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雪
       我回到海棠已有十天了。
       昨夜睡觉时快一点了，并没有下雪。凌晨五点便醒了，且毫无睡意，便穿上衣月随来，去外面上厕所。一出门，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脚底下也发软，原来是下雪了。我回身拉亮院里的灯，一下子看清了大约十米范围内，雪匆匆急急偷着坠落的样子。雪花像米粒那么大，是从空中垂直地落下来的，在灯光里闪着细碎的银光。半空中的雪花，相互间的缝隙清晰可见，一概落得很急，有种争前恐后的味道，我伸开手掌时立刻感到了雪花的分量，刚一会儿，掌心里就湿了一片。前些天，每日忽阴忽晴，总是无法落下来，眼下，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下起来了。房顶和地上全白了，但树梢上并没有多少积雪。天稍亮雪就停了，天仍然阴着，树梢上还是很少有雪，地上的雪也只有一掌厚。
       东南边的天际，白里面含着一丝红，是粉红，薄薄的，很均匀，像是贴在白的表面。农民们是反感这种颜色的，像反感轻薄的女人。
       我拿着照相机去照雪景，看见有一半人家已经扫净了院子，门前也扫出了路，各家扫出的路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雪里面的长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后生，穿着红色的棉拖鞋，蹲在自家的已经清扫过的院门口，一边抽着烟，一边呆呆地注视着路上的雪。田野里，我幸运地看见一个情景：一只鸟蹲在树枝上，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像鸽子那么大，后来才知道，正是野鸽子。仿佛整个村庄里就这么一只鸟。它之所以那么紧地缩着身子，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孤寂。我就想给它拍照，但我手上是一台傻瓜相机，远处怕拍不好，去近处又怕惊飞它，于是，我一边向它靠近，一边拍，连续拍了三四张，快到树下时，它终于飞了。我回到村里时，那个穿拖鞋的后生正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一同堆雪人，女孩戴着兔子形状的棉帽子，用小铲子拍着已经初具模样的雪人，不停地欢叫着。
       路过一家店面的时候，从小小的窗眼里蹿出一股烟味，是刚刚被点燃的干柴的味道，有些尖硬，带着生木头的滋味，刺得我头皮一紧。
       从窗户里传出粗野的男人的声音。这一定是个“大男人”，盘膝坐在炕上，等着地上的女人一样一样地取来水、取来干粮、取来茶叶。
       路过一家院子时，里面有人喊着我的小名。喊我名字的人，我叫五哥。他正坐在院子正对面的堂屋炕上，叫我过去。堂屋门上的白布门帘搭在一旁的门上，浓烟正紧贴门框的上沿往出冒，呈带状升向高处。五哥家的院子很大，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一院子的雪还没扫，上面也没有一个脚印。我迟疑了一下，便踩着雪从院中央走过去，走向堂屋。
       五哥邀我与他一同喝罐罐茶，我欣然坐下。五哥盘膝坐在炕边，手上握着黄铜烟瓶，却从身后摸出“奔马”牌纸烟，让我抽。我点了枝烟抽起来，和五哥一同看着院里的雪。五哥突然问：冷不冷，把门帘子放下?我答，不冷。五哥接着说，婆娘要扫雪呢，我没让扫，我溯U急着扫，我一边喝茶一边赏雪。说完五哥自嘲地笑了起来。我这才明白五哥家的一院子雪是故意不扫的，而其中没有一个脚印，也肯定因为五哥有过“禁令”。
       看着院中央那一串粗野的脚印，我顿时不好意思了。我抱歉地说，我刚忘了绕着走过来。五哥急忙笑着说，没事没事，也该扫了该扫了。
       于是，五哥用霸气的声音喊：
       “赶紧把雪扫下!”
       五嫂子从厨房里出来，埋怨道：
       “由你着呢，一阵扫一阵不扫。”
       “不由我由阿谁?”五哥笑着反问。
       五嫂子再不做声，只是扫雪。
       院子里没了雪，屋里暗了下来。
       丝
       “想不想吃苜蓿?”父亲问。
       当然想了，有很多年没吃苜蓿了。于是我们蹲下来揪苜蓿。“是咱家的吗?”我问。父亲说：“不是，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清明前，可以任意剜谁家的苜蓿，过了清明就不能剜了，自家的也没人剜。”真有意思，问原因，父亲答：“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再说，过了清明也不好吃了。”揪苜蓿的时候，我和父亲的话题始终没离开苜蓿，不久，父亲说：“五八九年——谁还管清明不清明的，连苜蓿根都挖出来吃了。”
       下面的故事就是由苜蓿引出的。
       五八九年，是1958年和1959年的简称。
       1958年8月15日，全村分为上庄和下庄两部分，开始“吃食堂”。上庄一个食堂，下庄一个食堂。这之前家家户户的锅已经交公了，连门窗上的铁环子、柜子上的铁栓子，大大小小的铁，只要是“铁”都交公，用来“大炼钢铁”。
       1958年其实是个少有的丰收年，雨水充足，一盼雨，天边边就开始上云，麦子长得俊，玉米也长得俊，夏粮秋粮都丰收了，所以，当时大食堂的伙食也不错，不定量，能吃几碗舀几碗，一开饭食堂里就挤满了人，老年人坐在椅子上，中年人蹲着，碎娃娃们站着，喝汤的声音唏啦唏啦的，食堂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吃完饭不是哼着山歌就是打着饱嗝回家了，那种情景，真的让人相信，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
       1958年的丰收事实上倒成了祸根，丰收的程度被无限夸大，一级一级地虚报、浮夸，最终就成为一个鬼才信的数字：亩产万斤!原是广种薄收、好年景也不过亩产二百斤的山地呀!就算1958年亩产万斤，年年能如此吗?
       可是，1959年亩产也过万斤！
       1959年的实际产量却远不及上一年。靠天吃饭的地方原本就是如此，丰收一年，存粮大体可吃三年。但是，既然亩产万斤甚至过万斤，全部存粮便成为“余粮”，被光荣地全数上交了。而1959年的“丰收”又纯属“人为”：聪明的大队干部们把别处的玉米棒棒掰下来，集中绑在一块地里的玉米秆上，直到玉米秆们不堪重负，然后拍了照、登了报，一时成为典型。于是，大食堂里的饱嗝声再也听不着了。
       先是顿顿稀汤，一大锅清水里，抓两把面扔进去，再和些菜叶子，如此而已。家家用来盛汤的家伙，倒都不小，木桶、瓦罐、瓦盆之类，但是一人一勺汤是死的，五口人就是五勺汤，最多再添半勺，还要和大师傅沾亲带故。
       我大哥和二哥共用一个较小的瓦盆，瓦盆底下有个洞，打汤时洞用棉花塞住了，打上汤后，两人轮流端回家，坐在土炕上一人几口地喝。父亲说那晚“月亮明光光的”，把没铺席子的土炕照得亮堂堂的，大哥喝了几口，交给二哥时，棉花疙瘩掉下来了，稀汤流了半炕，大哥二哥两人慌忙俯下身伸长舌头一顿乱舔。
       接下来连“面气气”都没了，用不着去大食堂了，1960年的春天，全村似乎连一颗粮食都找不到了，老鼠洞都被挖遍了，想喝到带面气气的汤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树皮、鞋底、麦衣等，都成了难得的食物。四处的榆树都是白身子，榆树皮“肉厚”，被撕下后晒干——如等不及便烤干，再砸碎，磨成“面”，烙成“饼”。麦衣、谷衣，用火点着，快成灰时用脚踩灭，泡在开水里吃。父亲说，某天上午，他饿昏了，在春天的乏日头底下睡过去了，其实说不清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后来突然醒过来了，一睁开眼，便看见不远处撇着一支红艳艳的高粱穗穗，心跳得怦怦怦的，不敢
       相信是真高粱穗穗，仔细再看，没错，就咬牙爬过去，捧在手里一通乱啃，才知道上面半颗高粱都没有。
       吃了这些东西拉不出屎，上厕所得有人提着钩子跟着。终于有一天，没人能站起来了，甚至没人能爬得动了，开始死人了，是饿死的还是憋死的难说清了，活着的人只剩下一口气或半口气了，父亲的说法是：“只剩下一根丝了。”
       “丝”这个说法，我以前是知道的。不说饿死了，而说“把丝饿断了”。人并不是一下子到饿死这一步的，死前必定先剩下一口气，或半口气甚至少半口气了，然后这一口气或半口气在某个瞬间也没了，就死了，咽气了!那情形一定毫无惊心动魄之处，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在死，像瓜秧子上的一根嫩丝丝断了一样没有声响，没有挣扎，平常极了，甚至比一只蚂蚁的死还来得容易。1960年春天，活人和死人的区别不就这样简单吗?你还活着?你的丝还没断，不过尔尔!那以后，“丝”便是一个固定用语了。比如，某人有哮喘病，就说：“狗日的丝不好！”这个词肯定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有的，是用上千条人命换来的。据统计，到了1960年夏天，全村原有的一千三百人只剩下三百人了。
       一开始，某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能帮着埋一埋，至少是扔远一点儿，接下来人人都只活着一根丝，活与死的区别就这么大了，身边躺着一个活人还是死人——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于是，庄子里最常见的不过是死尸而已!其次便是狼，用父亲的话说，狼“波浑浑”的。还有老鹰、乌鸦。村里惟独能发出声音的就是它们。
       后来父亲提到一个名字：娇娃。父亲的堂妹的女儿。她性情温婉，人也漂亮，可以想见小时候多令人疼爱，才有了娇娃这名字。现在，娇娃每每回娘家，实则是回我家，父亲是她最亲的亲人了。她的爸爸妈妈以及她二哥都死于1960年春天。她大哥是同一年冬天死的。她家就活下来她一个人。她大哥有福挨饿的几年刚好在外当兵，1960年冬天复员回家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开始每人每天供应二两粮了。
       有福的死有些意外，稍后再说。
       她二哥有禄，是全家最先饿死的。
       早晨，太阳刚刚冒红，有禄和娇娃双双爬出家门，向村外爬去。后来，两人还站起来，扶着墙走了好几十米路，因而自信，“丝”还没到断的时候。村口的半堵墙下，仰面躺着一个人，有禄和娇娃的好朋友东成，眼睛半睁着，头垂在路边的渠渠里，有禄停下来轻声喊：“东成，东成。”东成没动静，有禄便不再出声了，继续走。到了村外的那块苜蓿地里时，两人再也站不住了，两人一同坐下来，继而侧身趴倒，埋着头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才翻过身，开始找苜蓿芽。苜蓿芽是看不见的，如果还有，也埋在土里。嫩嫩的，白白的，连着不能吃的老根。苜蓿地尽管已被翻找过无数遍了，偶尔倒还能碰到一两根苜蓿芽。兄妹二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坑坑洼洼里爬行，直接用手指刨土，找到一根苜蓿芽便直接喂进嘴里。兄妹二人始终不曾说话，后来，娇娃看见二哥的额头向下端端抵在一个小土堆上，一动不动，就喊：“二哥，二哥!”有禄还是一无声息，娇娃就爬过去，把二哥的头推斜，看见他一脸土，眼睛紧闭，嘴半张着，眉毛上、鼻子上、牙齿里，都是土。娇娃独自爬回家，不说话，直到爸爸妈妈问：“你二哥呢子”她才答：“丝断了。”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娇娃发现：爸爸和妈妈的丝也断了。家里就剩下自己一个没用的骚女子了。幸亏，大哥有福出门当兵了！
       1960年冬天，有福复员回家了。有福是摸黑进村的，令有福纳闷的是，巷道里空空荡荡，没看到一个人影，空气里也闻不见熟悉的烟火味，饿死人的情况有福并非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全村人都饿死了吧?于是，有福加快步伐，半跑着回到家，边敲院门边喊：“妈妈——爸爸?”传来妹妹娇娃怯怯的声音：“谁?”“我，大哥。”娇娃打开院门，看见有福，木木的，不说话。“爸爸妈妈呢?有禄呢?”有福问，娇娃还是不说话。有福径自跑进屋内，转了一圈又出来，嘶喊：“爸爸妈妈呢?有禄呢?”娇娃还是没话。有福一脚飞出去，踢在娇娃的肚子上，娇娃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有福跟上去又一脚，踩在娇娃的脖子上，尖声吼叫：“快说，不说我打死你!”娇娃没声音，身体在暗影中扭来扭去。有福又一把将娇娃抓住头发提起来，喝问：“你聋了还是哑了?快说，爸爸妈妈呢?有禄呢?”“都饿死了!”娇娃答。有福狠狠扔下娇娃，跑出院门。于是，有福让全村都知道他回来了：“狗日的，你们都听着——我回来了，有福回来了，今晚我要是不把你们狗日的斩尽杀绝就不是我爸我妈养的!就不是儿子娃!”家里还有人的都急忙关紧了大门。
       但是，我家的门开着。
       有福果然首先来到我家，一看，我家老的少的都在，没少一个，就指着父亲破口大骂：“舅舅，我日你妈，你家怎么没饿死一个?”
