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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人这一辈子经历的人和事不计其数，几十年里新事压旧事，后浪推前浪的，最先被挤压到记忆深处的便都是些童年的玩伴少年的好友之类……用句老俗的话说，光阴荏苒，阅历渐长，华发平添，忽然就发现有时候被什么东西触动了，最先从记忆里被抖搂出来的碎片，竟也常常是那些童年的玩伴少年的好友之类……而且是苦涩者居多，渺小者居多，便生出了一些感慨来。
        三
       强
       三强的父亲是个剃头的。
       解放以后有了文明词儿，称之为“理发”。
        三强的大号叫刘根发，不知为什么，我总把他这大号和他爸爸的理发联系起来。尤其是他这大号刘根发，总使我幼稚地联想起“留根头发”这么一个概念，几十年了仍挥之不去。因为那时候有句老话：“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刘伯伯让他儿子叫“留根发”不就是想过个好年吗y……小小的我，自以为有道理。那时候，三强一家就住在我们家院墙下边的汽车屋里，汽车屋狭长，隔成里外两间，里间住了他们一家人，外间就是三强他爸爸的工作室了。里间无窗，黢黑昏暗，现在想来，最多能有六个平方，却住了三强爸爸、妈妈、他、弟弟和一个小妹妹。我的记忆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三面顶墙，三强和他的弟弟则在一层坐都坐不起来的吊铺上睡觉。外间却是大门上有大玻璃的窗，整洁明亮，一方镜、一张椅、一条凳、一套工具，还有一块围布、两条毛巾，加上他爸爸的手艺，就是三强家全部的“生产力”了。
       我之所以对三强家比较熟悉，一是因为遵母命，必须在刘伯伯处理发——后来知道，我们哥儿几个理发是付包月钱的，这对于三强家来说，是一笔稳定的收入；二是三强与我同班，虽然他大了我四岁，个子也高出我一头还多，但上学放学总是相邀着同行，且总是我在三强家里等他——他清早就要在家里忙许多家务——所以，对三强一家比较了解。记得刘伯伯洗头烧水的铁皮炉子放在门外，平常时坐着一把大铁皮壶，壶水长开，直冒热气，三强妈做饭时便换成了一口生铁大锅。三强家的饭，总是一锅即成，很少见他妈妈炒菜的。但三强爸爸的工作间里，却挂了几幅极漂亮的风景照，用了挺讲究的镜框儿镶着，与一般的理发店里贴着的男式女式“飞机头”截然不同，很有些文化的样子。
       三强待我，很有兄长情谊。上山打鸟，下海摸蛤，他处处引领呵护，关爱指点，让我受益匪浅。只是我去理发时，他却总有理由不在屋里，似乎那时的他，便很有“理发”是一种“下九流”活计的观念，使他羞于看父亲为自己相熟的同学“美容”罢?……
       小学生的演出，是很让小学生们激动的事情。三强的嗓子极亮，歌也唱得好。我们这一帮子小群氓在海边玩累了，或是在月华如银的夜晚皮够了，常常一起要求三强“独唱”。那时候有支歌“穿过绿色的大森林，我们来到美丽的地方……”很是时髦，三强唱起来有山有水动情动意，常常赢得我们大声喝彩与热烈鼓掌。
       奇怪的是三强歌唱得这么好，学校里的老师却总不让他独唱或是领唱，总是找了些什么X X局长的儿子或是X X市长的千金带头表演。同学不服，举起小小的拳头抗议，分管教师也佯作不睬，故我依然。
       我们少不更事，对老师这种“偏向”大为不解，三强却极内敛，有一次被我们追极了，他说了一句：“要是你爸爸是个剃头的你就懂了……”
       现在想来，少年三强当时的心境，该是颇为怆然了……
       刘根发小学一毕业，我们就失去联系。1959年我初中毕业即走向社会，儿时的小友相忘江湖，从来没有想彼此再找着一块儿玩耍的想法。生活固然已苦，但生命却是含露欲绽的花蕾，不想开花也会开花。我进工厂做了工，身条儿一下子抽到一米七八，已然是翩翩少年，对于“修理自己”也有了些懵懂的美学意识。一日，走进一间算是有档次的理发店，忽然发现操剪者正是刘伯伯，刘根发正在做他父亲的帮手。恍惚间想退已来不及，只得硬着头皮坐下，请刘伯伯剃头。刘伯伯仔细修剪后，对刘根发说：“三强，给人家洗头。”我却大惭，忙说：“我不洗头，不用洗头。”匆匆付了账，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小店。一路匆匆一路也有着一种难言的羞愧与忐忑，不知是为三强还是为自己……
       再见三强，却是在青海高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二师里了。
