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七十年代初期的日子，有一股子纯净而透明的劲儿。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年轻，刚刚三十出头，放在现在正是泡吧、上网很疯的好时光。那时候中小城市的楼房还不多，有一两处两层楼就算是全城最显赫的建筑了，普通人家住的都是沿街而建住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屋脊上长着灰紫色的瓦楞草，台阶和背阴的墙壁爬满了青苔，即使是正午时分，屋里的光线也是幽暗伪；。新二些的是成排成片的平房，基本是公房，一样的开间，一样的大小，房子的模样也是一样的平头正脸。那时候不管是住老房还是住新房的人家，只要有人在家，各家的房门都是洞开的，街坊四邻都少有，敲门的，习惯，一迈腿儿就进了别人的院里和家里。孩子们更是没拘没束，不仅在自己家各屋乱窜，在邻居家也一样出入自由。一到晴好的天气，一大清早家家户户就把洗好的衣服、床单等等高高地挂到敞阳的地方晾晒。在那些滴答滴答往下滴水的衣物中，裤衩、胸罩甚至更见不得人的物什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一律用木夹夹在铅丝或临时拉起的晾衣绳上，在风中无所顾忌地飞扬着。即使是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仰望或眺望那些洗净的衣物，也不由要浮想联翩想入非非，可是那些结了婚的成年人却反而是一派天真，在飘拂的衣裤下面穿行，毫先感觉的样子。那时候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二十几岁的人不分男女差不多个个结婚，偶有不嫁或不娶的，单位同事邻居朋友七姑八姨都会凑上来关心你，真诚地替你操心，替你着急，替你张罗，他们会用“只有剩粥剩饭，哪有剩儿剩女”这样的话来宽慰你，一边热心地把不知从什么地方翻拣出来的恶丑八怪的剩儿剩女一个一个领过来花言巧语连蒙带骗地塞给你，他们绝对有办法让你在半年之内把终身问题解决掉。那时候结婚的多，离婚的少，而且结婚一年左右家前屋后就会有万国旗般一串串的尿片子挂出来。除非是实在生不出来，那也会领养一到两个；家里没有孩子大概就像如今家里没有电话和电脑一样——除非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否则即使人家不说什么，自己也会很不自在。那时候的人好像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也喜欢照着别人的样子生活，看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心里就非常踏实，而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忍不住要议论纷纷。反过来你若不想被别人议论你就要尽量地和他人保持一致。那时候的“高人”是隐于人堆里的，聪明人都是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左右逢源的，绝不像如今这般腕儿大的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那个年代的人一眼看上去好像都没有什么隐私(其实实际上当然不尽是这样——因为是众目睽睽，因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人太多了，反而隐藏得更深)，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像左邻右舍都不挂窗帘，从窗外经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里面的生活场景。不过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倒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面。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忆旧都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撞到过父母做爱，真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在那样高透明度的日子里是怎么避开众多子女们的耳目的，这真是个有待考证的问题。那个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新郎新娘直到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处男处女之身，放到今天恐怕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熟视无睹的那些生活细节简直令人感到惊讶和难以想象。其实时光仅仅过去了三十来年，三十来年前的一切都成了陈年旧事，犹如一本书页发黄变脆的老皇历，一帧生了锈斑的老照片，一张遗落在抽屉角落里积满了岁月尘土的老唱片，让人触景生情，感怀良多。
1971年秋天我从江南的外婆家来到我父母工作的江苏盐城。1971年我8周岁，还不懂得公元纪年，不过并不影响我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判断。盐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白花花的盐堆得像山那样高的城市，也不像我在外婆家常听邻居说的是个“苦地方”，相反，我觉得盐城不错。早晨五六点钟我妈妈就买回了滚烫的烧饼和油条，我家还订了一瓶半磅的鲜牛奶。那时候物价很低，五毛钱的肉够一家人中午美美地吃一顿，两毛钱的虾子也足够炒韭菜的了。盐城的东西也还算丰富，只要有钱，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到。我妈妈的菜篮子里常常装着鱼、河虾、小公鸡、鸭翅膀、排骨、豆腐、青菜、茨菰和蘑菇。秋天的梨也是尽吃的，我妈一买就是满满的一大篮，也就才几毛钱，吃得慢还不行，眼看着就一只一只烂光了。到了冬天巷子口爆炒米的炉子多起来，“嘭”的一声巨响后半条街都是爆米香，招得嘴馋的小孩子急匆匆地奔回家用茶缸装大半缸子米端过去，炸好了拿回家足足有半面粉口袋。除了大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可以炸，比如玉米、黄豆、蚕豆、山芋干和年糕干等等。炸过的山芋干和年糕干我觉得是最好吃的，那份香味简直无可比拟。据说还有人家把面条和粉丝拿去炸的，可惜在我们家如果孩子在吃的上头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话肯定是要招骂的。我和弟弟都是大人眼里懂事的乖孩子，有什么想法一般也只放在心里。从小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懂得趋利避害，因此绝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而鲁莽行事。
我到盐城的第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记忆中城市和屋宇都还算整洁干净。我家住的是素有江苏名校之称的盐城中学的教工宿舍，青砖瓦房，有公用的自来水池，与我们为邻的也都是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家家门前都有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用篱笆围起来，种着蔬菜和花草。有麻雀在房屋之间啁啾着飞来飞去，空气里飘荡着晚饭花馥郁的香气，那些同样喜欢幽暗光线的花朵也在暮色里竞相盛开。打开后门有一条水流还算清澈的小河，河面上飘着青碧的水浮莲和悠闲游泳的大白鹅。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大概算得上是“高尚住宅区”了吧。
到车站来接我和外婆的是妈妈和弟弟，一路上我听我妈对她妈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呢?”听她的口气、好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外婆一下子就没有了笑意，回答我妈的话变得支支吾吾，态度有一点唯唯诺诺。我的心情顿时低落下去，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从小受到的就是“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的教育，所以也没去多留意她们又说了些什么。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妈把我叫到里面的房间，先问我想不想爸爸，我生下来就没怎么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也就是寒暑假他们回去时才能见上一面，而他们也并不是每年都回去。说实话我对我爸爸印象模糊，不过听我妈这么问我还是很乖地点点头。妈妈告诉我爸爸被关起来了，不能回家。她说：“你要是想去看他，就到去食堂的路上去等他。”我问她。：“爸爸怎么啦?”她说：“他们说他是‘五一六’。”我又问：“什么叫‘五一六’?”我妈没有说话，眼泪忽然就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我照我妈说的到食堂的路上去等爸爸，一起去的还有我弟弟，我们一路走一路蹦蹦跳跳，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心里对当时的处境隐隐约约、多多少少，是清楚的。那个年龄的孩子并不是空心萝卜，小心眼儿远比大人能想得到的要足，特别是对那些半遮半掩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尤其敏感和饶有兴味。所以去看一看爸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个想念和不想念的问题。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爸爸夹在一队人中间走了过来。大约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他们不是竖着排成行的，而是横着走成一排，所以看他们就像是肩并肩在一起散步。说实话’当时我认不出哪一个是爸爸，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和他已经有好久没见过面了。弟弟指给我看我才知道那个瘦高的人是爸爸。爸爸倒是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对我说了一句：“你来啦。”表情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之色。 。
我爸爸几乎一生都是这样的，从不喜形于色，许多时候看上去有一点儿冷。他是家里的独子，备受宠爱。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好，有才气，被保送上大学，偏偏又阴差阳错没能进入理想甲的院校，养成了孤傲、清高的脾气，多少还有一点怀才不遇，不是一个好接近的人。到了中年之后才有所转变，变得比较入世和随和。他的不少学生都很惧怕他，我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只是我的惧怕比他们的更加具体和切肤。别看他文质彬彬一介书生，发起脾气来一样是会打人的，而且出手很重。我爸打孩子是不需要“给个理由先”的，对他来说打就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一件管教与宣泄一举两得的事情。而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他心情不好也是家常便饭。他打我绝不允许我跑——我也打过孩子，知道那样打起来实在是不过瘾，他把打了逃掉叫做“贩桃子”。他这样威胁我：“你贩桃子我砸断你的腿!”我爸常有这种新颖和神来的表达，即使在生气和发怒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许多说法还都是有“出典”的，有的很精深，有的很民间，常常是雅俗杂陈，听过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听他说“贩桃子”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因为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火透了，心绪极坏，我不可能有机会向他请教一下此话作何讲。我曾自己琢磨，估计桃子，特别是我们家乡盛产的水蜜桃极容易腐烂，不便运输和贮存，“贩桃子”大概有拖得时间越久越不好办的意思在里面，或者干脆就是指赔本吃亏的买卖。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无所谓，只要一听我爸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即使他说的是阿拉伯语或者是塞尔维亚语，我也明白“贩桃子”的后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我果真被他吓住了，宁吃眼前亏，不敢等．到他秋后算账。所以他打我从来不跑，做出坚强的样子，决不肯认错，死扛到底。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是被他打怕了，或许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内心驯顺的人，结果反而变得叛逆了。
在昏暗的暮色中见到爸爸，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什么不寻常，当然更不会想到随后我和他不到十年的苦乐与共的共同生活中他对我的种种影响包括让我一次次尝到他巴掌的滋味。我和弟弟站在高大的法桐树底下，在爸爸走近的时候对他说：“你放心!”这句话是妈妈教我们说的，她只要我们说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开口一说出来显得那么前言不搭后语，一时都有点儿窘迫。好在爸爸听了并不觉得奇怪，他很知情地点点头，脸上也是明了的表情。那显然是一句他听得懂的话，是他与妈妈之间的暗语。我们刚说了这三个字，那些跟爸爸一起走路的人就不耐烦起来，催促他快走快走快走。短暂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妈妈问了我和弟弟许多，只要是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特别感兴趣，问完之后她神情抑郁，让我和弟弟到外面去玩。我觉得她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一场，心里既害怕又酸楚，想找外婆，外婆却不知去向。弟弟好像也知道妈妈要哭了，十分听话地走出了屋子。他悄悄告诉我妈妈很爱哭，有一次她去市场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条鱼，却让小偷偷走了二十块钱，回到家一句话没说就哭了起来。而现在可以让妈妈哭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没过几天，我就看到妈妈当着我们的面哭了一次。
那天有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当中有工宣队的、学校的当权派和几个很当红的红卫兵。里面领头的一个是我们认识的人，是住在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邻居。这群人走路都跟平常不一样，虎虎生威的，带着一股冷风。我妈对他们笑脸相迎，尽量把他们当成是正常的来访，但是她笑得那样局促，笑容那么僵，连我都看得出来，我有一种灾祸临头的恐惧。那些人倒并没有自己动手翻箱倒柜，好像还略讲一点客气。我妈就识趣地自己把一只只箱子打开，让他们搜查。最后如何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吧。因为那个时候真像书中说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略有点儿嫌疑的东西早付之一炬了，哪还等得他们来查，授人以柄?那群人一走，我妈往椅子上一坐，眼泪就流了下来。
为我爸爸的事情妈妈终日忧心忡忡。传
