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从山窝土窑到现代化实验室，路有多长?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毕华兴就像面对科研课题那样，一脸凝重。
       我很快发现，毕老师这个人习惯使用否定思维形式。
       比如我问他：你留恋童年生活吗?以为他一定会说出怀念家乡的话，像那山那水，谁不说咱家乡好什么的。
       他的回答是：我对童年的印象就是贫穷、饥饿。
       我问他：童年时代总有些爱好吧?听说你那时养过羊，养过兔……
       他说：那可不是爱好，是为了给家里挣钱。我最烦的就是养羊，放学后总要去山上给羊打草，又饿又累，很辛苦。
       我问他：1986年你考上了西北林学院，是不是想学成之后改变家乡的面貌?心里觉得他学习的动力应该来自“穷则思变”之类的抱负。
       他的回答依然实诚到底：没想改变家乡面貌。我那会儿根本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啥样，我参加高考，就为了以后找个工作，能吃饱饭，能多挣些钱。
       我换了个话题：据说你夫人在日本读博士后，从照片上看，她蛮漂亮的。
       他迅速地接过去：不，不，不漂亮，相貌一般吧。
       ……
       我被毕华兴的“实诚”感动了，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头，他好像根本不会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形象。
       也许，这正是大山赋予他的风格——毫无遮掩，淳朴敦实?
       他有这样一个童年
       1969年4月，陕西省艾好湾村的一孔窑洞里出生了第四个孩子，这就是毕华兴。
       老人说，艾好湾村先前叫艾蒿弯，满地是艾蒿，百分之百是旱地，人们喝口水都得到两里地以外的沟里去担，加上村庄正处于老山的转弯处，于是成就了“艾蒿弯”村。
       对黄土高原来说，最金贵的是水。老山有沟、梁、峁。沟底的人家能接住雨水，梁里的人家可迎住雨水，偏偏住在陡峭的峁上的人家收不到雨水，每年每年，不论下多大雨，峁上人都叫旱。就为水，艾蒿弯人羡慕死了沟底梁上的人。艾蒿是草，当不得粮，大概是为了回避“艾蒿弯”带来的干旱贫穷，不知哪一年，有人做主把它改成了“艾好湾”村。由此可知，毕华兴的出生地，是当代中国农村中最贫困的村庄。
       艾好湾村民光景不齐，从窑洞门面就可以看出来。日子好些的，会在窑洞口垒上一米来宽的石头，上面是石匠雕琢的花呀草的，窑洞外还会垒上整整齐齐的土墙。毕华兴家既没有雕花石头也没有围墙，窑洞开的窗户上糊的是麻纸，风一吹，呼嗒嗒响。洞子里黑乎乎的，即使点上菜油灯碗，洞里也不见亮，终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气。这家人劳力少娃儿多，年年向队里借粮借钱，日日吃不饱。由此又可知，毕家是最贫困村庄中的贫困户。
       毕华兴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阶段，是全国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偏僻的艾好湾村甚至连知青都没有安排——由于缺少故事，更显得寂寞空荡。
       毕华兴引起人们重视，是他五六岁的时候。这并不因为他爹是大队支书，那时农业学大寨，书记们决不腐败，全都比着像陈永贵那样实干苦干。最先发现毕华兴有成色的是老师，老师说毕华兴这娃5岁就上学念书，门门考试还总拿第一。
       可是，这个历来没有出过大学生的村庄，还不懂得知识的意义，所以毕华兴的考试第一，也就像谁家后生割地第一，谁家闺女纳鞋底第一那样简单，顶多是大人们聊天时不经意地带上一句：这娃备不住有出息咧。依山窝人的知识结构判断，这“出息”至多也就是像他爹那样当个村官而已。
       毕华兴的爹，是个寡言的人，大概华兴也随了他。在华兴眼睛里，爹最能得奖状，窑洞墙面上用糨糊贴了一满排红纸头。爹是个正直透明的人，他要求自家五个娃不准和人打架，谁违规了，他却会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上一顿再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见毕华兴两次提到“饥饿”。今天的孩子已经不知道饥饿的感觉，那种饥肠辘辘的空荡，两眼冒金星的眩晕，会从生理、精神上双重地把一个铁汉子扳倒。
       才抵桌子高的小华兴，正是“半茬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肚子里时常开仗，他只好一瓢一瓢地灌水，整天就想抓挠点吃的塞进嘴里，整天都在期盼着那没油寡盐的两顿杂面馍。是的，因为缺粮，山庄里的人每日只吃两顿饭，因此，没有哪个娃奢望还能吃顿早饭。
       华兴因为饿，没有力气背起箩筐，那箩筐装满草得有20多斤重，因此有时他也会学着大娃干些滑头的事，偶尔在箩筐中横担上几根木棍，再放草，这样，乍一看箩筐里的草满满的，其实下面是空的。不过，闹不好会穿帮，他进家门时得快走几步，迅捷地将箩筐折进草圈，那里一定会有哥姐已经背回来的草，搅一块儿，才能蒙混过关。
       他终于上中学了，是住校，却依然还是饿。那时他吃不起食堂，每天要跑回家取干粮。学校离家4公里，他后晌下学赶回家，吃罢饭，再提上第二天的晌午饭翻山越岭折回学校。可是，11岁的娃耐不住饥饿，吃罢饭，几泡尿下来，肚子就又饥得慌了。他常常在头天夜里把第二天的晌午饭吃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没饭，晌午没饭，一直挨到后晌翻山越岭回到家才能吃上饭。
       慢慢他学会了计划，尽管每晚耐不住饿地夹上两筷子，可还是能把大半饭菜留到第二天。难熬的是暑热蒸腾的夏天，饭馊了，一打开盛饭的瓦罐，就闻到了一股馊臭味。很多年后，他还记得小米饭上那一层蓬松松的白毛，记得用筷子一夹土豆，那粘丝就被拉得老长的情景。他把饭菜放到校园水龙头底下，一遍遍地冲呀泡的，不管那饭那菜多难吃，总是比挨饿强的。
       那些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饥饿使他的个子总是矮矮的，除了跑步，其他所有的体育测试项目，跳高、跳远、前后滚翻、投掷，他无一及格。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当他后来进入大学，随着吃饭问题的解决，才5个月，他就飞长了10公分，竟然所有的体育项目全及格了!