       我读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大学毕业后支边，在格尔木的X连里适逢三强。那年我二十一岁，想他该是二十五岁的大龄支边青年了罢?但他却一改内敛的性格，成了造反派中的领袖。他不但歌唱得好，也能说会道、强言善辩，统领着一帮子不戴领章帽徽的黄军装，胳膊上套一红袖标的造反队伍，在格尔木市里、农建师师部挟雷携电、挥斥方遒……他见到我时惊喜且兴奋，握着手问长问短十分热情，我却因为顶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心虚而怯言。三强拉着我的手说：“跟着我干吧!我知道你的文化水儿，我们正缺笔杆子。你就只管给我们起草‘檄文’，斗这些王八蛋的领导!……”我大惭，赶快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是出了名的右派子女，我反谁，谁都能砸死我；我保谁，谁准倒台……我跟你刘根发不一样，你是真正的根红苗正，正该造反成功。”三强听了一愣，面有讶异之色，稍一沉吟，说了句：“你说得也对……”我们紧握了手，道一声革命的再见，就此分手。
       后来，果真听说刘根发大义灭友，造反成功，把和他一同支边的几位好友一一打成反革命。反革命中有一位大龄知青，外号魏小鬼，与“连花”——连队里最漂亮的女战士张维娜未婚先孕，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三强虽曾与魏小鬼称兄道弟，好成了一个头，此刻却毫不犹豫，先是把魏小鬼送进大狱，接着把那漂亮儿子交托给草原上的藏族兄弟，让反革命的后裔彻底改造成“牧马人”，再后来对张维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草原夜话”三天两夜，便叫张维娜心甘情愿地做了三强夫人……
       再后来，听说三强被比他还有计谋的革命战友揭发，原来，刘根发的爸爸做过蒋介石的私人摄影师，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拍过许多“标准照”，解放时来不及逃台，便隐名埋姓，在岛城变为一剃头匠。在“文化大革命”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终被揪出，还其本来面目，后来他畏罪自绝于人民。铁案如山!刘根发三强兄在劫难逃，当然是先人大狱，后被判刑，就地在青海的香日德农场劳动改造。
       1982年我回岛城省亲，忽有一位青海战友找上门来，说是刘根发车祸住院，肋骨断了三根，骨来养好，透视拍片，却发现已患绝症，正在岛城市立医院化疗，闻我回来，迫切要求一见，并有要事相托。
       想起少年往事、同学兄弟、青年风雨、动荡生活……我便与战友匆匆赶往市立医院；
       三强因为化疗，头发脱尽，形销骨立，寿眉却长寸许，雪白，甚异。
       见了我他极激动，双手握住我的手——那手已脆弱透明、令人心疼——眸子里泪花闪烁，哆哆嗦嗦地说：“老同学，老同学，你是最了解我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我年轻时作的孽，现在全该着还了。我是罪有应得，尤其是维娜的大儿子，不知现在在哪儿放马?是不是真成了藏族同胞?……但我父亲是冤枉的，他绝对没有做过蒋介石的私人摄影师，他只是因为太爱摄影了。你知道旧社会这是个极花钱的事儿，所以，解放前便倾尽家产，只能以剃头为生罢了。我家里存有我父亲的所有摄影作品，你查一查，哪张是蒋介石?……”语罢，三强已泣不能声，掩面再无语。
       殡仪馆里送走三强，我遵嘱随张维娜回三强家取了天知道什么原因能够在“十年动乱”中保存下来的刘伯伯的全部摄影作品。一一细审，我以为，就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水准考评，刘伯伯三四十年代的摄影技巧与艺术，也是一流的。那《渔歌晚照》、《珠山云锦》、《石上对弈》、《万树摇风》皆是佳作极品。只是有一张是写庐山“美龄居”的风景照，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但它居然得以保存且物归原主?奇哉!——我想，这就是刘伯伯是蒋介石私人摄影师的证据罢?……
       三强兄，二十年后写此小文纪念你。想你走时不过四十一岁?若身健，此时该正在五四广场，面对“五月的风”，背衬一片碧海蓝天习演太极拳呢？…… 只愿你一路走好。
       四 少
