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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所经历的时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 解。从一个角度看去，我们的存在只有“现时”是真实的，因 为消逝的已经消逝，昔日已是“曾经”，将来更其渺茫、虚 幻。那些“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漫漶不清的斑 点、模糊暧昧的线条、闪烁不定的轮廓，那些曾让我们感到 连续、琐碎的细节，已经随风飘散。作为往事的侦探，已经 深感证据不足、现场消亡、线索中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 们已经无法为自己作证：那些经历的难道是真的所经历? 记忆中的许多内容不得不作为自己确曾存在的重大假 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过去，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可思议 ——昔日即使存在，它也不过是我们的蛇蜕，它已遗留于 时光深处，已被我们以它者的目光重新审视，又怎能说它 真的属于自己?
       可是还有着另外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 说，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使生活的 意义释放出来。为什么我们记住了这些而忘掉了另一些? 被我们记住的那些事物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联?那些我们 曾感受过的连续不断、紧密排列、具有严密秩序的事物和 场景，怎么在记忆中剩下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上留下的 片言只字究竟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这些可能涉及生命本身 的根本秘密，似乎有一点可以断言，这些记忆里的剩余物， 实际上是精心整理、秘密挑选的结果，我们相信生命有着 自我筛选和抉取的天赋、能力，它将在时间里辨识事物的 意义，并将那些有意义的、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东西放置在 记忆里，成为自身力量、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现 时”是最无意义的，它只是杂乱无章、泥沙俱下的一大堆供 记忆仔细审辨、择取、提炼的原始材料，其中的大多数将成 为废弃的残渣。要把握和发现今天，必须有足够的期待能 力，以便在明天从我们的记忆中攫取铁证。
       将目光一直专注地投向未来的人将不相信前两种思 想。历史乃是废弃的历史，昨日和今天仅仅是在为未来作 预备。如果没有一个将来的许诺，过去和现在又怎能被相 信?因为有明天作为保证，昨天才会被固定下来，现在才被我们所感受、体验。我们在生活实际上是从未来透支的，只有未来才有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一般地，人们总是习惯于在时间的算尺上寻找自己的刻度，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家——记忆型作家、摹写型作家和先知型作家。记忆者在过去的光阴里沉湎，并像考古工作者一样，细心地掘开生活的表土，收集着被人遗忘的碎片，摹写者忙于记叙现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先知者不停地整理所有可能的材料，筹划、预计、演算从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试图看得更远，并对人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未来使巳有的知识和经验处于失效状态，人们能否依凭自己抵达未来，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就是一个先知型的作家，他的不朽的文字乃是铺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可能与作家的文化背景有关——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山村，这是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故乡，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先知曾在这一区域生活过。以赛亚、以利亚、耶利米、约翰、耶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先知名单，他们曾在近在咫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踏下自己不朽的脚迹，他们的灵魂像鹰一样在天空中盘旋，其宽大的翅膀一连多少个世纪都一动不动。据说纪伯伦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故乡的旷野上寻找过耶稣的墓地。这种寻找实际上是关于自己日后生活和写作的一种隐喻。无论是在贝鲁特的童年的学校还是在美国的波士顿，也无论人生多么曲折、生活多么贫困，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也从没有改变过对先知的仰望姿态。他在《沙与沫》中借用自己虚构的诗人的话说：我心里的诗多于形诸吟咏的，想写的，又多于动手写出来的。他还说：如果一棵树木写它的自传，那就不会不像一个民族的历史的。