       是呀，这也是我曾经疑惑过的。
       “我当时是会计，多少能想点办法。”父亲并不掩饰，说：“见官比民强呀，全村有五家没饿死人的，都是干部家——这是事实。”
       我埋头揪苜蓿，父亲接着讲。
       有福扑上去要撕打父亲，大哥二哥急忙把有福架住，好不容易把他推出院门，他就变得完全疯狂了，在村子里上上下下地跑着喊：“今晚我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全村活着的300人都醒着，怕得大气都不敢出，也不敢点灯，仿佛有福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恶神，力大无比，破坏力超群，就是300人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就这样，全村300人全都静悄悄的，可怜巴巴的，就像是时间退回到半年前了，退回到1960年春天了，人人只剩下“一根丝”了，即使是微风细雨也无法经受!有福在村子里上上下下地奔走，把整个村子踩得东摇西晃，一遍一遍地喊叫：“我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声音越来越沙哑了。后半夜某一刻，有福终于安静了。天亮后，人们看见有福展展地爬在村路上，身子完全冻僵了，身旁满是冻成冰的血，细看时才发现后脑勺深陷下去了，显然是吃了一闷棍。
       谁干的?多年来它一直是个谜。
       不过人们似乎并不想解开它。
       汉　墓
       淘淘是三年前失踪的。
       失踪前，淘淘是个“日鬼捣棒槌的人”。
       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先前，淘淘失踪之谜意外地解开了。
       村里先是出现了几个乞丐，连续多日在村子里转，形迹可疑。有人发现，几个乞丐白天分散，晚上聚集，住在村外的一间破房子里。村里的一些后生便在一个晚上悄悄盯住几个乞丐，终于发现夜深人静后，几个家伙上了南山，往礼让的方向走了。继续跟踪的结果是，几个家伙在靠近礼让的一块坡地里停下来，开始莫名其妙地挖坑。便被村里人抓了起来，经盘问，几个家伙承认自己不是乞丐而是盗墓者。
       而村民们并不知道此处有墓。
       当晚，几个盗墓者被看管起来。
       天亮前几个家伙却逃跑了。
       韬河县文化局得到消息后，立即前来考察，后与秦州市文物管理部门一同进行了发掘和清
       理，认定是一座西汉古墓，其中有厚达一米的积炭，且保存完好，有木椁一个，也完好无缺。此外，还挖出了多件珍贵器物，如青铜壶两个，其中一个44厘米高，里面竟还盛着半壶酒。还有几件漂亮的彩陶。另有一些铁镞、弩机等。
       墓主大概是一个武将。
       在距离地面约五米的土层里，挖出了一具单独的尸骨，骨头白净，半蹲着，考古人员推断，此人是一个盗墓者，可能是正在盗墓时塌了方，被埋在里面了。这具尸骨被清理上来，摆放在考古人员支起的帐篷里，一颗黄色的金牙也被找见了，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去现场看热闹，突然，有人对着那堆尸骨叫了一声：
       这不是咱们淘淘嘛。
       旁边的人也跟着喊，就是淘淘。
       淘淘身材就这么大。
       没错，淘淘就有一颗金牙。
       淘淘那时就喜欢倒弄陶陶罐罐。
       村里人听说后，一伙一伙来观看，对淘淘的兴趣远远超过了那墓主，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肯定那是淘淘。仿佛躺在那儿的不是一具尸骨，而确是神情宛在的、聪明过人的淘淘本人。淘淘的老婆和两个儿子看过之后，不置可否，无声离去。后来，淘淘的老父亲来了，他几乎是第一眼就认出，仰躺在报纸上的那具白净的骨殖是自己的儿子，老人神情平静，波澜不惊，问考古人员，我能把它弄走吗?考古人员问，你能肯定是你后人(儿子)?老人说，差屎不多。几个考古人员商量完后，同意老人弄走骨头。老人回家找了个麻袋，重新来到发掘现场，蹲在骨头旁，一根一根地拣拾着骨头。在把头骨放入麻袋前，甚至还在头顶用力击打了两下，使骨头缝里的积土掉下来。极像是给了两巴掌。
       老人背着一麻袋骨头回村里了。
       骨头始终在他身后响动着。
       颠　山
       村里常有跑走的婆娘，也常有跑来的婆娘。不管是跑走的，还是跑来的，一概被称作“颠山婆娘”。“颠”，有奔跑、躲藏的意思。“山”字，既实指山，又虚含揶揄的、嘲弄的意味。从山中跑，山外还是山，一条无尽的奔跑之路。
       “颠山婆娘”，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挨了打、受了气，跑出去躲几天再回来的。一种是实在“没日子推”(指穷到极点)、对男人也绝不抱一点指望了，或者是，有其他的隐秘原因，跑了断不打算回去的。本文主要指后者。
       “颠山”二字有时也单独使用。如，问：“婆娘呢?”答：“颠山了。”应我的要求，村中一个老婆子作过详细统计，近十年内，海棠跑掉的婆娘有十二三个，跑来的婆娘也有这么多。两个数字，倒是表明了一种“生态平衡”。
       我堂哥拾锁的婆娘，就是个颠山婆娘，名字叫福女。拾锁大哥当完兵回来，娶不起媳妇已经很多年了，某一天突然听说，他收了个颠山婆娘，我们就去看，一个小房间的窗户上是新糊的白纸、新剪的窗花，白纸上贴着一个漂亮的“喜”字，门上挂着白布门帘，我们进去时，福女背靠窗户坐在炕上，腿上盖着被子，她脸很黑，但不丑，我当时的想法是，配拾锁大哥足够了。几个大人让我们把福女叫大嫂子，我们一下子还不接受她，硬是叫不出口。拾锁大哥就这样有女人了。没举行任何仪式，我们也没吃到一颗喜糖。后来才明白，颠山婆娘刚来的时候，人们还要观望其动静，不敢保证她还跑不跑。所以，喜糖是不能急着吃的。大约半年之后的一天的中午，我们放了学从校门里排着队出来后，便看见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各抓着一只手，从官道中央扯过去了，女人仰面，光脚，头发披散着，屁股拖在土路上，尘土飞扬。我撵过去，看清是早已被我们称作大嫂子的福女，顿时起了私心，急忙返身找拾锁大哥，这时拾锁大哥和一伙人已经赶来了，毕竟是在我们的地盘上，人多势众，迅速把福女夺下来了。福女被几个女人领走，藏在谁家了。福女原来的男人蹲在一伙海棠人中间，低头卷旱烟，一声不吭。那男人看上去脸挺白，上衣口袋里插着枝钢笔，像个老师，只是一只眼睛有点斜。后来听福女大嫂子说，那男人经常打她、掐她，用现在的话说，是个虐待狂。后来那个白面男人又来过一次，带着一个两岁多的男孩，想用孩子软化福女的心，但是，福女尽管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没个人样儿，死去活来的，却无论如何不跟男人回去。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思考，福女颠山时为什么不带走儿子?而且，几乎所有的颠山婆娘都会留下孩子，是因为这些女人心狠吗?应该不是。实在另有隐衷，在女人心里，孩子是男人的，自己颠山是万不得已，而孩子是人家的，应该咬牙留给人家!
