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半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生学业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论文答辩正在进行。考官们的椅子与学生的一样，但在我看去，七位教授们绝对居高临下。我小心翼翼地在规定时间内，陈述完我的论文“朱子理学的批判与弘扬”主要内容。接着，主持答辩的教授一口气对我提出了五个问题，听起来，里面机关处处，“杀机四伏”，有个问题明显是引我上钩，“朱子理学形成在南宋时期，而这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衰微之际，请问它与朱子理学有何关系?”教授面带微笑，口气温和，我却明白这些问题的分量，如果我无法经过半个小时的准备，说清这些问题，我的论文大厦就会被挖掉基石轰然倒下。班主任比我还紧张，陪我进准备室时不停关切询问有否把握。
我的论文选题看似容易，实则艰难。中国思想文化上下五千年，题材汗牛充栋，哪处不能着笔落墨，为何偏偏选择朱子理学?个中原因很多，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棵树。工作到武夷山，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朱熹。800多年前的一天，14岁朱熹跟着母亲一路蹒跚来到武夷山，按照父亲临终所托投靠他生前的好友。从这以后除了“仕宦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半个世纪在武夷山中度过。潭溪半亩方塘，朱子巷鹅卵小石，兴贤书院春雨，紫阳楼的灯光，九曲溪上的棹歌，武夷精舍的书声，都向我讲述了朱子许许多多的故事。那天我来到朱子居住紫阳楼前，看到了一处奇异的景观。潭溪旁朱子手植的古樟内长出朵硕大的菇状物。据说曾有人认为是天底下最大的灵芝，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后，确认系樟树的树菇。我在樟树前伫立了很久，集中了我对朱熹所有印象，越看那树菇越像个巨大的问号，仿佛朱子捋须撩衫穿过历史的时空向我们走来，发出谁解我心的提问。我听到了朱子种种评价，有的高遏入云，有的低沉入海。朱熹承前启后，把儒学上升到理论化的世界观形态，开创了新儒学，从而将当时的武夷山推向执全国学术之牛耳的地位，因此“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宋明清皇帝屡次册封，配祀孔庙“十哲”行列，谥为“文公”，《四书集注》列为国学，取士之制。康熙大帝亲自为其著作作序，称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他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南宋以来中国时代精神的表征。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教授说，“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家孔孟而户程朱，就是现今如果对每个中国人的血液进行抽查，我敢说都能检验出朱熹理学的成分。我也听到了根本相反的声音，朱子理学曾被斥之为“伪学”、是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历史沉重的包袱，当作虚伪、复旧、迂腐的代名词，朱子作为“中国封建主义神父”，是以理杀人的元凶。菲律宾华侨文学家柯清谈先生，游览武夷山到“紫阳书院”，拨通历史的程控电话，与800年前的朱子通话，无限凄凉伤感，抱怨朱子一手造成了他的背井离乡。南宋以来，旷观中国历史恐无第二人像朱子那样受到如此悬殊的毁誉。朱子给后人留下了巨大评判、研究的空间。能不能这样说，不解朱子理学，难识中国文化面目，更无法破译武夷山水人文。我虽然才疏学浅，仍贸然走进朱子的心灵，将论文选题直指朱子。
走近朱熹，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画像。最惹人注目的是那脸上右眼角的七颗黑痣，七颗排列成北斗七星的黑子。《朱文公年谱事实》载，“文公右侧有七黑子，如列星，时并称异。”朱熹生前的自画像石刻也明白无误的标明这点。世人们对此议论很多。传说，朱熹出生前三天，远在千里的婺源南街朱氏故宅的古井中紫气如虹，预兆“紫阳先生”将喷薄出世。还有人考证，孔子当年诞生时，身上也有昴星、北斗星的黑痣。所以朱熹是三代下的孔子。不管是相学之士穿凿附会也好，还是后世弟子的有意奉承，朱熹一生求索真理，认识世界，确实无愧于“文曲星”之称。朱熹留与后人’评说的文字，在文集方面，共有一百零四卷。在著述方面共二百多卷。在言论问答方面，有一百四十卷，真可谓著作等身，思想深邃。朱子认识论可以归结为“格物致知”四字。“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共极处无不到也。”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与我们常说的实践观十分相似。通过接触事物，由此得彼，由表得里，由粗到精，由“零细”上升到“全体”，由“现象”深入到“本质”，循序渐进，“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便能穷尽事物中的“天理”。朱子本人身体力行“格物致知”，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飞鸟走兽，无一不被他“格”过。他曾自制浑天仪，观测星象。提出了“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因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这一东方古典星云说。他发现了雪花六边形的事实，比西方天文学家普勒早上四五百年。