来的消息也很不好，据说爸爸态度极坏，不老实交待问题，不肯低头认罪，还和让他交待问题的人争辩，甚至还发脾气。看管他的人都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子的，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他被打得很重很惨。有人在半夜里隔着校河听见他喊叫的声音。到了中午我姑妈就急急地来了，她说她去看过关押我爸爸的房子，已经空了，人转移走了，不知道他们又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她和我妈姑嫂两个相对叹气。几天之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通知我们家里去给我爸送饭，原因是他病了。在我妈再三追问之下他们才说出来我爸胃出血很厉害。来人特别强调说：大人不要去，让小孩去送。我妈听了心急如焚，慌慌地杀了鸡熬了鸡汤，煮了汤面，又准备了糕点饼干之类，嘱咐我和弟弟快快地送进去。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经常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还帮父母传递纸条。这件事情我做得尤其出色，就在那些看守我爸爸的人的眼皮底下把纸条递来递去，没出过任何差错。有一次我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让我把饼干筒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中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我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有换洗的床单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用眼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递给他。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向他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里面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而我清清楚楚看见那张折叠成一个小窄条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了进去。诸如此类的“历险”很多，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手。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这件事总是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灵话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8岁，弟弟6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还是品学兼皆优的好孩子。那时我开朗活泼，弟弟聪明可爱，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尽管年纪还小，但我们本能地会利用我们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跟我们玩，让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我爸爸算问题严重的，关押的地点老是变换。但不管换到哪里，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确切的地点。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都比我们大，却并不居高临下，他们跟我们真是很玩得来。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西。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应该是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人有幸考土了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哪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还有后来社会的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不少还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根正苗红，被看作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望。
我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我的班主任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场，等等等等，她说了许多，神情严厉，义愤填膺。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我，但我能感觉到她锋利的目光从我的脸上一遍遍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她的话尽管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里完全清楚其实每一句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座位比较靠前，跟她几乎脸对着脸，能看得见她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记得当时我坐得笔直，紧绷着脸，比正常的认真听讲还要加倍专心。在那个时候我还从未被老师批评过，有着超强的自尊心。而且这样的时候该怎么样自处我也一片茫然。班主任的话就像焦雷一样打在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头上，让我濒临崩溃，但最后还是不动声色地挺住了。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说的那些话学给妈妈听，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做老师，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老师和学校，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说：“这人说话太没水平了!”在当时说一个人“没水平”在我看来是一句很厉害的话，尤其这句话是说一个老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我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肯定都没有我的份儿。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也相当一般，说我娇气，操行评定只给我“良”。而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她很不屑。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好学生”，我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我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窝。她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一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妻，尤其是对立两派的，会反目成仇，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时候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甚至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似乎很不可思议。小义是我转学过来之后认识的不多的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在一起。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提醒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约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人，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跟我妈说说笑笑。妈妈背着她对我说这个丫头挺复杂的，不过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总觉得小义就像一个天真未凿的小男孩。她理一个男孩头，穿一身运动衫裤，极有运动天赋。每年学校开运动会她都是当然的主角，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跨栏或者跳高、跳远都是她的强项，她参加的项目个个都能拿到名次，而且往往是第一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破某项被保持了很久的记录。所以运动会上有小义的身影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小的高潮，对于我们这些她周围的人来说，看运动会就是看她在比赛中夺得名次。小义是运动场上的亮点，也是我们的骄傲。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她向老师打了我的小报告，我妈也及时地提醒了我别跟她太近，我还是热情很高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表扬稿投给广播站，每一篇都是赞扬小义的，赞扬她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赞扬她夺得的每一个成绩。广播员用声情并茂的本地普通话反复朗诵着，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出去，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都是小义的名字。
一年以后小义转学走了，她跟着父母举家去了盐城下面一个县的中学，他们为什么要走具体原因不详，隐约听说那个中学缺乏师资，去那里的机会肯定要比留在这里多，而且下面的学校也没这么多规矩，天高皇帝远，总是会轻松自在一点吧。我记得他们一家是乘一辆大卡车走的，车里装着家具和锅碗瓢盆，大衣柜、五斗橱都用旧棉胎和旧床单包裹着，还用稻草绳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免得在颠簸中碰坏了。小义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坐在车斗里，在家具和锅碗瓢盆之间露着小小的脑袋。她脸上挂着微笑，却并没有多少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激动和喜悦。我和她只是远远地相互看着，笑一笑而已。我没有走上去和她告别，好像那样做特别地不好意思，也不知道那些话该怎么说。
后来跟小义又见过一面，是几年以后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小义代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到地区来参加比赛，那时我和她都已经是中学生了，有十二三岁。我们在体育场门口碰到，她还是短短的头发，穿着短裤和短袖运动衣，一身运动员打扮。她的个子没怎么长高，所以比我矮了许多。十二三岁的女孩有许多已经是粉面桃腮了，但她看上去还像个没发育的小孩，干干瘦瘦，肤色黑黑的，说话嗓子粗粗的，而且不修边幅。很有一点像是一个昔日的明星。那一次运动会她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显然已经不再是大家的兴奋点了。现在想来以她当时的身高条件还想在运动会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确是不容易了，也不知她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最终也是付诸了流水。她好像就此黯淡下去，以后的学校运动会上她再也没有成为璀璨的明星的那一刻了。那一次我见到她觉得远不如小时候机灵活泼，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左右逢源，她好像多了几分拘谨，和我说话都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我听人说她学习成绩不佳，父母在下面牛学混得也不太如意，总之没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其实她走了之后我还是时常想到她的，也盼望。能再见到她，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她告诉我她住的旅馆，我没有去找她。我们在人头攒动的体育场门口分了手，我心里竟然有几分说不出的伤感。
跟我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在多年以后也见过一面。有一次我和妈妈上街，看见她正在马路边上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跟她打了招呼。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上的又是名牌大学，所以我妈底气十足。我们站在街边和她说话，无外乎叙些阔别，问问近况如何。彼此都是客气的，语气里也充满了好意。老师明显地老了，也胖了，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她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是很欢喜的样子，反过来又对我夸奖了一番。看来她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她当年滔滔的一席话对我有多厉害，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我可没有她那样健忘，不过我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所应有的革命立场。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面目模糊，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的家庭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在盐城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走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就适应了和我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并且从心里非常乐意，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开始发生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并且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子到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弟弟就早早地睡下，好让她
锁上门放心地走。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头靠着头，我给弟弟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进入梦乡。我妈深夜归来看到的是一双酣然入眠的小儿女，乖得叫人心疼。这多让她欣慰啊!