       但是，纪伯伦所写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已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以先知的声音说出人的历史——而这历史的箭头是指向未来的，他乃是要通过历史说出未来，以使人们从茫茫的大森林中找到回家的路标。对这一点，他既充满希望又感到了忧虑的重压，他说：“一个诗人是一位退位的国王，坐在他的王宫的灰烬里，竭力从灰烬中塑造出形象。”一个坐在灰烬里的退位的国王，只能以灰烬作为塑造形象的材料，那么，他所塑造的也不过是灰烬的形象罢了——这样的形象里掩藏着一个先知的悲伤。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信任过人们讲叙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已经是被那些讲叙者曲解了的历史，人们的讲叙、猜测和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人的事实足以在这样的距离中被蒸发。因而，许多事物可以在时间中被虚化，历史以毁灭众多的细节和证据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目的是为了留下最后的那些抽象的结果。纪伯伦曾以冷静的表情提出质疑：“犹大之母对儿子的爱，难道逊于玛丽亚对耶稣的爱吗?”他也试图将人们塑造的神像重新摆放到人的位置上，这样人们才可能更为理解自己。当然，他仍然将人们最为熟悉的、也是自己最为崇敬的形象，以双手抚平置诸放大镜下供世人辨别——“我们的兄弟耶稣有三桩奇迹尚未载入《圣经》：第一，他像你和我一样，是个人；第二，他具有幽默感；第三，他知道他是个征服者，尽管他是被征服的。”他同时告诫人们，同样的结局里实际上隐含着实质上的巨大差别，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伤心地指着耶稣和与他一起行刑的强盗说：“给钉上十字架的人啊，你是钉在我的心上，穿透你双手的钉子还穿透我的心壁。明天陌生人经过各各他时就不会知道有两个人在这儿流血了。陌生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血。”
       也就是说，纪伯伦对历史留下的结果是怀疑的，因为这不过是全部过程的剩余物，是一连串事件将其精华部分掠去之后剩下的残渣。实际上，这可能使人们轻信一个未曾经过仔细识别、辨认的谎言。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上的世界，尽管真实的世界可能是这样。这难道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可怕后果吗?我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遇里，走上了一条放弃了思想权利的自我奴役、自我欺骗之路，我们听从着不属于我们的声音，又用这声音来取替自己的声音，统治和反抗的力量竟然奇迹般的放在了同一个灵魂里，它应该使我们感到痛苦——“每一个人，都是以往存在过的、每一个国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
       纪伯伦从来不愿意通过一个虚构的具体人物形象来记录自己的思想。他只是从人们中间选拔那些具有童话特点的舞台角色来说话，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一个象征，一种有着强烈暗示意味的帷幕间的道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之前的独特话语。这些人物是国王、诗人、先知、神祗、贤人和预言家，是妇人、孩子、天使、舞蹈家、王子、大海和小溪、树木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时，他甚至不想给自己的人物形象以任何名字，因而他的作品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有个人做了一个梦……”或者“从前，一个人住在丛山之间……”，要么，他脱口而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或者“一个妇人对一个男人说道……”，他似乎是一个乡间老人在向一群孩子们讲故事。然而，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从上一代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为了取悦我们。不，纪伯伦从先知那里继承了高贵、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允许自己向任何一位听众献媚。他只是想向庸俗的、愚昧的世人说出真理，让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他的语气尽管是平和的，但他是以足够的耐心试图向我们讲清楚每一个细小的道理，他让我们想起安徒生在烛光下细心地修改着每一段文字，用一把剪刀剪除发暗的烛花，让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放出更亮的光芒，以便让那些眼睛看清楚他们想要看的一切。只不过安徒生是向孩子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而纪伯伦则向大人们讲述故事后面的和故事里面的事情，他只是租借了故事的简单外形，为的是让我们亲手打开一个先知赠送的包裹，以获得从中发现的自我、真理和因此而感到的惭愧、自卑、爱和狂喜。