       毕华兴肯定地说，上大学是我人生历史上的新阶段，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饱饭的日子，我的精神、身体，啥都获得了一个新提升!我也敢在人面前讲话了。
       咋就不张嘴
       我们不能回避毕华兴性格里的懦弱元素。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从艾好湾土窑里爬出来的娃，害怕窑洞外所有的人。遇人遇事就是不敢大声说话。
       童年光景，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念书，一是给自家羊打草。他不怕念书，不过是坐在窑洞教室里，就着昏暗的菜油灯写功课就是了。他最初得了5分，并不知道咋好，可老师高兴大人高兴，他就打算一直把5分得下去了。可打草就不一样了，打草得碰见人，有时人家会抢他的草，会吼他，于是逢到打草他就随大娃走，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成了艾好湾村的盛景。你想吧，一群灰蓬蓬的土娃在漫山遍野里跑，逢草打草，逢事起事，能有啥祸患轮上咱华兴?可没料到，还就有事找上来了。
       有一次，娃们各自打了大半箩筐草，想鸣金收兵了。这时，一个大娃提议去队里的苜蓿地再抓上几把。毕华兴知道，苜蓿是喂队里牲口的，他再不懂事也知道行事的杠杠。可他又是个从不敢争论、表态的主儿，甚至连思想斗争都没有，就随着大娃们进到地里，胡乱抓了几把苜蓿就后退抽身了，然而看秋的来了。
       “喂——嘿!”山里人喜好喊话，看秋的可着喉咙先用慢板喊出第一个长长的“喂”字，之后急促地将第二个单音节上调，猛丁来个急刹车，再后就是密匝匝的训斥了：你们是甚人哪?敢偷队里的苜蓿啦!斗私批修吧!于是，所有的箩筐都被拿下了，所有箩筐里的草都被折出来了。毕华兴并不因为是支书的儿子而被放上一马，相反正因为有这个名分，名列前茅地上了队里的黑名单。由此判断，他爹应该是个清官。这个结论随后就得到了证明：大队支书为苜蓿事件毫不犹豫地扣了自家的工分。
       那天，毕华兴的脸烧得像供销社的红布。他悄悄摸进窑洞，没敢去羊圈，说起来，他最心疼的还是箩筐里的草。艾好湾没水，草不盛，他们跑了多远的山路才割了草来!
       毕华兴童年光景里也有另一面：念书好，这份业绩被老师宣传开来，毕华兴就常被大人多瞭上几眼，这份荣光已经足够了。可是，善良的老师总想好好奖励优秀学生。艾好湾小学校拢共四五个教员，除了一位是公派教师以外，别的都是同村庄户人，是挣工分的民办教师。
       一天，有位老师用了独创的方法奖励毕华兴。老师先列队集合，稍息立正地把队伍规整好以后，就点名道：毕华兴!
       三年级小学生毕华兴吓了一跳，因为平日稍息立正之后就是解散了。老师又叫：毕华兴，出列!毕华兴怯怯地走到队头，转身面向同学。老师说：毕华兴，低头做甚!小华兴抬起头来。老师又说：同学们，下面我们听毕华兴单独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那是1977年，艾好湾村闭塞，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还在背诵毛主席语录。
       天塌了。毕华兴突然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小脸再次烧得像供销社的红。布。老师鼓励他：毕华兴，背!毕华兴张了张嘴，心里一阵恐慌，他用袄袖抹抹汗，却在顷刻间忘掉了所有的念词——
       老师刚要不高兴，毕华兴突然用一种最原始最有效最生动最直白的方法，打破了老师的奖励计划，他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越哭越委屈，越委屈越哭。那童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环绕在窑洞外的校园里。以至于当他自己30岁，读完博士后还能无奈地回想起那懦弱的哭声。不用说，就从那场哭声起，他毕华兴就自断丁当班干部、校干部之类的前途。
       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正是乒乓外交时代，很少有孩子没被裹挟进这股运动潮流。艾好湾小学校也垒起了个土坯乒乓球台，当然，没有谁家买得起乒乓球拍，于是娃娃们全自备了薄木板来打球。一放学，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蜂拥到乒乓球台旁打球，反手、扣杀、吊一个，管他什么弧旋不弧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毕华兴呢，很羡慕连战连胜的冠军，可他总是在蜂拥的一刹那被挤出人堆……
       打球玩耍的事儿轮不上毕华兴也就罢了，只要人生大事不出局就成。1980年，毕华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乡办石沟中学，按成绩分班，他理所当然被分进了甲班；与他同届考学的二哥成绩差些，进入乙班。问题来了，毕家只能提供一条盖窝(被子)，让哥儿俩伙着用。老师对毕华兴说，你去乙班吧，反正你二哥不能进甲班。毕华兴往甲班望了望，这个年年排名第一的学生，十分渴望进入重点班。可11岁的娃啥都没敢说，抱着盖窝进了乙班。一年后，二哥不堪饥饿，退了学；12岁的娃更不敢说话了，他害怕老师，只好留在乙班当第一。后来即使他获得了全校数学竞赛一等奖、作文竞赛二等奖的时候，照样没有敢提出调班的请求。
       升高中那年，甲班考中了20多人，而乙班只中了3人。可想而知，重点非重点的差别确实很大。就这样，进入高中再上重点班，成了毕华兴悉心珍藏的梦。
       如果说初中分班，毕华兴走了背字；那么高中分班，毕华兴就不能放过机会了。这是米脂县唯一的高级中学，快慢班的分配，不仅是对学生的选择，也是对教师配比、教学质量、教学进度的分配。毕华兴将在这里面临国家高考制度的遴选，而米脂中学的分班将是公平竞争的第一座平台。
       当时是这样分班的，六个高一班的学生先念一个学期，以第一学期成绩分配快慢班。学校规定，每班前五名学生进入快班。毕华兴一算成绩，名列第四名，他心里喜滋滋的。发榜那天，他信心十足地在快班名单里搜寻自己的名字，一遍，没有；两遍，没有；三遍，还是没有。眼睛再往下移，他惊呆了，慢班第一人：毕—华—兴!