       小时候那些皮孩子在一起玩是不知道什么出身不出身的。那时候若说是孩子间彼此有些打量，也就是看谁家的吃食好。吃得好的当然就是阔，吃得不好的也没人评判，但大家都知道他家里穷罢了。诚如当今，也不大讲究出身了，要打量，就是看车、看房子、看住的地界儿，这三样儿上了档次，肯定是有钱的主儿(当然，也可能是个诈骗犯、走私犯，赖昌星之流，那好日子是“蒙”的，长远不了)。这三样还不周全，更别谈档次者，就是还没富裕起来的人家。
       那时候的游戏，既无电脑，更不上网，能让不少孩子在一起兴致勃勃的游戏，最好的有两种，一是踢沙包，一是打尜儿。沙包就不说了，这“尜儿”是用一根小圆木，把两头儿削尖，平放在地，再用一木板，砍其一角，待木尜儿蹦起来，就势用木板一挥，像打棒球一样，击出去，谁打得远，谁就是赢家。当然，为了有趣，也有游戏规则，就是在地上画一图，分成大小不一的若干格子，格内标出：“空、停一场、一板、两板、三板、五板、十板、换手、偏马”等字样，将尜儿放在图外方框里，用木板轻轻一砍，砍进哪格，就遵哪格的规定砍尜儿、蹦起、再击出。最后，再由对方最能迈大步的人用脚步丈量。哪方先打满了一百步，哪方就是赢家。这里面的窍门，一是打尜儿打得好，二就是能迈出大步，步大、数少，减少分值，以期争赢。打尜儿也是很有技术的，像“换手”，就很难，需要用右手砍尜儿，尜儿飞起来，再换左手挥板打出去。由于这一招儿技术难点大，所以尜儿打出去以后，不用步量，而是用手量，拇指与中指间的距离为“一扎”，一扎一扎地计量，分值当然就高，容易成为赢家。分值到了300或是500，便是一局。一局后打乱了队伍再重新组帮儿。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游戏，玩起来还真是中规中矩。
       “四少”的大名都不晓，只知道他的小名叫“板儿”。因为打尜儿需要用木板，皮孩子们不愿意让他“沾光”，老是“板儿”、“板儿”地叫他，就给他另取了个绰号，叫“四少”。在人口还没计划生育的时代，“四少”没兄弟、没姊妹，独独他一根苗已经很希奇了，偏偏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岛城，他是跟着姥爷、姥娘生活的。出了名的“坏种”六指就给他起了绰号“四少”，是谓少爹、少妈、少哥、少姐是也，绝非是哪家的四少爷的那种简称“四少”。从这也可以看出六指这小子，着实够缺德了。
       四少长得精瘦，却出奇地有爆发力，量步的时候，他一步能顶别人的一步半。他又手巧，打“换手”又准又狠，只要是四少的尜儿蹦到“换手”格子里，他这一帮儿这一把儿就赢定了。你想想，多少扎才能量出一步来呀，分值多高呀?他又打得特别远，所以，皮孩子们选出的小代表，“包袱、剪子、锤”要人的时候，大家都争四少。有他，准赢。
       四少的这种身体优势，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几乎是个全能型的运动员，不但是跑、跳、掷这种运动他为学校争了许多荣誉，就连飞机模型、舰船模型这种凭手巧加智慧的运动，他也都出类拔萃。在1958年什么都出奇迹、都放卫星的年代里，四少得了好几个“运动健将”的称号。也就是这时候，低四少两级的我，才知道四少的大名是：李隆威。他以中学生里出的“运动健将”的名义上过《新体育》做封面人物。当然，就因这一个“封面人物”，李隆威同学很顺利
       地提前毕业，参了军，进了“八一体工大队”。为此事，学校里举行过盛大的欢送仪式，出落成一米八四大个子的四少，胸前戴着大红花，精明干练一脸春风地在锣鼓声中挥一挥手，不带走岛城的一片云彩，让我们这些从小一起玩大的孩子，简直是羡慕死了……
       没承想四少走得快，回来得更快。不到三个月，四少竟不声不响地悄悄回来了——没了红花，没了锣鼓，没了欢笑。原来，部队里政治审查严，四少进了“八一队”，人家一审，竟审出个爹妈都是逃台分子。逃台?……台湾?……那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地儿，四少的爹妈都在那地儿，他不就是个小蒋介石?小国民党吗?这种人还能呆在部队里?……部队领导立马儿给他发了三十块钱，买了一张火车票，连个护送的都不派，就让他回岛城了。再想回母校读书，母校也不认这位“运动健将”、“封面人物”了，手续都办全了嘛，已经介绍出去了嘛，怎么还能再复学上课呢?既然是位逃台子弟，也无需进行什么特别照顾了。
       四少再一次成了“四少”：少工作，少学籍，少工资，少饭票。
       我初中毕业无学可上，十四岁的年纪嫩柳弱草，右派父亲在月亮口水库劳动改造，右派母亲被送到乡下农场监督劳动。此刻的我，比四少更“四少”。正是这时候，四少找到家里来说：兄弟，你给哥哥拉沿吧，有哥吃的，就有兄弟你吃的……