       纪伯伦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即使他有时讲叙了一个似乎充满矛盾的故事，那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隐藏着矛盾和痛苦，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真实世界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们找到思考的焦点。在《流浪者》这部作品中，有一篇讲到了一个国王。他讲到一个叫做沙迪克王国的国王，在他的人民的反对声中走出了王宫，并将他的王冠和王节交还给人民，然后跟随一个人到农田里去干活。这一国家却没有因为废黜了国王而改变荒凉的状况，于是人们又从田间找回了自己的国王，请国王以权力和正义来统治他们。从此一切开始改变，当人们向国王表示感恩时，国王说，我不是国王，你们自己才是国王，我觉得软弱时是因为你们自己也软弱，我不过是老百姓脑子里的一个思想，根本没有统治老百姓的人，如今是你们自己统治和管理自己。纪伯伦在这一故事的结尾说：“沙迪克王国里，老百姓人人以为自己是个国王，一手拿着王冠，一手执着王节。”
       他并不是仅仅为了讲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王国的事情，而是为了将一个真正的自由放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既有统治者也有人民，这样简单的事实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只是对这样的秩序感到怀疑，难道一个国王就必须坐在他的宝座上么?人民就必须接受别人的统治吗?如果这一铁的秩序被颠覆，人们的自由和利益又怎样得到保障?如果必须呼唤一个统治者，人们又能以什么方式找到权力的正义?可能正义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国王的根本，当每一个人都握住王冠和王节的时候，那个曾经拥有王冠和王节的人就只能走下宝座，成为人民中的一个了——在这里，王冠和王节代表着两样东西：权力和正义。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含于其中，它取决于这两样东西究竟落在谁的手上。
       纪伯伦是一个了不起的叙述者，他懂得运用最简单的线条，来勾勒最复杂的事物——这是古代的先知们擅长的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约、简洁里隐蔽着繁复，乃是文学所追求的伟大形式，如何将那些繁复的事物以简单的轮廓来包容、囊括并得以完美的显现，需要极其高超的技巧手段。要让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语言和一篇作品来说出超出它本身几倍的意思，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因而，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耗尽了多少代智者的心血，又使多少个世纪的艺术家们殚精竭虑。显然，仅仅字斟句酌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找到一种事半功倍、高能有效的不朽形式。西方哲学家孔多塞曾在一部书中，写下个充满诱惑的关于我们书写和语言的推测。他指出，人类最初的书写曾是以一幅幅确切的图画来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图画，或者是一件类似的事物的图画。实际上，这已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成果和现今仍然存在的、从远古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人类学、民俗学的一些活的标本中，还遗留着一些原始表达的样本，人们还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支持我们的观点的证据。孔多塞在描述语言起源时的情景时说：“……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那时，“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意义。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历史的演化将原始表达的丰富性渐渐化简、缩小，在象征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习惯，人类精神对最初的意义不断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越来越接近它通常的、实际的意义指向，结论是，“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语言和文字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其表达的诗意部分萎缩了。
       事实上，一切艺术包括文学艺术一直在寻求一种回归的途径，试图将那失去的诗意和丰富性从语言文字的表达中找回来，恢复我们童年时代的想像。这种逆向的选择一直赋予那些探索者以勇气和创造的激情。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前的古希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氏、柏拉图到古代伊朗高原上的琐罗亚斯德，从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先知以赛亚、以利亚、耶利米和古印度的佛陀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几乎探讨了人类涉及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种种问题的可能性，并且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富深意的隐喻、暗示和寓言等表达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仅魅力四射，而且更能够用一定的结构层次使内在的意义核心有效地释放其能量，使倾听者站在一架乐器的旁边悉知那来自灵魂的天籁之声。