       数学高才生毕华兴马上明白，是老师统计分数时少计了一科成绩。梦想，又一次被轰毁。
       他觉得应该去找老师，可是，就像七年前被奖励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样，逢到关键时刻，脑子里就剩了恐慌，他不敢找谁说，眼睛潮潮的，提着书包和脸盆到底进了慢班。
       这时的毕华兴已经隐隐感到这次分配关乎着他的前程，艾好湾村没人进过大学，可米脂中学有哇，有些人进过清华北大呢。但是快班慢班毕竟不同。毕华兴轻易丧失了被今日家长极为看重的关键机会。他身后没有城里孩子由两代老人构筑的坚强后盾，自己不开口，就没有人替他讲话了。
       曲是直的变态。世上一切物质都可以由直扭成曲，由曲拉成直。那么，精神呢?有谁关心一个农家子弟心灵成长的曲直吗?
       三年后，就在米脂中学，也就是毕华兴的那届同学中，有人进了清华，那当然不是毕华兴，状元不可能出在慢班。
       明天的饭碗在哪里
       1985年，毕华兴16岁，像所有高三学生一样，进入了考前临战状态。上课已经很少，主要是复习功课了。毕华兴捧着课本，或在窑顶，或在茄子地，或在操场，总之哪儿僻静他就守在哪儿。他在慢班始终保持第一名，学校也算体察弱势群体的心理，每次校级竞赛，都分配给慢班一两个名额，毕华兴就次次参加校级英语、数学等等竞赛，但却没有捞上过一回名次。
       与过去日子不同的是，村里分田到户，爹每月能给毕华兴10元生活费了。这10元，要吃饭，要买日用品，毕华兴不怕苦，别人吃白面馍，他吃杂面馍；别人打两毛的菜，他打5分的菜。他还把细粮票换成粗粮票，到现在要解决的仍旧是吃饱而不是吃好的问题。
       小麦因为等雨，急得叶子梢都焦了。艾好湾的麦子哪年不焦呢?艾好湾人不懒，开春时，一方一方一垅一垅耙得平平整整的田地，从山头错落地排列到峁上，让人充满了希望；可白灾黑灾过去，开完镰，能垒起的麦垛就稀拉拉的了。
       高中生毕华兴解题乏了，会往新翻的松软土地上一躺，面朝天，郑重地思考人生问题：明天的饭碗在哪里?
       城市户口学生考不取学，能够参军进工厂，而农家子弟，唯一拼出乡村的机会，只能是高考。
       16岁的毕华兴在为拼出艾好湾而努力。如果说毕家爹娘毫不关心儿子的升学前途，那就错了。毕华兴的大哥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他的参军经历足够使艾好湾人敬服，连当党支书的爹也不例外。爹娘听大儿子陈述了高考意义以后，左思右想，决定为四子的考学加把劲。他们特地赶到老远的庙里抽了一个签。算命人开始解签，他郑重地下了断言：你娃考不取。爹娘愣住了。算命人说：你娃分数够，可身子骨软，怕是过不去。
       不用说，那天爹娘烧了不少香。
       毕华兴高考前的体检还真查出了个“胃下垂”，可想而知，毕家人是何等焦急了。毕华兴平生第一次朝人借了两元钱，参加第二次体检。总算问题不大，县医院盖上了合格的印章。
       那年，赶上了高考政策最透明的时候，学生先考试，再报志愿。毕华兴是个低调的人，自估成绩是 450分。没人指导，没人答疑，他自作主张地废弃了重点大学志愿，而在二类校里选择了西北林学院。
       成绩出来了，他拿了522分，超过了重点院校录取线。至今他还记得数学满分是120分，他得了114分。他以西北林学院考分第一的绝对优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当过兵的大哥不满意老四：你咋报了个林业，谁不会种树啊?
       爹不管林业水业，反正四娃是艾好湾头一个大学生，为此，他窃笑算命人不灵光。
       可奇事就来了，毕华兴报到的前一天，脚崴了，脚面肿得老高，差点儿就走不出大山，上不成学!
       村庄留在身后了
       陕西杨陵镇，西北林学院。
       土娃娃毕华兴一头闯进了“城市”。
       他头一次看见女孩穿裙子，越看越好看；他头一次喝啤酒，越喝越好喝；他头一次看见长长的火车，越看越新鲜……
       最重要的是，他头一次有了助学金，扣除伙食费以外，他拥有了每月七元的零花钱，这对一个曾经度过无数饥寒交迫日子的人来说，简直可说是一笔近乎奢侈的财富!攥着七元钱的时候，他想哭，他要是早早有了这把钱，就能买盖窝，而不必跟着二哥进乙班；他想像山里人那样喊上一声长长的“喂——嘿”，淋漓尽致地宣泄一回；他想……
       因为钱，他被下苦的生活挤压得变了形。没有自我，没有个人意志，没有欢乐，没有游戏，没有童年。现而今，平了饥饿，去了寒气，滋润的光景来了，大米白面来了。
       吃饱饭的毕华兴好像真的换了一个头脑，换了一个人。刚过一学期，他令人吃惊地从班级的队尾升级到了排头，长成了1．75米以上的高个儿；而且敢于发言，甚至刨根问底了。
       比如，校园布告栏里张贴了红底黑字的选民榜，他看见了水土保持系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偏偏没有他，于是，他又像三年前在快班名单里搜寻自己的名字一样，一遍、两遍、三遍，之后，不搜了，去找辅导员。辅导员笑了：那是选举区人大代表的选民榜，宪法规定，18岁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你才17岁呀!
       看看，刚刚告别懦弱，敢开口说话了，就闹了这么一个笑话!
       再比如，毕华兴居然敢打人了!事情是这样的：大学一年级时，同宿舍六人每天轮流值日，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可有位老兄就是坐享其成，一到值日就溜号。毕华兴不乐意了，问他你咋不打扫卫生?老兄说我不乐意!毕华兴恼了你凭啥不乐意?老兄说我不乐意不凭啥!毕华兴说我凭这个让你乐意!他抡起拳头用他爹的先打了再说的方式解决问题。老兄不怕动武，两人对打起来，惊动了一层楼。结果，毕华兴不会打架，吃了亏，因为老兄是个藏族人。
       虽败犹荣。毕华兴总算把“懦弱”留给艾好湾了，往后的他呀，该咋就咋啦!