       这几年，颠山的风气，更盛起来了，与此不无联系的是，村里未嫁的适龄女子，只要是“认得几个臭麻籽儿的”(村中人语)，便“人大着在农村放不下了”，都去广州、兰州这样的大地方了，留在家里的便往往奇货可居，“礼”(彩礼)大得很，光“礼”就是两万。娶回家最起码三四万。有几个农民能掏出这么多钱?像海棠这样一个条件尚好的村子，三十郎当的光棍就有二三十个之多。海棠一年最多能办一两件喜事，南山北山上的一些村庄甚至多年没办过一桩喜事了。对此感受最深的，似乎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尤其是老婆子们，她们的口气往往像是“天塌下来了”。我和77岁的世世妈在官道里聊起此事时，她几乎把全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光棍，扳着指头给我说了一遍。
       当然，她最有兴趣说的还是琴儿。
       她是婚后一年走的，走了也快一年了。
       她丈夫的妹妹，同一天嫁给她娘家的哥了。就是说，她和她丈夫的妹妹，是“换头亲”。两家距离只有几百米，一个在村东头，一个在村西头。琴儿是初中生，人长得也“干干净净”(世世妈的话)，琴儿的丈夫则比琴儿矮半头。成亲时琴儿就很不愿意，但琴儿妈哭着给琴儿“下了几天话”，说来说去，要琴儿为哥哥着想，为父母着想，自己就认个“低”。想到哥哥已经是三十岁的男人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也操心得整夜睡不着觉，琴儿就同意了。结婚后，琴儿的哥哥那边情况良好，琴儿和丈夫则天天打架。主要是，琴儿不把丈夫放在眼里，而丈夫总是抱着一个信念：揉软的面条打乖的婆娘，试图把琴儿打服，琴儿忍了一年，忍到丈夫的妹妹为哥哥生了个儿子，这才跑掉了。
       琴儿的父母一开始并不知道琴儿跑哪儿了，琴儿完全失踪了，没有任何信息。家里，琴儿妈气得病倒了，琴儿爸也羞得不敢出门。因为是“换亲”，女儿跑掉了，儿媳妇尽管刚生了孩子，也常喊着要报复、要跑。琴儿爸和琴儿妈就四处打听琴儿的去向，终于从琴儿的一个同学处获得消息：琴儿在兰州某处打工。
       琴儿的父亲和丈夫一同去找。
       几天后，琴儿跟着父亲和丈夫回来了。
       琴儿说她在兰州某服装厂打工。
       人们的猜测却完全相反。也许人们只是习惯于往坏处想。据说有谁见过，琴儿的箱子里，有一大堆香水瓶子和口红瓶子。漂亮衣服一件一件的。琴儿的身影时儿出现在官道里、出现在巷口，拉着驴、背着柴、担着水，和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一样。但是，我看见她总是趿着一双红拖鞋，哪怕是背着柴的时候。头发
       总是有种湿湿的感觉，松松地绑在脑后。她盯着人看的瞬间目光是胆大的，也是怪异的。
       有一次，我们听见我家堂屋后面的巷道里有牲口狂奔的声音，显然是驴在狂奔，驴身材小，驴蹄子击打地面的声音清脆却不猛烈，而且杂乱、细碎，没有节奏。在不远处的巷道口上，驴无处可去了。这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接着是尖锐的咒骂：日你妈，你再跑。棍子狠狠落在驴身上的声音，持续了数十下。我禁不住笑了，因为，我听出了这女人的声音，是那刚被男人找回来的颠山婆娘琴儿。
       “日你妈，你再跑!”她反复打驴，并骂。
       棍子抽在驴身上的声音，令四壁微颤不已。
       我立即坚信，她丈夫也是这样骂她和打她的。
       再说那福女，现在已经有五十岁了，在海棠生活已近三十年了，和拾锁大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媳妇，一个早夭。
       先前，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她。
       她是我的堂嫂，因而也穿着孝服，和我们一同哭祭：父亲。但是，她哭得相当“出格”。声音和哀容常常有胜于我们，有时是在号啕大哭，有时甚至会哭晕了过去。我注意到，悲切的唢呐声一响，她便会变得无法自控，哭过若干声之后，便会自动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她既然是父亲的侄媳妇，就应该哭得节制一些，对她来说，这不过是尽尽礼数而已。起码不能喧宾夺主。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们这些父亲的亲生子女都哭不动了，有些时候只是为了丧仪的需要哭哭而已，而福女堂嫂则不然，始终都哭得那么动情。最后两天突然不见福女堂嫂的踪影了，事后我才知道，是被告知不要来了。
       我也进一步知道，福女堂嫂颠山以前的那个儿子?比我父亲早一个月突然病故了，而消息则是我父亲去世前的两三天才传过来的。
       灰　尘
       现在所说的官道，只是路的意思，与“官”联系不多。除了小路、窄巷，稍有些规模的路就是官道。而且，似乎专指村子里面的“这一段”。大路伸得再远些，离开村子后，仍旧是路，就不再是官道了。因而，在村子里，官道除了路的意思，还有公共场所的意思，和另外一些地方——麦场、戏园子、球场等相当。
       事实上“官道”是一个古语，“官”就是官家，大约是官家修的路，与今天的国道相似吧。我家门前的这条官道，资料上说，是条古道，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据说张骞出使西域就途经此处。还说，这条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近路，自长安始，经宝鸡、秦州，由此西去，过陇西、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就到了西域。
       因为门前的这条古道，村子里就始终有一股子活水流出流进。据说，海棠的规模解放初期就和眼下相当。因为海棠的人口总在适度地“外流”中。由官道西去，可以到兰州、新疆、内蒙古；由官道东去，多数则走了“蜀道”，下了广元、成都、重庆。步行到兰州只需三五天，上兰州的人，一般是打短工的，磨烟丝的、挑水的、烧火的，诸如此类，挣些钱就回来了。走新疆的，常常是动身前就下了与故土和亲人永诀的决心，出门之后往往音讯全无，有的死在中途，幸运者历经一年半载才到新疆，到了之后决不敢再动回家的念头。所以，如果不遇无法克服的大饥荒，若非身临绝境，通常是不会选择“走口外”的。蜀道虽难，海棠人却不怕。海棠人出门，蜀道竟是首选。第一站是秦州，然后翻秦岭过广元，就“入川”了。走的正是李白、杜甫们走过的路。杜甫入川前就在秦州修整了三个月，共写了117首诗，其中就有《秦州杂诗二十首》等。这样一个大诗人一路上维持生计的办法竟与目不识丁的海棠人完全相同：贩卖药材。我的先祖们入川时，毫无例外，每人挑着一担药材，干草、麻黄、车前子、当归之类。除了担子，手上还提着一根刚刚高过自己头顶的木棍，木棍的顶端安着一个“虎口”，走累了，需要换肩膀时，就支起木棍，将担子一头着地，一头扬起，搁在“虎口”上，稍事休息，换个肩膀再挑。这样，首先不用每次休息都要从地上把担子挑起来，更重要的是，在不打算坐下来休息、只想换换肩膀时，不损及脖子。到了成都、重庆，卖掉药材，回来的时候，担子里面往往是瓷器之类的稀罕物了。
       我家院门直接面向官道，一出门再跨一两步就在官道中央了。再跨上一两步，就是邻居家堂屋的后墙了。某一年，我回家后发现，官道被拓宽且取直，铺上了石子，我家院门缩后两米，成了新的模样，靠路的一间房子也剩下半间了。
       官道是沾了海棠人陈长有的光才被扩修的。当时陈长有是县交通局局长。百分之九十五的海棠人是一祖之后，祖先名陈宽，大家一概称之为“宽爷”。我父亲的辈分是村里最高的，是陈宽的第十四世孙。身为交通局局长的长有，却是村里辈分最小的，是陈宽的第十七世孙。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叫他长有，尽管他是大局长。谁让他是宽爷的第十七世孙呢?而更多的人是宽爷的第十四世、第十五世、第十六世孙呢?在村里，人们念叨起他来，无论男女老少，一概家常便饭地称他为“长有”，毫不拗口，脱口即出，咬字舒缓、轻柔、委婉，既有家长般的习常和随意，又暗藏几丝奴颜媚骨。
       有事到了交通局，很多人仍不改口，直冲冲地对门房说：“我找长有。”有些人其实是想改口叫陈局长的，却死活扳不过来。乡里人是最不会使唤自己舌头的，叫个“陈局长”按理说是没多难的，就是叫不出口，好像舌头不是在圆润的口腔里，而是在一个四方形的没有多余面积的盒子里，很难侧身。有些人压根没想改口，叫起长有来气贯山河的，带着几分骄横气味，以此来显示自己是“有辈分、有来头的”。
       那时的长有，真是仁至义尽。
       乡亲们任何时候去，只要他有空，就会笑脸相迎，该叫什么就叫什么，最不济也要给个“他爸”、“他爷”、“他太爷”这样的称呼——“他”是谁?是长有自己的两个儿子。不便直接称呼的时候，就这样绕个弯，倒也很顺耳。
       哪怕是在办公室，长有也会拧开一瓶酒，斟两盅给你。最多三盅。等你扬起头喝罢，还来不及抹嘴，他就立即收起酒盅酒瓶，略显歉意地对你说：“有空咱们去家里再喝。”然后再悄声补充一句：“你刚才喝的可是茅台酒，一盅盅就够你买几瓶酒的!”喝完两盅或三盅口感厚重的有些敌敌畏味道的茅台酒，懂规矩的人会立即起身告辞，继续坐着的呢，也会忸怩不安起来，屁股半抬着，脸红着，嘴嗫嚅着，多半是有什么事要求长有办，长有就会用谦和的语气主动问你：“有啥事情叫我办吗?”你只要说出口，他就会立即点头。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答应。确实办了的，也不少于百分之七十。办不了的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一个交代。那时候的长有，像菩萨一样被村里人敬着、爱着。
       每到春节，长有总会回村子里过。
       他家在一进村的官道边。每年的腊月二十四五，他老婆莲花先就回来了。由于在官道边，官道又是石子路，一年不住人的院里、屋里，里里外外落满灰尘。当然，不用莲花开口，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就会争抢着前来帮忙，扫院、洒
       水、洗碟、刷碗、擦桌子，稠手稠脚的，行动慢的人，还插不上手。而莲花只需要在一旁有说有笑就行。不过莲花总不光是有说有笑，时不时还会和谁捏捏打打地疯一番。莲花刚嫁过来时在村里干过几年活的，和大家熟，乡间妇女那种村野劲儿也还没丢，况且在县城憋了整一年了，需要释放释放。莲花原本是个笨女人，女红很差，诸如纳鞋底、打毛衣、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没一样过得去的。人也长得一般般，五大三粗，眼睛又小得可怜。好在，莲花的优点也不少，首先是极端爱干净，刚嫁到村子里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家具一天要用油布子擦三回，正如村民们说的：“苍蝇落在上面都打滑。”锅台上的用具——诸如盐碟醋壶之类，全都明明净净的，案板用完就刮，用完就刮，一块厚厚的案板在她手里，不出一年就明显变薄了。莲花的性格也招人喜欢，见谁都笑眯眯的，再时不时地逗你几句、捣你几拳。后来做了乡长夫人、局长夫人，这就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点了。而且，跟着长有进城后，村里人去了家里，莲花依然是老样子，还是跟你有说有笑，偶尔还会跟你打打闹闹。似乎莲花这一生，就是为了来欢天喜地享清福的。她只需要永远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就万事大吉。
       过年了，四处的人前来拜年，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官道里整天尘土飞扬，车来车往，当然一律是漂亮的“小卧车”了。村里人自然是分不清什么皇冠、凌志、别克的，把它们一律称作“小卧车”。小卧车们进村后一点也不嚣张，不多摁喇叭，贴着地，柔柔顺顺地开过来，稳稳当当地停在官道边，走下几个人，两手都提着东西，红红绿绿的，给村子里增添了几多喜庆气氛。而且，那些西装革履的干部们，看见村民们时也都本本分分的，甚至还会露出些羞涩。村民们目送他们走进长有家门，还要立等他们从长有家出来。谁都知道他们几分钟后，就会空着双手出来的。长有是怎么招待他们的，村民们大都一清二楚：长有堂屋内的桌上早就摆好了中华烟、茅台酒，没错，就这两样，拜年的人掏出的烟酒也不次于这两样，长有，或者莲花，给来人递烟、斟酒，三杯酒下了肚一根烟没吸完，来人就起身告辞，长有或莲花送出来，顺便再迎新来的人进去。所谓拜年，就这么简单。看着那些手上还捏着半根烟，连一口饭都没混上的干部们，村民们难免会心生同情的。村民们这才相信人人都不易，干部们也不易。大过年的，一顿饭都混不上!