       在《圣经》中，耶稣曾向他的弟子们说明为什么使用比喻的原因——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拣选未来的候选人，让能够领悟真谛的羊靠拢牧人。实际的可能是，人只有敲破一个隐喻的硬壳，才能够找到一粒种子的无穷秘密。在历史的时光里，许多作家都同样采用了寓言的方式，从外表上看，它们更接近童话，与我们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它让我们想起围坐于炉火旁倾听饱经沧桑的老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所经历的真实故事，然而，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可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唤起无数的另外的故事。这种被“唤起”，可能源于其中的一句话，也可能源于整个故事的内在结构。它与我们生活中的更为普遍的事物和经验联系起来，正像纪伯伦所崇尚的耶稣说的：一粒种子若是撒在地里，它就可以变为无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隐喻的力量、童话的力量、寓言的力量。
       纪伯伦深知这样的道理，也是寓言的自觉的追求者、探索者。他不愧来自先知的土地。《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等书是为我们的孩子们讲述，然而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孩子们实际上拥有比成人更深刻、更尖锐的道德判断和更为纯粹、犀利的思想直觉，成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堕落状态。因而，，纪伯伦只是针对成人写作，他只是想以自己的声音托住失去翅膀的天使们和失去未来的人。为此他运用了虚构的技术，可能是最为简单也最为复杂的虚构，正像小说家卡夫卡所说：“虚构是浓缩、接近于本质”。
       让我们看看纪伯伦说了些什么，他又是怎样说的——在《沙与沫》里，他说：“盐里必定有神奇的东西，我们的泪水里和大海里也有盐”，他还借助于别人的寓言，将人人皆知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引出另一个思想：“对于道路，乌龟比兔子了解得更为详细”，他还从《圣经》中发现新的东西，用耶稣的事迹对你说：“你也许在窗口眺望来往行人。眺望时也许看见一个尼姑朝你右边走来，一个妓女朝你左边走来。你也许率真地说：这一个多么高尚，那一个那么卑贱。但如果你闭上眼睛静听一会儿，你就会听到空中有个声音说道：这一个在祈祷中寻求我，那一个在痛苦中寻求我，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一个供奉我的殿堂。”
       在《先知》中，他让神的使者阿尔穆斯塔法走出奥法利思城，在十二年后乘船回到自己出生的岛上去。“在这城郭之内，度过了漫长的痛苦的白天，度过了漫长的、孤寂的黑夜，谁能离开他的痛苦和孤寂而毫不惋惜呢y”阿尔穆斯塔法面对就要转回的家乡，他不得不想很多问题：别离的日子将成为聚会的日子吗?对中途放下耕犁的人，对停转榨酒机轮子的人，我将给他什么呢?-如果今天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我是在哪一个已经忘却的季节里，在什么田畴里播下种子的呢?当奥法利思城的人们希望他为他们说出真理时，神的使者回答：“……除了如今在你们灵魂里激动的事物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纪伯伦讲述的实际上是爱的无法官说，那高贵的穆斯塔法乃是爱的化身，它凝聚了神和人的全部希望。可以说，在纪伯伦的所有作品中，他对爱说的最多。
       阿尔穆斯塔法几乎要论述人世间的所有重要问题，然而他仍然是对爱说得最为透彻，他说：“爱除自身之外什么也不给，爱除自身之外什么也不取。”他还说：“你爱时不该说上帝在我心中，倒是要说我在上帝的心中。休想你能指引爱的路径，因为爱若觉得你够格，它自会指引你的路径。”阿尔穆斯塔法又说：到了秋天，当你把葡萄园里的葡萄采集拢来榨酒，你在心中说道：“我也是个葡萄园，我的果实也要采集拢来榨酒。像新酒一样，我将被藏在永恒的酒桶里”。某种意义上说，纪伯伦让一个叫做阿尔穆斯塔法的先知在污浊的人间传扬爱，因为爱比真理更重要，它是真理中的真理。
       在《人子耶稣》里，纪伯伦第一个谈论耶稣，当然他不是自己去谈论，而是与耶稣接近过的人们——他用那么多的人去寻找一个人，一个丢失在历史里的曾经活过的人，实际上那个人仍然在我们中间。人们在说起耶稣时，实际上是在说起自己，他们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放在了耶稣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人们在说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在说话者的中间了。或者说，纪伯伦是试图将一个被神化了的人还原为本来的人，这样，那些我们不曾理解的伟大人物，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事实上我们也仅仅可以谈论一个我们能理解的事物，《人子耶稣》借耶稣的忠实门徒亚利马太人约瑟之口，说：“我只能说说我所了解的耶稣”。当每一个人都在讲述自己所理解的同一样事物时，那被讲述的事物已经变成一些真实的碎片了，然而这却是一些最珍贵的、闪着光的碎片。纪伯伦正是通过《人子耶稣》这部书，将这些碎片捡拾起来。