不知是谁提醒我妈要注意和我培养感情，她便很认真地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星期五下午我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妈妈让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县中去找她。我一到她就放下批改的作业本领我去上街，一般是逛逛全城惟一的百货店，每次都给我买一些东西吃。吃得最多的是麻团、烧卖、糍饭糕、凉粉、馄饨，天热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棒冰和雪糕，一次花掉她两三毛钱。我很喜欢看我妈妈付钱的样子，很大方，满不在乎，从来不跟别人讨价还价。吃过东西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满足感，对妈妈也更加信赖和依恋，以前我们之间因为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我们三个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了，每天的生活平静而规律，有一套适合我们的作息时间。早晨6点闹钟一响起床，晚上9点准时睡觉，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那一段爸爸那边也相对平静，胃出血已经痊愈，逼供也不像原先那般厉害了，没听说他怎么挨打，也没有其他令人忧虑的消息。相反却有不错的消息传来，听人说到元旦有可能放出来，当然问题特别严重的除外。我们和妈妈一样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一家人很可能马上就能团聚了，忧的是爸爸假如被归为“问题严重”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不能回家。而且他也是极有可能被归为这一部分的。我姑妈星夜赶到我家里，把她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告诉我妈。姑嫂两个坐在灯下把时局和我爸的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一说就是半夜，盼望着他能平安回到家里。
果真元旦前两天爸爸被放了回来，对我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爸爸是夜里回家的，妈妈一个人去接的他。临走前她匆匆忙忙地催我和弟弟赶快睡觉，所以爸爸到家的详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醒来，爸爸已经在家里了。
那三天过得就像是真正的过年，因为太幸福太快乐了，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妈妈一大清早就去买了许多菜回来，她在厨房里剁肉馅做肉圆，爸爸也跟着她一起忙。还记得妈妈把一包干净的衣服和毛巾卷在一起叫爸爸领着弟弟去浴室洗澡，我记得回来时妈妈问他：“有虱子吗?”到第三天的傍晚，有两个男人上门来把爸爸带走了。走的时候他穿了一身干净的深色衣服，应该是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很干净。他神色平静恬淡，就像是去上班一样。妈妈也没有哭，肯定是爸爸已经事先做好了工作。他叫我和弟弟乖乖的，此外没有多一句话。遇事镇定，凡事不渲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再见到爸爸已经快到春节了，这一次他被放回来的时间比上次要长得多。回家过春节妁爸爸显得很松弛，整天懒洋洋的，什么事都不做，他不读书，不看报，不写字，只是在床上歪着，高兴了撅着屁股和弟弟一起在厅里砖地上打打玻璃球，两个人玩得其乐融融。
春节过后大约一两个月吧，爸爸就彻底被放回来了，别的“五一六”也都放了，慢慢地也不再提他们是“反革命”了，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全部平反了。
在当时大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平反”是什么意思，在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好几年，“平反”成了贯穿中国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普通百姓到中央领导，一个人不是因为这就有可能因为那而被平反，如果没轮到自己，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之中也不乏被平反的人。当然“平反”是对蒙冤而言的，欢喜之外也一定都有一番苦涩。
爸爸尽管放了出来，却还是没有资格重返讲台。他原来一直教高中语文，语文是一门和意识形态关系相对密切的课程，这会儿自然也就成了敏感的课程，他们担心他会在课堂上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把学生的思想带坏，所以。未雨绸缪让他靠边歇着。那一阵子爸爸赋闲在家，每天给全家人做中午饭。从来他在家里是一个大少爷式的人物，家务活能不沾手就不沾手，“油瓶子倒了也不扶”，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形容他的。我不知道爸爸不上班的心情和心境，不过放学回到家里饥肠辘辘的马上就能吃到热饭热菜热汤，当然是一件十分惬意和幸福的事情，况且我爸的烹饪手艺还真的相当不错。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太小只看得出父母脸上的喜怒哀乐，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却是茫然无知的。所以那时我对爸爸基本上是“屏闭”状态，我简单的生活经验和幼稚的感知能力都不足以认识和理解那种背景之下的我的父亲，我只觉得他远不像我妈那样对我亲。说心里话，我对爸爸是有所不满的。他不是那种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爸爸，也不是一个肯为孩子两肋插刀的爸爸，相反他是一个与童年世界有着相当距离的爸爸。他太自我了，别说是童年世界，就是成人世界他也有几分格格不入。就是他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跟我弟弟一起打玻璃球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也依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父亲。这样的一个人，你是别指望他会溺爱孩子的。可是我当时并不明白，还是非常渴望能够被他溺爱。而且我离开他那么久，现在终于又回到了他身边，我真盼望他能像妈妈一样让我依恋，不过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有一件事，当时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有一次我和弟弟去给爸爸送饭，那天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抱了抱弟弟，对我却不屑一顾，让我非常心寒。回到家我告诉了妈妈，爸爸回来后妈妈曾当着我的面问过他，他脸色沉郁地说当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准备逃走，也想过自杀，都做好了准备。白天洗碗的时候已经悄悄地在门轴上泼了水，这样夜里开门关门不会发出响声，趁他们睡着就可以行动。还把一条床单撕成了布条，偷偷地藏着，如果第一套方案不行就实行第二套方案。我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她恼怒地责备他说：“你就不想想你是有两个孩子的人!”她抹着眼泪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我爸默然，隔了好一会儿他说后来因为连夜转移，搬进了浴室，他的两套计划都没有办法实施。浴室是个里外间的房子，外面还有更衣室和售票的门厅，进出有三四道门，看守的人也增加了。也许他们是瞧出了苗头，特意对他多了一层提防。我妈叹息着说：“幸亏没有啊!”爸爸说他抱弟弟就是在他下决心离开我们前夕，他以为那是他见家里人的最后一面——原来这一抱里面还包含着生离死别，可是他在如此重大的时刻对我却是置之不理的，我知道了之后更是伤心不已。我记得妈妈笑着对他说：“爸爸补偿她一下吧!”爸爸没有动，他只是朝我笑笑，表情是推诿的，意思也很明白。我清楚现在更加是时过境迁了，心里确实很委屈。不过想想我觉得还是这样不抱了好一点，免得大家尴尬。补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已经·晚了，根本就补偿不上了。
爸爸回来给我们家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四口之家，妈、爸、姐姐和弟弟。我们欣喜地发现有许多东西都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准备的：八仙桌或者小方桌的四个边，客厅里的四把椅子，四只一套的饭碗和盘子，新买回的一把漂亮茶壶配着四个杯子，四个人坐下来还正好是一个牌局。尽管这多少有点儿附会，但我母亲还是挺沾沾自喜的。她尤其庆幸和得意自己恰好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需要为了某种性别再去生第三个。那时候买米买油买布买肥皂买火柴都需要凭票，孩子却是敞开生的。有些多子女的家庭，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一路生下去，到头来小舅舅比大外甥年纪还小的有的是。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家庭收入都是很有限的，孩子多自然也就意味着家里穷。不过我们左邻右舍多子女的并不多，大约因为是“知识分子”吧。当时尽管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在生育方面还是懂得节制，也比较接近某种文明的标准的。今天也是一样，生育除了产生孩子同时也产生观念，同样是文化层次高的人群生育观念更加超前，除了“只生一个好”，还有人选择一个也不生。其实生或不生、多生或少生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个体生命主动配合人口总量的升降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行为，而对生育持明确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进化。
六七十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有一种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透过时代政治背景的阴影顽强地显露出来。那讨候尽管我父母需要面对种种严峻的政治压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然生机勃勃。我妈是个持家能手，当时她和我爸一个月合起来挣一百元整，她能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包括赡养老人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有本事买到价廉物美的物品，每天傍晚她回来都是我和弟弟兴奋的时刻，她经常会买一些让我们惊奇和开心的新鲜东西回来。我们家的餐桌算是丰盛的，荤素搭配，还常能吃到水果。每次我妈回娘家途经上海，会买回最时髦最漂亮的花布，给我做衣服和裙子，所以我的衣服总是款式很新，我的裙子备受女孩们瞩目和羡慕。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从里到外都有新衣服，走在同样穿得簇新的人群里，真是喜气洋洋。一到星期六我妈就会买回四张电影票，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影片。那时国产影片看得最多的是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奇袭》、《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等等，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不过最对我们口味的还是诸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春二月》等文艺片。当时的外国影片绝大部分都是前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的，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宁死不屈》、《卖花姑娘》、《爆炸》等等。到七十年代末期，日本影片逐渐多起来，如《望乡》、《生死恋》、《追捕》等，都曾风靡一时。对那些喜欢的片子我们会一看再看，不少电影都看过不止一遍。此外，我妈是个极爱清洁的人，总是大盆大盆地洗着衣服和被单，不放过任何一个晴朗的天气。而且她和学校里不多几位考究的主妇一样喜欢时常挪动家具，让家里每个角落都不落尘土，也不时地改变一下家里的布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我们放学回到家里，还以为走错了人家。我家门口的空地也被我们充分利用，我妈种了青菜、韭菜、茼蒿、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南瓜和葱，这些植物各有各的样子，尤其是刚长出来的时候，一天和一天都不一样，我常常蹲在地上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半天。我们家还种过葫芦和洋生姜，这是别人家都很少种的。有意思的是葫芦是自己长出来的，估计那颗种子是小鸟衔来的或者是下雨落到了我家的园子里。洋生姜是一个朋友从外地带来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我们种到了地里，由着它自生自灭。多少年后，我们左邻右舍好像家家都有了这种植物。此外，我和弟弟还种了月季；蔷薇、美人蕉、太阳花、晚饭花、风仙花、鸡冠花、仙人掌和菊花，还有纤弱细小从来只开花不结果的梨树、桃树和苹果树。我妈在种菜之余非常起劲地帮着我和弟弟种花种草，她不管花草的品种，只爱会开花的，所以我们的小园子一年四季本部分时候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在菜与花之间我妈也是一视同仁，给菜浇一勺水，也给花浇一勺水，完全不管它们是粤水的述是厌水的。我妈对待植物的这种天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率性而为与今天追求自我与个性的白领们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的东西——随意、即兴、略带任性，决不引经据典和深思熟虑，我行我素，甚至明知故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我妈出了小园子就全然不是这样的了。
我妈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很讲认真的人；一是一，二是二，这大概与她常年为人师表
分不开。无论是教课还是做家务，她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所以免不了有一点争强好胜。在人情世故方面她却是简单的，对人好就是热心热肺地真好，，没有什么拐弯，一辈子都是这样。看人下菜碟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套她从来：也没有学会。我妈对我爸好得也是没有话说，她勤快周到，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在我非常年幼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们彼此欣赏。他们是感情极好的夫妻，我爸在我妈面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冷冰冰的，一脸严肃，而是哼着小曲，唱些现编的词儿，内容全是当下的家居生活，情绪轻松而快活。我妈听了往往要讥讽和嘲笑他，情绪一样是轻松而快活的。那么多年来我们家里一直笑声不断，回头想想，实在是很不错的。