       与毕华兴聊到这一变化的过程时，他似乎也很难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记得上小学、中学时，从艾好湾村走到石沟乡，再走到米脂县，他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是因为与班里的同学相比，他的家境太贫穷了?还是因为年纪偏小总是班上个子最矮的?或者是自己完全没有遇事独立做主的经验?反正他觉得自己那几年挺累，磕磕绊绊的走不利落。初中分甲班乙班时分到乙班，高中分快班慢班时又分到慢班，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以为那些事本来就应该由老师、学校决定，他要像遵守所有的纪律一样服从那些安排。
       虽然他一直是一个学习优秀的好学生，老师对他也一直不错，但他仍然不善于交流，不善于表达，一到大庭广众面前，不管是面对教室里的几十个同学，还是面对操场上几百个同学，他都觉得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即使同学老师的目光是善意的、鼓励的，他也仿佛无福消受……
       大山里的艾好湾村，几十孔窑里的几十户人家，聚一搭开会能数得清有多少人，可散开到山上干活去，就只能远远地互相看到个摇摇晃晃的人影了。山里人走路都晃开膀子走大步，放开喉咙打招呼，踢得一路烟尘，整出一路动静，就是不习惯与别人脸对脸，面对面零距离接触。
       毕华兴是在大学里才真正融入人群的。当他靠着学校的助学金和自己努力得到的奖学金，再不必把贫寒总像家族符号一样，挂在衣襟上的时候，当他随着饮食营养的改善，终于赶上青春期的关键时刻，像久旱逢甘霖的庄稼一样，痛痛快快地拔节生长的时候，当他在学院里突出的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远过于老家乡亲们对他的称赞的时候，他开始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觉得我行。”这样的自信心几乎是与日俱增。
       学校里到阶梯教室上课，到图书馆自习，到操场上运动，甚至到食堂去吃饭，都是裹挟在人流中人群中，他不再发怵与人打交道。认识不认识的同学，有时都会挤在一处听课啦借书啦排队买饭啦，习惯了，也就自然了。真到急的时候，他也敢扯起嗓门跟别人嚷嚷了。
       毕华兴清楚地记得，刚入学不久，一次全学院举办数学竞赛，一至四年级学生都可以参加。17岁的毕华兴一马当先坐进了考场，他当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自己安慰自己说：败下来也不会有人笑话我的，人家会说我小。
       最后评审结果一公布，高年级的学生汗颜了：咋让一年级的毕华兴抢了头牌!
       啊，那可真是个辉煌的时辰，偏僻的米脂中学慢班的学生，跳到大学里当冠军了!毕华兴第一次觉出自己还挺有潜力啊!
       又过了三年，毕华兴进四年级了，学院又举办了一轮数学竞赛，毕华兴又获得了一次辉煌，照样拿了第一名!
       这位连任四届学习委员的本科生，四年总平均成绩90多分，年年总成绩第一名。随着自信心的增加，他活泛起来了，敢说话了，敢与女生耍笑了，敢登台发言了，果然像当年被艾好湾村大人判断为这娃备不住有出息咧那样，他被全学院的人注意了。当大学生们普遍应该告诫自己不要骄傲的时候，毕华兴对自己的提示则是：不要懦弱!
       那年的毕业分配政策很明确：哪来哪去。可是；毕华兴不想回陕北，他这个不惧怕考试的人想进攻北京!
       爹干预了，对他说：你弟正念高中，你不能朝上念了，找份工作供老五吧。
       毕华兴去找老师，老师的话他至今还记得：念，人不要怕穷，我们都穷过，你要有大一点的志向，靠勤工俭学，你咋苦也要念下去！
       1990年，他报考了心仪已久的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硕士研究生。那年这个专业的招生名额是两个，他顺利地成为其中一名。
       之后，博士、博士后，北京、日本，日本、北京，他唱着成功之歌，一路挺进。
       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要结婚
       轮到选对象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这个人的经历太简单，一路读着书过来，不留级，不生病，不就业，于是，他在自己的学业圈子里，就永远是个小弟弟。这份经历注定他得找个大姐姐。
       当他1993年读北京林大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才 24岁。那时候，博士很金贵，毕博就成了他的雅号。
       水土保持学院连博士带硕士，共有20个研究生，大伙都熟识。女生中有一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正读硕士。
       我问毕华兴：就是说你读博士的1993年，山西姑娘来读硕士?
       就是，她叫宋如华，1989年从北京林大本科毕业后，到山西农大教了四年书，然后又回到北京林大读硕士，我们就好了。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理工科人的简化叙述方式，还是他们的恋爱过程很简化，总之，毕华兴没有泄露细节。在他说来，既不是他追求的她，也不是她追求的他，他们没有风花雪月、大起大落的故事。他们同住北京林大7号楼，就是研究生楼，他住314号，她住二层左手转弯第一间。博士两人一室，硕士三人一室，反正哪屋空就虬哪屋。他们聊人生呀，课题呀，家乡呀，后来就聊结婚了。
       就这。毕华兴一脸轻松地说。
       我突然想起他对我讲过的大哥相亲的故事。
       1982年，艾好湾村包产到户，家家为自己种粮，积极性都起来了。毕华兴家种了很多山药蛋子，把山药加工成粉条，竟然卖了一千多块钱。毕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上上下下喜庆得不行。庄户人有了钱，一是娶媳妇，二是盖房。家里有两孔窑，够住；再就是给大儿子娶亲了。前面说过，毕华兴的大哥当过兵，他跑到十公里以外的村庄去相媳妇，相媳妇是用不着两人对话的，娘家人全体陪着，喜欢不喜欢，你给个话儿就是了。三天后，大哥给未来的丈母娘送去400元钱，在自家窑洞置上缝纫机、木箱木柜，拉来吹鼓手闹上一天，这婚就结了。
       1982年，毕华兴才13岁，就是为盖窝分到乙班念书的那段日子。结婚那天，他头一次看见大嫂，坦率说，他看着身穿军装的大哥仪表堂堂，多少觉得大嫂有些配不上大哥。那是他小心眼里第一次评价婚姻。
       现在呢?当毕华兴宋如华度完十年风雨的时候，他怎么评价自己的婚姻?
       毕华兴说，比起大哥大嫂来，我们的恋爱过程够长的了。其实当时我俩的感情未必有多深，可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爱干净，宋如华利索；我喜欢能干的人，宋如华不是上火车都挤不上去的主儿；我喜欢念书，她爱好学习。再说，她有好多地方比我强呢，比如喜欢文学，写的散文很好看，她当过杂志社的编外记者……我是农民的儿子，还找什么人呢?就是到今天，我也没后悔过。
       当时，宋如华只对毕华兴提了一个要求，结婚前得上门让我爹娘见上一面。
       我们已经知道，毕华兴是一个太内向的人，他敢去吗?
