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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起来，我俩一起跑步。
       那时候，我父亲施咸荣正是最生气勃勃、事业上最旺盛的时刻。他在六十年代初期编辑的《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出版了，他为这套书撰写了前言。1979年7月，他又随陈翰伯同志率领的中国出版界代表团到英国访问，将这套《莎士比亚全集》赠送给英国出版界，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回国不久，他即应北京出版社的约请，开始写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这本书，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写，显得十分辛苦。当时，我也刚调到《辅导员》杂志，又利用下班后的空隙创作长篇小说，常常搞到很晚才睡觉，精神挺疲惫。一天晚饭时，父亲向我建议，每天早晨上班前，我们共同去跑步，从我们居住的松树院胡同跑到日坛公园，来回约四十分钟。我知道，这也是父亲为推动我和他一起锻炼身体，是一片苦心，我就答应了。
       街上寥无人影，路灯洒下昏黄的光圈，只听见扫街人挥动竹扫帚的“刷刷”声。我俩跑出小胡同，又穿过小街道，拐进通向豁口的大道。清早的凉风吹拂着我们，昏沉的感觉一扫而光。远处的天际也已经微微泛白。
       “昨晚又写到三点多钟吧?”父亲气喘吁吁问我。
       “灵感上来啦，收不住笔……”
       “你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感情，”他又慢跑起来，回头看我一眼，“这对创作是有好处的……”
       我俩跑进日坛公园，走到一个小树林里，打十分钟的太极拳，然后，再跑步回家。也有时，比如正好是星期日，我俩由某一话题而引发了兴奋情绪，就边聊天边散步回家。
       “您的那本书写到哪儿啦?”我问父亲。
       “哦，完成一半啦。写到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戏剧中的精华。尤其以四大悲剧最著名，《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他转过头问我，“这些，你都看过吗?”
       我家中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因为父亲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特地珍藏的。他曾经推荐一些重要的剧本，希望我看。可是，我只粗粗浏览了几个剧本。
       我答：“我只看了《哈姆莱特》和《李尔王》。”
       “搞文学的人大都知道哈姆莱特，由于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王子复仇记》，在国内上映过。可是，电影改编得不好，说是复仇记’也不妥当。哈姆莱特如果仅仅只为复仇，杀死他的叔父就完事啦，干吗心里那么痛苦呢?一再思考，犹豫，拖延，甚至还想到了是否要自杀……”
       “对，莎士比亚表现的是一颗复杂的灵魂……”
       “这颗灵魂也是忧郁痛苦的，充满困惑。这是因为，他的理想与社会现实激烈冲突，他又将自己的私仇与社会普遍罪恶联系到一起，想改革现实，力不从心!他在徘徊中思考了很多深刻问题。”
       “还有老国王的鬼魂，出现在舞台上，使人感到心里颤栗!”我又说。
       “这是一种渲染悲剧气氛的手法。老国王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却被自己的妻子和亲弟弟所害，体现了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所以哈姆莱特说，丹麦和全世界都是一座监狱!”父亲从胸臆间吐出一口气，才说，“还有你注意到没有，描写到那个谋害亲夫的王后，也写了她灵魂深处的复杂性，她受到良心的谴责，内心也很痛苦的……”
       “后来，整个舞台上乱杀成一团。哈姆莱特错杀了情人的父亲，情人也发疯而死，情人的哥哥又找哈姆莱特决斗，哈姆莱特杀死了他，又杀死了叔叔，自己也中了毒剑身亡，王后也饮毒酒而死，这个结局说明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表现悲剧的精神吗?”