       “一顿饭都混不上!”这话是有所指的。你也许不相信，村民们去给长有拜年，除了好烟好酒，还有好饭!村民们手上只拿着几根香，去了后先向长有的先人烧香叩头，长有一般也会跟在后面，陪着叩头作揖。完后，长有会把你让进另一间屋。大凡已经有捷足先登者在其中了，抽着中华烟，喝着茅台酒，红着脸，油着嘴，其乐融融的样子。人头中间，已经有七八个碟子，有凉，有热，凉菜少了再添，热菜旧的吃完再加新的。只是有一点缺憾，不划拳，也不能贪杯，喝上十盅八盅，酒性刚惹上来就得走人，不走，会有人给脸色，甚至明着驱赶。当然不会是长有，也不会是莲花。毕竟，大家都像是半个主人。筷子呢，前面的人用过了后来者接着用，反正是一祖之后，谁嫌谁呀。
       有酒量小的，拿不住自己的，常会借酒劲追着莲花玩玩，莲花就很配合地先在院子里闪来闪去，躲不过了就回过身，睁大眼睛，伸出双拳，做出迎战的样子。也没人真的敢摸上莲花的大奶头一把，只不过逗逗而已。长有再宽容大度，长有毕竟是大局长。明眼人都应该明白，人家两口子那是大家风范，那是会做人!
       又过了两年，长有顺利地升为副县长，可惜是另一个县的，尽管不远，却也不便走动。村里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常常能喝到他的三两盅茅台了，有什么事情也不便于求他。重要的是，他祖先的神龛也被搬走了，过年也不回来了，院门常年锁着。每年清明，上坟的那几天，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会开着车回来上坟，上完坟转身就走。总之，村民们再也无缘时不时看到小卧车了，也无缘看到莲花的大奶头和小眼睛了。
       对长有和莲花的微词也渐多了起来。
       原来，仍然有一些人不嫌麻烦去找长有，请他帮忙。找过的人，多数说长有仍像过去那样有求必应，百分之百地答应，但是，十有八九都没有下文。人们实在想不通，长有的官比原来大了，办事能力却大大降低了，到底为什么?“办不了你就别应承呀，你为啥要满口应承?”很多人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莲花也不再是从前的莲花，见了人总是哈欠连连，总是才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头睡得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小，也不会笑了，即便笑，也绝不像过去那样笑出声来，当然更别想和你动手动脚。跟你拉家常，有一句没一句，像是从一把发霉的旧口琴里发出来的声音，又无力又散发着霉味。由于都是远道上去的，往往当天无法返回，还要住下来，莲花就更不像莲花了，把你草草安顿好，就很少再露面了，也不发出一丝声响，似乎接着在睡觉、接着在发霉。长有是副县长，忙是肯定的，不多在家是自然的。两个儿子也各忙各的，很少回家。那么家里就总是莲花一个人，莲花又不识字，又不爱看电视不爱逛街，收拾完屋子，就只剩下睡觉了。其实，一个整天睡觉的人哪能有好脾气呢?一个酷爱干净的人哪能容忍时不时有人来家里借宿呢?
       但村民们不这样想，因为村民们既是村民，又是家长呀。家长们顽固地认为，长有的官越做越大，就开始不认人了、忘本了。对长有的指责，倒还有些遮遮掩掩，毕竟是“自家孩子”嘛。对莲花就不同了，加油添醋的，特别难听。
       又过了两年，长有升任为某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村民们大体上还是有自豪感的。但有人断言，长有走到头了。那一年，我们那儿恰好发生了四点几级的地震，房屋倒了没几间，村子对面的南山上，某个原本浑圆的山头却裂了缝，成为一个难看的不规则的豁口，某一日黄昏，有几个人从那豁口间穿过，一人突然开玩笑说：“你们看，咱们村出了个市委书记，把山都挣破了。”另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没出两年，长有不幸真的出事了。长有和长有的下属，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两个情妇，被牵连的人，多达二十几个。长有本人行贿受贿的总额高达一千二百万，因为这是全国有名的一个贫困地区，这个数字就实在有些吓人了。莲花万幸目不识丁，百事不问，整天只知道睡大觉，没搀和进去。但莲花在城里无法住下去了。
       就这样，人们再一次看到了莲花。
       那是莲花回来后的次日傍晚。
       这之前莲花一直顶住院门，不让任何人进去。有不少人肯定她会寻短见的，觉得她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肯定受不了，只有一死了之了。但是，几次有人去敲门时又总是能听见她的声音：“谁呀?”还是有浓浓的霉味，阴厉厉的，能吓死人。“你把门开开，我们进去帮你收拾一下!”门外的人说。“不用了，我自己收拾。”莲花答。显然，莲花并不在屋里，而是坐在面向官道的堂屋的房檐下，整天不挪窝。
       次日傍晚，南山的阴影刚刚把村子掩盖起
       来，但天还亮着，天完全黑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村民们正各忙各的，喂猪饮马，烧炕生火，然后就是早早熄灯睡觉。突然，有人号哭起来了，一个单独的尖尖的女人的号哭声。起初大家以为谁家死人了。只有死了人才会听见这样的哭声。很快，人们就弄清楚，是莲花在哭。莲花家的院门依然推不开，人们就翻墙进去。院子里那一百瓦的灯亮着，四处的屋门都敞开着，灯也都亮着，莲花团坐在院子中央的亮光里，一边哭，一边捶打着自己胸部。
       别哭了，莲花。别难过了，莲花。女人们这样劝莲花时，半多跟着哭起来。男人们把胖得不成样子的莲花抬进厨房炕上时，发现炕上的灰尘足有半寸厚，锅台上、柜子上，到处的灰尘都一样多，也都没有扫，没有动过一笤帚。
       两个女人留下劝莲花，剩余的人就开始打扫清除，有人边扫地边骂官道：“狗日的官道，灰尘太大太大了，啥时候能铺上泥青呢!”
       莲花的哭声渐渐也弱了下来。可是，突然，莲花又跳下炕去了，像猛虎下山一样，用双手凶狠地将正在清扫案板的两个女人撕开，扑进去，趴在案板上，像是要护住它，不让清扫。人们不明就里，一时都怔住不动。莲花的脸只剩下一半了，另一半陷进细腻的灰尘中了，嘴里吐着白沫，双眼紧闭，胖身子剧烈地抽动着。
       五六双手一同用力，把似乎被灰尘牢牢吸住的莲花抬起来，弄回到炕上。“它们多可怜呀，你们看，它们多可怜呀。”莲花顽固地指着案板那边，接着又指指锅台那边，眼泪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你说啥?你说啥可怜?”有人问。“你们没看见?我的案板、我的锅、我的碗，好几年没动过一笤帚，没动过一笤帚呀!”莲花狠狠地揪扯着自己的胸部，接着又是捶打。渐渐，莲花哭乏了，哭不动了，没声音了，安静地坐在两个女人中间，甚至开始面带笑意了，也仿佛对自己刚才的状况有些不好意思了。
       院子已经干干净净，堂屋、厨房也收拾停当了。空气里，灰尘呛鼻的气味已渐渐减弱。莲花和大家一样，拍掉了满身的土，洗了脸。
       狼
       我八岁离开海棠，十一岁那一年第一次回去。我家在中庄，也就是村中央。村里人习惯地把村子分为下庄、中庄、上庄。其实，村子并不大，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而已。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到村口时，看见被南北两山护着的村子，正要淡入暮色里去。南山和北山又像一只眼睛的上下眼皮，正要一致地闭起来。
       没走几步路就到家门口了。我觉得从下庄到我家的距离远不是记忆中的长度，缩短了好几倍。我原本有心理准备，要走上几分钟的，结果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记忆中，走这段路是不易的。当然那可能是两三岁时的记忆。
       姐姐常带我去下庄的凤玉家吃凤玉妈的奶，总是让学步的我跟在她身后自己走，跌倒了也不扶一把，只是尖声喊：别号了，快起来!