       他去了，是一个人去的。
       1994年暑假，毕华兴完成吉县蔡家川的一项考察后，径直去了宋家，那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对送上门来的女婿，宋家爹娘多少有些犹豫。
       相貌嘛，蛮好的，说不出个甚；学问嘛，蛮大的，说不出个甚；岁数嘛，比如华小上三岁，女大三，抱金砖，也将就了；至于毕业分配，这就不能将就了，谁知天南地北组织上给他发配到哪儿?
       毕华兴说了，我要娶如华，就肯定会对她负责……直说得宋家爹娘不能不点头。
       妥了。
       毕华兴在那个小村庄只住了一夜。宋家爹娘对此倒不计较：公家人不比庄户人闲在，人家有公事咧。许多年后，丈母娘对我这样评价她的女婿：华兴是个急性子，要办甚事就非办成!
       接下来的事情，惊动了北京林大。
       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要结婚!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总归都是学生，学生怎么能结婚呢?学生管理条例明明有规定嘛，再说，谁给房?住哪儿?咋管理?结了第一对，下一例咋办?
       毕华兴，这个曾经不敢说话的人，现在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让人驳不倒。他说婚姻法的结婚年龄起点是20岁，宋如华已经28岁很晚婚了。我们保证上学期间不要孩子不要房子不给组织上添麻烦……
       研究生处通情达理，破例批准了。
       1995年1月，博士硕士结婚了。
       他们没有家，集体宿舍是家，实验室是家，大街是家，饭馆是家。
       1996年3月，毕华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
       1996年7月，宋如华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1997年11月，儿子毕嘉瑞出生。
       毕华兴的日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博士家的日子
       我们来看毕华兴与宋如华的一段履历表?毕华兴：
       1999年7月至2000年2月，作为中方对等专家，赴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交流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
       2001年3月至2003年3月，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特别研究员，赴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进行“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后课题研究。宋如华：
       1999年9月至2003年12月，就读在职博士。
       2004年9月至今，赴日本进行“山地灾害防治”博士后课题研究。
       不难看出，两张履历表上重合的时间，正是小毕嘉瑞一至五岁的成长期!
       退一步想，如果宋如华安心做个一般的职业妇女，那她就赢得了照料教育孩子的时机，毕华兴踏实，儿子高兴；可这个家庭偏偏选择了夫妻共同奋斗的途径，这也许是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爱慕的支撑点?
       毕华兴说：其实，如华可以不读博士后的，作为女性来说，博士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如华愿意读，她想走到学业最高点，我不想她留下终生遗憾。
       两个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三口之家，有时会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比如宋如华远在日本，毕华兴去野外测试的时候；比如孩子生了病，大人都不在身边的时候；比如两人都在家，但为谁刷碗谁带孩子谁做课题争执的时候……可事完了，气消了，他们就又感慨日子的美好和宁静了。
       毕华兴说，我小时候没能接受好的教育，现在总想怎么教育嘉瑞。孩子挺爱思考的。比如，他三岁时到日本看我，问我：为什么中国到处是垃圾箱还有满地垃圾，日本到处见不着垃圾箱还没有垃圾?我该怎么回答这个爱提问的小家伙呢?我的教育观念不同于别人，我们也像很多家长那样，给嘉瑞报了硬笔书法、剑桥少儿英语、儿童绘画、奥数班，可我不强求孩子，他喜欢就学，不喜欢可以不念。
       我小时候要什么没什么，现在嘉瑞要什么有什么。我最大的愿望一是希望嘉瑞自强自立、认真做事，二是希望他有个好身体。嘉瑞的身体状况随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学校里一有流感，他准躲不过，打针、输液，总得折腾些时候。
       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人不容易呀。先头孩子很依赖我，现在起逆反心理了。为什么?我要求他严呀。原来他妈辅导孩子做题，先给他念题，我不，自己审题也是一个理解过程嘛，而且会在念题时碰到不认识的字，不认识他就得问，不是多记住一个字了吗?嘉瑞写了不规整的字，我让他擦了重写；他粗心，常把加减号看错写错，我都会批评他。我坚持一点，该会的必须会，该对的必须对，为这，孩子老大不高兴，都烦我了。
       所以呀，如华不在家，我得承担起教育与饮食起居各方面的责任，有时候真是不知道该严还是该松。
       正说着，小嘉瑞跑进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呀?他口齿伶俐：毕嘉瑞，嘉奖的嘉，瑞雪的瑞。我笑起来，又问：你额头上怎么贴一块纱布呀?他答：撞同学门牙上了。
       大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意外。
       当时，毕华兴正准备开车去山西考察，刚到学院大门口，接到老师的电话就往回返。他当时心里着急，给孩子贴了块创可贴，以为没事了，就要开车走。有人说，你最好带孩子去医院看看。他就去了北医三院，哪知医生说：离眼睛太近了，真危险，你们得去儿童医院。这时毕华兴才感到不妙，立时又把孩子拉到儿童医院，结果医生给孩子缝了7针……完了事毕华兴才后怕。
       在独自看护嘉瑞的日子里，他会想起如华，想起一家三口聚齐的幸福，那时的抬杠也是幸福的。一次，嘉瑞感冒吃了三天消炎药，还不见好，如华耐不住了，要换药，华兴说医生说吃五天，不能换。两人“僵”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五天还是三天，他记不住了，可那次，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往后不当着孩子争吵，即使一个人错了，也就错下去，过后再说。
       平时，如华会抱怨华兴不知道疼人。
       怎么不疼人啦?毕华兴说，我陪她去买衣服，她选中了一件很便宜的老款式，我断然否决，说职业女性必须有两套各种场合都能拿得出手的西装，怎么样?不是我坚持，她肯定还是跑到小摊上买衣服，然后再左改右改的，能舍得买那么昂贵的衣服吗?再说了，男人有男人疼人的方式，比如从事业上帮助她，对她的选题提出建议；平时注意提醒她想不到的大事小事。
       毕华兴明明白白地说：如华呀，这辈子你就别指望我看你脸黑了买瓶美白粉啥的，我做不到这点，我用我的方式关心你。
       说说工作吧
       看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毕华兴的评价。
       毕华兴同志多年从事水土保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作为主要研究人员连续参加和主持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重点科技攻关专题、霍英东青年教育基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多项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获得由中组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联合授予的中国青年科技奖；“九五”科技攻关两项成果。2000年被国家科技部、国家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国内贸易部联合评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优秀科技成果奖；1999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所申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土保持林生态耗水机理与合理密度的研究”项目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基金奖。就水土保持、森林水文、地理信息系统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等领域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毕华兴推推眼镜，哪个科学工作者都会有一堆项目、一批成果的。他说话的口气淡淡的，像是评议旁人的事。
       我说，举例子说说你们的野外观测好不?