       《先知园》实际上是《先知》的续篇，只不过阿尔穆斯塔法在论述爱的同时，也论述自由和生命，爱、自由、生命，这三样东西原是我们的灵魂里最重要的三位一体，它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分离过。阿尔穆斯塔法说：“我们不过是大海波涛中的另一种波涛罢了，大海派我们来发出海涛的声音，我们若不是在沙子和石头上打破我们内心的平衡对称，我们又怎么能发出涛声呢?”这里面已经暗示了爱的博大、自由的珍贵和生命的力量了。阿尔穆斯塔法又说：“难道我没有讲到自由，没有讲到雾霭是我们更大的自由?然而，我是在痛苦中到我诞生的小岛来朝觐的，就像一个被杀者的鬼魂来跪在那些杀人者的面前一样”。他也强调爱的衰竭：“我不以星辰的测杆衡量我的渴望，也不以测锤来探其深度。因为，当爱生怀乡病的时候，爱就耗尽了一切衡量和测度时间的工具”。生命作为探索者探索的目标，先知必然要说到它：“生命是蒙上面纱的和隐蔽的，正如你的那个‘大我’是隐蔽的和蒙上面纱的一样”，在这里，阿尔穆斯塔法不过是说出了纪伯伦对生命、爱和自由的理解而已。
       纪伯伦所强调的那个“大我”，实际上是人与世界的全部联系，其中包含着人对人的理解、人对非人的存在者和超越人的神性之物的理解，当然也包含了人对他自身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最为古老的人性形式，其从不以自身作为生命的惟一指归，而是将自身的光芒尽可能地扩散到宇宙的尽头。为了将“大我”说出，纪伯伦以一个虚构的来自奥法利思城的先知形象来宣讲。世界乃是人类想像力的一个产物，从这一意义上，它特别适合一个虚构的神的使者阿尔穆斯法塔说出其存在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人们以为能够反映自己本质的形象，他既有足够的权威又有足够的智慧，人们与先知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信用关系，因而纪伯伦选用这样的形象来将人们的思想照亮。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策略，他让我们想到哲学家尼采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样是采用了先知的形象，一样是讲说自己所想，一样的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样的字字玑珠、神采飞扬。只是他们所说的是两个故事——一个讲述的是超人，一个讲述的是人。超人可能比人更有力量，而人比超人更为可信。纪伯伦乃是要讲述那最为可信的事物，他从不把自己不信的东西塞给别人。尼采曾说：“艺术家不应按事物的原貌去看待事物，而是要注意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壮的一面。”这一点，纪伯伦与尼采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相似的方式，他们都关心力度的提高，而力必须从每一种表达的简化中获得，因而他们总是以最简单的寓言和故事说出最多的话、显示出最大的意义。
       纪伯伦对于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长于使用比喻，然而几乎所有的比喻都来自自然，如同耶稣所讲述过的葡萄园和芥菜的种子一样，他们的比喻既极为简单明了，又有极其深奥的一面。比如说在《先知园》里，阿尔穆斯塔法坐在白杨树长长的影子里回答他的门徒关于时间的问题：现在你握起一把好土来，你可在这把土里瞧见一粒种子，也许还有一条蠕虫，如果你的手辽阔广大而又持久不朽，那么，那颗种子就可能变成一个森林，那条蠕虫就可能变成一群天使。别忘记使种子变森林、蠕虫变天使的那些岁月，属于这个现在，所有的那些岁月，就属于这个现在。
       一个真正的作家拥有创造的权利和自由，而创造的自由最终要服从深奥的心灵法则，将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和经历过的一连串事实，加以重新排列，使它们突破原有的时空秩序框架，实际上，他们在虚构的表象背后，在另一个方向上，重归自身。事物从来都有两种以上的指向，一种指向本然的自己，另一些指向潜藏于人的精神世界深层的另一个自己，它实际上已经将自己与整个世界连接起来，但它需要用心灵的火光照亮。从某种意义上，寓言是对比喻的进一步拓展，就像几何学中由平面几何拓展到立体几何那样，它们服从一些共同的法则，尤其是，它们是同一个假设和公理的俘虏。
       我们看到，希伯来人《圣经》中的《约伯记》，《新约》中耶稣给他的门徒们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暗示充分、寓意深奥的段落，小说家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变形记》、《城堡》以及其思想笔记中的一些暧昧的故事和场景的片断，里尔克的寓言散文《亲爱的上帝》，梅尔维尔的著名小说《白鲸》……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确凿的例证，来说明许多优秀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寓言式的结构方式。一些显然属于小说范畴的文体，只不过是将一些更为靠近生活的事实描绘得更为细致入微罢了，它让我们觉得这些所描绘的细节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本身有着确切的对应关系——我们有时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的原型，因而，我们就不会对小说中表层的真实性感到怀疑。
