎片浮了出来。这么说吧，我已熟悉了房内的构造，知道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哪些地方是有生命危险的。我看到了只有三条腿的写字台，断腿的那地方垫了一摞砖头。桌上放了一排书，有伟人的，还有诗人的诗集，其中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边上搁了一本笔记本。对他这么些年来如何打发每天的生活，我始终充满好奇。原来，笔记本上记的是我表哥写的诗歌。大概是昨晚趁我醉睡后写的。
       从娘胎里落地，睁开眼时
       站起来，走啊跑啊，没有家，四处是家
       谁定了我的命，能跑的
       一种叫追，另一种叫逃
       活下来，小家伙
       停一下，这地方能让我吃上几口嫩草
       比我柔软些
       我牙能对付。忘不了还有很多锋利的牙
       在某个没法预知的角落，对准我
       草地留下一堆屎一堆白骨，那些线虫白蚁
       还在。渐渐黯淡了天光
       看不见了，伙计
       路在脚下飞快转动
       风的速度
       那添了的伤，痒痒的
       它们干瘪了的肚皮
       显出粗大的骨架。那身影
       呼呼地向我逼来
       还能从一道空气中闪出
       不错，老伙计
       1996.8.7晚
       我读出了我的表哥诗写得不错，可惜没有标题，诗中具体所指的是羊还是鹿之类的食草动物，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表哥把不少精力转到写诗上了。我觉得，他肯定写了好多好多的诗，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说不定车载斗量，说不定一位大诗人被世人遗忘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贴着表哥的心，一起在扑扑地跳。
       于是，我避开不安全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搜寻。我出了一身汗，还是找不到，包括那些常人往往会料到主人隐藏的角落。结果，弄了半天，都白费心思。
       我灰心了，手指弹了弹第三堵墙，听到发出一阵空心的声音，用手摸了摸，发现被水泥涂抹的墙头有条细缝，我用手掂了掂，发现能起动石块。我使出吃奶般的力气，总算移开一块长方形的水泥板，那里面摞满了笔记本。
       我沉浸在诗歌的阅读中。直到听到一声断喝，这喊声恐怕方圆十里内都能听到。是我表哥，像旷野里一头咆哮的雄狮。
       接着，又发生了有趣的事。
       因为我发现了他写诗的秘密，他刚开始对我的这种不够朋友的表现，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我害怕在他的拳头下，我的身体会变成肉酱。结果，他的拳头差点要落下时，我的头发就像要飞舞起来，只见一股飓风忽地停了。我看到表哥那扭曲了的脸，霎时风平浪静了。他低了声说：我差点忘了，许多年前，我俩还谈到了诗。
       我声声保证，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人知道。
       他说，好吧，为了这，你得有所表示。
       我决定好好请他吃一顿。他连说不同意。首先，他不同意上馆子，馆子里的东西不安全，说有人会在菜里放毒的；得上菜场买菜。我心想，糟了，跟着这么一个怪人，那不是要被人当耍猴看吗?我还是答应了。再是，得由他来请我。他说我到了他这儿，全是我掏腰包，不好，何况他写的诗有了第二位读者，不会再有读者了。他说的第一位读者是他自己吧?
       我说他这么多年积下来的钱，而且退休以后还有退休金，都快成小富翁了吧?他还是用带了杭州口音的国语岔开了我的话题，说，自己弄菜，木佬佬牢靠。我俩推让了一番，他很固执。我只得依从。
       我坐在他骑的自行车后座，我觉得自己是个阿拉伯媳妇，被行人当做焦点人物。我把头压低，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吧?