       想到马上能吃到凤玉妈的奶，我只好继续追赶狠心的姐姐。常常还有大嘴凤玉。姐姐和她是好朋友。大嘴凤玉，你不可想象她嘴有多大。是小时候被狼咬的，鼻子以下下巴以上的肉都没了，只剩了牙，白色牙齿和肉色牙龈。现在，你知道那是多大的一张嘴了。大嘴凤玉从远处走来，你首先看见的就是她的全部牙齿。
       “凤玉来了！”人们这样吓唬孩子。而以前吓唬孩子的话是：“狼来了!”我倒不怯凤玉，因为，我总能见到她。凤玉、我姐、海海，是三个好朋友。被狼咬的是凤玉，而不是我姐和漂亮的海海，这样的感叹我听过不止一次两次。
       当时三个同龄的女孩同在人群里。是十五六个人的人群。狼是不敢袭击人群的，人们一定是这样以为的。人们在剜苜蓿，应该说在剜苜蓿芽儿——包括细而圆的白色的根须。正常情况下的苜蓿芽儿只指露在地表的绿芽儿。
       大人们都提着名副其实的大筐子，尽管每个人的筐底很难被苜蓿芽儿遮严。我姐，凤玉和海海提着用麦草编成的小筐子，玩具而已。
       突然，狼蹈空而来。一只罕见的红狼。它从山冈后跳出来时完全像子弹出膛。它一出现就冲着人群高速跑动，挟风而来，毫无前兆。
       人群像一件瓷器，瞬间被击碎。
       瓷器缓慢、柔软、不规则地裂开了。
       狼并没有咬最先挨近的人，而是绕过几个人，扑向凤玉。原因是简单的，狼弹出山冈后，首先看见的是凤玉，于是眼睛里就只有凤玉。
       狼高高纵了起来，然后，狼和凤玉一同倒地。着地之后，狼丝毫都不停留，立刻就逃走了。凤玉还在，凤玉似乎要翻身爬起。那狼似乎只是来开开玩笑的，红色的背影正狂奔而去。人们跑向凤玉时相信命大的凤玉躲过一劫。
       然而，凤玉只是命大没死，凤玉被狼咬了小小一口!下半部脸看不见了，嘴和下巴也看不见了!鼻子和眼睛还在。两个黑眼珠明显在动。
       有人抱起凤玉，跑下山去。
       同时，海海妈正向河湾跑来。她听说河湾里狼咬人了，而女儿海海就在河湾。她每跑几步就要坐倒，是坐倒，而不是扑倒。她的双腿早被吓软了。她满以为被狼咬的是海海。她越想跑快就越跑不快。她反复坐倒反复爬起。
       狼咬了凤玉，因而狼没咬别人。大家知道，狼一次只咬一个人，甚至只咬一个器官。是否致命全在偶然。如被咬死，死者被埋葬后狼往往在当夜再把死者刨出来，一点一点全部吃掉。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狼吃人的特点。
       人成倍饿死，狼成倍繁殖。这几乎是一个谜。六三年出生的我，却没见过一只狼。狼突然几近灭绝。那么先前的狼都躲哪儿去了?我们那儿的人，除了种地似乎不会干别的，尤其不玩枪、不打猎。频频有人被狼咬死的那两年里，并没有谁想过，哪怕是想过，打狼，打死狼!连恨狼的愿望都没有，除了怕还是怕。事实上，那时候的人能够直立行走已经不错了，没饿死已算幸运了。不该苛求他们的。当他们有能力恨狼、打狼的时候，狼又像是得到命令一样，蒸发了，难得一见了。狼的来去就是这样神秘。
       如此看来，时间的性质似乎不仅是流动而已。时间有着更诡吊的含义。五八五九年，人成倍饿死，狼横空出世，用海棠人的话说，狼波浑浑的，波浑浑就是大水漫漫的样子。而到了六十年代初，也就是说，时间从五九年到六零年，狼几乎是一夜之间集体撤离了。那时挨饿的状况已有好转，浮夸风受到遏止，亩产万斤的神话开始被怀疑。把十棵玉米秆上的玉米棒子扳下来绑在一棵玉米秆上，拍了照发在报上，是五八年秋天的事情。那张照片现在就在我手上。饥荒和狼灾正是从那年秋天开始的。
       不过，在我眼里村庄就是我所看到的样子，几年前那些被饿死的人，被狼咬死的人，据说比活着的人多三倍。然而，对我来说，他们相似于几百年前的人，甚至像是压根就没存在过。我爷爷奶奶双双饿死，更多的爷爷奶奶双双饿死。
       直到去年我才发现，在海棠，被饿死的多是老人，被狼咬死的多是孩子。当我把这个结论说出口时，乡亲们惊叹：还真就是这样!
       我明白了，哥哥姐姐们为什么总像上一辈人。当他们讲人怎么饿死或怎么被狼咬死这类事情时，一概是长辈般的见过大世面的口气。
       
       我也明白了，小时候，我为什么常常挨打。吃饭嫌酸菜太多、碗舔不干净、起迟了、睡早了、院子没扫净、写作业时打盹，都是我可能挨打的理由。总之，我不能有任何错误，我必须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否则就挨打。好像所有的人，所有比我大几岁的人，都有理由教训我。还有一个致命惩罚——现在想来那当然是大人们的一个玩笑。他们总是这样逗我：“给你娶个凤玉那样的媳妇。”对此，我的反抗向来是激烈的，不含糊的，我记得，我常说：“不，不——我要娶海海那样的。”
       有时开玩笑的正是凤玉自己，她会搂紧我，把我的脸扳过去挨在她湿湿的牙齿上，用特有的浑浊口音说：“就给你娶个我这样的。”你猜得到，凤玉的脸——实则是牙，还有起伏不平的疤痕，触在我脸上的感觉，多么像被狮子吞进阔口那样吓人!当然，我会毫不客气地尖叫着推开她。而她也不恼，大嘴咧开笑个不停。
       我喜欢被海海抱着，她总是把我叫“鸡蛋娃娃”，大概是说我长得像鸡蛋一样圆润，她每每像对待鸡蛋一样把我搂进怀里时，我都能闻到一缕冷冷的香气，令我入迷。被自己的媳妇抱着，真是好。我大概以为媳妇就是用来抱着丈夫的。我记得海海把头盘起来的样子很好看，脖子底下有颗黑痣在几根头发里半掩半露，亮晶晶的，总是与我相对视。我常会伸手摸摸它，但海海似乎很怕痒，总是只允许我摸两三下。
       海海、我姐和凤玉是好朋友，但是，凤玉不和海海妈说话。凤玉被狼咬了后，凤玉妈整天抱着她四处求医。十岁的凤玉脸上蒙着绿头巾，安静地躺在妈妈怀里，一声不吭。凤玉妈肯定是全村唯一相信凤玉的脸还能长全的人。当时每天仍然有若干人在饿死，门前屋后仍然有死尸。很多人认为，凤玉妈应该忍痛让凤玉饿死，把树皮、苜蓿芽、鞋底、槐树叶之类省给凤玉的哥哥姐姐。天天有人饿死，死个凤玉有什么呢?就算活下来，将来也会把自己的男人吓死!不过，没人愿意把这话说出口。海海妈说了，海海妈在官道里碰着凤玉妈抱着凤玉回来了，揭开头巾，看见凤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以下用纱布包裹着。“这娃活下来是你的一大累赘!”凤玉永远记住了海海妈的话。
       我这次回家是赶着参加姐姐的婚礼的。
       次日凌晨，我将是送亲队伍里的重要一员。
       我看见满院子都是人，海海妈、凤玉妈、海海，几乎都在，离开了三年，突然看见这些记忆中的人，我羞得抬不起头来，我发现，这些人有的一点都没变，完全是我离开时的样子，而有些人似乎变了许多，几乎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后者，主要是我那待嫁的脸上有泪痕的姐姐，还有陪在姐姐身边的海海，她们身上少了野气，多了文气，文文静静。海海嘴上的线条长长的、厚厚的，那种夸张的弧形，像一把精致的刀子，那肉质的锋利令我暗暗称奇又令我无端恐惧，我对她的亲切感，大大降低，我甚至想，我不会娶她做媳妇的!她看见我也是微微害羞的样子，她甚至没叫我一声“鸡蛋娃娃”。
       大家都在忙乱，我既像主人又像客人。
       在看到凤玉以前我并没有想起她。我先听见了她那一出嗓门就飘开的声音，宽宽的、扁扁的——虎鸣回来了?我来看虎鸣!她故意大声说。虎鸣是我的小名。她显然是以看我为借口出现的。她先去东房里一探头，姐姐和海海正在那里，她的屁股并没进东房里去，她弓着腰，侧着头，停顿了一会儿，显然不是只想见我。
       她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才来到堂屋。
       她依然不让屁股进来，就那么弓着腰看着我。
       “哎哟，虎鸣大了。”她说。
       大概因为弓着腰、垂着头，就有两缕涎水落下来。
       “回去，凤玉!”凤玉妈声音严厉。
       凤玉立刻就缩回去了，脚步声表明她是跑走的。你可以想象，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凤玉脸红，因为，她的下半部脸是空的，只有牙齿——全部牙齿。看见凤玉的瞬间我心里一揪。凤玉走后，那一揪变成一丝一缕的不安。仿佛我从来没见过那张脸。准确地说，是突然记起有这么一张脸。似乎是记忆冷不丁教训了我一下。接下来我的心一直在狂跳，似乎在惊叹：那张可怕的脸竟然还在!我离开之后，过去的全部东西都还在!这也说明我离开又回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离开之后，一切都没有停顿。我姐和海海都长成大姑娘了，而凤玉，虽然脸毫无变化!，“表情”毫无变化，个子却长高了，乳房也像我姐和海海一样不知羞耻地鼓起来了。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世界在每一个地方，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尤其不只是在自己在的那一个地方，而生命也比预想的更顽强。
       次日清晨，娶亲的人来时，我还在熟睡，我是被鞭炮声吵醒的，然后糊里糊涂跟上走了，海海是姐姐的伴娘，而凤玉并没有露面。
       走了十几里山路，终于到姐姐的新家了。吃了一顿饭，我们就回来了，惟独留下了姐姐。海海不再是伴娘，海海拉着我，中途还说要背我，我没让背。海海确实是漂亮的，嘴唇的线条很突出，走路时腿子每跨一步的样子，真是迷人。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自己和她有距离。我知道她很快也会嫁人的，她男人是个煤矿工人——后来我知道是在嘉峪关。女孩一个个都要嫁走了，即使是像海海、凤玉、我姐这样的好朋友，也得各嫁各的，东一个西一个，很难再见面。为什么必须是这样?我被这个问题迷惑了很久。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海海，她远嫁到嘉峪关了，据说火车要走一天一夜。而我，后来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每次回家都没遇到过她。
       而凤玉至今还留在村子里。
       凤玉似乎是全村唯一不老的人，每次见她，我都会被她毫无变化的脸冷不丁吓一跳的，人人都老了，而她不老，她的脸几乎完全是记忆中的样子，就像是没有男人看上她，时间也故意绕开了她。或许，事实是这样的，每次看到她时，她的样子总是及时修改了我的记忆，使我误以为我记忆中的她就是刚刚看到的样子。
       凤玉在村子里，吓唬孩子的话就还是：
       “凤玉来了!凤玉来了!”