在我们家，父母和儿女有着明显的分水岭，他们是家长，我们是孩子，这是一点也不能乱的。尽管可以说说笑笑，但分寸始终在那儿，甚至可以说规矩很严，多年的父子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成了兄弟的。父亲和母亲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就好像执行着某种确定下来的法规或者技术标准一样，一切都是严格掌握在规范之内。他们对我们从不溺爱，也不放任，要求我们上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不许我们过于张扬。好表现、爱出风头等等他们极其讨厌，是要骂的。他们也很少表扬孩子，要讨他们的好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相反对我们的缺点和毛病却从不姑息。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没什么自信的人，一件事只要做得我父母不说不好就很庆幸了，心里只有这么一条最低标准，从来也不敢奢望什么。我自己的体会，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如果不是得天独厚，基本不会有太多出人头地的心。
父母把他们自己和孩子区别了开来，同时他们也把孩子和孩子区别了开来。我和弟弟相差不足两岁，上学他只比我低一个年级，但我们两个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在苏北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后来我知道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这样，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这样。我弟弟既是单传的男孩又是最小的孩子，况且一直跟着爹妈长大，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尽。而且他还是一个长相出众的男孩，他扎着红领巾的照片在市中心的照相馆的橱窗里一摆就是好多年，家里的玻璃台板下也压着许多张他从一个大眼睛的婴儿一点点长大的照片。弟弟聪明爱读书，而且性格温顺，不像我有时候会和父母顶撞。爸爸妈妈一发火，无论对错弟弟都是一声不响，如果当真委屈，他就会默默地滚下一串泪珠。他是我见过的最乖最讨人喜欢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谁不心疼?谁不喜欢?他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也是我们家的骄傲，爸爸妈妈偏心他也在情理之中。
我记得的事例是我爸爸每次给我们分苹果总要切得一半大一半小，切完让我们挑。如果是弟弟先挑，当然没有话说，如果轮到我先挑，他并不走开，等着看我拿大的一半还是小的一半。如果我识趣，当然也没有话说，可是我明知他有这样的意思，心里就是不服气，也不肯让步——苹果还在其次，他明显偏袒弟弟的态度和不许我偏离轨道的眼神都在刺激我偏要把手伸向大的一半。这股子拧劲儿其实也是随了他的，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欣赏，反而很恼火。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拿了大的一半之后他肯定要骂我，有时候再顶几句嘴，干脆就招一顿打。我记得我很直地问过爸爸：“你为什么要有意切得一半大一半小?”他回答我的话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均主义!”声色俱厉，并且理直气壮，不容我辩驳。而且这句话也是绝对不可以辩驳的，因为毛主席就曾这样说过。我爸爸在无意中告诉了我这个世界上的某一条准则，就是一个人想得到“公平”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与此同时，他无意中也告诉了我没有公平的时候要学会适应和面对。渐渐地我总算学乖了，知道了如何对待这样的选择。如果让弟弟先挑，我心甘情愿，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比我小，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先有。如果让我先挑，我一定自觉自愿拣小的一半，同样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比我小，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先有。这不仅是适时适地的自我保护，也是退后一步天地宽，还是一种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我懂得了凡事应该顺势而为，不可强求，运势不够的时候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处世哲学。我想一只苹果(实际上也就是半只苹果)能给一个孩子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吧。
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也不爱争执，觉得这些都很无所谓。我爱我的弟弟，他也实在是非常可爱，而且我们两个非常要好。我和他共用一个卧室，中饭和晚饭时间一起收听电台里的小说联播，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一起去上学，一起出去找小朋友玩，一起养宠物，一起做些小坏事，对某些人爱屋及乌，对另一些人同仇敌忾，我们甚至有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懂，的小暗语。稍大一点的时候我这样想，我和他是两个因为偶然才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完全有可能你成为我、我成为你，我们是按着同一张配方表制作而成的。在我眼里弟弟非同寻常地出色，优点很多，没有短处，是被神灵捧在手心里的幸运孩子，他不像我常犯错误，还常被父母抓住把柄。弟弟几乎没有挨打的经历，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受过老师批评，但我知道他也并不是一个老实呆板的孩子。那时候学校里一会儿是开门办学，一会儿是学生“反潮流”，课堂秩序很混乱。学生们经常在课堂上起哄，让老师讲不下去，遇到这样的时候都是兴奋异常。弟弟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在午饭桌上他说起他们班又闹课了，同学在课堂上吵得特别凶，把老师都气跑了。父母问他：你呢?弟弟便发出很响的带拐弯儿的哼叫声“呣——呣——呣”，他紧抿着小嘴，表情端庄。我们哈哈大笑。
弟弟在人前的样子很文静，话不多，不过跟他极熟的同学却知道他并不真是这样。每天中午一吃完饭他就去上学，那个时候教室里人不多，他一边写作业一边跟前后桌的同学嘀嘀咕咕地讲废话，可以一直说到老师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和他坐得很近的一个女生对我说他太让她惊讶了，不仅活泼，而且深藏不露。他甚至连爹妈都骗过了，说给他们听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乖孩子。关于弟弟的另一面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趣。他并不是一个很馋的人，对于好多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他都没啥特别的兴趣，但他竟然把厨房里准备下锅的生东西偷偷地尝了个遍，生的青菜、生的菠菜、生的茭白、生的土豆、生的鸡血、生的鸭肉还有生鱼、生肉。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生菠菜涩嘴，生的猪心有一股甜腥味，生苤蓝吃了胃疼，生鸡血太恶心了……真让我目瞪口呆!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吃生东西，他平淡地说了两个宇：“尝尝”其实令我吃惊的还不是他暗地里吃那些生东西，而是他好孩子表象之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怪念头。在我眼里这才是不一般的“可爱”呢，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另类，他真是太好玩了，我真高兴在自己家里就隐藏着这么一个会不动声色地胡作非为一下的革命好同志。
在某些时候我对弟弟的感情更接近父母，我对他很怜爱，而且处处都想着要保护他。还是在上小学的肘候，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去上学，在一条巷子里我们被一帮街头的小痞子围住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惹他们，也没有得罪过他们，但他们就是不放过我们。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说一些很难听很下流的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开他们，我们拼命地跑，想甩掉他们。但因为弟弟也在里面，所以我不敢跑得太快，怕他一个人落了单。后来他们追上了我们，拳头打了过来，他们还把石头砸进水塘里，溅我们一身泥水。当时的感觉真是非常绝望，逃不掉，也打不过他们，而且因为是中午时分，巷子里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经过，找不到人来帮我们。我们被那帮人打散，我好容易逃到大街上，看到弟弟也逃出来了，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我仔细地看了看他，他安然无恙，竟然连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当时我的感觉我自己是无所谓的，弟弟绝对不可以出一点儿意外，他是父亲、母亲和我的眼珠子啊。
弟弟小时候体质较弱，常常生病，他总是重复生同一种病：高烧、呕吐，有时还剧烈地咳嗽。他生病时症状来势凶猛，必定要到医院挂水才能好。我记得爸爸在夜里用自行车驮他去医院，我和妈妈一边一个扶着他。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或者说一些盼他早点好起来的话，都是一些短小的感叹句，语气里饱含着焦虑和忧心忡忡。深夜的马路上除了我们一家空无一人，街上回响着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路灯光把我们的影子缩短了再拉长，拉长了再缩短，有一种非常寂寞无助的感觉。有的夜晚特别冷，弟弟被妈妈用大衣和棉袄层层包裹，他叉开双腿软软地趴在自行车座上，小声嘀咕着：“难受，难受，难受！”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不能替他。
弟弟一病姑妈就跑来了，她把脸伏在枕头边上轻声地问他想吃什么，只要我弟弟说得出，她一定办得到。姑妈是一个苗条漂亮的有点儿任性的女人，她是我父亲惟一的姐姐。因为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自己的事情都是自己拿主张。她早早地就参加了工作，早早地就出嫁了。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婆婆原是她嫡亲的姑妈，是当地也是我们家族有着悠久传统的“亲上加亲”。那时候姑父(他也是我的表大伯)是县里的一位干部，好像官还不小，姑妈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要好。平常只要有了一点时新的和好吃的东西姑妈就要拿一些过来，让我们一同分享，对我们总是很大方的。姑妈对孩子也很宠爱和放任，只要是她喜欢的小孩，在她家里不必受拘束，可以见什么吃什么，爱怎么玩儿怎么玩儿，而且有任何心愿——花钱的和不花钱的，她都会想方设法尽量满足。所以我们北京和南京的表哥表姐寒暑假都喜欢到他们的大妈家里，和我们共度一段快乐的时光。姑妈喜欢把我、弟弟还有表妹打扮起来带到照相馆去拍加背景的照片，我们足不出户，照片洗出来身后就有南京长江大桥和美丽的椰子树；她用炼乳和蔗糖自制饮料，灌在大号的盐水瓶里送到冰库里去冰(那时候电冰箱还远远没有进入家庭)；她带我们去外面吃东西，还给我们买一些奢侈的小玩意儿。有一次弟弟委屈地说他还一次没有去过龙冈呢，姑妈就特意买了车票带他去了一趟。那时候的龙冈基本上就是农村，我记得只有一个停车的站牌，一两家搭着凉棚的吃食店，还有早饭前就散摊的菜市，此外就是成片的农田了，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玩头?反正我父母一听就摇头，但我姑妈一大清早就兴冲冲地领着弟弟去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乐呵呵的，满脸远游归来的喜悦；谁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龙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
姑妈坐在床边望着我弟弟，启发他想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这些孩子，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获得对食物向往的特权，如果平常嘴馋想吃这样那样的是要遭大人讨厌的，会被看做很没有规矩。可惜的是人到了生病的时候往往是没有胃口的，因此也缺乏对食品的想象力。弟弟也是一样，他想得起来的仅仅是“橘子罐头”，而且回回都是这样。姑妈说好，转眼一个贴着彩色标签纸、里面装着黄橙橙的剥了皮的橘瓣的玻璃瓶罐头和小勺子就递到了我弟弟的手里。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因为橘子罐头里的每一片橘子都是甜蜜的，亲情还有特权也是甜蜜的。我弟弟美美地吃着，病立刻就好了一半；有时大人们会叫他也给我尝尝，弟弟似乎早有此意，马上把罐头递了过来。因此我也记住了橘子罐头的滋味，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真是人间的美食。我甚至想过等我有了钱，我会买好多好多的橘子罐头吃，每天都吃。
弟弟烧退之后就慢慢好转了，他可以起床，坐在门厅的椅子里，在一圈照进屋子来的阳光之中。病好之后的弟弟苍白、羸弱，不太有言笑，但是不消几天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红润、精力充沛，让我们彻底忘掉了他生病时凄楚的样子。然后就该等着下一次了一如此这般再重演广遍。他牵动着全家每一个人的心。
我的弟弟一天一天和我一起长大。我们都高、瘦、白皙和文弱，一副好孩子的模样。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看就是一家的。”我们都很爱听，引以为荣。我们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都到北京工作，在北京结婚生子。成年之后我们都变得散淡，我们之间没有通常亲属之间的频繁走动，也没有礼节性的拜访，见面完全是兴之所至。我们更像是朋友，已经很不像晕姐弟了。而在当初，我曾经不时地非常困惑地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快两年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可爱的弟弟他又在哪里呢?，
在我的感觉之中，10岁到20岁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也是最经得起消磨的十年。一个人在这段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一棵枝杆挺拔的大树，甘苦喜乐只有自已最清楚。这样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浓艳，有时候就像风里飞扬的柳絮那样茫然，有时候备受爱护，有时候又被冷落在一旁，有时候很热闹，有时候又很孤独。