       “你问得好啊!”父亲高兴地摇一摇我的胳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若是以为这个剧本的主题光是复仇，那就是浅薄的看法。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为只要单纯的善战胜了单纯的恶，也就完事大吉啦。唉，世界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常常是善与恶搅成一团。戏的结局其实也反映了莎士比亚的历史观，他认为人与人仇杀的历史本身就是个大悲剧。”
       “还有李尔王，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是复杂又真实!”我感叹地说，“这个君主，他昏庸糊涂，轻信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的甜言蜜语，对小女儿又那么冷酷无情，不听忠臣的谏言，开始真让人觉得他可恨……可是，他
       倒了大霉，国家也分裂了，还被两个女儿逐出宫廷，只好与乞丐为伍，又让人禁不住同情他!”
       “莎士比亚也是同情李尔王的，”父亲颔首微笑道，“这个剧本展现了一种人性的复归。当李尔王位高权重的时候，他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显得那么不近人情；以后他失去国王的权位，却能亲身体验普通人的悲惨遭遇了，也能将心比心，同情穷人老百姓了，也能对自己的错误忏悔了……”
       “李尔王是一个又可恨又可爱的形象!”
       “这个剧本里，有一幕的暴风雨场景最为激动人心，这是全剧的精华。自然界的暴风雨和李尔王内心的暴风雨相呼应，使你感觉到，这是一场时代的暴风雨!在这场时代暴风雨中，各式各样的灵魂都漂泊出来了
       ……”
       我们走出胡同，见副食店门口已排起长队，许多人拿着钢精锅等着买油饼和豆浆。父亲指着胡同里乱七八糟搭起的防震棚说，“你看，大地震已经过去几年，防震棚却是越来越多……”
       我有些激动地说：“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也许是有道理的。比如1976年的大地震，紧接着不就是社会政治的一连串动荡么?”
       父亲没有答话，却问我：“哦——你的小说写到哪儿了?快完成了吧?”
       “写了三分之二。”我那时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歌与哭》，其题材内容正是反映976年的那场政治动荡的。“不过，写成了也才是个草稿……”
       “你正在看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吧?这本书，我以前也看过。”父亲倒背手，放慢脚步，微蹙起眉头，“屠格涅夫的小说有其感染力，充满抒情因素，描写自然风景时特别有诗意，但是，他的作品刻画人物形象时并不深刻，常常把主人公当作某种观念的化身，也就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没有把笔伸到人的灵魂深处……”
       那段日子，我正处于十分崇拜屠格涅夫的时期，几乎找来他的所有小说阅读。我反驳父亲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有什么不好?有的作家还传不出来呢!反正，我喜欢屠格涅夫的笔调。”
       父亲宽容地一笑，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说：“我还是建议你，应该将莎士比亚的作品读完，会从中得到很多艺术养料的。”
       快走到家门口了，他无限感慨地说：“如今，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总算出版了。出版这一套书，前后经历了许多年的风雨沧桑。写完这本小书后，我还要写一篇文章记叙这些经过，纪念为这套书做出贡献的
       亡友们!”
       1993年的五一节，家中弥漫出一种无形的阴郁气氛，可大家都努力做出一副笑脸，想制造出一点欢乐，妈妈做出一顿丰盛的佳肴，却是谁也吃不下去。
       父亲也随便吃了几口晚饭，又躺到床上。一会儿，他突然将我叫到床前，声音微弱地吩咐：“你明天上午来吧，我要跟你谈谈一些往事……”
       “行啊。”我一怔，立即答应了。想一下，又委婉地说：“不过——您这些日子身体不好，过几天再谈也是可以的……”
       “就是明天吧!”他一摆手，枯瘦脸上浮出一丝忧郁，“唉，要不然，就没有机会谈了……”
       我心中掠过一片阴影，也从他的话语觉出某种不祥的预兆。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得了癌症重病后也绝少追忆往事，为何突然会有这个提议?果然，半个月后，父亲遽然病逝。我在悲哀中又庆幸地想，倘若真是延宕了那一次谈话，一些史实也许又将无形湮没。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笔记本到父亲的书房里，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的一生，讲起为翻译、研究介绍外国文学他所花费的毕生心血，讲起许许多多的人与事。这一天，他精神亢奋地跟我聊了三个多小时。却有三分之一的功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一时坐，又一时卧，谈得高兴了，又颤颤巍巍起身去打开书柜，用手轻轻抚摸那一套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充满感情地对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干的一件重要事情啊!”
