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四月，去汉中，看了几处与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相 关的历史陈迹，引发了几多感慨。
刘邦与“三杰”之恩怨
张良、萧何与韩信，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功莫大焉。 刘邦将自己同他们三人做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不 如”。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 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 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讲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很诚恳，态度很谦 虚。但是且慢，假如刘邦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绝对争夺不到天 下。他接下去说：“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关键是“吾能用之”这句话，意思很明白，他们三个人的本事再大， 也都在我刘邦手心里握着，任我拿捏，为我所用。究竟谁比谁的本 事更大，不言自明。刘邦有识人之眼、用人之量，但一切都以“吾能 用之”为原则，以“取天下”为目的。一旦天下到手，觉得谁“用”起 来再不像原先那么顺手，对不起，他马上会有另一套手段仔仔细 细伺候你。随着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刘邦与“三杰”之间的矛盾 时起时伏，尤其是同韩信的矛盾一直发展到你死我活。
从“三杰”这一面来说，他们如何处理各自同刘邦的矛盾，又 因他们三人的出身背景、性格特点、文化修养、奋斗经历、交往人 物乃至健康状况等等的不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各不相同。简 言之，张良是“智避”，韩信是“硬碰”，萧何是“隐忍”。这就直接导 致他们三人的最终结局各不相同：张良凄凉隐退，韩信悲愤丧命， 萧何苟且保身。
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刘邦与“三杰”曾经是一个最佳组合。楚 汉相争，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但依靠他们这个最佳组合将能 量发挥到极致，终于赢得了这场比赛。比赛一旦结束，促成他们构 成最佳组合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最佳组合是打天 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刘邦为了独掌天下，需要重组班 底，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个最佳组合的倾情演出，上半场是正剧，下 半场是悲剧。
“飞鸟绝，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将“三杰”玩完之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从此消停了吗y不见得。我过去读刘邦的《大风歌》，每每为它的大气磅礴所激动。这次从汉中归来再读《大风歌》，不对了，我忽然读出了刘邦内心的孤独和悲凉，《大风歌》是一位孤家寡人的内心独白。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
从宝鸡去汉中，翻越五百里秦岭，半路上有座张良庙，这是当年张良的隐居处。张良庙坐落在一条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浓阴如盖。古代从秦国到巴蜀去的金牛古道，就从张良庙大门口经过，古道遗址旁立有石碑。张良庙迎门是一座砖砌牌楼，牌楼正中镶有砖刻“汉张留侯祠”五个大字，清道光甲申年蔡文瑾所题。张良庙历经无数次重修，这几个字不知道是第几次重修时的遗物。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张良庙也叫留侯祠，留侯祠在留侯镇，留侯镇属于留坝县。这些地名均因张良而得名。其实留侯之“留”不在此地，在江苏。
刘邦与张良的关系比较微妙。
就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即行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哪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做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蓄意。刘邦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之下，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踩他的脚，附耳道：在这危急关头，不如就同意韩信立为假齐王，稳住他，以防小不忍生大变。刘邦立刻改口骂道：他妈的，他韩信大丈夫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要做就做个真王，哪有做假王之理，封他为齐王!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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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不放心，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他对刘邦说，我在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来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我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实在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己私利？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入死，现在你贵为天子，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被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他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奈何广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招。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刺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一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张良抽身而去，凄凉隐退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有他自身的悲剧根源。这同他的身世背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也被任命为韩国司徒。他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成了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