我从来觉得做一个小孩子是不容易的，成长也是不容易的，是一件有甜也有苦的事情，而且，常常是苦多甜少，甚至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我不赞同某些人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洁无瑕的，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当中，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太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这些人都是属于忘本的人，或者干脆就是麻木的人。要我说孩子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世界，他们混杂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像小树长在大树底下，就像鱼苗在大河大海里历尽风浪和风险。我认为每一代孩子都很不容易，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同的被人看见的快乐，但他们肯定有许多别人看不见的痛苦，而且是各有各的痛苦。
我们那一代孩子教养背景总的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几乎无暇自顾，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妁把握，远不像如今不少父母那样事无巨细对孩子倾注着满腔的心血。所以我们也有着比今天的孩子多得多的玩耍的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我的少年时代，经常是一大群孩子纠集在一起，疯跑打闹，做游戏，发泄过剩的精力。我们玩得最多的是一个原始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按规定大家去躲，留一个人找，第一个被抓到的人成为下一个找别人的人。有时候会有人出馊主意，让大家一起偷偷溜掉，只把找人的那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原地。有时候是躲的人比较悲惨，树丛那么矮小根本藏不住人；麦田里有许多飞舞的不知名的小虫子，咬一口又肿又痒，难受半天；河沿的坡很陡，下过雨之后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失足掉进水里了。尤其是在没有月亮的夏夜，四处都是黑黢黢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飘来飘去，男孩子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坟地里阴魂不散的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穿着白衣红鞋披头散发出来作怪，要到黎明公鸡打鸣才肯回去，引得我们一阵阵地失声惊叫。小姑娘们再不敢分散躲藏，战战兢兢地扎堆躲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笑，稍有一点儿动静就一惊一乍，总是很快就暴露了目标。最高兴的是出点儿小意外，谁摔了个嘴啃泥，谁踩到菜地里的粪堆了，谁被他爹吼回去了，等等，然后大家尽兴而归——这个夜晚没有虚度。
寒暑假是孩子们特别快乐的日子。那时候学校成天“开门办学”，动不动停了课出去学工学农，真正读书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了假期，我们更是放了野马，能花个三两天把假期作业划拉划拉就算勤奋好学的了，不少人根本碰都不碰那些作业。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就结伴出去，父母也不太管我们，他们有一堆自己的事情要忙，他们要政治学习，要讨论，甚至还要接受批判，终日自顾不暇。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自由自在，从一个空教室窜到另一个空教室，偌大的一个学校成了我们的天下，真有一种天地任我游的感觉。学校到了假期出人意料地跟上学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人去楼空，异常冷清，静谧的校园既空洞又幽深，有一种孤寂之感。如果是暑假，操场上的草可以长到半人高，树也都长疯了，叶子又肥又厚，大太阳的中午满地都是浓阴，有一种阴气森森的感觉。每次我只要穿过草深的操场，回到家里就会出一身红疹。有人对我说这是因为沾染了草地里的瘴气，所以我对那些草地深为恐惧。寒假里清静的校园阳光灿烂，天空也似乎比校外更蓝。我们三三两两坐在教学大楼的门廊前，袖着手，暖暖地晒着太阳，一直把自己晒得热乎乎的，昏昏欲睡。疯闹起来的时候四处都是回声，又空寂又热闹。声音停止的时候，一种大到无边的寂寞涌上来把我们吞没。尤其是天将向晚，四处都是麻雀归巢的叫声，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会突然无端地害怕起来，逃一般迅速离开刚刚还是流连忘返的学校。
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学校的巡逻队走过来，不认得的会对我们盘问一番，认得我们的人一般都是笑眯眯的，对我们十分友善。那时大人们分帮分派，但孩子却不像父母们那样泾渭分明，一堆孩子当中什么人的子女都有，巡逻队也懒得去费心甄别，高抬贵手随我们去，免得无意中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玩，我被人推搡着撞到窗户上，一块玻璃掉下去摔得粉碎。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巡逻队上楼的脚步声。那时候打碎一块玻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尤其教室里的玻璃，那是“公共财物”。当时我吓坏了，情急之下夺路而逃，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那帮人看见了我，他们领头的是某老师，原来与我父亲是一派的，后来他改弦更张，投向了当权的一派。他一看是我马上暴怒地吼叫起来，叫嚷着要我赔他五毛钱，向我冲了过来。我口袋里连五分钱都没有，哪有五毛钱赔给他?我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耳边风声呼呼。我一口气跑出了学校，跑到体育场，一头钻进女厕所里躲了起来，心想他不至于到这里来抓我吧?心仍在咚咚咚地狂跳着。我在外面躲躲藏藏，一直不敢回家。后来肚子实在太饿了，我才冒着风险试试探探地走回家去。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爸爸脸拉得长长的，正在那儿生气。我想转身走掉已经来不及了。他照例举起手朝我便打，不过只打了一下，草草了结，而且尽管手举得高，落下来却不重。后来我发现他生气也不完全是冲我的，我听他对我妈说这人看人下菜碟子，太不是东西，对当权派的小孩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副嘴脸，等等。我看到他的怒气明显地转移了目标，心里不由暗暗地高兴。
以后只要我听到别人提到某老师我总非常留意，因为我对他又怕又恨。忽然有一天某老师不嚣张了，听说他已经失势，他后面也再没有工宣队的人跟着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看见我就对我瞪眼，几年以后他再见到我脸部渐渐柔和了，不再凶神恶煞。又过了几年他遇见我竟然会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还站下来和蔼地和我说话，还竭力说些幽默的话逗我笑。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之间的恩怨和曾经有过的非常敌对的情绪，也忘掉了他与我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不融洽。等我自己年岁月增，我终于知道了人到了某个岁数的确是非常健忘的，记忆会像被消掉的磁带一样整段整段都是空白，或者可能是错乱的，就像被一只神秘的手剪辑和篡改过，出现的是与当初事情发生时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回忆某件共同经历的事情，极少可能从头至尾每个人说出来的经过和细节完全吻合，不出差错。经历的时间越久远越是这样。所以记忆中的过去往往是靠不住的，它就像我飞速逃离现场时耳边呼呼刮、过的风声那样既真实又虚幻。到头来那块被我撞下楼去摔得粉碎的玻璃也只是坠落在我的记忆深处，它与任何人都是无涉的。不会有人知道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为一块打碎的玻璃好一段时间寝食不安，我就像惧怕噩梦一样地惧怕要我赔偿那块玻璃的那个面目可憎的人，而我偏偏就像撞鬼一样在学校里随处都会与他不期而遇，常常一抬头就看见了他那张带着狞笑的脸。
在疯闹玩乐的另一面，那些孤独寂寞的时光我也记忆犹新。有些时候当我走出家门时外面常常空无一人，平日的玩伴就像躲进树林里的小鸟一样一个也找不到。也有些时候他们就在我面前快乐地戏耍，而我却不知因为什么被他们冷落在圈外。有些时候我和他们兴兴头头地开始，可不一会儿就突然兴味索然。所以有许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去玩，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我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种树，不是植树造林，就是把某处的一株树苗移到另一个地方。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一个爱好。想起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和妻子孟烟鹂谈恋爱的时候一起在湖里荡舟，振保问烟鹂：你有什么爱好?烟鹂抬起脸看着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查生字。看到这里我一下子就笑出了声。张爱玲描写这朵白玫瑰的原文是这样的：“因为程度差，不能不拣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去读书，可是烟鹂是坏学校里的好学生，兢兢业业，和同学不甚来往。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脘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真没想到在这件爱好上头我与乏味的孟烟鹂小姐有着如此有趣的相通之处。我种得最多的是柳树，因为柳枝一插就活，不需要有根；取材方便。而且那时我家周围到处都是小河，长长的河岸全是我自得其乐自曲发挥的好地方。我常常一下午一下午都消磨在柳条和泥土之间，一定是太用心了，所以从来也没有过“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时候。
种树之外，我还喜欢捉蜻蜓。当然这是有季节性的。我和弟弟一样练就了一身轻功，在草地上行走轻捷无声，而且下手极快极准，只伸出拇指和食指就捏住了蜻蜓细长的身体。我们把捉住的蜻蜓放在蚊帐里，据说它们会吃掉蚊子。普通的红蜻蜓是最容易捉到的，下雨之前气压低，它们成群结从地打着旋儿，有时几乎贴着草地。它们很容易就飞累了，停在小榆树上歇息，所以榆树林里是捕捉它们的好地方。对我和弟弟来说，它们太手到擒来，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我们倾心的是那些身躯斑斓的大个儿，我们叫它们“豇豆蜻蜓”，不再笼统地称为“蜻蜓”。它们都是运动健将，飞得更快更高更远，而且耐力极好，常常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一种妖红色的水蜻蜓，有的身上还长着青紫、湖绿和暗金色的别致的花纹，它们身体轻盈；就像水上飞机一样贴着水面飞翔，可以落在任意一株纤细的水草或者水面的一片浮萍上。这种蜻蜒最难逮到，需要有绝好的功夫。我们很久地守在河边的草丛里，静声敛气，等待着下手的机会，差不多回回都是无功而返。倒是在一些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看见妖红色的小蜻蜓成双成对地停在水生植物的茎或叶片上倾情交配，它们弯曲起一节一节的身体，相互缠绕，透明的金泊般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对我来说这是自然界无意中向我展示的性教育的实例，可在当时我对此并不十分了然，也没有太多的感触。我们这一代人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少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以前流传下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那些书籍也或烧或藏，难得一见。当时的社会有点像一个家底不厚的人家，家徒四壁，要啥没啥。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这
么“干净”。我听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人说起他们最早接触到的较为规范的性知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源于《农村赤脚医生实用手册》。当初编撰这本书的学者估计不会料到这么一本普及性的医学书会成为中国亿万民众的性启蒙读物——有多少少年和青年怀着羞怯和激动的心情，在夜深人静之耐，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逐字逐句地阅读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传播了最起码的生理常识的文字，浮想联翩，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作者和编者实在是功德无量啊!在我们偷偷阅读《农村赤脚医生实用手册》的同时，脑子里也有了另外一些道听途说的性知识，不过通常都是漏洞百出，充满谬误。那时，候我们根本见不到一本像《金赛性学报告》、《海特性学报告》这样的书，没有谁能够跟我们透彻而且温和地谈论一下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面对它。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似乎都把性看做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都看不到有人拥抱接吻，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流氓活动。那时候的人对性基本是避而不谈的，假装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真难为他们竟然装得那样像!在当时，假如你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性上面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的，至少也要做得首尾干净绝对不露痕迹。
我知道男女之事是比较迟的，有不少同龄人跟我差不多。《金赛性学报告》里记载，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性资讯来源于朋友、母亲、书本、男女朋友、性教育、杂志、父亲，依次排列。我最初的性资讯来源主要是通过朋友和书本，此外不记得还有别的途径。我知道总有一些孩子比较早熟，有一个和我一起玩的女孩小爱就属于这类人。小爱比我大两三岁，她很擅长讲故事，而且在孩子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蛊惑力。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门口遇到她，她叫我跟她一起出去，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就后面，不远。她带着我走了很远，出了城市，越走越荒僻，四处都是田野。我问她还有多远?什么时候能到?她说快了快了，就在前面，都看见房子了。我又跟着她走了很久，一路上她都在口舌不停地给我讲故事，都是些，耸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也清楚她是在讨我的好，哄着我跟她走。下去，所以也不好意思一个人调头回去。我跟着她二直走到天完全黑透才终于到达了她的目的地，我看到在一座破败幽暗的房子里坐着一个苍老的巫婆一样的老太婆，不知道她跟她是什么关系，她们要干什么，吓得没敢进去，远远地躲在门外。在回去的路上小爱又是一路离奇的故事和传闻，使我在恐惧恼火中也没法怪她骗了我，因为实在是开不了口。