       那些日子，我们曾经读到过《读书》杂志里的一篇文章，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莎士比亚全集》，与台湾梁实秋先生翻译的那套《莎士比亚全集》相比，各有其特色。但是，大陆出版的这套书要比梁实秋先生的那套书译文更准确，翻译质量也更高。父亲重提这个话题，他说曾经拜读过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很佩服梁实秋先生的才学；只是，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啊，梁先生在教学之余，能完成如此庞大的翻译工作就已经很难得了。大陆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却集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劳动，又经过反复校订，自然翻译质量就比较好一些。不过，这套《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前后，也经历风雨沧桑，在文革时纸型与插图都堆积在仓库，沉睡十余年!特别是有几位为此书做出巨大贡献的亡友们，却没有来得及见到这套书。他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记叙此书曲折的出版经过，尤其是纪念几位亡友，如今重病在身，恐怕是难以写成此文了。他叫我来，让我把一些史实记录下，也是希望我能代他写成那篇文章。
       父亲在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因一封诬告信，被拘押在单位受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蒙遭冤屈。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又由于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的处分。他被下放到唐山农村的老庄子公社去劳动，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只能与当地老百姓共同吃用花生壳磨成的粉，其中掺杂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劳动归来，已经全身高度浮肿，身体孱弱不堪了。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为他开了半年病假，要他在家休息；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定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计划。他觉得，当时社
       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了，该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情。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巨人，同时也为了满足我国的戏剧工作者和文化界需要，想借此机会，编辑出版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完整的散文体译本。
       父亲充满感慨地说：“那时候，我总好像有一种预感，这个事情不能拖，一拖，就可能吹了!我才带病抓紧去做这件事情。果然啊，后来证明这一点——我要是在家歇一年第二年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了阶级斗争，文艺界的气氛也紧张了，我上交的编辑计划就可能被搁置，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接着文化大革命动乱来临，许多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就再难以组织这么强大的翻译力量了!”
       1961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经过全面校订，补齐未译的6部历史剧和全部诗歌，出版一套翻译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他所拟的计划。父亲又考虑到，过去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误译和删节的问题，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应该对过去的译本做全面和细致的校订工作。还有，朱生豪未译出的6部历史剧，莎士比
       亚写的长诗和十四行诗也必须全部译出。如此艰巨的校订任务和大量翻译工作，若在短时期完成，只找到个别专家学者是不行的。父亲犹豫再三，决定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给上级打报告，要求起用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和翻译家。做出这个举动，他心内充满忐忑不安，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有过坎坷经历，不知会不会由于此举给他戴上新的政治帽子?但是，上级领导却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当时，他真是欣喜不已。他终于可以如愿在短时期内，组织起阵容强大的翻译队伍了!