刘邦利用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的当口，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度过了鸿门危机。随后，项羽封刘邦到汉中去做汉王，刘邦临走前送给张良“金百镒，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做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力口。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诸如：智击秦将，计取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不立六国之后；去汉中以退为进；联合英布、彭越以抗项羽；重用韩信独当一面；主动出击，追击项羽；调动韩信、彭越参加垓下会战；定都关中；不废太子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禁要问，刘邦既然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再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张良内心作何感想?张良退出政坛，却退不出悲凉
在张良庙的牌楼右侧，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汉张良留侯辟毂处”。辟毅，“辟”，通“避”；“毂”，即五谷。辟谷，不吃五谷。据说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修养健身方法，修养期间只吃药物，不吃五谷，做导引。《
史记》、《
汉书》中都说张良“多病”，“乃学导引轻身”，“不食谷”。张良隐居在这片深山老岭里辟谷修炼，固然有身体长期多病的原因，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来自政治方面。其一，他曾为之倾家亡命的“复韩”理想已化作云烟；其二，刘邦始终视他为“客”；其三，历朝历代君臣间“同患难易，共荣华难”的悲剧又将在新生的刘汉王朝内重演。综上所述，使他内心感到无比困惑和无奈。正好，自己身体也不好，退吧，退为上策，退，坚决退。他以养病为名，闭门谢客，“杜门不出岁余”，可见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虽然偶尔露面，也都是以重病号的姿态出现。例如，黥布叛乱，刘邦带病亲征，群臣“皆送至灞上”，张良也不得不来送行。“良疾，强起”，送至曲邮。他对刘邦说：“按理我应该随你出征，无奈我病得厉害。楚兵很是剽悍，你自己多加小心吧。”张良的病是真病，不是假病。但张良需要这“病”，“病”是他的一块心灵盾牌。托“病”躲避政治旋涡，称“病”宣示难平愤懑，借“病”消释心中郁结，这些都是沉积在中国官场文化中的政治技巧之一，采用者不绝于史焉。
刘邦对待萧何和张良一亲一疏，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开国后，张良和萧何两人谁都没有当上相国，这是一件咄咄怪事，其中大有奥妙。这说明，刘邦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心是很细的，心计也是很鬼的。让张良当相国，他不放心；让萧何当相国，又怕张良不服。撇下张良用萧何，怕是群臣也不服，不太好办。有时不好办的事也好办：不立相国。刘邦这点心思，哪里瞒得过张良?好吧，我先请个假，养几天病再说，看你刘邦如何动作。刘邦却久久不愿捅破这层纸，晾着，不急。时间一长，张良反倒觉得太没意思：别人还以为是我张良盯着这个位子不肯让步，显得我不够豁达似的，岂不低俗?古往今来，将相大臣们要想彻底摆脱地位、权力、名利的羁绊，难。但张良很快从中摆脱了出来，主动为刘邦解开了这个扣子，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君子风骨。他利用最后一次随刘邦出兵伐代的机会，出奇谋拿下了马邑，顺便劝说刘邦立萧何为相国。
至此，张良觉得平生无愧于己，无愧于人，便和刘邦作了一次告别谈话。他从回顾自己的身世讲起，一席话讲得情真意切。他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最后，他向刘邦明确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他要求“仙”去了。就这样，张良毅然决然告别了政治舞台，但话语中也不乏丝丝缕缕的伤感情调。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疑而不任”的态度，到死也没有改变。刘邦讨伐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返京途中箭伤发作，回宫后一病不起，太医百般医治，回天无术。刘邦自己也说：“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不愿再治。吕后到榻前问话：“皇上归天后，哪一天萧相国也死了，谁能接替?”刘邦答：“曹参。”吕问：“其他人呢?”刘答：“王陵可用，但需陈平扶他一把。陈平心里什么都明白，却难以独当一面。”吕问：“还有谁能重用?”刘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再问：“还有谁?”刘邦答：“再往下我也不知道了。”吕后打破沙锅问到底，问到最后也没有从刘邦嘴里问出张良的名字来。原因很简单，刘邦压根儿就不信任张良。其实，吕后倒是很想请张良再度出山的。刘邦死后，吕后强迫张良进食，并劝他说：“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强听食”，但未见他为吕后做过什么事，又活了六年才死。
张良庙内，保留的历代碑刻很多。题刻的内容，都是赞颂张良“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的，也有一些赞颂他“智勇深沉”、“机谏得宜”、“高尚绝伦”等等，溢美之词，累世不绝。许多人来此一游，每每被张良的事迹撩动情怀，引发感慨。每一块碑刻，都饱含着题刻者浓浓的情感寄托。
细想起来，张良用如此方法回避俗世烦恼，他的内心何尝能彻底轻松?俗世之事难，求“仙”之事就不难吗?
