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余杭，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章炳麟的原籍。余杭隶属杭州，境内的超山是名闻遐迩的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书画大师吴昌硕咏梅的名句：“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更是早已刻入我之心灵图版的。想那天冷 地冻的日子，凌寒而开的梅花，伴随着漫天飞雪而傲首枝头的时候，分得清哪是梅花哪是雪吗?到达余杭，已是傍晚时分。天阴沉得很急，晚雾迷蒙，山峦若失，眼看要下雪了。匆忙决定先去超山探海。然而，雪，飘飘洒洒的雪，始终没有下来，江南灰暗的天空下，已经多年没有雪了；而那梅花却兀片开得真盛，一踏进超山公园的门槛，老远就闻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走过大明堂的照壁圆门，这棵树被称作“唐梅”的残躯，傲然挺立其后，高不及二米而坚如化石似的半截树桩上，奇迹般的长出十数枝新的躯干，一概四出横生，然后高叉而分叉，一如高举的臂膊而戟天呼号，那千朵万朵压满枝头的雪一样白的梅花却如聚集的光明火把，燃烧着，照亮了灰暗的天穹。这棵千年古梅曾经死灭过，然而又奇迹般地复活了，如一座生死相互深入地雕像，立于唐梅树下，一个闪电从我心头划过：炳麟、炳麟，炳炳麟麟光明显赫也。130年前那个能文善诗的章竣(炳麟之父)怕是见到超山这株唐梅的吧!不然，他为何要给自己的三公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呢?然而，世人知炳麟者不多，知太炎先生的一定不少，只要读过鲁迅的文章。
章炳麟的因慕顾炎武之风范曾改名为绛，号太炎。他的一生，不同的历史阶段还用过十几字号笔名，其中尤以太炎最为世人熟知，此种风气，鲁迅可谓深受乃师影响。
从唐梅身边走过时，我又拜谒了葬在超山梅花丛中的吴昌硕先生之墓，并见到吴先生的墓表。此墓表为章太炎篆额、冯▲撰文、于右任书丹。冯文俊逸，于书开张，章篆浑穆，可谓“三绝”。太炎先生一生留下的字迹极少，为他人墓表写篆更难见到。于此，也可窥见他所崇尚的人格、人品。吴昌硕曾任安东县令，一月后即挂冠而去，“官田种秫不足求”——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吴昌老的风骨，当得太炎先生钱划银钩的篆额。设想在一张洁白的宣纸上，章老夫子饱含深情地挥上光灿的一笔，然后掷笔四顾，茫然若失，而那笔酣墨畅的 笔已绝响。那绝响，穿越百年时间的河床，如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撼动着我等后辈的心灵堤岸。
二
次日清晨，冬雾还没有为朝阳扯开，我又直奔余杭城外十几里地的仓前镇，那是太炎先生的帮里。没有留恋乾隆七下江南驻跸的塘栖风韵，也没有拐道吊良渚文化的遗址，抚摸抚摸实证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玉琮和黑陶。就我有点历史文化的癖好来说，还有名震江南的唐代古刹径山寺，还有茶圣陆羽品评的双溪“陆羽洋泉”，还有沈括草就皇皇巨著《
梦溪笔谈》的安溪梦溪亭，都是无法忽略的旅游胜地。然而，我没有时间。余杭的这些古迹我是去不成了，陆羽，沈括，学生也只好与二位失之交臂了。
汽车在杭嘉湖平原的乡间小路上奔驰，掠过水网、平畴、村舍，还有从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和鸡鸣，很快就到了仓前镇。我觉得，我要走进另一个人生活的世界了。多少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够走近它，走过长长老街，走过深深小巷，触摸、感受他燃烧着热血的温暖的躯体，捕捉与寻找他那颗高贵的灵魂、倔强的性格、纵横的才气。现在，我可以如愿以偿了。
走过长巷一角青苔暗长的高墙，冬日慵懒的阳光从地平线的那端横射过来，把槿篱、村树、老藤斑驳的影子酒落于一地。我两脚一滑，又折向左行，便见一面临河、一面搭建着鳞次栉比木屋的老街，终于找到了仓前塘路29号那所古宅——那是太炎先生的故居。大门虚掩着，黑沉沉的厚重。门前之火，怕惊动什么似的，温婉地流去。回视门前的平畴野岸，早已没有扶疏的修竹；河边，却有不系之舟任意横斜。太炎先生，你准备离家远行吗?抑或是还在堂前挥笔?我轻轻推开甬道的边门，然后向左一拐，“扶雅堂”客厅便在眼前。不见主人迎迓，我竟独自作揖，深深一拜：“太炎先生，晚生刘长春前来拜谒!”没有听到回答，却听见回音四散，如游丝一般，飘飘荡荡，然后坠落于一地尘埃。身边没有一个游人，空空如也的一座大宅，任凭我的跫音，从这头响到那头，又从那头响到这头，四进又四出，四出复四进，竟让我悄悄消磨了三个时辰。
太炎先生，如今您是否还在此屋吟咏起居?