       媳　妇
       我一个老姐姐来，谈及她儿子对儿媳妇的疼爱时说：“人家(指儿子)把婆娘值钱的很。”老姐姐的语气里，既有妒，又有喜。
       原来，老姐姐这个儿媳妇，确实“值钱”：是花了一万五千元“买”来的，来了尚不足一月，和儿子的“蜜月”还没有度完。
       老姐姐的姑姑在海棠，近来病重，她前来探望，顺便到我家，母亲让她住一夜再回，她说不行，母亲硬留，她先是自己脸红了，然后吞吞吐吐地说：“我最近刚给二后人(二儿子)攀(意似“娶”，有不易之意)上婆娘。”
       母亲马上问：“你怎么偷着办了?”
       老姐姐一个苦笑，叹道：“办啥?没办!”
       母亲又问：“我记得你大后人还没攀上?”
       老姐姐又苦笑，又脸红，说：
       “你别急，听我说嘛。”
       两个后人放在家里，和两座山一样，移来移去的，攀不上婆娘，把我的心都操碎了，一夜一夜地睡不着，五十岁的人，头发都白没了，眼睛也麻了。没办法了就胡想办法，庄里有个光棍
       一眨眼领了个婆娘来了，还是个南方女子，水灵灵的，一打听，才知道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一万五千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么快!思来想去，这是个办法。就算是赌博，赌一回博嘛。总不能让两个后人都打光棍吧。反正，正正规规攀媳妇子的可能没了，没钱嘛，就是有钱，找不上合适的主儿。这几年的女子都心野着不在屋里就(呆下去)了，哪个庄里有一个女子，就值钱得不得了了，人家先要看地方呢，再要看家呢、看人呢。唉，越等越没办法。我们就到处借钱，两百也是个借，一百、五十也是个借，好不容易凑够一万五千元，就请人领上去韬河城里找人贩子，把两个后人的相片都带上，让人家女子挑，挑上哪个算哪个，反正就一个人的钱。还借了辆摩托车，请人开上。到了韬河以后先安排住店，住下店，晚上有人来，带着几十张彩色照片，让咱们先挑，挑来挑去，把个家(自己)的眼睛先挑花了，不知道哪个好!我心想，不能挑漂亮的，漂亮的心野，咱们家里搁不下，也不能挑丑的，一万五千元呢，到处借的，还半辈子呢。最后我又想，俊丑是次要的，主要看面善不善。就挑了一个，挑好以后，人家把两个后人的照片带走，让女子再挑，结果看上老二了，没看上老大。第二天早上，把钱一交，人家就打开一个门上的锁子，门一开，不得了，里面有两层大床，上上下下躺满了人，都睡下不动弹。等了几分钟，咱们的媳妇子眨着眼睛出来了，比照片上还心疼(漂亮)，个子高高个(个，助词)，有十七八岁，女子看样子也想走，屁股一撅，上了摩托车，请来的人手上一拧、脚上一蹬冒一屁股烟就颠了，再不敢停，和演电影一模一样。我是后头坐着班车回到家里的。回家一看，有媳妇子了，心心疼疼的一个媳妇子，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女子是四川人，名字怪怪个的，我就给另起了个名字，叫巧巧。说她老家比咱们还穷，喜欢二后人呢，二后人把女子也值钱的很，不让做一点活，锅台都不让挨，整天跟前跟后的——说个实话，也是怕人家跑呢!
       老　汉
       在海棠，老年人无论男女，都称老汉。
       母亲每天闲了，就和几个老汉坐在一起说长道短，其中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关于“老汉”。无非是谁家的老汉享福，谁家的老汉受罪，哪个老汉又死了，哪个老汉病在炕上起不来死不了，诸如此类。而且被议论的老汉，不止是海棠的，包括礼让的、寨子的。礼让一个老汉(女)喝上老鼠药死了，从海棠某家借了棺材，家里几个后人都不缺钱，“光阴好得很”，竟用这种方式死了。母亲们由此得出结论，穷一点不要紧，“有一碗饭吃就行了”，“有一把热炕就行了”，关键“要有人值钱呢”，没人值钱也罢，最怕的就是“把你连半个人都不当”，“连半个人都不当”也没啥，千万别活成“猫儿大”了。
       猫儿是认名字，大就是爸。
       猫儿大是几个月前死的，据说是饿死的。人们说，猫儿大肯定是“五八九年”过后村里唯一饿死的人。怎么判断是饿死的了?说死后屁股眼里稀屎不止，这是饿死者的典型征候。这方面村里不缺少行家，因而我不表示怀疑。
       前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见过老汉。那时，八十高龄的老汉开始拄着拐棍，在本村讨饭。老汉的眼睛本来就不好，后来完全瞎了。他为什么会讨饭?他不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若干个孙子吗?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分家的时候，把他分给小后人猫儿了，猫儿后来在庄外的地里搞了个果园，就和老婆娃娃搬到果园去住了，而把眼睛几乎瞎了的老汉单独留在老院子里了，不过一开始是送饭的，到吃饭时间由某个孙子把饭送去。这样的情形似乎还在可接受可忍受的范围内。但是，顿顿走三百米的路程送饭，是需要坚持力的，也是需要记忆力的，某一顿忘了或懒得送了的可能性都有，先有一顿两顿不送饭，我们按照事物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紧接着会有一天两天不送饭，于是，就有了老汉拄着拐棍，挨家挨户要饭的一幕。由于是本村，又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要饭是容易的，到任何一家都不会空手出来，于是老汉肚子一饿就出门要饭，全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儿女们的脸面了。猫儿和猫儿的婆娘此时会怎么样?把老汉接到果园里住的可能性没有，一家子搬回老院子住的可能性也不大，恢复开初顿顿送饭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老汉擅自要饭的行为确实大失了猫儿两口子的面子，于是就一狠心：
       “你老东西本事大，接着要去!”
       但是，老汉有三个儿子，除了老三猫儿，还有老大撑住、老二缠住，一个“不人”，三个都“不人”?有人替撑住和缠住开脱：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
       这说法令我大吃一惊。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于是，撑住和缠住就不管，就没法管。此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地”才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
       不见猫儿大拄着拐棍要饭的身影了。猫儿大并没有死。“他没福死。”人们说。速死，竟也是人的福气，此话信然。猫儿大被锁在老院子里，出不来了。“怎么吃?”我问。有热心人把我领到猫儿家的老院子外面，看见院墙外立着个破车身，没车轮，没木板，刚好可以用作梯子，送饭的人，由“梯子”爬上去，把饭搁在墙内的一个鸡窝棚上，老汉吃完饭，再把缸子放回到鸡窝棚上。多么复杂的过程呀。人们有时是不怕复杂的。这个过程实在像演戏了，即使是戏剧情节，也偏于离奇了。我是不喜欢离奇的故事的。但是，戏正在演。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那壮观的一幕。但是我发誓再不看第二次。如果送饭的人是老汉的三儿子猫儿自己，我倒是有兴趣再看一看。送饭的人是猫儿的儿子——年仅十岁的一个男孩，中午(偏迟)，他是在上学的途中顺便给爷爷送饭的。他的脖子上是红领巾。我想走过去，把那天真的男孩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抚摸他被冻红的脸。
       某—天，猫儿大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拄着拐棍——不是拄，而是握，将拐棍在路上点来点去，是在探路。他还戴着眼镜，老式的茶色眼镜，是他以前总是戴的镜子。他走在官道里，拐棍告诉他现在是某家院子，他就转过身，慢悠悠进去了，但只是站在院门口，用拐棍敲打着门框。有人出来，把一大块馍给他，他拿在手里，还不走，说：“给我舀上一碗酸菜浆水!”于是一碗酸菜浆水就很快来到他面前，他端在手上，放下拐棍，蹲下来，靠在墙上，脖子越扬越高，喝完后，并不把碗立即交出去，而是说：“再给一碗。”于是又一碗酸酸的浆水来了，这次，他的脖子扬起的速度减慢了。
       他此次要饭，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可以自由走动了。
       但是，他自由走动的真相是：
       他从里面把院门打开了。
       他反抗了，这真让我担心!