       尚未成年已穷途末路，我懂什么?……二话没说，找了根绳子，挽了个铁钩，就跟着四少上了路。
       所谓“拉沿”，就是在地排车上拉边绳。岛城属于丘陵地带，路不平，上坡下坡多得是。那时的运输，除了少量的解放大卡——那是跑远途的——全是靠地排车。地排车驾辕者，千把多斤的货，平路上一个人就行了，但是一上坡没有人助几乎是攀不上去的。许多半大的孩子，这时就手拿一根带铁钩的绳子，问一声：师傅，拉沿不?……只要驾辕者应一声“要”!“拉沿的”就把铁钩朝车边杠上的铁环里一套，弓下身子使劲地朝坡上走。莫看一个小边绳，能使驾辕者轻快许多。若是用了两个拉沿的(一边一个)，驾辕者甚至可以偷偷懒，扶稳车把，全靠小子出力了。(呜呼!想起这个时代，眼中含泪，心上泣血……我们，曾经走过多少艰难!)四少找我，其实就是照顾着我，他知道十四岁上的我，尚无生存挣扎之能力。他有过如此人生波折，自然更能体味我这种双重右派子女的别样心情。那时贫穷，一华里的上坡，驾辕者一般给拉沿的五分钱。就是岛城最有名、最长的上坡“热河路”、“南北岭”也不过给一角钱。而四少若带上我，就是不给钱，只管我两顿饭，怎么也得花三角人民币吧?四少却在每天收工时，除了已管的两顿饭，还要从他拿到的汗津津的那一摞毛票里，找出最新、最干净的五角钱硬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回去给二婆(我的叔祖母)，告诉她老，咱是挣钱的人了……”
        给四少拉沿，最大的乐趣还不是钱，而是他那种轻灵乐观的生活态度。上沿(坡)固然苦，下沿(坡)却是极幸福。四少把杠，我则站在车后“压腚”，重车载货，他一跃一跳，我在车后把紧刹车绳，则小车如箭游风，急驰而下。以四少的力量与机警，一路吆喝一路超车，这沉重的劳动便变作了轻灵的运动。“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一路的嘻嘻哈哈大呼小叫，便把那些愁苦郁闷抛向“爪哇国”里，又有了小时候打尜儿的痛快。特别是放空车回家的时候，四少能把一帮子拉地排车的伙计招呼到一块儿，车把别车杠，做成一溜地排列车，借坡就势，游龙向前……夜深的岛城，人静车少，这一溜出苦力的年轻人，腰包里“别”着块儿八毛的血汗钱，便开出了他们的青年专列，欢欢乐乐地回家。现在上去五十岁年纪的岛城人，大概都能记得这一独特的岛城夜风景。
       是1961年冬天吧?我在进了一间工厂工作了近两年，又恰逢“生产救灾、精兵简政”的大政策，再度失业。又是四少找到我，引我进入完全凭体力挣扎的“辅头站”，做每天凭扛包记分挣钱的装卸工。那是个饥馑却规矩的年代，人人菜色，家家断顿，却都在辛辛苦苦地劳动，忍气敛声地挨饿。我十六岁，依然没长结实，四少通过他的朋友，为我谋了一个“记账”的差使，每天统计每个人的扛包数，最后再去查点核实，交给领导，一日一记工，一日一发钱。我“旱涝保收”，每天领到一元一角八分的固定工资。在那个时代，再凑两分钱，可以买到“黑市”上的两斤青萝卜了。
       这种工作，集结了一批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虽分帮结派却豪侠仗义。因为只能凭力气挣钱吃饭，所以特别崇拜“力量”。四少不但有力量，更会用巧，无形中成了个“民间领导”。但因为为人正直，他的“群众”较少；真正能成“气候”的，是个叫“蝎子”的汉子；还有一帮子因同为乡党而结成的势力，带头者叫“六八”，据说，此人有一次与人打赌，一下子吃掉了六个馒头、八碗阳春面，因此有这绰号。三股势力在“辅头站”兜揽装卸的活儿，居然也能和平相处，现在想想，很有些“三国演义”的味道。
       一次卸钢锭，每锭重360斤，需四人两杠，抬着走货场。有些能干的，图多挣几块钱，也敢两人一杠走货场。那种场面，不身临其境，难知其饥馑逼迫之下的匆忙、沉重、艰难。小憩时，“蝎子”突发奇想，说是谁能一个人扛一钢锭走三百步到货场，他愿意出一只烧鸡，半只锅饼。他有意叫场挑衅“六八”，说你能吃那么多，必也能扛这么重。“六八”却上了火，说：毒蝎子你若能做了这事儿，我出两只烧鸡，一只锅饼。双方争执叫嚣不下，又一齐向四少挑战，说他是这一帮子里面个头最高，身体最好，干活最巧的，他应该敢干。四少的姥爷刚刚连病带饿去世未出“七七”，那黑棉袄的袖子上还戴着“孝”，他听见这两个帮痞子的叫嚣时并未参战，却不想他们竟找到自己头上，那一张原本就营养不良的消瘦黑脸越发的阴沉。他笑了笑说，若是你们愿意把两份儿赌注合起来，我倒真愿意试试。一下子，全货场哑静了，谁也没想四少真要接这个活儿!更没想到，四少此刻又加一句说：这钢锭直接上肩，能碎了骨头，我加一包高梁米垫着，那就是560斤。你们还赌吗?