       在那些被错划成右派的翻译家、专家、学者们当中，父亲对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充满怀念之情。这是一位曾被誉为“燕京才子”的学者，知识渊博，又洋溢着才华，他不仅翻译过《亨利四世》的上、下篇，还写过一些很有水平的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论文，他由于对莎学素有研究，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难题。吴兴华先生一共校订了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为认真负责。父亲与他建立很深厚的友谊，颇钦佩他为人诚恳谦和的品格以及深邃丰富的学识。可惜吴兴华先生在完成这项工作不久，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临终也未能见到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后来，我听到一位北大老教授回忆说，吴兴华先生是被几个红卫兵。恶作剧，强迫喝下浆糊，他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受他这样的“牛鬼蛇神”，竟被活活折磨死了。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那时也被错划成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翻译的《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较高。于是，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经过一遍又一遍修改和润色，又自己掏钱请两位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于比较研究。谁知，那两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他。父亲了解事情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辩白，由编辑部写信去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的一本书都要寄给父亲。再有一位就是著名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
       长的章益先生，他以前研究政治学，未搞过文学翻译。但是，父亲知道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也曾经读过他的诗稿，知道他古典文学造诣深厚，也极钦佩他的才学，便约请他翻译了《亨利六世》的上、中、篇。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特色。此外，参加翻译朱生豪未译的六个历史剧的译者，还有莎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杨周翰先生等人。
       在许多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通力合作下，那些规模大又艰巨的校订、翻译工作，还有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其他准备工作，迅速又有效益地在1964年前完成了。父亲还专门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43幅插图，都是19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那时的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当时，准备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0卷，戏剧全集)和《莎士比亚全集》(11卷，包括长诗和十四行诗)，共两套出版。第二年，纸型打出来了，插图也都印出来了，可是，政治风云陡然剧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父亲与出版社的大批编辑一起被派到河南林县农村去搞“四清”，回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莎士比亚全集》的纸型和插图都堆积在仓库里，一睡就是十几年。
       在动乱的年代里，编辑和出版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也成了“罪行”，父亲也因此受到批判，被迫做违心的检查。但是，他内心深处却依然惦念着这件事，无法消除这个“情结”。他虽然也在单位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基本上却是做“逍遥派”。在家读读书，和几个朋友聚一块儿聊天，有了空闲时间，他经常捧一本精装的英文书喃喃地诵读，借此训练自己的英文口语。
       一天下午，父亲又捧着那本书，用英文念一段话，像诗歌似的有韵律感，却又阴沉哀伤。我站在后面悄悄倾听，它给我幼小稚嫩的心灵一股冲击力，又无形中压来一种恐惧感。父亲发现了我，又念了一会儿，才合上书。我凑上去问：“爸爸，您刚才读的是什么呀?”
       “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一段台词。”
       “谁的剧本?……这剧本叫什么?讲的什么故事呀?”
       “莎士比亚!他是英国的一个伟大戏剧家，”父亲停顿一下，又说，“这就是他写的一个剧本，叫《麦克白》。故事里讲的是一个原来很有人情味儿的大将，被自己老婆怂恿，勾起了政治野心，谋杀了国王，最后自己身败名裂，被别人杀死。”
       “您给我仔细讲一讲，好吗?”
       父亲摇摇头说：“这个故事太阴沉可怕啦，充满了野心、奸诈、谋杀等等。等你长大了，自个儿去看剧本吧。”
       “您刚才念的是什么呀?是谁说的话呀?”
       “哦，麦克白夫人自从怂恿丈夫谋杀国王以后，深受良心谴责，终于发疯而死。麦克白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念的一段台词。”父亲又瞥我一眼，“你现在还小，里面的一些深刻哲理，还不能完全明白……长大了，就明白啦!”
       我没有说话。只是记得，淡淡的暮霭逐渐浓厚起来，仿佛一片阴云笼罩了我的幼小心灵。啊，一个人有了政治野心，好人都会变坏，坏人又变得更肆无忌惮!我隐约感觉，这个故事甚至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许有
       什么关系。
       十余年以后，父亲正在写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这本小书。一个晚上，他兴冲冲叫我到书桌前，问起我是否还记得，以前，他有一回朗诵《麦克白》中的一段台词，我纠缠住他，让他讲这个故事，还提了
       一些问题的事儿?
       “记得呀。”我立刻答。因为，这个生活片断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哦，那是一段著名的独白，反映了麦克白心灵的深刻矛盾。我刚才把它又翻译了一遍，你来看看。”
       我凑过去看他刚写成的稿子。那是《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中，主人公的一段话，父亲将它也翻译成诗体：
       明天，明天，又是一个明天，
       迈着小步一天一天地爬行，
       直到有限年华的最后一秒钟；
       所有的昨天都替傻子们照亮了
       去坟墓的路。熄灭吧，短暂的蜡烛!