小爱就是这样一个人，满嘴谎言却又甜蜜热情，让你对她欲罢不能。就是她对我讲过好些和性有关的事情，只不过她用的语言比较隐晦，或许她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有不少我既没听懂也没记住。我记得她对我说过有一个女人夏天的夜里在葡萄架底下睡觉，一条大蛇喜欢上了她，半夜里悄悄爬到她身边，跟她睡在一起。后来女人的肚子就大了，生下了一窝小蛇。尽管她讲述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得外传”和“仅供内部参考”的神秘，这个故事引起我；的恐惧和恶心还是压倒了它里面淫秽的成分。她还对我讲过某某某和某某某两个人在房间里脱光了一起洗澡，然后他们上了床，他们在一起睡觉，弄得床单上到处是血。这个故事显然是暗指“处女”和“性交”的，只可惜那时候我因为缺乏必要的常识根本无法领悟。因为有血，这对于我仍然是一个恐怖故事。小爱提到的某某某和某某某我都认识，这两个人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上学，尤其是那个女的，长得非常出众而且在学校里风头十足，丝毫也没有被谋害过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小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在当时我甚至不明白小爱所说的“睡觉”和我们夜里，困了上床“睡觉”压根儿就不是一码事，我当然也就理解不了两个人好好地睡觉怎么会睡出那么多事情来。至于一条蛇和一个女人睡觉对我来说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一条蛇只会去咬一个人，比如冻僵的蛇咬了救它的农夫，蛇跟人睡觉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嘛!不过这些故事还是向我传递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秽亵的感觉，即使我并不真懂，我也知道它们与性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是委婉曲折地指向下半身的。如果说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对我毫无影咐显然也不是实话，我承认我曾经深受吸引，总想弄清楚里面精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是那扇门却并不是敞开的，甚至门前没有引导走近和进入的标示和路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无人可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老师、同学都不能请教，我们身边顶多只是活跃着小爱这样似懂非懂、以讹传讹的人。而我对她早已失去了信任感，再不想听她那些把我越搅越糊涂的胡言乱语了。
那个时候大人们在说到这方面的事情时总是躲躲藏藏闪烁其词。父母们一旦发现有小孩在一边竖着耳朵旁听，马上要把他们轰走。不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空子可钻，有时候他们在客厅里说起这类事情，很难留意到房间里安安静静写作业的孩子们隔墙有耳。我曾经听到两个阿姨谈论某人和某人在水渠的水泥管道里苟合，有人发现了他们，没有声张，转身就开闸放水，流水哗哗地冲向这对难解难分的狗男女。两个阿姨一起发出分贝极高的银铃般的笑声。还有一次我听见几个邻居(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在一起议论谁谁和谁谁在冬瓜地里锤觉，两个人挑了两个大冬瓜做枕头。事毕人走了，留下两个大冬瓜并头躺在地里。随后引发的也是一通大笑，男男女女前俯后仰，笑个不停。这让我想起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里写的塞丝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黑尔在玉米地里结合的那一段，他们在大晌午钻进玉米棵里，以为自己很隐蔽。他们猫在玉米秆中间，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却都看得见他们头顶上波动的玉米穗。那些跳舞的玉米秆把他们交合的消息泄露给了周围的人，谁也没有错过观看玉米田里的这场好戏。黑尔本想给塞丝保密，不料却弄成了公开展览。
在书本中，我最早是从话本里比较直接地接触到性的。我在十三四岁就读过《
红楼梦》，不过《
红楼梦》里的性写得含蓄婉转，我在那个年龄还相当幼稚，白纸一张，根本领会不了里面的曲折和意趣。七十年代社会上有多种黄色手抄本暗中流传，但像我这种家教极严的孩子是接触不到的。其中最邪乎的一本叫《少女之心》，据说色情之极，一般人看了都会中毒。有一种传言甚至说连查抄黄色书籍的执法的警察看了也会犯错误。许多年之后我还真看到了这个手抄本，实在没觉得有什么。如果拿它跟我们时下的情爱小说相比，色情度和文学性都相当差，真没什么值得多说的。回过头去看，那时候实在是太禁锢了，连保尔和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搂抱着倒在床上都能让读者激动好半天，而现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即使做爱，如果写得不够精彩和精湛，也引不起读者的多大兴趣，读者照样不买账。所以有许多严肃的作家在性描写上反而很慎重，一定要看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如果此类描写仅仅就是单纯的作料，不过就是为了引起刺激和兴奋，那就更加需要慎之又慎，能不写就不写，免得画蛇添足。如果真是与内容环环相扣，写到那里如果突然中断或者故意绕开就跟断了气样，那就干脆写透写好。我觉得文学的态度应该是迎刃而上的，完全没有必要躲躲闪闪。
我读话本已经是高中学生了，功课很紧，我把本该午休的时间用来读那些奇妙有趣的故事，弄得一到下午上课就脑袋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觉。印象特别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薛婆撺掇蒋兴哥妻子三巧儿和陈大郎相好的一段，薛婆施计接近三巧儿，总上她家串门，还陪她过夜。薛婆老谋深算，巧舌如簧，一步一步引逗得丈夫出门在外的三巧儿春心荡漾。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的说罗
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
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
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
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
婆子道：“论起嫁，是到十八岁了。
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间壁人家学针
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
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
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
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
这样的文字，真是诲淫诲盗，色情风骚至极，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灵动和率真。它是口语的、民间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简陋粗鄙，相反它清爽秀逸，写人说事妥帖生动，笔墨也是练达和精准的，人物呼之欲出，不在眼前，犹在眼前，俗气之中竟然一派天真。看得出作者有着深湛的功夫，并且把握着极好的火候。
话本里还有许多故事我都极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月明和尚度柳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等，故事里充满了温柔绮梦和男欢女爱，那些奇遇和艳情就像春日的湖堤一样杨柳滴翠，繁花似锦，却又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令看似平凡的世俗生活可喜可叹，荡气回肠。在我看来，话本中的性就像适量的盐一样让整锅汤都鲜美无比。很难想象如果把里面所有的性和情色描写当真都打成“口口口口口”一删而尽，我们哪里还会读得如此有滋有味?
文学中除了性，爱情应当说对我更富有吸引力。在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的时候，我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一捆旧杂志，好像是1957年到1959年间的，杂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那些纸张发黄的大书令人欣喜地刊登着一些小说，其中就有邓友梅先生的《在悬崖上》。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第一篇爱情小说，里面的情节至今记忆犹新。小说写的是一个婚外恋故事，男主人公在妻子之外又爱上了另一位娇媚的女性，我记得有这样一些细节：在一次出游的时候汽车一拐弯，那个女孩无意中靠在男主人公身上，男主人公困窘了，她却没有困窘，反而落落大方地和他谈论起女性美这样的话题；男主人公爱上了她，对她说，我要造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面放满了水，把你像金鱼一样养在里面，我可以欣赏你；男主人公的妻子在家里做果酱，空气里充满着酸溜溜的气味，她怀孕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故事的结尾有点儿凄楚，男主人公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忏悔了，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一段在他内心引起巨大波澜的婚外恋情也随之落下帷幕。——但愿我记得没有太大的出入，三十多年的时间之水流过，沙滩上留下的美丽石子很可能有了另一种花纹。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让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我记得在我深陷故事之中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根本不是我这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的“参考资料”，说不定还有“毒草“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另一些作家的名字：王蒙、从维熙、李国文、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在七十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每一篇都曾经遭到过批判。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还需要承受冲击、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在某一年的暑假，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有一位图书馆老师看见了我们，她叫我们进去，把我们领
到书架前，让我们随便挑书看，还答应我们可以用家长的借书证把书借回家去看。后来熟了，什么证也不需要了，整个一座图书馆都向我们开放。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孩子都是捧着书本度过的。
我在图书馆里认识了一个和我同岁的女孩小虹，她也和我一样有随便借书的特权。她就住在我家前面一排房子，不过我们并不很熟。她和我在一个书架上挑书，有几本我们借的是相同的。我们很自然地说起了话，从手里的书说起，许多我看过的她也看过，而且我们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看法。我们越说越投机，很快成了好朋友。
小虹和我在同一个小学上学，同年级不同班。她父母和我父亲是同事，她爸爸也被打成过“五一六”，放出来之后也一样脾气很坏，对她举手就打，有时候甚至直接上棍棒，显然比我爹还要有过之无不及。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的背景如此相同，难怪我们一见如故!再到开学，我们每天一起结伴上学，课间还要相互看望。上中学之后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更是形影不离。我们两个都是班上成绩很好的学生，聪明伶俐，品学兼优。小虹比我更加活泼，能歌善舞，还会自编自演。我们常常一起登台表演，唱歌、跳舞，就像一对孪生姐妹。我们总能得奖，为班级赢得荣誉。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人，他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所以对我和小虹没有丝毫的歧视，相反他很宠我们，，对我们网开一面，明显地偏袒。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文艺的人，会拉手风琴，会把民间小调改得极富新意，他常用课外活动的时间教挑选出来的学生们唱歌跳舞，我和小虹都是他得意的学生。赵老师教我们政治，那时的“政治”就是读读报纸，讨论讨论，说来说去都是些假、大、空的违心的话。赵老师经常免我和小虹的课，让我们到他办公室去写发言稿、排节目，或者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让我们享受两个小时自由自在的时光。
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小虹忽发奇想，我们想合作写一本小说，战争题材，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年代，应该是《鸡毛信》、《小兵张嘎》那个路子。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很兴奋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但如何落笔却把我们难住了。我们缺乏对那个时代生活最起码的了解，连主人公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怎么样打仗，怎么样和敌人周旋，怎么样克敌制胜了，除非都去抄袭别人。况且我们有些字还不会写呢，有些词汇倒是在书里见到过，不过也吃不准是什么意思。如果都要靠查字典，那我们就不是写小说而是学生词了，真够我们呛的，我们也实在拿不出这个耐心。我和小虹终于发现写一本书实在是太难了点儿，真不是想一想那么容易，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玩，于是我们明智地放弃了。