       “蝎子”和“六八”听了这话，冷面相觑——这可是能出人命的大赌啊!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大家都知道：屙得出来，坐不回去。话吐出来了，折得断，屈不断。于是三击掌，一场饥馑时代为了吃与人性尊严的大拼搏开始了。
       我一直在无言倾听，心上却激动得发冷!……几年来，对四少的感激与亲密关系，对他在这种状况这种心态这种身体下的一赌，充满焦虑与担忧!我只能拉住四少的手带着哭声劝他不做这事儿。四少却友善地拍拍我的肩膀，一笑说：你李哥有这份儿抻头。
       四人发包，四人上钢锭(“蝎子”和“六八”都上了手)，实实在在的560斤，在那吃不饱、少油水、缺营养的年代，架在一米八四的李隆威的肩上。我明明看见四少腰已弯了，腿也有些抖，但只是一瞬，他竟挺了起来，一步一步，向卸货场走去。所有的“流氓无产阶级”全跟在后面，有几个还跑在前面，为四少捡杂物、开道。我却只敢远远地追着，一脸的泪水流着，我乞求上帝保佑!我期望奇迹永驻!我乞求大地怜悯!我期望四少能赢!……但是，我知道四少一定会输……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300步可以走到的货场路，李隆威走了443步!但是，他走到了!他面色苍白!他汗如雨下!他呼吸已经窒息!……但是，他扛着一块钢锭、一包高梁米!扛着560斤走了443步!他走到了!……
       “咣”的一声，钢锭和高粱米全砸在地上。
       李隆威面如银箔，长嘘一口气，谁也不看地朝回走……
       我一步扑上去，抱住了四少已经虚脱了的身子，进着泪水喊了一声：大哥哇!
       我太小，没成熟。我扑在他怀里大声哭泣。他无言，只是狠狠地抓着我的肩说：不哭!你若是我的弟弟，就别哭!……
       我告别做工，再去读书的时候，听说四少出了车祸，断了腿，伤得很厉害。我大惊，匆匆赶到他家里看他，才知道他是在铁道上卸货被火车撞了，一条腿截肢，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打着厚厚的石膏，人也一下子灰暗了下去。无奈且贫穷的我不知怎么能安慰这位大哥，只能再去他家里，送了一套从母亲的书架上偷出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让他打发那同样灰暗的时光。
       我读书放假归来，知道四少做了修鞋匠，鞋摊就在我们一起玩耍打尜儿的路口小广场上。半个假期我就在他的鞋摊上陪着他，晚上他收了摊，架着双拐，我们就会回到他的那间小屋里，一瓶劣酒、两个瓷盅，慢饮闲聊——姥娘也老了，烧不得饭了，四少总是自己掌勺，我也是在他那里，学会补鞋，学会了炒菜——不要说我仗义，我只是不能忘却四少用命换来的那三只烧鸡，一个半锅饼，我们俩伙着四少的姥娘、我的二婆，举行着节日般的家宴上，分三次才吃光了的那些日子。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和我们仍在艰难着的现实中，这记忆真正的刻骨铭心。
       二十三年后我从西部的那片高原上返乡，第一个去寻找的挚友就是李隆威。但是，他搬了家，没找到。还是后来大头告诉了我四少的消息，说是他在即墨路小商品市场里开了一间“机器修鞋铺”，技艺极精，口碑绝好，且自己当了小老板。
       小老板者，有两位帮工而已。
       我去找他。他惊喜地站了起来，高且瘦，鬓发皆白。我正诧异间，他用一柄小锤“咚咚”地敲了敲右腿说：假肢。我现在能走了，兄弟。
       他让帮工在铺面上忙着，自己领着我上了铺面上面的他的家，收拾了两个菜，启了两听罐头，我们再一次重温青年时代的“相饮岁月”……就着酒边喝边说。说着说着，便有些黯然。
       四少说：不说了不说了兄弟，你李哥现在的二胡水平可以上电视台录音了。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从墙上摘下二胡，调了调弦，借着酒兴他便拉了起来。
       那一曲《二泉映月》便随着黄昏夜色在这间溢满酒香的小屋里忧怨哀伤地婉转流淌，直连接起窗外的万盏华灯……
        忽然，一个埋在我心头多年的疑问冒上心头。我借着酒兴琴韵问他：李哥，当年“八一队”退你回来，说你是逃台子弟，那……现在……伯父伯母……有信了吗?