走出张良庙，步入古树浓阴，我心中升起一缕淡淡的凄凉。韩信之悲：有奇才，无大志
汉中市内，有一座汉台，是刘邦在汉中做汉王时的王府遗址。汉台南，不远处有个拜将坛，这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地方。进得拜将坛园门，迎面一座露天方坛，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坛上是一尊韩信扶剑挺立的汉白玉雕像，气宇轩昂中有些忧郁。台阶西侧一通石碑，上刻“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八个大字；台阶东侧也是一通石碑，刻的是舒同书写的“拜将台”三字。拜将坛北面，还有另一座方坛，是当年宫中百官出席韩信拜将仪式的参观台。明代，在这个方坛上加盖了个亭子，改成碑亭，镌刻有历代名人题颂韩信的楹联诗词。
韩信出身贫寒，他的人生目标与张良有着天壤之别。张良谋“国”，韩信谋“生”。韩信由于家里太穷，做官不够条件，经商没有本钱，连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漂母之食，跨裆之辱，辛酸不堪回首。深入韩信骨髓的平生心愿，就是要改变这种艰难屈辱的生存状态。靠什么出人头地y生逢乱世，落草造反，领兵搏杀，未尝不是一条奋斗之路。因此，韩信平时“好带刀剑”，对用兵之道格外用心钻研，后来经过大量的军事实践，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刘邦破格拜韩信为大将，是韩信一生中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机遇。群雄并起，四乡风随，韩信开始是投奔项梁而去的，在那里“杖剑从之，无所知名”。项梁败，从项羽。由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急于找机会表现自己，曾多次向项羽献策，项羽均未理睬。愤而离去，转投刘邦，仍未得到重用。韩信命运中出现机遇，颇有些喜剧色彩。刘邦从关中到汉中去做汉王时，为了麻痹项羽，一边走，一边将身后的栈道放火烧掉，形同一次狼狈败逃，队伍中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一路上逃亡将领数十人，大伤元气。为了扭转局面，刘邦急需招募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以扩充军队，重振军威，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恰在这时，等待已久仍不见起用的韩信，受到其他逃亡将领的影响，也在一天夜里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拍马便追。有人却向刘邦报告说，萧何跑了。刘邦失萧何“如失左右手”，心痛得顿足。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出现在刘邦面前，刘邦又气又喜，骂道：“混蛋，为何逃跑?”萧何道：“我哪里是逃跑，我是追赶逃跑者。”刘邦问他追的是谁，他说追的是韩信。刘邦又骂：“胡说八道，逃亡将领几十人，你别人都不追，去追什么韩信，骗鬼啊!”萧何力陈韩信是个难得人才，希望刘邦委他以重任。并说，你如果心甘情愿在汉中永远呆下去，不用韩信也罢；你如果想争夺天下，非用韩信不可，你看着办吧。刘邦被萧何的一席话打动，就说：“好吧，我用他为将。”萧何又说，让他当个小将怕留不住他。刘邦答应拜他为大将，并让萧何马上把韩信叫来，立即起用他。萧何批评刘邦说，你对下级向来傲慢无礼，呼来喝去，拜大将好像呼小儿似的，这不行。拜大将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举行隆重仪式。刘邦只好同意：“好吧，照你的意见办。”
拜将，乃寄托生死存亡之重任，需要受命者立下誓言，许以生死，不庄重不行。萧何是小官吏出身，在旧县衙混过，知道官场礼节。他一心为刘邦着想，觉得汉王眼下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需要重振军威，以图大事。他把韩信的拜将仪式筹备得格外隆重正规，“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虽然往事越千年，我们那天登上韩信拜将坛，环观四周，似乎仍能隐隐感觉到当年拜韩信为大将时的隆重气氛。这次拜将仪式，实际上成了刘邦重振军威的誓师大会，由此吹响了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的战斗号角。