不过我们因此燃起的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很快消退，我和小虹借了更多的书来读。除了很少的一部分经典，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新书。内容多半是关于上山下乡的，写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也是当时我和小虹十分向往的生活。在那些书里，知青们生活的地域非常宽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山西、新疆、云南，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也大异于我们，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的生活艰苦得多也火热得多。在他们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有时候甚至是你死我活。这些书读得多了，我和小虹概括出了此类小说的套路：村支书是好的，出身好，行为正，关键时候总是站出来维护知识青年，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生产队长有点儿小毛病、小缺点，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和本家族的利益，或者只忙于农活，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不过最后经历了一件件的事情，擦亮了眼睛，终于也变好了。会计往往是坏人，贪污、投机倒把、陷害他人，有一些还是潜伏特务，家里藏着变天账，随时都想着反攻倒算，他们和知识青年以及所有新生事物都过不去。在知青当中，总有一个是最拔尖的，根正苗红，拿当时的话说是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在广惆天地大有作为的正面典型。这个人不拘男女，他或者她甘于吃苦，凡事冲在前头，不计个人安危得失，表现出众。此外还有一两个城市里的娇小姐，她们养尊处优，吃不起苦，脆弱清高，有资产阶级思想，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不过到最后通过大家的帮助和现实生活的锻炼也能克服自身的毛病，和集体融为一体。如果这个落后分子是男青年的话，他很可能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做出一些损人利已损公肥私的事情，当然到最后也一样会幡然悔悟。在这样的一份人物总谱之下，情节也是大同小异的。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小说的地域，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东北树木参天的崇山峻岭，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陕西的黄土地和窑洞，山西悠扬的信天游，云南澜沧江的惊涛骇浪，新疆少数民族的动人歌舞……都令我们遐思无限。因为地域的不同，书里记载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松子、猴头、干酪、酸奶子、奶渣、奶豆腐、马奶酒、马肉干、手抓肉、烤全羊、馕、窝头、铪铬、红薯饼、酥油茶，等等等等，在那个物质匮乏钓年代这些名词在我和小虹的眼前闪闪发光，勾引得我们两颐生津。到后来因为读得太多而且书里的内容也太雷同了，我们把这本书和那本书里的情节完全混淆了起来，弄不清楚哪些人物经历的是哪些故事，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我们牢牢记住的只是书里那些好吃的东西。
我整个中学时代的生活都是和小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熟悉她亮晶晶的棕色瞳仁，天生的微卷的头发，可爱的明媚的笑容，我甚至知道她会说什么话，能估算出她考试的分数，我就像知道自己一样地了解她，有时候脸对脸看着她，听着她说话，在某些瞬间，我会以为她的脸就是我的脸，她就是我。每天我们一起上学，在一起做作业，在一起玩，分手的时候总是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尽管即使不约我们第二天在教室或者其他许多地方都会不期而遇。我们有许多我们之间的语言，外人是很难听懂的，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听懂。我们彼此青睐，惺惺相惜，分享一个又一个小秘密，无话不说。我们穿式样相同的衣服，个子一般儿高，长相也越来越相似，就像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两个饼。有些和我们接触不深的老师只知道我们是某某和某某某，却从来分不清我们，谁是某某谁是某某某。除了小虹我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女孩共度过那样多的时间和交往得那样深入。在我们形影不离的时期，我们就像广告词里说的那样“我的眼里只有你”。我们的友情就像一种幼稚的未成形的爱情，也像爱情一样自私和带着盲目的排他性。其实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非常不错的女同学，她们聪明、漂亮、温和而且对我们非常友好。但只要我和小虹在一起时，她们都不来接近我们，自觉地让我们自成一体。当我们偶尔分开，她们会主动来告诉我或小虹另一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表现得急于找到对方，她们就会和我或她玩到一起，同样是很快乐很忘情。但当我们之中另一个出现的时候，她们就像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自动隐退了，剩下的还是我和小虹，只有我和她。和我们俩的友情相比，所有的友情都好像黯然失色了。
我和小虹常常沾沾自喜的是我们既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我们是一起长大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相，契，对许多事情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还有着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
在我们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经常要下乡学农，每个学期都有“农忙假”，春季秋季各一次，大约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早出晚归，自带一顿午饭。我们常做的农活有摘棉花、割麦子、拾麦穗、间苗、除草、捉虫、施肥等等，我和小虹最喜欢摘棉花和拾麦穗。我们喜欢有美感的农活，这两样符合我们的标准。清早的棉花地里露水很重，很容易就沾湿了鞋袜和裤腿。盛开的棉花洁白清新，有一种朴素和纯真的美。我们顺着棉垄向前，很快就像怀孕似的摘满了腰里的围裙。摘棉花的季节田里到处开放着紫红色的苕子花，苕子是用来做肥料伪，翻地的时候直接翻到地下可以养田。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我们把苕子花编成一个一个的小花冠，女同学们相互赠送。麦穗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可爱的，它们长相漂亮，色泽金黄，在作文里面我们用“沉甸甸的”、“金子般的”这样的词汇形容它们。它们遗落在收获之后的田野上，很像是遗失的物品，让你不由自主就想把它们捡起来。老师教育我们它们是农民的血汗，因此我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将它们颗粒归仓。间苗我们也很喜欢，嫩生生的小苗因为疏密不当需要拔掉一些，总让我们难以下手。但是间过苗之后一眼望过去，整块田都有经过精心梳理的整齐和疏朗，令人特别舒服。割麦子是比较累人的农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且热得汗流浃背，麦芒沾在身上会浑身发痒，很不好受。捉虫和施肥是我们最不喜欢的，我们都害怕那些身体软乎乎的虫子，碰破之后会流出一摊五颜六色的水，恶心透了。而且捉虫是不发工具的，同学把虫子包在报纸里、手绢里，实在没地方就放在衣兜里。不一会儿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爬出来，爬到手背上，胳膊上，甚至爬到衣服里面。捉虫的时候不时能听到女同学突然尖叫起来，有时尖叫声此起彼伏。施肥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抬一个粪桶，把屎尿和沤烂的肥料兑稀了浇到庄稼的根部，四处都是臭烘烘的，一望无际的田野成了一个无数倍放大的厕所，躲都没处躲。喜欢恶作剧的男生趁老师一错眼珠就把粪勺高高挥起，借着一阵好风粪水四处飞扬，邻近的同学无不遭殃。不过他们自己也好景不长，马上得到了有力的回击。一场这样的恶战，空气里臭味的浓度迅速增加，田里到处是惊叫声和笑骂声。
我和小虹其实并不真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我们也并不真的热爱劳动，只是因为要表现好，我们相当克制，心里的真实想法从来不随便说出来，再苦再累，分派给我们的活儿我们总是完成得非常好。我们这样做，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着像一个好学生。
我们最盼望的还是休息的时候，尤其是中午休息，是学农的日子里最安逸的时光。我和小虹常常一中午坐在小河边，听躲在繁茂的枝叶间的小鸟啼叫，我们还去猪场喂猪，这是我们的一大快事。那些猪很快就认识了我们，只要我们一出现，睡着的会马上醒来，打瞌睡的也不再犯困。我们拿一切找得到的能吃的东西喂它们，它们最喜欢吃的是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的柳树条子，只要看见我们手里拿着一把碧绿的树叶子，都纷纷拥到猪栏前面，你拱我挤，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渴望和信赖的光芒，真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后来读到王小波写他下放时喂猪的文章，我的脑海里立刻就出现了我们当年喂猪的场景。我们喂过的那些曾经和我们产生过深厚感情的猪早已经在时光里消失殆尽，无迹可寻。当年猪圈的原址上也早在二十年前就建起了一座师范专科学校，如今已经升格为师范专科学院，成为当地培养教师的摇篮。
在小鸟和猪之外，我们又喜欢上了蝴蝶、蜜蜂、蚂蚱、金龟子、蚂蚁和一些长相不俗的不知名的昆虫，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观赏它们，也爱着它们。这些在别人眼里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我常常问小虹，或者是她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们把一切可比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我们要在一切事物当中比出高下，挑出最美最好的那一个，而且的确我们很快就能挑出我们的最爱——非常一致，没有差错。即使偶有小小的分歧，但也能即刻取得一致。这种时时处处的一致带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感，我们就像尸个人一样，沉浸在自己的妙不可言的世界里。有一天我们随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到她家里，目睹她给几个年
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又手脚麻利地把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并且在里面滴上麻油。我们两个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莱扑鼻的香味儿，都有点儿目瞪口呆，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我和小虹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农场分校度过的。在我们初三的第二学期，整个年级都搬到离校园几公里外的农场去上课，那一学期也重新划分了班级。那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已经恢复高考，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一贯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当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每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七十以上考上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上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我和小虹经过这一轮的重新分班后仍在一个班上，此外虚荣心的满足自然也极令我们快慰。
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天天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可以全部看得懂和解答得出。这个班级的竞争是白热化的，所喜的是再没有谁是遥遥领先的尖子了，某个人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做不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倒好，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在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而放松了。
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要走四十多分钟路，那时城里没有公共汽车，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路远的中午不回家，自带午饭，或者就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停了下来，都转过头来看着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我们到教室前面豆子地里捡来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响太忘我了。
中午放学之后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尽管有山一样的作业压在头上，我们吃过午饭还是照样到田里和小河边去玩儿，雷打不动。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在教室里我们也有精彩的节目，其中有一项就是葬礼。只要看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圈。头脑灵活的同学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腔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一包括“死者”——一次一次地乐喷。后来这成了我们的传统保留节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完备，每次都让人乐不可支。二十多年之后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出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而我们一笑就完了。
我和小虹满心都是玩的念头，不放过任何一次恶作剧。在中三(9)班我们创造了不少新纪录：考不及格，相互抄作业，布置的课文没背上，迟到，被老师当着全班批评，等等。但我们并没有灰溜溜的，也没有被同学瞧不起。因为这个班上的人都是凭着学习成绩好才从各班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五湖四海的弟兄都害怕被人看做死读书和读死书的书呆子，而且都是一口气做了十几年的好学生了，偶尔有人出轨一点或者放纵一把，便成了悦人悦己的事情。还因为进入了青春期，反叛总能引来别人赞许和欣赏的目光，况且这个班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对人对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十四五岁正是虚荣的年纪，能引人注目多让我们得意!那个学期在学习之外我和小虹没少用心，也没少付出代价，不过那些快乐也真是无可替代。