       四少听了我问，哑了琴，许久没做声。
       我有些慌怵，怕是问到了四少的痛处。
       谁知，他一个冷笑，才说：我要真是个逃台子弟，那倒好了。姥娘“走”的时候才告诉我，我是他们战乱逃难的路上“拾”的，小时候为了哄我，就说我的父母都去了台湾。哪想到，去了“八一队”，不知道叫哪位爱嫉妒人的同学写了黑信，告了我个黑状呀!……
       我大惊!心上如被捅了一刀，血涌如注……就为了这一次莫名诬告，竟毁了他整个人生! 我想了半天，无言以对，便端起酒盅说：哥，咱喝酒罢!
        五 魁
       曹五魁的名字是他爹喝酒时给取下的。
       他爹是个卖烧酒的，卖的是那种土法酿制的“老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浆”，喝进嘴里吹出气，一根火柴能点着的那种。那个时代工艺不精，甲醇含量高，不烫是不能喝的。五魁他爹，不但酒量好，而且“拳”也好，只要进了他那小酒店，又愿意划上两拳的，没有不找他这个“酒保老爷”理论理论的。他爹最大的长处是“酒后有德”，不管多少客，不管喝了多少，不管醉意多深，他一不闹事，二不推托，三不对客人强喝强灌。他若醉了，仍笑面相陪，但拳则只会出一种了：五魁。不管别人怎么划，他爹张口闭口只喊：“五魁”，且往往都赢。喊“五魁”是好“拳手”之一忌，因为划拳两方无论怎么出拳，只要
       喊“五魁”，总不会错了“拳”。对方出五个手指，你也出五个手指，是“十满”，喊“五魁”拳没错；对方出空，你胡乱出拳，总不会多于五个手指、所以拳不会大于五，也就不错。拳不错，则不会被罚，至于赢不赢?要看你那时能否机智算计的智谋了。所以，酒席面上，若叫得了拳且善猜者，都不喊“五魁”，以示自己高明。五魁他爹是卖酒的，酒卖得多就能赚银子，又不能伤了人情和气，所以他醉了时喊“五魁”，也无大错。市井人情，说得过去。
       五魁出生时，他爹正是醉里划拳，有人赶到酒店里报喜，说是老板娘得了个公子，让做爹的赐个名字。五魁他爹想也没想，就喊了一声：五魁。
        曹五魁由此得名。
       曹五魁两岁，就逢了岛城敲锣打鼓地搞公私合营。他爹也跟着私营业主的队伍，戴一朵红花，当、当、当地敲一面小锣去游行报喜；回到家把门一闩却号啕大哭，说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整垮下来的“曹家酒店”，这一次可败在他的手里了。他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呜呜呜……呜呜呜……不想这话被邻居听了，就告了官。第二天来了同志，请了刚戴过红花、敲过小锣的曹先生去谈话，这话一谈就是七年。五魁娘慌慌地送铺盖去，与他爹见了一面，才知道那些话就是反革命才能讲的话，是仇恨民主改革，是阳奉阴违，是对不起新社会，幸亏没查出来他爹当年给没给日本鬼子送过白酒，若是送过，那罪就大了，可能要吃颗“花生米”；
       曹五魁他爹去“谈话”的时候，他娘刚给他生了个小妹叫“两好”，正坐月子，被他爹这事儿一惊一吓，就落下了病。“顶梁柱子”走了，日子还得过。原来公私合营的时候，政府是给他爹安排了职务的，“曹家酒店”更名为“红星饭店”，他爹能当个副经理。这一谈话，副经理是没了，可利息还在，一年下来能分280多块，日子勉强能维持。可到了1958年，实行共产主义，利息都“自动”上缴了，五魁家的日子就分外地难了，仅靠他娘给人家做衣裳。有时候上人家家里做，有时候在自己家里做好了再送去。上人家家里做，管两顿饭，有些剩食还可以带回来给五魁和两好，但五岁的哥和三岁的妹就得自己在家里自己看着自己。儿女皆是心头肉，，他娘不放心，火柴、煤油、刀剪都得藏得严严的才能出门。，在自己家里做，还得忙两顿饭，自己的饭食省不下来，功夫也得耗上去。所以五魁他娘那几年的日子只有俩字儿可以形容——牺惶。
       再下来三年的日子，就是全国都在挨饿的日子，没有一家人家能请得起“裁缝”做衣裳了。眼瞅着一家三口就可能要饿死的时候，，政策又转了，又能领“曹家酒店”的利息了。虽说还是一年，280多块，可那是饥馑年代，一要粮票，二是钱贱，别说市面上刚刚发明的“高级点心”要六块钱一斤，就买点儿“黑市”上的胡萝卜也得四毛五分一斤，而且还偷着摸着的买不着。五魁就只能跟着他娘下海挖蛤蜊、抓虾虎、捞海带，上山捋树叶儿、挖野菜、剥树皮……为了三张口，五魁他娘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只剩了一手好针线，让他兄妹两个穿得干干净净，虽有补丁却不露皮肉破绽。那个日子过得也有俩字儿形容——窘煞。