       他的眉眼都生动起来：
       连农民都说我们的工作辛苦哇——他的开场白好像是说连相声演员都说我们的工作快活呀。
       我们要到考察现场作土地规划，采集具体数字，就一道梁一道梁地勘测，没有人上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得上。我们去的那个蔡家川上游，整个是原始森林，树杈都压到地面了，我们咋走?爬着走啊，一步一挪，边量边记，那个难!
       去山西吉县作黄土高原径流泥沙观测才富于戏剧性呢。我们观测啥呢?老天下雨会往沟里流水吧，我们要测量留了多少水，存了多少泥沙。你说下雨往外跑?对了，农民下雨往家跑，我们正好相反，抓着手电筒往沟里冲，去晚了，水就流跑了。观测只能在雨季，就是七八九三个月。
       有一天夜里，天沉沉的，眼看大雨要来了，我们住的宿舍离现场有五公里远，就是说要跑上五公里抢在大雨头里赶到观测点。我们从床上爬起来与老天竞赛，那一刻真是紧张，生怕大雨把我们拦在路上。跑着跑着，眼看到了，有谁说了句，咦，黑云没了。没了，撤吧。大家悻悻地往回走。
       刚到宿舍，一阵夜风铺天盖地地压下来，闷雷在低垂的云层里滚动。大家二话不说，掉头又往沟里跑，边跑边看天。又是一个五公里。嘿，风止天晴。大家急不得恼不得，回吧。
       回到宿舍，大家软瘫瘫地坐下来，还没喝上水，风声就又来报警了，抓着手电筒，跑!
       这一次他们到底迎来了一场特大暴雨，取得了珍贵的场径流泥沙资料。那天整整往返了三趟，三十公里，就是六十里地呀，加上观测整个降雨、径流过程，耗时18个小时!
       先头，巡逻的老农民看着好笑，后来可乐不出来了，说你们比庄户人还苦哇。
       在水土保持学院那些研究生们眼里，毕老师就更是个色彩丰富、充满魅力的人了。
       冯愿楠，女，22岁，贵州人
       我是水土保持学院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毕老师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我对毕老师的突出印象是幽默。他每天和学生搅在一起，随时会抖出一些笑话让大家放松、高兴，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毕老师。
       我们林大学生常常到野外考察，考察就得坐车，唉，一坐就是几个、十几个钟头，山路不好走，把人都颠散了。毕老师就高声唱歌，给学生解闷儿。他老爱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是那首特高亢的，把一车人都唱得精神焕发、笑声不断的，不觉着累了。
       有时候在野外，蚊子特别多，奇怪的是蚊子不叮别人，专咬毕老师，可怜毕老师身上脸上手上老是红包连绵的。您猜毕老师怎么说?他宣布：我改名儿了，名叫“毕朝闻(招蚊)”!还寻开心呢。
       我写毕业论文，得先去野外基地做“蒸发散”实验，采集数据。就是测量植物蒸发水分的状况，测灌木、草本的叶子。植物水分夜里不挥发，我们要在山坡上选取不同的叶子测量，要收集早八点到晚六点这个有太阳时段的叶面蒸发状况。我们做实验，其实毕老师不必都跟着去的，太辛苦了，一天下来，人都累瘫了。可毕老师即使指导本科论文，也经常亲自带着学生做，所以我们班学生都会争着选毕老师指导毕业论文。
       有一次，我和毕老师趁太阳还没出来就钻进了灌木丛做实验，要干一天，就把午饭撂在地边。中午，我们钻出灌木丛准备开饭。咦?干粮没了?我们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就是找不着我们的塑料袋。猛回头，好家伙，坡旁有群羊，头两只羊嘴儿红红的，我一下明白了，敢情老羊偷吃了我们的西红柿!再一看，别的羊也起劲地嚼巴着，地上还有鸡蛋壳、馒头渣呢。我的腿都软了，我不吃饭也罢，人家毕老师咋办呢?
       正巧羊倌过来寻羊，我刚想说句啥子，毕老师对羊倌说话了：“你，的羊，把我们的，吃的，吃了!”毕老师平常见着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打招呼，可亲切了，但这会儿一脸严肃。羊倌愣愣的，不知罪过儿有多大，正琢磨呢，毕老师又笑了。
       毕老师平静地把我又领回了灌木丛做“蒸发散”实验。不用说，那天我们饿了一整天。毕老师为了安慰我还说了句：没事，我小时候常挨饿，饿惯啦。
       后来，我向同学描述毕老师对羊倌说话那一本正经的表情时，大家都乐开了，我们都把这场戏理解为毕氏幽默。
       李笑吟，女，26岁，青岛人
       我是水土保持学院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毕老师门下。
       我对毕老师的突出印象是严格。
       我们到野外观测，常常会碰到各种意外，比如雷雨天。有一次，我们在山西吉县就赶上了雨天。那天，我们在毕老师带领下挥锹挖掘土壤剖面，就是每 20厘米一个土层，每个土层都要用环刀取样。那黄土硬邦邦的，越到深处越难挖，铁锹挖到一米多时，我们女生就顶不住了，都是独生子女，就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家也不干这活呀。
       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毕老师二话不说，脱下鞋跳进坑里，替我们挖。
       雨下着，大天旷野的，没有避雨处，再说毕老师挥着铁锹干，我们也不能走呀。毕老师好像就不觉着下雨，该咋干还咋干，我们都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治学的严谨。
       每挖到一个土层后，毕老师都招呼我们下坑。他把铁锹横架在坑中间，让我们踩着锹把，他小心地扶着我们慢慢下到坑里，让我们自己取样。有时我们采集的数据与目标不一致，毕老师都不允许改动，要我们分析出原因来。
       就是说毕老师可以替我们挖坑，却不会代替我们取样，在他心里，哪件事能帮，哪件事不能帮，界限特分明。
       还有爬山。每次雨后大轿车上不了山，毕老师都亲自带我们爬山，那可真是手脚并用的“爬”，走一趟实验点，来回得十几公里呀，山陡路滑，摔下来还得爬。毕老师说过，只要人能走路，就能测量。他的严格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不能不服从的约束力。
       李俊，男，24岁
       我是水土保持学院一年级硕士研究生，也就读于毕老师门下。
       我对毕老师的突出印象是他的真情。
       我本科读山西农大，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开始参与毕老师的项目。
       2004年8月，我随毕老师在吉县蔡家川搞实验，因为有事需要提前单独返校。
       那天不巧赶上了大雨，整个世界被雨冲得白茫茫的，分不出天地了。毕老师不放心，亲自送我上路。通往汽车站的土路有两公里，可那天显得特别长，我俩一步三跤，身上又是泥又是水。路上几乎没有车辆，长途公交车停开了。毕老师看等车无望，开始在公路上为我拦车。偶尔路过的汽车疾驰而过，谁也不愿意停下来。毕老师到底拦下了一辆车。我现在还记得毕老师的神情，他生怕司机一踩油门跑走，就急急地央告说：“同志，我是北京林大的老师，我的学生要返校，拜托您把他捎到县城!”