人去屋空，他早已走了。
他12岁参加县童子度；不据《四书集注》，也不写“八股’之文，却试卷上写道：“当今满人西人之祸吾族日烈，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离经叛道的一派“疯言”。遂被逐出试场。回家后，他点亮一盏红笼走在街上，碰到的人好奇地问，为何白天点灯?他答：朝廷腐败，暗无天日，只好白天点灯行。——又是一种少见的“疯行”。这样一个疯言疯行之人，能够在仓前立足?他走了。父亲一死，他再也没有牵挂，22岁便离家远走，发誓他年学成归来，要获伸民气，筑坛驱虏，光复中华，再招雄魂。(太炎先生曾遗言：死后愿葬杭州，邻张苍水寝。此为后话，且接下不表。)这个细节，往往为许多传记作者所忽略。以我看来，章太炎日后仗剑赴京，大诟“袁大头”包藏祸心，被人目为“章疯子”，此“疯根”实由少小时植下。以后，他自认“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甚至希望以他的“疯癫”传染给四万万民众。——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章太炎人生的起步五传统士子几乎没有什么相异之处，一样是幼读诗书，一样是拿起“敲门砖”，希图敲天廷续千年而让万千士子朝思墓想的仕途之门。这与他同处一个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又何其相似乃尔。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先输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继则“自强新政”于事无补，拱手让出台湾；然后法车燃起侵略之火，马尾海战，镇南关大捷，中国不败而败，西南门户遂被叩开，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岁月，都曾落第的康梁，这才立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这样的鸿鹄之志。身处乱世的章太炎，他的父亲与外祖父除了教其进读四书五经，“涉猎史传，济览老庄”外，还有意识地灌输了“反清”思想。其父病亡前遗言：“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活着的时候没办法，死了，总归还是汉族的鬼。其外祖父在许解清代’文字狱”时，还引用了王夫之的一段话：“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唯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这才是民族文化彻底沦亡的大悲剧。种瓜和瓜，种豆得豆。章太炎从12岁被逐出童子试试场以后，再也没有问津仕途，而是’胸中发愤”，以“仇满”为第一恨事。这一点，颇似其桃园四结义的小弟皱容，“臭八股儿不愿学，满砀儿不愿入，衰世轼名，得之又有何用?”这份清醒是被日后奋然前行的历史所证明的。离家出走后的章太炎的目光落在杭州孤山脚下，遂拜小学大师俞樾为师，得其衣钵。太炎先生自述“小治经术，渐游文苑”，然后，“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说》)终成一代鸿儒。
幼承庭训，拜师续学，饱读诗书，放眼天下。这是文化长河中我们十分熟悉和感到亲切的一种历史场面，体现的却是一种文化源流的薪火相传。这种场面，在古今一些文化巨匠的人生中，都曾经出现过。顾炎武“吾自少许，先父朝夕与一二执在谈论，趋庭拱听，颇识要源。”(顾炎武《与公肃甥书》)梁启超“先生乃支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九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梁启超《三十自述》)“胸中发愤”、“颇识根源”、“决然舍去旧学”，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同时，思想豁然开通，一个个奔放不羁的灵魂，开始确立起人生的新坐标。可以想象，当他们的学业与思想 ，同自己的人生经历紧紧联系起来的时候，该地碰撞出多么令人惊骇莫置的异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当甲午战败、“公车上书”、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的消息，接连传到宁静的书斋——杭州孤山的诂经精舍，章太炎的内心再也无法宁静。他立即寄去银洋，申请加入“强学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置放到时代和历史的祭坛上。是时，章太炎29 。数年以后，当章太炎因康梁事件涉嫌，远涉东洋，剪去脑后的辫子，与清廷势不两立而站在俞樾面前的时候，俞樾责其不忠不孝，并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辞气凌厉，是太炎与之出入八年，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从乃师处归家，心情难以平静的章太炎于灯下笔走龙蛇，遂作《谢本师》一文，公开登报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又一次显示了他生命中的热血与激情。在仓前故居太炎先生遗物的陈列室中，我见到了《谢本师》手迹，小字行收，一气呵成。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激情所驱使，其笔意更加纵横无忌。