       正是这时候，五魁他爹却“谈话”回来了。整整七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娘见“顶梁柱子”回来了，欢喜得不行，搜罗了些白面，又把副食证上一个月供应半斤的猪肉，一刀割了回来，加上葱花爆了锅，”擀了细细的面条盛了三大碗，一定要两个孩子陪他们的爹吃个团圆面。五魁和两好，对这个菜色脸、花白头的父亲说不上生，更说不上亲，对那碗面却馋涎欲滴。只听娘说了声“你们陪着爹吃……”稀里胡噜便把自己眼前的面吃了个碗底儿溜光，却见爹和娘对着一碗面，还在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的让来让去。见五魁吃完了，爹就说：魁子，你再吃了它。五魁肚饱眼饥，正想举筷子，却从没想过会被娘一下子敲掉了筷子。只见娘的眼珠子瞪得那样大，说：你敢？那是你爹的饭!……说完，多年磕打挨饿的娘就昏了过去……爹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开水，五魁和两好连哭带嚎地把娘又从黄泉路上“叫”了回来。老两口子含着泪，你一口，我一口，五魁一口，两好一口地把那一碗面吃了下去……
       就娘这一句话，合家一碗面，曹五魁记了一辈子。
        爹一回来，家里就多了生气儿。五魁正上三年级，一天放学回来，爹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魁子，看你娘这身子，连饭都做不了啦。两好这么小，你就叫你妹还上着学，你跟爹学个手艺？……
       五魁应了一声，跟爹开始学着打白铁，补壶、修锅、做烟筒。这时候，五魁才知道爹是多聪明，多手巧，待人接物是多么周到、殷勤，能照顾了四邻八家。爹的酒在“谈话”时就戒了，可还是喜欢划拳。但他不和别人划，只在夜里歇息时，和那半大小于五魁划。五魁也正是这时候，才懂了拳令里面的好多哲学：一心敬你，两好不错，三星高照，四喜发财，五魁高中，六六大顺，七巧其巧，八抬大轿，九九归一，十满十合，空空赢你……一月是过年，二月要飘雪，三月柳发芽，四月桃开花，五月青杏小，六月肥桃大，七月天河配，八月月最圆，九月去登高，十月备米仓，空空最难过……空空，双方都不出手指是也。爹说划拳如做人，能变善战者赢，死守硬顶者输。果然家里有了爹，娘的病也一天天好了，打白铁能吃饱饭了，两好书也读得好，上了重点高中。就连那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爹虽然被“谈话”过七年，却仍能掌着家里这叶小扁舟，逆水随波，竟没出什么大故障。曹五魁也曾以他小学三年级的文化，为他这“五魁”二字查过《辞海》，知道了“魁”字的解释至少有七种，别的没记住，但他牢牢记住了其中两种：一是明代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第一名为经魁，五经之魁为五经魁，即首选第一者，亦称五魁；二是北斗七星的第一星，也称之为魁。为此，他对爹给自己取的这名字很感激，亦很得意。
       以上的故事，都是曹五魁告诉我的。他小我几岁，本不是一拨儿人；我认识他是在他下海发迹后，为了给他的父亲做七十大寿的宴席上。童朋稚友说是曹五魁人极仗义，对我慕名而愿得一识。我算个什么“人物”?居然有人要求一会，且有好酒，便随着朋友们去了。当然是被曹五魁让在主宾席，又被他真诚相求临时为他写了个“庆寿辞”，又被那好酒撩得兴起，一个人喝了一斤多“泸州老窖”。这一下子，便成了曹五魁的朋友，有酒有宴必派车来请，上得席后必为主宾，端起酒杯必喝得五迷三道……人生有些缘分有些情意，是说不出什么真正原因去向的，正如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也。一次，喝得高兴，五魁拉住我的手说：“大哥，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我只读了三年小学呀，字写得狗爬一样，现在签合同，我一律盖戳。你看我这西服革履人模狗样，生意做得还行，算是精当，一签字，就露了底啦，没文化。只好盖戳子，只能盖个戳子糊弄人家呀……”