       幸好，他只是重新失去了自由。对他来说，有饭吃，似乎比“自由”更重要一些。猫儿，或者猫儿的婆娘，多数人说是后者(好像猫儿的婆娘比猫儿更可恶些)——在紧挨门顶的门框上，砸了一排大钉子。七苗，有人数过。
       七苗钉子，是门终于被打开后，人们看见的。
       是谁发现猫儿大死去的?是小时候和老汉
       一起放过羊的另一个老汉。这一个老汉从院墙上翻过去，喊叫，没有任何声音，进屋一看，老汉趴在冷如冰窟的屋里的地上，身子还在动弹，就急忙把他抱出来，放在外面的太阳底下。
       晒了约半小时，老汉还是死了。
       白
       汪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刚刚退休，她家就在官道南边，与我家相距不足百米，想起她，我首先记起的是她温婉的声音和她叫我的小名的声音。上了学之后，老师大凡都要叫学生的大名，而汪老师一直叫着我的小名，声音柔柔的，拖得很长。我至今记着汪老师的一个动作：学校请来一个照相师，给毕业班照合影，照完后，接着给村里的一些老人和一些学生照。那时候极为穷困，家里不知为什么掏钱让我也照一张单人相，轮到我照时，坐在那么多目光前面，我羞着不过去，是汪老师把我拉过去的，汪老师笑着说：这虎鸣也知道羞呢。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我就更羞了。坐稳后，远处的照相师正要捏手中的快门，汪老师突然跑到我跟前，把我翘起的棉衣领子弄好后又跑开了。刚一跑开又翘起了，汪老师回身再跑，跑了两步又折回去进了办公室，取了个别针出来，别在我领子上。汪老师一定想不到她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成为我的珍贵记忆。
       我上大学时，某一年暑假回家，得知汪老师的女儿亚芳得了不治之症：胃癌，已经从医院搬回家了，而且，学校的院子里正在赶做棺材。亚芳和我妹妹爱梅是同学，人长得有点像汪老师，很招人喜爱，得病时正在读高二，学习也不错。当时，正是麦黄时节，家家的麦子差不多已经割倒在田里了，该抓紧运回来了。但人们似乎没心力上山干活了。午后，男人们挑着空担子上山前都要站在官道旁，对着汪老师家哀叹几声，女人们更是从家里议论到田里。我从女人们嘴里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娃娃芽芽儿。是说亚芳的，说她还是个芽芽儿，娃娃芽芽儿。我没盯住是谁的女人发明了这个词的。
       “还是个娃娃芽芽儿！”这是原话。
       我不知道汪老师那时在干什么，我很想去她家，安慰安慰她，但是，我不敢去，我哪有能力安慰汪老师呢，谁又能安慰得了汪老师呢?我很想听见汪老师的哭声，但是，我既没听到汪老师的哭声，也没见到她的人。我妹妹奋梅和爱梅去看过亚芳，回来说不了几句话就抹眼泪。我的两个妹妹说，汪老师瘦得不成样子，脸黑黑的，亚芳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清醒就要抓住汪老师的手。亚芳的状况越来越差，忽而清醒，忽而迷乱。每每陷入迷乱时，旁边的人就开始急不可待地给她穿“老衣”。据称如果不在咽气前穿好老衣，到另一世就会光着身子。因而，这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我很不习惯“老衣”这个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个娃娃芽芽儿，也要穿那种旧时乡间绅士般的老衣吗?
       但是，乡间的习惯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亚芳再小一些，比如，只是十二三岁，就简单了，用席子一卷，扔到某条山沟里就可以了。孩子再大一些，比如像亚芳这么大，勉强算是个大人，就不忍心一扔了之了。在海棠，大人的丧仪一般是极尽郑重之能事的。哪怕死者生前受尽虐待，死了之后，也要打扮成一个盛装的乡间绅士。老衣当然是新的，当然是绸的或缎的，而且是棉的、单的、夹的(春秋两季可穿的，介于单棉之间)各一套，还必须同时穿上去，不穿在身上是不算数的，等咽了气再穿上也不算数。人们急着给弥留者穿衣服的情景我见过几次，实在近乎疯狂，十万火急的样子，无数双手同时上去，脱旧的，穿新的。把单棉夹各一套衣服同时穿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弥留者愿意在清醒的时候就“穿好衣服”，则另当别论。不过，只有看破生死的老人才愿意这样。而亚芳呢?一个娃娃芽芽儿，一个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会是什么情形?
       况且，她的病情是被隐瞒着的。她的老衣也更复杂一些，除了单棉夹三套之外，最外面还要加上特别的一套白，白色的孝服，有一个专门的词为“穿白”。凡是双亲尚健在的死者，都要“穿白”。你提前走了，你也得尽“孝”。
       人们考虑到亚芳是一个念过书的女孩，给她准备的白，是一件白布连衣裙!穿在三套衣服的最外面。人们其实是希望亚芳再不要清醒过来的。但是，正相反，没过多久亚芳就醒过来了。亚芳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白”，撕扯着、喊叫着、踢打着，很不安静了一会儿，很快耗尽了体力，又昏迷了。这样折腾了几次，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咽气了。这天，南山和北山上，层层梯田里，到处是未割或割倒的麦子，却人影寥寥。麦黄时节，虎口夺食的日子，人们却相当一致地染上了颓废症，连家门都不愿出。
       粮　食
       一个黄昏，二阿爷(二婶)背柴回来，叫我去她家。我就跟着去了。我跟着她，直接去了厨房，她把背斗放倒在灶洞口，然后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点火烧水。我坐在有些脏乱的厨房炕上，和二阿爷说着话。我看见，二阿爷每次从背斗里抽出一小把麦柴，塞进灶洞前，都要抖一抖，然后，再低头瞅两眼，瞅见一颗粮食，就捡起来，放在风箱上面的一个火柴盒里，我有些好奇地走过去，看到火柴盒里，有半盒麦粒。二阿爷知道了我在注意什么，就说：粮食颗颗儿是最值钱的东西，比金子银子都值钱，比钱还值钱，五八九年你装上一疙瘩银子，换我的一碗粮食我还不换。再说，五八九年你有一疙瘩银子，我没一碗粮食。现在的人把饿肚子的事情都忘了，把他爸爸妈妈饿死的事情都忘了。
       我从二阿爷家出来，把二阿爷用火柴盒捡粮食的细节对母亲说了，母亲笑着对我讲了个故事，二阿爷为了捡粮食颗颗儿和孙子吵架的经过：
       孙子问，你多长时间能捡一火柴盒盒粮食?
       二阿爷说，半个月能捡一盒盒。
       孙子又问，一火柴盒盒粮食能吃几口?
       二阿爷说，能吃两口。
       孙子说，我半个月省两口饭，你别捡粮食了。
       二阿爷说，能行!
       二阿爷说完“能行”二字，就悄无声息地下炕了，下了炕，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一只布鞋，把孙子压住，照准孙子的屁股狠打一通。
       父亲去世后，先是被停放在堂屋地上的一块木板上，脸和全身都用白布遮了起来，头顶放着尖尖的一碗黄米干饭。黄米干饭旁是一盏油灯——半碗清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一头在油里一头在碗边，碗边的一端被点燃后，一直要燃烧到下葬的那一天，中途灯绝不能灭。灯一灭，父亲到那一世就永远是黑的，而且也要挨饿。
       出殡的那天，阴阳先生先要驱赶父亲的灵魂，让它回到身体里去。所用的工具竟是粮食，是一碗杂粮——玉米、高粱、麦子、谷子、糜子之类，阴阳先生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把杂粮撒向四处，不是撒，而是带着一些力度，差不多是打了，打在墙上、地上、脸上。杂粮打在我脸上，疼得烧乎乎的，疼得有些惊心动魄。
       农民一年也要缴一些税和费的，费这一部分，前些年叫“两金一费”，后来改为一个名称：统筹费。据说，名称变成一个了，但数量有增无减。农业税，加上统筹费，人均一百元左右。一家农户如果是五口人，就要缴五百元。我可以
       想象，一户农民一年拿出数百元缴税和费的内心感受。绝大多数农民实在是太穷了，依靠土地吃饱肚子问题不大，但是，也仅仅是吃饱了肚子而已，一年缴几百元的税和费，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收税的税务部门和收费的乡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将税和费转换成粮食任务，让农民直接把粮食任务缴到粮库，然后税务部门和乡政府与粮库分别结算税与费。
       拒不缴税(费)者也属常有。
       这些农民被称作“钉子户”。
       乡政府想了一个好点子，让各村的小学老师去攻“钉子户”。给每一个小学老师摊派几家“钉子户”，收来的税和费顶替你几个月的工资，收不来，你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个别能抹下脸皮的老师倒也不难，比如，实在不行，就住在“钉子户”家里，吃在“钉子户”家里，直到“拔掉钉子”。但脸皮薄的老师毕竟占多数，“钉子户”一般都理由十足，而且十分“难缠”，多数小学老师说几句话就脸红，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宁可领不到几个月的工资，也不愿颜面丢尽去碰“钉子户”。
       比较起来，中学教师就有脸得多。他们每年有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这两个月的工资被称作“档案工资”，人人如此，已经十几年了，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抱希望，权当一年不是十二个月，而是十个月。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一两个月的工资，是用粮食顶替的，发给你粮票，凭票去粮库领略略低于市场价的粮食，不过，领出来的粮食往往用最低的市场价也难卖出去，因为这大多是粮库里积存多年的旧粮。
       我的同学有禄在中学当老师。一天，有禄把顶了一月工资的一千六百斤麦子打出来，运回家，一边把粮食倒进柜里一边嘀咕：他妈的，这老师当不成了。话音未落，被村里人称为碾子背后老汉(因家住在旧时的碾子背后而得名)的有禄父亲就破口大骂：日你妈，你一个月挣下的粮食，农民要辛辛苦苦种一年呢，你月月有个麦子黄，农民一年等一个麦黄七月，遇上荒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狗日的你还有啥不满足的!有禄想不到父亲会发火，而且还真生气了，但父亲的话又凿凿有据，令他无言可对。
       就是这个年近八十的碾子背后老汉，对粮食的态度极为有趣。由于儿子有禄每年都能领回来两三千斤粮食，而家里的地也没有荒着，由有禄的弟弟福平耕种，每年也能收个几千斤，于是，粮食越放越多，柜里面放不下，老两口的棺材也用上了。有禄多次给父亲建议：把余粮卖掉，变成钱，将来没粮吃了用钱再打，而碾子背后老汉就是不认这个理，总觉得家里存下粮食比存下钱心里踏实得多，再来个五八九年也不怕。更有意思的是，碾子背后老汉总是坚持吃最早一年的存粮，绝不乱吃，也绝不吃当年的新粮。有禄的姐姐家在北山后面，年年歉收，碾子背后老汉时不时地送粮食救济她，奇怪的是：老汉只舍得把刚打下的新粮送给女儿!女儿和女婿当然不好意思，不要新粮，要旧粮。老汉却硬是宁舍新粮不舍旧粮。这便成了一大笑话，官道里的闲人时不时会讲起来。
       挨　刀
       去年八月，我回过一次老家。我坐着朋友的一辆桑塔纳，进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村子里已经黑尽了，大部分人都睡了。当晚住下后，转眼到了次日早晨。吃罢饭，邻居家的一个大肚子婆娘进来了，说：“四爷(我辈分高)你昨晚上差点把我吓死了。”我问原因，她笑着说：“你的车一响，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
       我一听，大笑起来。
       笑完，问她：“几个了?”
       她答：“一个。”
       “才一个，怕啥?”