刘邦与韩信，一个为了争夺天下，渴望招募杰出军事人才；一个为了出人头地，苦苦寻找知人善任之主。双方的追求一旦在特定条件下交会到同——个点上，如同引爆一次“热核反应”，立刻产生出巨大能量。时隔不久，刘邦就采用韩信谋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打出汉中，重入关中，平定了三秦，重新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随后，刘邦与韩信分兵东南，韩信独当一面，过黄河，虏魏王，擒夏说，下井陉，破赵，降燕，定齐，南摧楚兵数十万，势如破竹，席卷江东，威震天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议：，刘邦的天下，大半地盘是由韩信领兵打下来的。也正因为如此，韩信之于刘邦，形成了“功高震主，拥兵自重”之势。韩信自己却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警惕，越来越狂傲。而刘邦对他则越来越猜忌，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再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不断掺入其中，导致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韩信是被刘邦“玩”死的其实，韩信这个人并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张良重名节，韩信重实利。他母亲死后无钱下葬，自己找了一块荒岗高地将母亲掩埋了。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封个万户侯，母亲坟地旁可以“置万家”。可是，韩信哪里知道，封建君王对“贤将”的要求，只能有“赴死”的忠诚，不能有“言利”的欲望。在刘邦看来，打出的天下都应无条件归他刘邦一人所有，韩信却总想切下一块蛋糕归自己。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是从攻打齐国开始的。这也是韩信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前，韩信已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迹，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刘邦自己在正面战场上却一再受挫，很不顺利。两相对比，刘邦对韩信的军事才能产生了一些妒忌心理，对他执掌的军事实力急速膨胀也有了一些疑虑，于是在行动上开始对他有所掣肘。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打下赵国后，队伍正驻扎在修武休整，与荥阳隔黄河相望。刘邦由部将夏侯婴陪同，在夜里乔装打扮，渡过黄河，第二天一早潜入韩信营帐，夺走了他的印信，调走了他的精锐部队。又传回命令，让张耳留守赵国，命令韩信收拾残部前去攻打齐国。根据刘邦下达的这道作战命令，韩信把零星部队集结起来，整顿一番，便向齐国进发。不料，半路上得到一个消息，刘邦早巳派郦食其前往齐国招降，不费一兵一卒，齐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这显然是刘邦使出的一个计谋。一方面，他要借助韩信挥师东征以来势如破竹的声威，让郦食其赶在韩信到达齐国之前，用三寸如簧之舌去“说服”齐国。另一方面，他有意要让韩信陷入一次“无功而返”的局面，削弱一下他锐不可当的气势，为自己担当的正面战场找回一点平衡。
韩信是胜利者，却不是一个清醒的胜利者。他在军事领域深谙兵法玄奥，在政治领域却连“知己知彼”的常识都没有。一方面，“知已”不够。他对于自己实力之强劲，处境之敏感，缺乏清醒的分析和估计，对于盛名之下可能给他带来的种种麻烦甚至危险，更缺乏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知彼”更不够，他全然不知道刘邦已在怎样地疑他、忌他、防他。因此，他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要害在哪里，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过于率性随情，大小举止皆失当。
