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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不在多言，贵在能行”，古有明训。
       清代的唐甄，写过一篇政论文章，题日《权实》。其中引述两个故事值得玩味。
       故事之一是说古之会稽，有一石家的次女患了病，其父特延聘著名的良医来为她诊断开方，可是久而不愈，只好把良医送走。但其父深为怀疑，他不相信这样的良医还治不好女儿的病，于是检查了女儿的闺房，发觉良医所开的药物被她抛掷于床底，于是恍然大悟，遂采取强迫手段，要女儿把良医开的药一连服了三剂，终于药到病除了。
       唐甄引述之后，不禁慨然而叹曰：“夫国有善政，而德泽不加于民者，政虽善，未尝人民也。”他认为“为政贵在能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任何良法美意构成的方针、政策，如果不能贯彻下去，落实到行，是谈不上治道的。他断言“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靠一纸空文，“犹石季之饮药也”。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唐子被委任为地方长子的官吏，长子地瘠民贫，但宜种桑，如能因地制宜地种桑养蚕，一定能除贫致富。唐子不靠“告示”，行“文书”，他深人民间，先动员父老以为倡导，再遍防民家以交换意见，经过考察研究之后，长子的父老妇孺都了解种桑的好处，唐子才聘来种桑养蚕的能手传授技术。于是长子小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植桑80万株，后来桑蚕丰收，改善了民生的困苦。
       唐甄引述之后，又不禁慨叹曰：“树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完全靠文书命令，而靠躬行实践以取信于民，就能办成好事。
       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唐甄也列举典型的例子，就是“表暴日厚，忠信日薄”，“问其治功，则无化之所以不行也”。他主张对“专利蔽主，徇私党邪”属于“民之仇，国之贼者”，必须“雷霆之威”以治之，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重典。
       唐甄的政文化，可称谠论，他归结为“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
       我觉得以唐甄的尺度衡量官僚主义的罪恶，也有举一反三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