       纪伯伦不愿意将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放到自己的作品中，他可能觉得那样会减小作品的辐射力，他更多地考虑，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内容的涵盖面在多大的范围里仍然有效。他不写那些生活中最为细小的事件，不将日常的流水账摆到显眼的位置上，并不等于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也不等于它们的意义受到蔑视，而是，纪伯伦找到了一种有着足够力量的形式，它可以以一当十的将那些生活的多重细节覆盖、含纳、包藏其中。他只是将一个自己理解的、也可以被人们理解的世界交给我们，而不是将那一他所经历的、也被我们经历的世界栩栩如生地置放于我们的面前。纪伯伦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一个被理解的世界远比一个被经历的世界重要，如果那被经历的事物不能被理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充足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也就不必让它们混杂于我们的生活记录里。
       这一点，作家在许多作品中已经显露出来——看似简约的虚线实际上已经圈住了现实生活本身，他用更高的姿态和更高的理想，凝聚了一个生活于世俗世界中的人对现实的关怀，有时他甚至是感伤的、愤怒的。在《先知园》中，一位叫做哈菲兹的门徒对阿尔穆斯塔法说：“夫子，给我们讲讲奥法利思城，讲讲你在那儿盘桓了十二年的地方吧。”阿尔穆斯塔法在缄默中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开口说话：“……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充满信仰，却毫无宗教，穿的不是它织出来的布，吃的不是它种出来的粮食，喝的不是它榨出来的葡萄酒。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向恶霸欢呼，称他为英雄，还认为显赫的征服者是宽宏大量的。遗憾的是这个国家除非在出殡时才大喊大叫，除非在古代遗址上才夸耀自己，除非脖子被按在刀与砧之间才奋起反抗。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家是只狐狸，哲学家是个魔术师，而艺术是拼凑修补和依样画葫芦……”可以想见，纪伯伦让一个先知说这话的时候，倾注了自己对人世的多少悲伤和愤怒，尽管一连串“遗憾的是……”乃是指向一个虚构的城、虚构的国家，然而，这个城、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和翻版。
       寓言的特点在他的一本散文集《流浪者》中变得更其鲜明，他要在国王、王子、穷人……与动物等一系列传统的寓言和童话形象里，填充自己的思想。比如说在《泪与笑》中，一只鬣狗和一条鳄鱼在尼罗河边谈论自己的悲伤，鳄鱼因痛苦而流泪，人们却视为“鳄鱼的眼泪”，鬣狗的喜悦却被丛林里的居民认为是“不过是鬣狗的笑罢了”，传统和偏见是怎样扼杀了真实，毁灭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信任。
       在《隐士和野兽》里，纪伯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隐士的故事，隐士是位精神纯洁、良心清白的人，他在山间给野兽和飞禽讲解爱情，一只豹子开始怀疑，问：“你给我们讲到恋爱，先生，请告诉我们，你的伴侣在哪儿呢?”隐士回答：“我没有伴侣。”野兽和飞禽议论着：“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怎么能给我们讲恋爱和结婚呢?”结果是，那天夜里，隐士倒在席子上捶胸痛哭。他的遭遇使人们看到人世的悲伤，一个最清白的人并不能获得爱情，只能作为一个隐士为山间的野兽和飞禽讲解爱情，然而，连山间的野兽和飞禽也发现，在它们面前的这个人，原来连讲解爱情的资格都没有。最后，它们不屑地走掉了，隐士的痛哭也只有自己可以听见。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良心清白和高尚纯洁乃是以他的无限孤独为代价，这里隐含着人间难以理解的不公正。
       纪伯伦还怀着一颗童心，将孩子和先知并列。他从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先知的影子《先知和孩子》里讲到一个孩子摆脱了他的保姆，溜到了花园里，他遇到了先知莎里亚，不解地问：你是怎样摆脱你的保姆的?莎里亚说：“……保姆正在篱笆背后寻找我呢。”孩子拍着手说：你和我都是迷途失踪的人了!迷途失踪岂不很好吗?接着，孩子得知眼前的人叫先知莎里亚，他说，我不过是我自己。一个孩子和一个先知有着相似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孩子将自己看作自己，而先知将自己视为先知，他们同在花园里，同样是获得短暂的自由，同样受到监视，最后要被别人找到。正如耶稣所说：天国在孩子们中间。从孩子们身上望去，人间和天国并没有什么距离，或者说，人世仅仅是天国的仿制品。
       《建桥者》则写了一则历史的谎言：一条河上建了一座石桥，大石头是骡子从山里驮来的。然而，桥竣工之后一根石柱上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刻上了一行宇——此桥系国王安提阿二世所建。一个傻子揭穿了这谎言，于是一只骡子对另一只骡子说：你可记得我们确确实实驮运了这些石头，然而直至今日说这石桥是国王安提阿建造的。这一寓言充满了反讽色彩，一个谎言只有傻子才可能辨识，也只有骡子才能说出来。聪明的人们恰好相反，他们不仅将谎言刻在石柱上，而且不折不扣地一直相信它，并奉为真理。