他先是想，既然齐国已被郦食其“说下”，他攻打齐国的军事行动就可以停止了。不料，齐国有个辩士蒯通，前来投靠他。蒯通此人，窥测天下大势，觉得将来能够掌握天下命运的既不是项羽，也不是刘邦，而是他韩信。他鼓动韩信对齐国应该照打不误。韩信问他此话怎讲?蒯通说，刘邦既然命令你攻打齐国，暗中又派郦食其来招降齐国，这种做法就不对。郦食其一个说客，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齐国，得到齐国城市七十多座。你率领几万大军打下赵国才得五十多城。将来论功行赏，你还不如他一个儒生的功劳大，岂不是天大的笑话y何况刘邦并没有正式通知你停止攻打齐国嘛，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应该毫不动摇，打!韩信一听，觉得有道理，好，打。这一仗，韩信利用潍河之水，淹杀齐军，攻下了齐国。
韩信打下了齐国，声威更大，更加举足轻重。用蒯通的话说，这时刘邦和项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韩信手里，他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刘邦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既千方百计笼住他，又想出一些办法来掣肘他。项羽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在这时派武涉前来游说韩信。恰恰韩信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天大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却“天与弗取，时至弗行”。蒯通竭力鼓动他，第一步与刘、项“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然后再图下一步发展，后劲最大的是你韩信。并表示“臣愿披心腹，涂肝胆，效愚忠”，死心塌地要投靠他。蒯通所言，并没有违背当时的造反道德。天下亡秦，群雄并起，谁能把天下争夺到手就是谁的。一不靠公民投票，二不用举手表决，三不需法律程序，全凭实力。同是造反者，同为争天下，韩信与刘邦、项羽拥有同等权力、同等机会。如果韩信当时敢于喊出一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豪言，最终究竟谁能当上皇帝，真还难说。可是，韩信此人，纵有封侯之愿，却压根儿没有帝王之志。他一再向蒯通表示，“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蒯通怒其不争，仰天长啸：“时乎时，不再来”，“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说罢，装疯而去。
你说韩信多么昏吧，他既然不忍“背汉”，那就兢兢业业为刘邦把仗打好吧。可是不，他偏偏在这种敏感时刻，向刘邦开价，要求自立为“假齐王”，刘邦怎能不怒火中烧?蒯通鼓动他争天下他不想争、不敢争，又何必伸手去要个什么“假齐王”呢?蠢不蠢啊!刘邦迫于同项羽对峙的困难局面，为了防止不测，作为权宜之计，接受张良、陈平建议，封韩信为齐王。这样一来，局面是稳住了，但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疙瘩也结下了。韩信自以为从未萌生“背汉”之念，心里坦坦荡荡。可是以后的矛盾发展已由不得他，刘邦从此却要将捆扎他手脚的绳索一步步收紧了。
刘邦的用人之术，是一套将人摆布于生死间的封建权术。韩信在军事上纵有盖世奇才，在权术游戏中根本不是刘邦的对手。韩信是一只猛虎，刘邦也能将它牵在手里转场子赚钱。他可以违心地将韩信封为齐王，让韩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汉王厚我”，使他即使面对蒯通和武涉的左右游说也“不忍背汉”。为了调动韩信参加垓下会战，又可以再次违心地加封给韩信一大片地盘，使他心甘情愿地前来殊死搏杀。可是，项羽一死，刘邦马上就给韩信颜色看。只是因为韩信立有盖世之功，如果操之过急，将他一棍子打死，恐天下不允，失去人心，所以第一步先剥夺他军权，改封为楚王。随后，又利用韩信狂傲自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弱点，以有人告他“欲反”为借口，“用陈平谋”，在云梦将他逮捕，押回洛阳，杀尽他威风，贬为淮阴侯。从此，韩信愤恨难消，人际关系更加紧张，“羞与绛、灌等列”，树敌太多，周围环境对他越来越不利。最后，失去理智，策应陈稀谋反，招来杀身之祸，也是罪有应得。临死，韩信仰天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等他明白过来时，脑袋已经落地。刘邦信也萧何，疑也萧何