当我一字一句，读至“先生即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谕，而以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素虏，食其廪禄耶!”心灵不禁为一颤。当时，俞老夫子的愤怒与震惊，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他的心眼里，章太炎可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是惟一能够传其国学衣钵的人，他是多么希望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来造就一工大儒啊!然而对章太炎来说，正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直理”；此志既产，百折不回。
章太炎从22岁离开仓前故居，到69岁撤手人寰，其间四十余年一直飘泊异乡。虽然故乡远离着他的人生，但是，故乡的土地与精气，却养育了一个敢洒热血写春秋的赤子。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他走得多远，其精神的出发站始终是仓前塘路29号。作为近代文化巨人的巍然丰碑，其底座却奠基圩浑厚的故土。
三
在充满激情与热血，新生与死亡交替的中国近代史上，除了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动摇朝根基的武力冲击以外，而从一种思想上惊世骇俗、蔚成风气，对没落的封建制度形成致命威胁的，除了“康梁”，另一个主角就是章太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自己为“思想界之陈涉”，那么，章太炎当为思想界之吴广，我以为。
章太炎之笔，如出水之蛟龙，神游八极，凌厉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评价“胜过十万兵马”，也有人声称“一语足定天下这危。”过誉吗?溢美吗?言过其实吗?不是，统统不是。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景。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在朝或在野划分了一个分水岭，即在野的，始终没有向上进言的话语权。所谓爱国志士(包括文人)要想陈述自己的政见、方策只能是找门路、托熟人“上书”。康有为在中国政坛的现身，是1888年进呈的“上清帝第一书”。如果说当年康有为的梦想仍旧寄托在皇帝的身上，那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已任的孙中山何尝没有过类似的天真。相隔六年之后，孙中山上书汉族官僚李鸿章，请求召见，以伸经天纬地之志，没有想到“和平想到，竟碰了壁。过后，他才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而最终走上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之路。章太炎呢，同样在重复历史的老路。又隔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21岁的章太炎面对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在他看来，同黄帝子孙的李鸿章总还有点热爱神州的心肠吧!和孙中山的结果相似，他的《上李鸿章书》也同样石沉大海。下情不能上达，言路堵塞，报国无门，纵有妙和生花之才，纵有外御列哟之策，也是白搭!任何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的亮相与表演，离不开为之搭建的舞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康有为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语)的苦苦求索中，终于悟到：“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与穗卿兄长书》)其选择有二：一是兴学会，二是办报纸。
章太炎可谓正逢其时。这边，汪康年、梁启超广罗人才，招兵买马，发出热情邀请；那边，章太炎于我声处静观，“仇满之意固已勃然在胸”，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新的壮阔无比的历史场面将展开于眼前，等待着他呼风唤雨，摘斗移星，翻江倒海，惊沙落月。
如果说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是担任主笔的梁启超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与之相仿佛，章太炎的笔点生涯实也由《时务报“为其开端。回眸当年龙云虎风的时代场景，触摸那些惊心动魄的文字，至今让我怦然心动，感奋不已。其间，梁启超以常情感之笔峰，开启国民之智；章太炎之笔则横扫千军，“大张吾军，使人增气。”(黄遵宪《致汪康年书》)章太炎为时人称道的《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就是为“强学会”等民间社团张目的舆论宣言，同时，撕裂压顶的乌云，为迎接近代史上的民主曙光面炸响的又一道惊雷。且读他的以下文字：
昔之愚民者，钳语烧书，坑杀学士，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虽愚其黔首，犹欲智其博士；今且尽博士而愚之，使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获用，几何不为秦人面临笑也!