       菜场里的人大多认得他，并不好奇，似乎见怪不怪的样子。我总在他的身后，像盯梢的特务。当他在前头的肉摊上时，我在后头的海鲜摊上。海鲜摊的大娘在嘀咕，意思是疯子来买菜了，得要小心了。果然，她的话音未落，刚称好猪蹄子的那位大叔报了钱数，我表哥从泛黄的军挎包里取出电子钩秤一钩，说少了半两。大爷摇了摇头，拿他无办法似的，苦笑了笑。
       他的整票放在—只生锈了的铁皮烟盒里，藏在衣内贴胸的口袋，看起来那口袋是他自缝的。
       这时，有个扒手掏他钱包(烟盒)，不料扯出了连在烟盒上一根细如发丝的尼龙线。他像收钓鱼线那样，把铁盒收了回来，将那自以为得手了的扒手稳稳逮了。人们在嬉笑声中，一拥而上，把那扒手揍了个半死。
       我表哥若无其事地往前走，继续买菜……
       我在我表哥那儿读完了他的21本半诗歌，不知不觉过了一个礼拜。那天买菜回来，他做了一桌菜。把酒论诗，我俩谈兴正酣。我的手机响了。
       是马书琴，说她好难受，吐了，查了，怀孕了。
       我抬脚走了。
       5
       马书琴生下女儿，我取名为陈喜羊。我俩不再提离婚了，可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渐渐地我向四十岁奔。我俩话多了，大多是有关淘气又可爱的女儿。日子如吃甘蔗一样，后头是越吃越甜。马书琴从此不再提她的爸爸了。因为我的岳父已经离休了，不管用了。
       当年，马书琴跟我谈朋友，后来我能从快要倒闭的地方国营轴承厂的一名工会干事，调到报社工作，全是岳父大人起的作用。为此，马书琴常拿这点来压我。而我又以不开腔以示抗议，以致弄得夫妻俩话越来越少。现在，总算是可爱的女儿，才使我俩的关系转暖了。
       一天，院长李有富得了脑溢血死了。
       是立冬后的第二天早上，瓦窑镇上起了大雾，雾往墙缝中门缝里钻。街上的景物看上去都是一动不动的，能动的是人的雾团，雾团跟雾团不时相碰，各自移了去，消失于大雾中。
       这场大雾直到第三天才消散。
       太阳出来了。
       表哥来请我一家三口吃饭，这回马书琴对他有点客气。我看了看她，她的样子是自然的。我再看了看我表哥，跟换个人似的。他没戴箬帽，没挂毛巾遮脸，理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了一身干净的藏青色中山装，有点洗白。我还注意到，他的上衣兜空空的，没插一支钢笔。他说他退休了，第一个月拿到了退休金，要庆祝一下。 酒桌上，刚开始，他有点含糊其辞，说要去另一个世界度余生，到大树坑修行。那地方在县界边上，是我们县地图上都找不到的。老院长许广顺也葬在那儿，这是老院长的老家。每年清明，我表哥都要骑自行车看他老人家。我表哥说，从此可以跟他做伴了。我去过那儿，写过整版人文报道。深山冷岙，没几户人家，偶尔传出几声鸡啼狗叫。过年前，乡民要宰掉养大的猪，四亲六眷带着被铺赶来，焚香祭祖，宿上三日，每日大宴，名为杀猪节。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连镇上的老辈人可能都把这事忘了。可我表哥在那天重提那段陈年往事。他说他不写诗了，改研究佛经。大树坑不错，是座破小庙，没和尚，图六根清净。他想把庙修一修，一人在那儿过，诵诵经，也好给老院长超度亡灵。
       当年，他是被惊吓的。他无意间闯了进来，闯进一间废弃了的生产队仓库。老院长许广顺被李有富揪了头发，把他头往墙上狠撞。那血就像杀倒的猪，喷了出来。
       李让许坦白交代，跟土匪勾结，潜伏在共产党内做内奸的黑材料。许广顺死了，李有富说他是畏罪自杀的，这内情只有我表哥发现了，那时他紧跟着李有富的路线。后来，许广顺获得平反昭雪，但死亡的结论一字未改。许家的两个儿子得了县政府的一大笔补偿金，欢天喜地地分了。
       那晚，我表哥疯了。随后，李有富当了院长，可他对升职兴趣不大，一直当院长，还没到退休就归天了。我表哥刚疯时疯得不重，有职工愚弄他，李有富的老婆王桂兰出来说话，从此没人敢笑他。我表哥说，他老婆可能为这事内疚着，得了中风，先他一步去了。这个秘密我表哥—直守口如瓶，直到今天，他才跟我说。他让我们别跟人家说了，反正该死的人都死了，跟烟—样，散了。
       妈妈的，李有富监视我，总算没用了。说完，我表哥起身走了。
       我望着一团笔直的背影慢慢移去。
       我表哥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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