       生命是个行走的影子，也是个
       可怜的戏子，在舞台上表演一通，
       就无声无息，它又像愚人讲的故事，
       充满喧嚣和吵闹，没有一点意义。
       我仔细读了一遍。虽然那时，我还未完整地阅读过《麦克白》的全部剧本，可也大概知道了它的故事内容。我觉得，麦克白由于野心膨胀，由一个有作为的将领走上罪恶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他跟在文革中的野心家林彪很相像。我很感慨地对父亲说：
       “您当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呀?在今天的时代里，也有麦克白式的人物……”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有一个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本·琼生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还说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现在看来，本·琼生的话一点儿也不过分。”
       在湖北五·七干校的干打垒土房里，星期日下午，父亲的一群同事在我家边打扑克边闲聊天，不知怎的，又说起了莎士比亚。一直担任现代文学编辑的龙世辉叔叔问父亲：“老施啊，《莎士比亚全集》好像出版啦，我记得五十年代就有一个版本，是不是?”
       “那是《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的。”父亲摇一摇头说，“不能算是全集!”
       “有一些作品还没有收进去吗?”
       “是呀，还有六个历史剧没有收进去，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叙事诗，”父亲忍不住又说，“我们新编的全集呀，不光把这些都收进去了，还对朱生豪译本做了全面校订呢!”
       “这套书也没来得及出?”
       “咳，插图都印好啦，纸型还在仓库里呢。应该说，这套书算是一套相当有水准的书呀!”
       “真可惜呀，要是能出版有多好啊!”
       “算了吧，咱们别提这事啦，打牌打牌!”
       客人们走了。妈妈将晚饭端到桌上，却见父亲仍然闷闷不乐坐在椅子上。原来，他还在想那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蹙眉头轻轻叹息一声：“唉，不知道这一套书的纸型还在不在仓库?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到底
       还能不能再出版啦?唉——这一套书可是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呀!”
       我们家里人面面相觑，都觉得父亲太迂了。家里前途都不知道如何呢，也不知道是否能回北京，还是就在农村安家了?但是，他却还在担心着《莎士比亚全集》。
       我们终于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父亲仍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他好几次小心翼翼提出可否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的问题，却都被否决了。直至四人帮垮台后的头两年，对于能否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之事，编辑部内部还有过争论和分歧意见，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由于四人帮长期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人人心有余悸，编辑们也是如此。到了1978年，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之事总算提到工作日程上来，父亲立即去仓库，去找《莎士比亚全集》的纸型和插图。但到仓库一找，纸型还在，而印好的几万张插图却不翼而飞。他焦急地再三查找，没有正式销毁的记录，但也找不到这一大批插图的下落。不仅插图不见，连版也找不到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并且也无法达到原来的质量，于是，果断决定只好忍痛割爱了。他实在怕时间拖久，事情还会起什么变化，就加快了速度。
       为使这一套书尽早出版，父亲还主动担负起为这套全集写前言的任务。当时因为各项出版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时间紧迫，单等前言，找社外的莎学专家写，时间上来不及。他只好自己搜集资料，动手撰写“前
       言”。父亲写文章向来是快手，总是一气呵成。可是，他写这篇前言却特别郑重，改来改去，写好几遍，还打印出来专门向国内的莎学专家们征求意见。那时，我正在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员，看到这情景，不禁诧异地问：“爸爸，一篇万把宇的文章，您要没完没了改多少遍呀?”父亲却正色说：“你哪里知道，这篇文章可是非同小可!它是这一套书的门面，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见解啊!”
       这一套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出版了!