到高一我们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回归到了原来的刻板和枯燥。葱绿的田野，乡间混合着牲口气味和泥土芬芳的空气，碧蓝的天际飞来飞去的小鸟，小河里游弋的鱼虾，竹篱笆上沾着露水的牵牛花，远远传来的公鸡让人惆怅的啼叫，草丛里鲜红的却吃不得的果子，春天里的万物生长，秋天里的满目金黄，统统远离了我们，无影无踪。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老师、课堂、习题、试卷，第二天还是一样。我和小虹也都变得十分用功，重新在乎起分数和排名。我们还是每天一起上学，一起自习，同行同止，形影不离，但我们却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说了。有时我们会一时言语不对就争吵起来，或者就是相互不理睬。某些时候是因为一方没有严格遵守某个约定，也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因为某种说不出来的不投机，便生出种种猜疑，两个人就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我们莫名其妙地都变得极其敏感、烦躁，而且脆弱。我们就像两只带刺的动物，动不动就把对方给扎伤了。
和解需要时间，或者是一个契机。常常是要过三五天到一个星期，某一天我们在校园的甬路上迎面遇到，突然间忍不住相视一笑，前几天的龃龉和不高兴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也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的同学看出我们不说话，就一个劲儿地劝和我们。她们把我们推到一起，直到我们笑了才罢休。还有更不一般的时候是班主任亲自出面，分头找我和小虹谈心，让我们尽快和好。班主任谈过话之后回回都是立竿见影，我们不仅和好如初，还比以前更加情浓。
不过我们心无芥蒂地过不了多久就又会故态复萌，有时是我，有时是她，会为了一个极微小的、不值一提的原因转身而去。我们又不说话了，得等着下一次和好。如此周而复始，弄得我们老师头很大。记得班主任为此还专门做了家访，找过我和她的父母。老师和爹妈得出的结论就是女孩子之间相互嫉妒，互不相容。我觉得仅仅归为“相互嫉妒”未免太简单了，因为我从来不嫉妒她比我好，每次我们生气和不说话都不是一方觉得另一方比自己好，而是另外一些根本就说不出来的原因。我体会到的是委屈和被伤害，我想小虹大概也是一样，这从她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把对方当做了自己，甚至更爱对方，更在乎对方。在这样的情感状态之下，另一方当然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都像《
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的小心眼儿，在无私地对对方好的时候，心里却每时每刻都在衡量着她是不是也这么无私地对我好。如果略有偏差，便会失衡和计较。这样精微深刻的情感，简直就是刀尖上的活儿，结果是让我们两个都无所适从。但当我们和好的时候，我和她仍然是最好的，没有人能够替代她，当然也没有人能够替代我。如果我们见不到对方就会像丢了魂一样四处寻找，如果一个病了，另一个更是忧心忡忡。“相互嫉妒”是大人们的简单推测，“互不相容”更是没影的事儿，我们仅仅就是因为太亲密无间了。
那时的我们非常像那些彼此相爱却缺乏经验的初恋情人，但实际上我和她都还从来没有过爱情的体验。那时候我们大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校里的男女生就不说话，就连亲兄妹进了学校大门也是各走各的，对面相逢就像不认识一样。只有很少的情形下比如开班委会、排节目男女同学才说话，而且会说得很热闹。有时候彼此心里也会有好感，会散了、节目排完了也会有一些依依不舍，分别的时候会有一点儿淡淡的惆怅，只是不说出来。如果有人大胆地提出先别回家，大家一起玩一会儿，就都会欣然地留下来，一个不会走。玩的游戏也相当地幼稚和简单，最常玩的就是打小就玩的人人都能参与的不需要任何智力的捉迷藏——不知道曾经消磨掉了我们多少时光，实在是毫无新意的，但感受却完全不一样了，有小时候没有的快乐和兴奋。游戏结束之后各自回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酣畅和甜蜜。到第二天在教室里再见到面，男女同学一个个还是小脸儿板板的，就跟陌生人一样。
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比一般的孩子成熟，也比一般的孩子早熟，眼睛亮闪闪的，看世界也比我们更加绚烂和五彩缤纷。异性对他们来说就像花朵一样美丽和芬芳，他们就像小蜜蜂一样深受花朵的吸引和撩拨。在那个年纪，大一岁就似乎大得多。记得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生小雪特别喜欢谈论班上谁谁和谁谁好，这很像是如今传播娱乐圈绯闻，有些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些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真真假假，说的和听的都特别兴奋并且乐此不疲。
小雪常常利用课间和自习课告诉我许多新情况和新发现，有时候因为老师就坐在教室前面说话不方便，她就写成纸条传递给我和我的同桌。当时我很吃惊男女生不说话竟然有人谈恋爱，更让我吃惊的是小雪怎么会掌握如此之多的情况。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暗暗留心了她一段，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小雪几乎编排了班里所有起眼一点的男生，只有一个人是她从来不说的，那就是我们班的美术课代表，一个头发微鬈、少言寡语的男孩子，画得一手好画，个子高高的，文静持重，却并不给人沉重的感觉。说老实话，小雪还真是挺有眼光的。可是像她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又没有任何的出众之处，大概很难引起他的注意，对她倾心恐怕就更加说不上了。我想小雪自己大概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她在快乐地传播绯闻的同时，心里也许很痛苦呢。有的时候我看她非常抑郁，木着一张脸，一句话不说。下课她也不出去玩，因为那个男生总是坐在位子上看书。她倒是不看书，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就像看着橱窗里一件永远买不起的玩具。她的成绩就像下坡一样一路往下走，很快就滑到了全班的最后。那个时候尽管我并不真正了解暗恋的滋味，但看她那个样子也不能说完全没感觉。
因为小雪的提示，我也开始留意这位男生。他的确很可爱，以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很与众不同；主要是在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反应上，他总是那样的聪明和得当，令我羡慕。也正是这一点很打动我。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在那样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因为一个人的处事态度而倾心他。说心里话，我觉得每天能在教室里见到他真是愉快。不过我对他也就是看看而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接近，哪怕是跟他说一句话。好像一说话就不纯洁了，而且也破坏了想象之中的美好。到下一个学期我转学走了，从此再没有和他做过同学，很快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
倒是有一个小男孩我一直记得他，迄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的同桌，姓姚，名字非常女孩子气，因此备受嘲笑。当时老师把学习成绩好的和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搭配着坐，希望成绩好的帮助成绩差的，把他们带起来，也许还有不让小学高年级学生生事的意思在里面，防患于未然。我记得我们相处甚好，从来就是和和气气的。他好像是那种低收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衣服和书包都很破，很可能是上面孩子传下的东西。他有一点小小的调皮，被老师批评从不生气，而是笑嘻嘻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
时我们都攒玻璃糖纸，同学之间常常彼此交换。小姚也和我换糖纸，是他主动，他主动地把他集糖纸的本子拿给我任我挑选，还主动地把图案漂亮别致的换给我，而我给他什么他都无所谓。我不好意思，也让他自己挑，他却不肯。我一定要他挑，他就挑上几张，都是我重复的，或者是最普通的、最换不出去的品种。我和他在一起坐了有一年吧，渐渐地是有了一点和别的同学所没有的亲情，老师说他我心里会很难过，而看到他作业本上被老师打了红叉的一道道的错题，也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现在如何，生活怎样。
在学校里两个人就看对了眼儿的其实也是有的，即使是在表面上特别“纯洁”的七十年代。只是有的因为年少羞怯没有表露，一份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情便自生自灭了；有的尽管互表了心迹，可是后来有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活境遇，各自碰到了另外的人；只有极少最终结成了夫妻——这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路径，曲径，分岔，能够走到一起实在是很不容易，有的尽管走到了一起，其实各自都已经在外面绕过了一大圈。我真不知道那些人在中学里是怎样谈恋爱的，他们拥抱吗?接吻吗?还有其他更加深入的身体行为吗?关键是，那样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之下，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有了这些行为之后还能坦然处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呢?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出于鲁莽和一时冲动，他们实在都是些相当有勇气和敢作敢为的人。
不过也有出事的时候。在高中据说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很快大家就知道了那个人是谁。在课间操时我看见过她，她长得高挑漂亮，头发又长又密，就像画上的那种妖娆的南方女子。她做广播操极不认真，人也不站在队列里，完全是一副随心所欲、漫不经心的样子，甩手踢腿就像在跳舞一样。我们看不出她肚子有什么变化，都以为“怀孕”只是个谣言。可是没过多久她就不来学校了，听说被家里弄到乡下去了，从此再没有在学校里见到她。偶尔有关于她的消息，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青工，双方家里都不同意他们恋爱。她爸爸知道她做出这种有辱门风的事情狠狠地打了她，把她撵出了家门，她只好寄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听说孩子生下来了，但她仍在乡下，因为家里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如此惨痛的代价，我们不经选择就自然地躲到了安全的一边。就像少小出家的和尚，未经繁华热闹，就自觉自愿地过起一种清静简束的生活。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我们在中学时代惟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经历过爱情，哪怕只是一个序曲，短暂而甜蜜，哪怕只是浅尝辄止，苦涩而怅然。可是没有，真是遗憾。
许多年之后我在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且听风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段落，我觉得如果把里面的《朝日新闻》改成当时我们每班都订的《中国青年报》，完全可以用来填补记忆中的那段空白。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
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
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
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
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
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
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日报
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
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
——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
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
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小虹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为此感到过遗憾?这个问题我和她从来没有交流过，尽管我们在中学时代分享过一个又一个的秘密。在那五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和她都太好了，好得如影随形，没给别人留出机会。
我们在中学毕业之后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在北京做记者。我们时常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遇到，她依然很出风头，讨人喜欢。我们在会议和饭桌上坐在一起，就像两个同行一样谈笑风生。不过我们再没有那些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也不再说那种只有我们自己才心领神会的小暗语。同行和朋友中没有一个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深的交谊和渊源。
成年以后的小虹是别一番的情致。她漂亮，但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漂亮，她明媚，也不再是小时候的那种明媚。她把自己身上的某一种特质发展了，她还是她，只不过我对她已不再了解和熟悉。我说不出她到底哪里不一样了，但肯定是变了，而且变化是明显的。我再也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我和她有什么相同或者相似之处了。我们完全不一样，无论在别人还是我们自已看来，我和她都是两个没什么共同之处的人。
后来她去了美国，听说婚姻上有过一点波折，不过也都解决了。她有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一个很好的家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女人该有的她都有了。她曾经回国探亲，不过我们没有遇上。
自从她离开北京，除了在梦里，我再没有见到过她。而且从此我们再未联系。
七十年代艰辛、沉闷、色彩单调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枯燥和刻板，相反就像是春天里的万物，皆在萌动之中，积蓄着向上和往前的力量，就像一条解冻之中的河流，早已是暗流涌动，春潮澎湃。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有目共睹。而更多的，还是悄然的改变和悄然的递进。收录机、蛤蟆镜、电子手表、交谊舞、港台流行歌、披肩发、喇叭裤、连裤袜不过是表面现象，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也不过是物质上的小小刺激，更深远更有影响的变化是发生在人们——尤其是社会精英们的心灵和观念之中的。中国一步一步进入到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全新时期。作为我们父母的人生韶华和我们的豆蔻年华的七十年代，画着尽管曲折却是一路上扬的曲线走完了不容忽略的十年时光。
2002，10．8——20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