       “没隔够五年。”
       “她把环放上又取了。”母亲揭她的底。
       “放上又取了?”我不解。
       “能放，就能取。”她大大方方地说。
       “花三四十元就取了。”母亲帮她解释。
       “没有不取的，都取了。”她又说。
       “乡上不知道?”我问。
       “知道。”母亲答。
       “人家结扎了的，还养着呢!”大肚子不服气地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结扎了怎么养?
       不过，不用我问大肚子就讲起来了：“名字是结扎，其实就是做个结扎的样子，肚皮上拉一刀，紧接着再缝上，里面根本动都不动。”
       我又吃惊又不解。
       “有儿子的就真结扎了，没儿子的都是假结扎，肚皮上有个疤疤儿，就算是结扎了。上面来人检查，一看有疤疤儿就行了。”
       我全明白了——原来，乡政府的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对上显示了不容置疑的认真，对下也显示了足够多的温情：如果有儿子，而且满两胎，就坚决“捉”了去结扎。一次捉不住，就两次，两次捉不住，就三次、四次，直到捉住了为止。而如果还没有一个儿子呢?则是无论已经生了几个女儿都默许你再生。但是，你必须同意去“挨一刀”(海棠人用语)，被写进有关“统计表”后你愿生几个生几个。
       蜜　蜂
       我问：现在怎么没人养蜜蜂了?人们说：庄稼上了农药，蜜蜂一吃花就死。我又问：路上经常见养蜂的，人家怎么不怕农药?回答是：南方人养的洋蜂不怕，咱们的土蜂不行。我问：洋蜂土蜂有啥区别?答：土蜂能过冬，洋蜂则怕寒，洋蜂必须撵着热季走。土蜂酿蜜用时长，有时长达三年，而洋蜂酿蜜只需一月。
       说起蜜蜂，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蜜蜂而是花，金黄的、紫红的、纯白的三种花——金黄的油菜花、紫红的荞麦花、纯白的洋槐花。
       油菜花，是单纯的黄色。少量的油菜花，看上去过于朴素和单薄，易于被忽视。一大片油菜花则陡然有了一种不凡的气势，金黄一片，令人的目光有种微微的灼热感，令人的内心稍稍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所以，我想起的油菜花总是很大的一片。油菜花的金黄色，比太阳更容易映亮人的内心，直接唤醒人对大地的爱。
       荞麦花的紫红色，令人想起“盛装”这个词。荞麦的种植面积总是不大，总是方方的一块或长长的一条。这正符合荞麦花的紫红色所含有的娇贵气质。荞麦花细碎而忧郁，像落入俗尘的一个大家闺秀。而且十步之外，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它的香味，不是一般的清香，而是浓郁的蜜味，人们常说它“蜜香蜜香”的。
       纯白的洋槐花，是一串一串的，倒不像是花了，而像是果实。每年，洋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常在树上或在墙上，一把一把地捋着吃。捋一大把，喂进嘴里，闭着嘴嚼。不是因为饿，用它填饱肚子，而是在品尝它的甘甜。我出生时已经可以吃饱肚子了，洋槐花的甘甜，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甘甜，直接是大自然的滋味。
       蜜蜂是最喜欢采上述三种花的。每年，花事正浓的时候，蜜蜂在百花间忽起忽落，看上去有种忙得不可开交，且醉心其间的感觉。蜜蜂总是把一口一口采到的蜜，小心地存在自己的脚上，待两只脚上都是蜜了，脚有些抬不动了，再用嘴叼上蜜，沉甸甸地飞回家去。一天要飞无数个来回，在巢里稍作停留，便又回到原野里去。最晚的一趟，采到足够的蜜时往往天近黄昏，甚至天已黑净，于是便留宿在花丛深处，在宽敞的原野上过一夜。次日早晨，便看见无数
       只蜜蜂在阳光里密密麻麻地飞回来了。
       我常记得，谁家的蜜蜂忽然潮(海棠话，疯、生气，也常说人)了，无数只蜜蜂跟着蜂王从十米高的空中飞过，轰轰烈烈的，我们就跟着慌了神的蜂主追。有时候蜂群眨眼间就飞离村庄了，态度坚决地逃走了，只剩下掉队的零零星星的蜜蜂，在树丛间犹犹豫豫地乱飞，蜂主黑着脸蹲在某处一声不吭或骂骂咧咧，孩子们也就遗憾地停下来了。但大多时候，蜂群会落在一棵树的一根粗粗的横枝上，并迅速拥作一团，已经看不见单个的蜜蜂了，只见滚动着、起伏着的一团，像宇宙中的一个遥远的星球，似在变大，又似在变小，但始终是那么大。看起来，蜜蜂们唯一的欲望就是挤向深处，于是，有一个挤进去的，就有一个挤出来的，挤出来的再接着往进挤，如此往复不停。蜂主提着个草帽状的蜂斗爬上树去，折一束长满叶子的树枝，一边把蜜蜂往蜂斗里扫，一边用哄孩子似的声音轻唱：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那蜂斗里已经糊上了一层蜜，但蜜蜂们似乎顽固地要留在树上，一部分被扫进斗里后，剩下的部分抱得更紧，拼着命往深处钻。即使剩下最后的一小撮了，仍然如此。原来，它们是在保护蜂王，不让人看见它。哪怕是蜂主，也不让看见。一窝蜜蜂只有一个蜂王，蜂王似乎有绝对的威望和号召力。
       我小时候，海棠养蜂的人不少。
       我印象最深的是元明爸。他家堂屋房檐下的土台子上，齐齐地摆着十几个蜂窝。蜂窝都是用新买的竹子背斗(旧背斗蜜蜂嫌脏，拒绝居住)做的，将背斗倒立在土台上，表面糊一层泥，底部切开一个圆圆的小孔，就是一个蜂窝了。元明爸和我父亲年纪相当，两人关系很好，我常随父亲去他家玩。每年夏天，他家的院子里便飞满蜜蜂。而我敢于在蜜蜂堆里出入，正是因为元明爸给我讲过一个常识：人不惹蜜蜂，蜜蜂是不蜇人的，它往往只是喜欢落在人脸上，吸些人汗，人汗是它筑巢的最好材料。因而，蜜蜂落在你脸上时，你最好一动不动，它稍稍吸些汗就飞走了，你一旦试图打它，它就会本能地一压屁股，蜇你一下。但它蜇你一下的代价是巨大的：它的肠子与屁股上的刺是连在一起的，刺留在你身上时，肠子随即也被带出来了，它即使从你的手掌下逃走，也难免一死!
       天冷之后，蜂窝就全部被搬移到堂屋里，放在炕远端的台子上。但蜂窝的出口通常是被堵住的。每过十天八天，选一个天气晴暖、阳光充足的日子，元明爸就把蜂窝搬出来，放在房檐下的土台子上，再打开出口——只见小圆孔里，蜜蜂们的小脑袋麻浑浑的(海棠人用词)，争着飞出来，所有的蜜蜂看上去都是沉甸甸的，有些飞不动的样子，却丝毫不停留，急急地飞向任意一个方向。此时仔细观察，便能看见有极小极小的黑点从蜜蜂的屁股下落下来了。原来，蜜蜂们在拉屎!积了十天八天的屎，一直忍着，绝不拉在自己窝里，于是，“放风”的这一刻，拉屎便成了急中之急。据元明爸介绍，有些蜜蜂竟至于憋死在蜂窝里了——即使憋死，也不在窝里拉屎!从窝里飞出后，也是尽可能飞远，把屎拉在周围的树枝上。不经意间对蜜蜂的了解，使我对蜜蜂不仅毫不惧怕，而且充满敬意和爱意，同样，我对留着小胡子的元明爸的敬意和爱意也在不经意间多起来了。
       每次，蜂群从窝里飞出来，在他家院墙外的树丛中潮来潮去时，他总是捧着一脸盆灰，一把一把地撒向蜂群欲飞去的方向，手法非常娴熟，看上去令人着迷。蜂群落下后，他便快速爬上树去，一手提着草帽状的蜂斗，一手折一束柔软的树枝，将抱作一团的蜂群扫出一个个迅即又合拢的豁口时，动作轻重适度，充满爱意，同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但是，我对元明爸的敬和爱几乎在一夜间消失殆尽了。
       某天晚上，夜极黑，我去他家为父亲借一样东西时，他正在厨房里忙乎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后，立即被一种湿漉漉的蜜味包围了，看见一盏煤油灯下，他把高大的蜂窝斜斜地扶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挥动铲刀正把其中的蜜蜂和蜂蜜一同拨进半锅沸水中，有逃脱的蜜蜂们，在黑暗中盲目地乱扑乱撞，像小石头一样打在我脸上，打在房顶上、墙上、门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这响声令我一时头皮发紧，心里生出极大的不安来。我立即想起他平时对蜜蜂百般呵护的情景和他常有的和善面容，不可想象他爱护它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如此。我想不通，他怎能忍心把它们全部拨入滚烫的沸水中呢?蜜蜂们那么聪明，为何早不知道这个结局呢?而他曾向我夸赞蜜蜂聪明的口吻完全是可憎的了。
       我有很久都不去他家了，路上碰见他时，我心里也总是掠过一丝厌恶。但是，我在学校出了一件事情，令我不能不有求于他。我打碎了班里的一块窗玻璃，老师让赔，而我又不敢向父亲张嘴，想起元明爸酿蜂蜜肯定赚了不少钱，就下决心去向他借。一块玻璃三毛钱，但我打算借一块钱，剩下的钱，五毛买一枝钢笔，两毛用来买烟。我丝毫都不犹豫，向他家走去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仿佛向他借钱，借足足一块钱，是我的一大作为，是我对他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惩罚。谁让他那样凶狠地把蜜蜂铲进开水锅里的!我说：“我爸让我来借一块钱!”我似乎只能说出如此简短而直接的句子。他一听，立刻就掏出钱包，把一块钱给了我，还顺手摸摸我的头。我装出沉稳的样子，走出他家蜜蜂乱飞的院子。我立即去了三里路之外的镇子上，用两毛钱买了一盒工农牌子的香烟，原打算用五毛钱买钢笔的，却没买，把钱省下，然后才吸着烟，悠闲自得地回到海棠，回到学校。剩下的那五毛钱最终也买了烟。我后来的烟瘾大概正是那一块钱中的七毛钱培养起来的。
       作者简介：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4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执教于西北第二民院。
       责任编辑　陈东捷
       题 字　李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