       那一天傍晚，他提着沉甸甸的皮包回家。从中取出一本又一本漂亮的精装书，他的神情是感慨更多于兴奋，甚至还有一些抑郁。一会儿，他坐在桌旁举杯小酌时，话才渐渐多起来。他讲起了朱生豪先生为翻译这
       套书呕心沥血，战乱时期颠沛流离，最后贡献出年轻的生命；他又讲起吴兴华先生及许多翻译家为这套书花费了许多心血，却未能看到这套书的出版；他还讲起，作为这一套书的编辑，总算看到它历经风雨沧桑与读者们见面了，心中感慨颇多，将来要写一篇文章记述此书曲折出版的经过……
       这一套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很受读者们的欢迎，在新华书店出售时被抢购一空，有不少人写信到出版社要求邮购，很使父亲欣慰。后来，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又再版重印多次。1994年又分为六卷，重新再版一回，将父亲精心撰写的前言正式署上他的名字。
       1979年7月，父亲随陈翰伯率领的中国出版界代表团到英国作友好访问，这一套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作为礼品，被赠送给英国出版界，受到极大重视和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对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它还是当时在英国国内惟一能找到的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此，他们舍不得将它留在英国出版商协会图书馆里，特地把它当作珍品送到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陈列。父亲还为那套
       中文译本写了一篇介绍出版经过的短文作为陈列说明。
       回国不久，他又应北京出版社约请，写了一本《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的小书，约8万字，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时代，他的主要戏剧和艺术特色等。这本小书很受文学青年们喜爱，一些大学还将其列为了解莎士比亚的阅读参考书之一。
       父亲病逝一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共同召开了“施咸荣学术与生平讨论会”。在那次讨论会上，不少专家学者都谈到了父亲在研究莎士比亚学术上的贡献，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土生先生提起，他们正编一套《中国莎学家辞典》，父亲的名字也被列入其中。他神色凝重地望着我说：“你父亲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功不可没，现在国内惟一的一套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就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前些日子，我去上海，有名的莎学专家方平先生，还问起你父亲的身体状况……没想到，他已经去世了……”他叮嘱我给《中国莎学家辞典》写一份父亲的小传，我默默点头答应了。
       那天，5月2日上午，父亲在书房中与我谈一会儿话后，又将我的笔记本拿去翻看了一下，他一只手按着隐隐作痛的肝区，又忽然问我道：“你知道朱生豪先生的生平情况吗?”
       “哦，知道一点儿。”我回答道，“以前，我从您这里，读到过一个朱生豪先生的生平简介，只了解一些大略／的情况。”
       父亲又告诉我，朱生豪先生是浙江嘉兴人，出身于穷苦没落的小商人家庭，幼年父母双亡，靠姑母抚养成人。他的求知欲强烈，靠奖学金才得以在杭州的之江大学毕业。抗战前，他曾是上海一家书局的编辑，
       主要编英汉字典和英文书籍的注释本，他年仅24岁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朱生豪先生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当时国内读者们迫切需要能表达莎士比亚原作精神的流畅通俗译本，因此，他下决心用散文体来翻译原作的无韵体诗剧。他刚翻译了9个喜剧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敌占区颠沛流离，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而且译稿不幸在逃难中丢失了。可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在贫病交迫中坚持翻译工作，最后患了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合并症，又无钱医治，终于在32岁时英年早逝。朱生豪先生在生前完成翻译莎剧31个剧本，对中国莎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译本在解放初期曾经分成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名义出版。后来，又经过专家学者的全面校订，其他翻译家补译尚缺的6个历
       史剧和全部诗歌，才在1978年出版了较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父亲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又一次深情抚摸着那套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声音沙哑低沉地说：“我庆幸的是，终于看到这一套书出版了!我为它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不过，让我引为憾事的是，有些文章未能及时写出来，关于朱生豪先生，关于吴兴华先生，还有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莎学研究事业付出了心血和劳动，有些人还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兴衰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文学事业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养料啊，所以，鲁迅先生的遗体上才被盖上了‘民族魂’的大旗!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明白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精华。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就甘愿用自己的血肉身躯铺路搭桥，使世界文化走向我们，也使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