朱熹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极大地影响了莱布尼茨和波尔，引发了现代物理大师的创造发明的灵感。波尔公开宣称，他的量子理论的互补概念同东方古典文化的大极阴阳思想有惊人的一致，当他必须选择一种标志来象征他的物理原理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中华太极阴阳回互相抱的图形，并在上面刻下了一行铭文：“对立即互补。”莱布尼茨则受此启发发明了二进位制，于是有了电子计算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代电脑键盘敲打的声音中有属于朱熹的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说：“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美国R．A．尤里达教授讲得更为直接：“现今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朱熹额上格物穷理的七星之光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精神竟有如此神交，现代人也为之瞠目结舌。
朱熹是很难走近的，不仅仅是他那深奥的思想，不通俗的文字，更多的因为感情的因素。相信有很多人认为朱子可敬而不可亲。朱子理学以天体为本体，动静无端和理一分殊为并证思维，格物穷理则是认识论，但它们都与道德政治一体化。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伦理理性。朱子理学没有更多的向自然迈进，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实施，成为泛道德的命题。高挂“存天理、灭人欲”旗帜，推出了“三纲五常”。朱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偶像。
让我们克服情感上的好恶，先读读他的诗词。台湾学者钱穆曾感慨地说，“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朱子咏梅，把早梅比做佳人，自况多情刘郎，“巡檐说尽心期事，肯醉佳人锦瑟旁”。相信有了梅花仙子相依，“人间何处有冰霜?”他描海棠，“春草池塘绿，忽惊花屿红”。他状秀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写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这样清丽活泼的词句，高蹈出世的意境，能出自“道长”、“神父”和“冬烘先生”的笔下吗?至于那脍炙人口的十首“九曲棹歌”，早已成为武夷山水的最佳导游词。
我们再看看他的仕途所为，民本思想。朱子为官之日不多，突出的政绩是修理荒政。在他成长的故里武夷山下五夫镇，发生百年未见的水灾，他出面请求建州知府借用官粟600担，又亲自动员富户和米商平粜应急。善于思考的他认为要从根本解决救灾问题，当设社仓。青黄不接时，将社仓之粮借给农民，收成时连本带息收回，遇灾之年则以轻息或免息支持灾民，这样就可以免除灾民饥饿。如今五夫社仓砖雕匾额仍然安在，他亲自撰写的《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还是那样暖人心房。任职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时，恰逢天灾，他一方面赈粜救灾，一方面呼吁朝廷减免赋税。他对危害灾民的贪官唐仲友怒不可遏，不顾其与宰相姻亲的关系，连上六篇弹劾状书，最后自己落得个辞官返回武夷。他把官府催收赋税喻作“椎凿”，“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水灾连天，他抗议老天爷，“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苗。”福州西湖观赏荷花，湖光山色才上心头，那边却“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真个民间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还可以看看他的为人交友之道。朱子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与他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子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朱子至交更多的是贤士文友。作为理学同仁志同道合自不必说，但他对于水火不相容的论敌，仍能视为已出，情意笃笃，实属难能可贵。著名的“鹅湖论辩”是场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朱子返回武夷山途经汾水关时，笑声朗朗的吟出，“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任职浙东时他官居五品，理学永康学派的陈亮仅为布衣，找上门来围绕“王霸义利”一下便理论十天。随后又以书信形式进行长达11年的论辩，后人可以从双方书信中发现不乏刻薄反唇相讥的词句，但相互问安祝福又处处可见。朱子建成武夷精舍后，还濡墨致函邀请陈亮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更让后人传为佳话的是朱熹与陆游、辛弃疾之间的友谊。三人都富有爱国之心，坚持抗金主张，胸藏济世致用之才，先后又都任过武夷山下冲佑观提举。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陆游被贬回绍兴之时，同在病中的朱熹托人千里赠送武夷纸被，放翁为此赋诗两首，诗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如锦”。辛弃疾认识朱子后便记住了他的生日，虽然远在他乡，还特为朱子寄来寿诗一首。朱子去世时，垂垂老矣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日，“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朱子对自然、对百姓、对朋友的亲情由此可知一二。