最后说说萧何吧，萧何是“三杰”中惟一的善终者。
从地图册上看，离张良庙不远，公路边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处”。我问了一下那里的情况，说是现地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只立了一块石碑，偶然可以拣到几片碎瓦，别的没有什么可看。一想也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兵荒马乱，荒山野岭，当时不可能在现地留下什么标记。所谓“萧何月下追韩信处”，也是后人半寻半猜的地点，不去看也罢。
封建制度的用人原则，本质上就是人身依附关系。萧何能够成为“三杰”中的惟一善终者，不是偶然的。萧何与刘邦是真正的老乡，刘邦是“沛公”，萧何是“沛人”。虽说韩信和刘邦、萧何也都是老乡，但彼老乡非此老乡。对韩信来说，老乡的概念意味着“老乡整老乡，杀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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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心目中，真正知根知底的是萧何。刘邦起事前，就和萧何很要好。《汉书·萧何传》中讲了几件事：一、萧何是沛中小吏，刘邦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二、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萧何“常佑之”。三、刘邦押送徭役去咸阳，别的官吏都给刘邦送钱三百，惟独萧何给了五百。《史记·高祖本纪》中讲了另一件事：吕雉的父亲犯了事，躲到沛县县令处避风。沛中官吏豪杰，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备了礼金前来探望。萧何负责收礼接待，他大声宣布：“人太多啦，送礼不满一千的都到堂下去坐。”刘邦来了，分文未带，却写了一个假帖递进去，大声说：“我送一万!”萧何眼皮一翻，将刘邦放了进去。刘邦对所有客人都不放在眼里，径直坐了上座，喝得烂醉，从此与吕公混得烂熟，吕公将女／L吕雉许配给了他。司马迁通过这件小事，将刘邦骨子里的痞子气写得淋漓尽致。萧何是衙役小吏之流，想来与乡里这类痞子是混得稔熟的。刘邦与萧何，这等关系，谁能比得上?
史书上说萧何此人“以文无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本事不大，但不坏”。又说他办事认真，负责课税，上缴最多。秦朝的监郡御史经过考察，觉得他很适合到朝廷去当差，准备推荐。萧何不愿离开本乡本土，推辞不去。从这件事可知，萧何很适合干机关工作。他后来跟随刘邦打进咸阳，别人都忙于掳掠金银财宝，他却急往秦宫收集简牍资料、法律文档、地图报表之类，这些东西后来对汉朝开国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何对刘邦，真可谓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连皮带骨统统倒进了刘邦的锅里，这一点是他与张良、韩信的根本区别所在。刘邦长年领兵在外与项羽作战，萧何开始几年“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后来又留守关中，兢兢业业地“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并将粮食兵员源源不断从关中送往前线。事无巨细，桩桩件件都考虑得周到细致，只要报给刘邦，全都照准。有些事来不及奏报，他就付诸实行，刘邦回到京城时再补报一下，刘邦也很满意。萧何对刘邦忠到这种程度，刘邦对萧何就丝毫没有戒心了吗？非也!