       我们不得不为作家的天才所折服，他讲那么多的故事并且将每一个故事准确地压在人们的心上。他从自己的想像中竟然找到了那么多优质的材料，又将那些文字的建筑，设计、搭建得那么完美。可以说，这一切都体现了纪伯伦高超的综合、提炼和表述的才能，因为对于文学来说，单有材料堆砌和优美的形象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事先有一张精密、紧凑、简练、和谐的设计图，还需要将这些材料和形象放置在恰当的环境中，这样，美及其笼罩于其中的思想才能凸现出来，才能借助环境的力量增添自身的魅力和光辉。同样，单单有语词变幻和美的文字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这些文字放置在具体的、恰当的语境中，这样，文字才能借助语境的力量增添自身的魅力和光辉。这是一种材料、形象和环境的综合，一种诸多文学元素的色彩调配，一种文学的深奥的风水学。文学依赖文字也依赖由文字组合而生成的磁场，达到克敌制胜的奇迹。纪伯伦毫无疑义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界处，立起了一个不朽的路标。当然，这一路标是沿着公元前后巴勒斯坦土地上一批先知指示的方向设立的，它一直指向前方，它的方法、它的力量以及它所指示的那一完美的世界，事实上是古老时代先知指头上的世界。对于纪伯伦来说，那些能够供他汲取养分的事物，就是文学史的真正精华。正像生活需要历史作为依托，思想需要思想史作为依托，文学也需要文学史作为依托。实际上，我们尽管一直强调创造，却不能随意去创造——我们在创造的过程中，时刻受到某种力量的制约、束缚，有时这些制约和束缚是不能被突破的，否则，我们的表达就失去了普遍价值，我们的思想及其方法也将因失去一个普遍认定的、共价原则笼罩的意义范围而落空，表达的能量在没有边际的空间里释放干净，一切成为虚幻。
       我们发现，那一制约我们的力量来自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史。文学史不仅为我们提供资源，也将它的某些构架和规范的影子叠加于我们的创造物中，这又会加剧我们的痛苦和掀起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的进一步突破固有规则的冲动。事实上，文学史不是大学讲台上讲述的那一文学史，而是人类创造的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建立于时间坐标上的庞大的系统，其总量几近于无限，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个人所完全了解。这就意味着，文学史、文学的总和，实际上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人，这一总和实际上并不存在。人是有限的动物，有限的视野、有限的认识能力、有限的时间，因而不可能在量上获得这一总和。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学史，每一个人都在文学史中梳理着自己的那一部文学史——它们不同的线索、意义框架，使个人的创造倾向出现较大的差异性。这是我们的创造呈现多样性和不同特点的重要原因。
       甚至，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必呈现新的事实，也许展现一个新的角度，已是一个思想的飞跃，已是对许多个人的文学史和我们的认识习惯、思维与审美方式的有力干涉和改写。事实上，我们作为世界的证人，能够给世界提供的证据已经很少，或者说，在以往的日子里，人们已经将能够摆放的证据摆放出来，我们已经很难加入或破坏已有的证据锁链。我们必须在已有的线索和事实上，找到获得另一个结论的可能性。纪伯伦的作品正是如此，它能够为我们不断地提供凝视事物的新角度，并且为我们找到一些我们不曾想到和已经被遗忘的看待事物的方法。他的语言充满了诗性，有着变幻无常的魔术般的魅力，让我们能够时时感到康定斯基所说的那种“语词的鸣响”，就像箭镞的鸣响那样深含着一语中的、锐利迅疾的力量。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在的声音，是孩童一样的诗人对事物的超凡想像。他乃是倾听到事物的内在呼声并将它记录下来——其在艺术的方向上至少含有几个特征：(1)人的独特感觉得到充分的贯通、综合；(2)人的内心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找到必要的契合点；(3)人与宇宙精神形成某种对应，那么，它为我们重新确立了一个充满矛盾、充满辩驳也在其中深藏神奇真理的不可完全破译的宇宙形象；(4)从高处向低处言说，从空中向地上俯瞰，用先知的声音讲叙，借助了上帝的权威；(5)使神秘主义的力量灌注到饱满、充满激情也似乎充满歧义语言中，增强了作品对时空的辐射力。
       总之，一个先知时代通过一个作家留存下来，并扩大了它的范围，填补了它在面对今天时出现的意义空白。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时代都要从一些杰出人物中找到自己遗产的继承者——纪伯伦以他的寓言式的不朽作品，证明自己有着足够的能力，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和更遥远的先知时代文学财富的合格继承人选，他的双脚踏住了两个巨大的、意义非凡的时空。事实上，他已经被选中并坐在了高高的宝座上，让我们不得不抬头仰望。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