       曹五魁做的是家电生意，对于打白铁出身，后来又进了无线电工厂的他来说，这是顺水随缘的事儿。从跑单帮去南方贩打火机、电子表始，到做成岛城著名家电超市止，不过六七年间，他拥有家资上千万，买了别墅、轿车。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努力上进的女儿使他备感人生温暖。小妹两好也读了海洋大学，毕业分在海洋研究所里任职。正妻贤女孝好山好水之时，曹五魁却出了一件“艳事”——几乎把他全部家产赔了进去。
       故事也寻常，无非是碰上一位靓女，爱得死去活来，不但要离妻别女，甚至愿意自动‘扫地出门”，与靓女再创一爿江山……结果是与靓女在南京、烟台、淄博，另开三间家电分支超市，全部由靓女负责；为靓女备了“金屋”、“香车”，准备一旦与妻子离异成功，就与靓女结百年好合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没想到，人还在梦里恍兮惚兮，靓女却已暗使手法，叫外地三家家电分支超市全部破产，血本无归。更没想到，回“金屋”遇到靓女正与她的“大学初恋”云雨交欢热火朝天……曹五魁愣了一下，傻了一下，幡然大悟——“男子汉大丈夫，打掉牙和血吞!”扭头就走，一刀两断。回家找出计算器点点按钮，整整赔掉一千多万!……
        为此，曹五魁在岛城沉寂了三年。
       有人说他心灰意懒，整日里以酒浇愁；有人说他资不抵债，把岛城的家电超市也盘了出去；也有人说，他下了决心要结交黑社会，把骗了他、害了他的那小女子和她的“大学初恋”做掉。我却以对五魁给我的真诚信任理解，曹五魁不会有这些举动。以他这种出身，以他这种经历，以他这种个性与父教，最大的可能应该是韬光养晦、舔血疗伤、重振精神、东山再起。
       白驹过隙。果然，六年后的一天，曹五魁亲自开一辆宝马找到我的住处，拎着两瓶五粮液、两瓶剑南春，放下酒便邀我去看他的明珠山风景开发区。
       我惊且喜，应了他就上车了。
       车上，五魁笑着说：“大哥，这酒可不是白喝的，我那里的景致、门庭、花园都等着你赐名呢。”
        我也笑应：“只要不让我出钱，出几个字儿不难。”
       明珠山位于岛城西岸，与著名的海上名山崂山遥遥相对，都离海不远，但名气上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曹五魁一改中国山水必出古风遗韵，必盖新庙，必塑新佛的老路，将那山中景致以杜鹃花儿为底衬，栽植了法国梧桐、加拿大橡树、美国速生杨的植被群落，依山就势、借水叠翠地建起了风格、式样绝不雷同的欧美建筑集成，让人眼前一亮，疑是身在异国他乡。尤其是山间的石头，被他请了西班牙的著名雕刻大师凡尼尔·列特携了一帮子中国子弟，雕刻出一幅幅世界万国神话人物，中西合璧、造型新颖、粗犷与精美相间、形似与神似杂陈，真可谓“石破天惊，精美绝伦”。而那明珠山顶，一座中国古风与哥特建筑糅在一起的尖顶高塔，红瓦、金椎子顶，昭示着一种“拿来主义”与“改良风格”在岛城扎根的特别意义。
       我在塔顶遥望岛城，心中感慨系之，万树摇风……
       傍晚时分，童朋稚友们都纷纷赶来，这才知道五魁是有计划再与江湖上的哥们儿一见，且重新“亮相”了!
       席间豪饮，把盏推觥，大家齐赞曹五魁输得起，赢得起，是条真汉子。这酒也就喝高了。
       一位促狭鬼借酒盖脸，猛揭五魁“艳事”，说以为那一位靓女要把一位商海精英“砸煞”了。
       五魁却说：你老兄懂得“舍得”二字吗?这是释迦牟尼的偈语，舍得舍得，你不舍，哪有得?，
       促狭鬼并不让他，接道：你舍了那么一大笔，感情加上银子，那小女子还是飞了，你得了什么?
       ……五魁一笑，举杯道：诸位都看见了吧，这桌上摆的、厅里摆的、山上摆的不都是我曹五魁所得吗?大哥刚刚给赐了个名字——“明珠欧韵”，你敢说不好？
       大家听了，便二齐喝声“好”，一齐喝酒，一齐干杯且亮一亮杯底，以示真诚。
       五魁贴着我的耳朵说道：大哥；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舍得?……人家有文化呀。大学研究生毕业，有学位，懂英语，还懂法语呢。那卡拉0K，也唱得出自己的风格。我是真想舍得一把呀!大哥知道，我最佩服的就是“有文化”。
       我哑然，想了想，说：有文化，无道德。
       五魁却喷着酒气说：非也，大哥，文化也是要以物质，也就是金钱做基础的。没有物质，没有钱，这文化，不是伪文化，就是妓女文化。对不大哥?
        我大惊。这曹五魁，果然是个“五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