       那时候，我感动得直想哭，因为我曾经陪毕老师去医院做过胃镜检查，我知道毕老师有挺严重的胃病，他本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的。可就是这个老师，这位长我十多岁的像我兄长一样的老师，为我一个即将入学的年轻学生，这么辛苦地在野外冒雨奔波……
       研究生们还说了很多富于感情的话，举了很多鲜活生动的例子。比如毕老师给学生修电脑；比如他亲自陪着研究生去逛植物园；比如毕老师思路独到，拿来新课题，总会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比如他从不训斥学生，和他对话永远轻松、新鲜、有趣……
       因为自己的经历，毕华兴很爱护这些学生，他觉得这些年轻人能够选择水土保持专业，等于选择了一份艰苦，在现在挺不容易的。
       
       当初自己选择这个专业，毕华兴觉得是很自然的，仿佛也是上天的安排，就是从最狭隘的角度讲，黄土高原的儿子理应对那一片黄土地有所奉献，叫做责无旁贷吧。但是这个专业确实太枯燥太辛苦了。
       在科研领域里，有些学科是很容易出显性成果的，比如某个重大工程项目的技术难题被破解了，某个新颖的学术观点经过研究推导得到证实了，或者物理、化学、医学、航天等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学科领域，还有那些很具体的前沿的尖端的技术，有了新的发现或拓展……都比较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但是也有一些学科的科研项目，却是注定了默默无闻，研究人员要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里，长久地消磨。比如“水土保持”，这个连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名词，仿佛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其实却是与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质量都密切相关的，更需要专业人员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常常要日复一日地在实验点摸爬滚打，耐心地寻找深藏在看似平常的土层中的秘密；有时又要全天候地跟踪捕捉那些变化莫测的雨雪风霜，发现它们给山林大地制造的种种痕迹……这是很难预料会在哪一天突然有堪称重大发现的科研项目，因为它更注重对大自然的规律做持久的追踪与探索，然后尝试用人类的智慧，专业的知识，去理解和分析这些自然规律和现象，用以改善和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找与设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合理定位。
       做这类科研项目的人，要耐得住漫长的艰苦和寂寞。也正是基于这点，毕华兴很看重那些年轻的弟子们，是他们给他的工作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和朝气。
       毕华兴在近年连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6部著作、教材；其中提到的“晋西黄土区小流域径流泥沙模型”、“黄土区防护林体系高效空间配置及稳定林分结构设计技术”、“黄土高原小流域水土保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数字流域分析及信息管理系统”……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给黄土高原“蓄水分，保土壤”，毕华兴作为中德技术合作森林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组成员，作为中日技术合作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完善项目中方对等专家、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作为中日技术合作黄土高原治山技术现地国内研修项目对等专家、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作为德国复兴银行所邀请的对中德合作陕西西部造林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中方专家，作为中德技术合作陕西延安生态造林工程项目中方咨询专家……经常要奔波在黄土高原上，对多个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和鉴定。他还制作了大量的教学幻灯片，记录下黄河断流的情况：干涸的河床种了庄稼，建起民房，而村里的老汉脸上横七竖八的褶子，却依然刻印着生活的艰辛……毕华兴大声呼吁：让我们从事水保专业的人，用毕生精力保护黄土高原!
       毕华兴还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对不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缺水地区建议放弃改造。有些高山缺水地区保不住水，也不能保水，不必保水；因为如果山上截留了水，山下肯定受影响，反而得不偿失。表面看“放弃改造”是退了一步，却更有利于生态恢复，资源重整。2002年他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支持的项目名称就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土保持林生态耗水机理与合理密度研究》。这其实是对水土保持工作中，水利资源如何合理利用与配置的深层次思考。
       那个让毕华兴牵肠挂肚的家乡艾好湾村，如今已经人去庄空。无需政府下令迁移，艾好湾的人们完全出于生存需要，自发地走出了大山。这似乎也是对毕华兴的论点的一个印证。
       科学无分国界
       作为年轻的学者，毕华兴交流、讲学去过发达国家，也去过发展中国家。他记忆深刻的，还是在相对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工作时的情景。
       2003年8月，毕华兴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聘请的流域管理咨询专家，赴伊朗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一是对伊朗高勒斯坦省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二是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报告。
       伊朗的气候和北京差不多，但人的差别就大了，语言不同，饮食不同，习惯不同。
       头两天，毕华兴在德黑兰招待所居住。早晨，一个小伙子举着托盘来了。毕华兴用黄土高原人的热情说：嘿，你好!他说的是英语。小伙子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浓眉大眼，直鼻梁，长睫毛，十分英俊，他用手指指对面的厨房，嘴里咕哝了句“巴拉巴拉地薄”什么的。毕华兴赶紧问：你的，会英语?小伙子语义不明地道了句“地薄巴拉巴拉”什么的，就走了。
       毕华兴想，他一定是叫我吃饭呢，就进了厨房。长条桌上的盘子里，已经放好了面饼、蜂蜜、奶酪和番茄酱。毕华兴抓起面饼，不知怎样吃。面饼是白灰色的，极薄，不是圆的，A4纸形状，但被折成了两摞，变成了32开型。那饼又凉又硬，好像多少年前烙的。他想入乡随俗就吃吧，于是把蜂蜜奶酪番茄酱抹在饼上，一张嘴，可随后又吐了出来。那饼根本就咬不动。想请教小伙子吧，他一定又会说“巴拉巴拉地薄”，还是等翻译上班再问吧，就这样，毕华兴没吃上伊朗的第一顿饭。
       那一整天，忙极了。与伊朗农业部下屑组织接洽，开会，交换文本，整理资料，等小伙子又举着托盘进招待所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毕华兴才想起还没问翻译怎么吃饭呢。好在晚餐不是“A4纸”，是一粒粒互不粘连的米粒。毕华兴高兴了，托盘里的饭都会吃：烤羊肉两串，烤西红柿两串，黄油两块，汽水两瓶。怎么都是“两”啊?可能是两个人的吧?毕华兴不再问，拨出一半，尽管都是凉的，他也顾不上保护胃了，匆匆吃罢，也敲敲小伙子的门，用手指指对面的厨房，让他去吃。不过，至今毕华兴也没整明白，那饭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
       第二天的早餐还是“A4纸”、蜂蜜、奶酪和番茄酱。毕华兴又没能吃上饭。
       不过后来的日子好了，毕华兴坐着小货车到达了高勒斯坦省，那是伊朗的黄土高原，是他开展工作的地方，翻译不离左右了。
       你们的面饼怎么吃?毕华兴就像从事科研那样，非要搞清楚每个疑点。翻译笑了，作了个撕饼的姿势。毕华兴也笑了，哈，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那样撕成小块吃，答案多简单!