朱熹不知是为了论证他的学识需要，还是早知后人可能误会，他对“存天理灭人欲”早有解释。“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来尝不同”。他以极为平常的穿衣吃饭现象为例说明天理人欲。“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超过实际过分追求才是不正当的人欲。他认为天理人欲是根本对立的，当天理和人欲发生矛盾之时，应当灭掉作为恶的人欲，复归到“本然之善”的天理。从理欲之辩的初衷和联系朱子限君民本的言行，他的这一主张更主要是为了规谏统治者，针对达官显贵的。相当于现今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能说这没有必要吗?有人说过朱熹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有如康德之于西方哲学。于是你我都会想起康德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检点朱熹生前生后事，沉重胜于轻松。朱子一生悲哀多于欢乐，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贫困到经常要告贷的地步。有陆游的诗为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朱子忧时伤世，抱负远大，满腹经纶，非常希望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一生中最大的机遇要算入朝担任宁宗的侍讲官。他想借经筵这块阵地，向独断专行的君主灌输自己的“帝王之学”，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他滔滔不绝，四十余天连讲七次，宁宗装作从善如流的样子，朱熹高兴地认为“天下有望”。天真的朱熹不知皇帝接受批评是有限度的。当动摇到统治者根基时，就顾不上一切了。一纸内批逐出经筵国门，满腔热血顿时化为冰霜。虽然朱熹遵师训，自号晦翁，给自己立下“不远复”的座右铭，时刻注意道德修养，但他仍不能避免“党锢之祸”，反道学家们的迫害直到他出仕致死，朱熹最后是在没有看到理学光复的希望中离开人世的，他死时定然没有瞑目。
朱子的悲哀还不仅在于身世浮沉命运多蹙，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巨大矛盾集于理学一身。朱子理学从本质上看应是人本主义的，他从客观走向主观，高扬人的个性旗帜，呼吁人性异化的复归，但它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层次上。这样就包含了两种相反的价值走向：一种是通向人格独立、天赋人权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一种是通向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的封建专制。他的学说充满着思考的精神，符合人们的认识过程，但整个理学大厦却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以修养为本位，而不以认知为本位，道德的绝对化走向朱子善良愿望的反面；他以社会为本位，而不以个人为本位，人性的复归不具有社会实践和自由民主的平等内容；他以政治为本位，而不以经济为本位，把社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君主宰相的身上；他以价值为本位，而不以真理为本位，他更看重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真理，所以他的思想体系还不能称其为科学，加上历代统治者对朱子理学的改造更是扼杀了前者，强化了后者，给中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是即便如此，朱子理学的光芒也还是辉耀历史星空的。
孙中山先生是怎样看待朱子理学呢?“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
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又是如何看待呢?他曾对张治中将军说，应该好好读读朱子晚年编注的《楚辞集注》，这是本好书。当年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把这本书当成国宝赠送给他。蔡厚示先生的发问更是振聋发聩：“唯心的未必是坏蛋，唯物的也未必是英杰，历史上不乏其例；黑格尔与朱熹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家能对黑格尔十分推崇，而我们却要把朱熹骂倒呢?”是的，如果我们都像倒洗脚水把孩子都一块倒掉那样，中华民族的文化便成了无根的文化。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一把小刀，可以削水果，也可以杀人，你能把杀人的责任或者削水果的功劳都归结于刀吗?
半个钟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收拢思绪，沉着地向答辩室走去。我自信能够圆满地回答教授提出的问题。但我认为，只要有黄皮肤、黑头发的地方，只要还在用方块字进行东方式思维，那么对朱熹评价只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这个命题而言，论文答辩远远没有结束。
责任编辑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