刘邦的用人原则，“疑人”第一。“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什么意思?刘邦在前线与项羽对峙，战事艰难，却几次派使者回京来慰问萧何，说他在后方工作太辛苦啦。有个叫鲍生的，对此咂摸出了味道，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暴衣露盖，非常艰苦。为了使汉王对你不起疑心，你何不动员你的子孙和亲属中凡是能当兵的都去当兵，使汉王觉得你把全族人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可以让他彻底放心。萧何“从其计，汉王大悦”。这件事给刘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群臣争功时，许多人认为萧何一天也没有到过前线，一次仗也没有打过，把他的功劳说得那么大，听了不服。刘邦就说：“你们都只是独自一人跟随我打天下，多的也只有两三人。萧何举族几十人跟随我，你们能和他比吗?”萧何算是认准了一条，他的肉全在刘邦的锅里，有了刘邦的天下，才有他萧何的家业。
常听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说，帝王中是否真有人能做到这一条不知道，反正他刘邦做不到。天下谁对刘邦最为忠心?萧何。可是，刘邦对萧何这样的忠心老臣，也是一疑再疑啊!韩信参与陈稀谋反，吕后串通萧何杀了韩信，刘邦从征讨陈稀的前线传回命令，正式立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专门配备一名都尉带五百名兵丁担任相国府警卫，待遇马上上去了。有个叫召平的，立刻提醒萧何说：“你的祸要从这里开始了!如今陛下领军在外，你在宫中留守，一粒小石子也没有打到过你头上，你要什么五百警卫?淮阴侯刚刚闹过一次谋反，陛下为你配备五百警卫，并不是对你的恩宠，而是对你不放心啊!”他劝萧何谢封勿受，并将自己家中的财物统统献出来，作为军费支援前线，以消释陛下心中之疑。萧何“从其计”，果然不出所料，“上悦”。不久，黥布叛乱，刘邦亲征讨伐，又一次次从前线派使者回京看望萧相国，询问他在后方操持国事的情况。又有人提醒萧何说：“我看你糊涂到极点，灭族之灾快了!你不想一想，你现在高居相国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陛下领军在外，担心你倾动关中啊!你现在应该多买田地住宅，让陛下知道你并无谋国之心，他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又一次“从其计，上乃大悦”。请看看，伴君之人，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如果不是肠子拐了十八道弯的人从旁一次次及时提醒，萧何的脑袋能不能保留到最后，很难说。
萧何如此谨小慎微，而且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刘邦居然还斥令毒打了他一顿。那是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京城，许多人拦路告状，说萧相国强买田宅。萧何去宫里叩拜刘邦，刘邦笑道：“看你做的利民好事，这么多人告你状，你自己去平息民愤吧!”萧何乘机向刘邦提了一条建议，说，长安地方狭窄，老百姓田地少，我看皇家猎苑内有不少空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老百姓进去耕种算了，也不要收他们官税了。刘邦勃然大怒：“你受了他们多少贿赂，竟来动我皇家猎苑的脑筋，拖下去打!”天哪，你打死他萧何，他也不会对你刘邦起二心啊。过了几天，有位近身侍卫问刘邦，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你把他打得这么厉害?刘邦道，我听说过去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好事都归秦始皇，有坏事都揽到他自己头上。萧何倒好，为了讨好百姓，竟想拿我的皇家猎苑去做人情，他肯定受了贿赂，我教训教训他。侍卫说，皇上这几年领兵在外，何相国留守关中，如果他对陛下不忠，只要在关中稍有动作，关西的地盘就不是你陛下的了。他那样的大利不贪，怎会去贪一点小小贿赂呢？刘邦被侍卫说得无话可讲，知道错了，赦出萧何。萧何年事已高，一向恭敬皇上，脱了鞋进去向刘邦叩拜谢罪。此刻，谁也想不到，刘邦竟会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罢了，相国是贤相。我打你，是为了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我这个皇上不是好皇上。”
屁话，一通屁话!刘邦脸不红、心不跳，用一通屁话将他的疑心病掩饰了过去。刘邦是个疑心病狂，他有一整套疑人术。他怀疑人不要任何理由，怀疑错了说几句屁话就可以掩饰过去，被冤者还得向他下跪谢恩。封建帝王是没有什么廉耻概念的，他们有时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人。偶然也会讲出几句带有友情亲情人之常情的话来，却往往不一定是真心。他们更多的时候不讲人话讲鬼话，前说后赖，眨眼变脸，恬不知耻。一是一，二是二，耿直不阿之人，是做不了皇帝的。
看看刘邦与“三杰”关系的演变过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封建主义的用人原则是什么玩意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绝对的“忠君”，绝对的排斥异己，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必然杀人如麻。从刘邦到吕后，将异姓王一个个斩尽杀绝，血淋淋地向我们展现了封建制度的本质特点。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团结，不同见解、不同经历、不同特点的人在一起共事，这大概也是“封建”与“民主”的根本区别之一吧。2002．6．29草于北京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