       培训开始了。毕华兴登上了讲台，他的第一课是《中国流域管理的经验》。毕华兴用眼睛向所有听课者行注目礼——那些人全是伊朗高省的技术人员——之后，用英语滔滔不绝地讲述开了，他讲中国水土保持的措施——生物措施：植树种草；工程措施：修梯田打坝；农业措施：黄土高原的等高耕作……他演示着幻灯片，那些以powelpoint形式制作的图片，大部分来自于测试基地，来自于他和同事历尽艰辛的创作。他如数家珍，从心底涌起了民族自豪感。何必妄自菲薄?我们不是正在用我们的智慧建设自己的家园吗?我们不是积聚了许多为国际同仁所肯定的实践经验吗?
       伊朗高省的技术人员，已经不是裹着白布包头的老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形象，他们很时尚地身着T恤西裤，也敲打着“笔记本”的键盘。这个同样具有五千年农业文明背景国家的人们，是那样专心地盯紧翻译——翻译将英语转换为波斯语；是那样投入地观看幻灯片；是那样悉心地整理笔记；是那样认真地提出一个个问题……
       毕华兴走进农户访问，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任务书，他要对高省“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实施方法”进行技术指导，需要走村串户调研。当他行走在伊朗高原的时候，看见一群小孩排队接水，泉眼很小，小孩的木桶摆了一长溜，那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艾好湾，生他养他的艾好湾，怎么能不思念?他想起了铺满山坡的野花野草，紫色的灯宛宛花，黄色的蒲公英，白色的甜苣苦菜……他想起了“喂——嘿”的喊号，人们可着喉咙先用慢板喊出第一个长长的“喂”字，之后急促地将第二个单音节词上调，猛丁来个急刹车；他也想起了自己爬坡担水的情景，多少与这些伊朗高原上的孩子们相似。啊啊，贫穷而又自由的艾好湾啊!
       
       有时在恍惚中，他会问自己，如果当年那个怯懦的、遇事自己先就心里打鼓的山里娃，没有走出大山，没有见过山外的世界，他会是什么样呢?
       哈，上天给予的机会真是不能放过，等你抓住了，努力了，你改变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命运。
       他还有些庆幸自己的选择：作为科技工作者，他为改变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与落后的面貌，似乎可以有更广阔的施展才能的天地。
       像艾好湾的窑洞一样，高省的民房也分好赖，有砖瓦房，有土坯房，也有泥巴房。像艾好湾的村民一样，高省的农民也很热情，他们甚至不询问来访者的意图，就把客人让进了居室。这里的房间全铺着地毯，毕华兴没见过一张床，不知道伊朗农民是不是都睡在地毯上。反正他不论走进哪一家，都会被让在地毯上坐下来，地毯上有一块一块的棉垫，他也像别人那样，把棉垫往墙根一放，就当了靠垫。这时，他就会发现，每一家农民都已经在地毯上铺好五彩的油布，上面是B5纸大的厚面饼，看起来很松软，还有蜂蜜，黄油什么的，这就是招待客人的小吃了。
       毕华兴边聊天边填写着预先设计好的表格，像村名、户名、人口情况，有无牛羊，多少田地，几人务农，几人外出打工，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牧业为主……
       在伊朗的40天是紧张的日子。除了每周一次的授课培训外，高省制定了土地利用规划，要求毕华兴确认规划实施的可行性，并提供具体的方法。高省紧抓毕华兴不放，谁让他是联合国派来的值得信赖的专家呢!
       农户访问结束了。毕华兴除了没能见过一位揭开面纱的妇女脸孔有些遗憾以外(听说老大没见过老二媳妇真面目的多哩)，收获还是蛮大的。
       他的印象是：
       高省的地形地貌与中国黄土高原差不多；
       高省的农民与中国黄土高原的农民相比，生活水平差不多；
       高省的人爱干净，即使缺水，村里的厕所都备有水桶用来清洗身体；
       高省在环境建设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完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交办的任务，并在专项研究中又积累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与经验后，毕华兴就要离开伊朗了。
       飞机从德黑兰机场的跑道上，稳稳地加速，拉升，昂首飞向蔚蓝色的，浮动着轻纱一样的白云的天空。气流稳定，能见度很好，视野随着飞升的高度，越来越开阔。毕华兴从舷窗望出去，机翼下，整个德黑兰变得越来越小，整个伊朗变得越来越小，仿佛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
       毕华兴突然想起了“地球村”这个比喻，高省、黄土高原、大阪、纽约、伦敦……这些由不同历史文化构筑的地区，或城市，或农村，或高山，或平原，在地面的真实距离确实相隔很远很远，但是当你冲破某种局限，站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把地球当作人类共有的家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黄绿相间的大陆板块上，这些城市与城市，村庄与村庄，都在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
       其实从高空俯瞰的世界本无分国界，科学也无分国界。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全人类在共有的家园里生活得更为美好吗?
       走出大山的孩子，他发现，山外的世界真的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