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读着这样激越铿锵的文字，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为波涛。“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当时也是掩饰不住兴奋，在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中说：“大致卓公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以汉代的贾长沙与司马相如，来比拟梁启超和章太炎，称赞二人之才。梁氏之文胜在清新与热情，章氏之文胜在气势与深刻。
历史匆忙地翻过了一页。戊戌喋血，可谓记忆犹新。对此“枕戈之耻，街骨之痛”，在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惨遭失败的历史教训面前，梁氏还始终形影不离康有为，继续为其保皇主义效力；和梁启超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却脱胎换骨，进而成为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鼓吹者。在横跨两个世纪的时代裂变中，我们看见，一个已经落伍了，另一个不在继续扮演“弄潮儿”的角色。综观太炎先生一生笔墨，可以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时间的尘埃亦以遮掩其光芒的，我不端浅陋，挑选出五篇：一是1901年的《正仇满论》，二是1903年的为邹容而写的《序〈革命军〉》，轱是紧接其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四是1906年的《无神论》，五是1907年的《驳神我宪政说》，足以传颂千古。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次论战，一为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一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而后一次论战，对手已经不是清朝政府，而是同一营垒中分裂的两派，章太炎拔剑出鞘的敌手却是康有为、梁启超。我们看见，章太炎一跃而上，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然后猝然出手：二十年多来，你，康有为，历经数变，时而维新，时而与孙中山革命党联系，时而保皇，变来变去，都是围着“宝贵利禄”四字转圈子。尖锐吗?尖锐!深刻?深刻!“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所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蕃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一样，前代贪污腐败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剑气冲天，一剑见血，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在这场论战中，风云一时的梁启超，往日带有魔力感召的方笔却失去了它的神奇，再也难以重现当年摧枯拉朽的雄风。他在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章态度炎面前，丢盔弃甲，败下阵来，以至高喊“休战”而作罢。“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章太炎《民国光复》讲演)鲁迅说这是“令人神旺”的战斗，它的直接后果、时代效应，就是为武昌起义作了舆论准备。
上文，我说到太炎先生一生可圈可点可击节的大作只有五篇，未免太过苛求，且有点不自量力。以太炎先生之学问，用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这些成语来形容，都不算过分。当年，在学术上私淑章太炎的胡博士，用新式标点符号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曾恭恭敬敬地送“太炎先生指缪”，一看自己的名字边上划了一条黑线，开口便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现往下看，观“胡适”二字旁边，也有同样一条黑杠，这才消气。藐予小子，何敢信口雌黄。对于“学问”二句，太炎先生也是极为自信而且自负的，他曾有言：“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可以相信的是，在逝者如斯夫的时间长河里，文化将永远也不会消亡。”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真乃不刑之论!人死了，文化作为一种形态，一种精神财富，还将不绝于天地之间。捏着先师的文稿，如同手里捏着“一把火”的鲁迅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还念念不忘要为章太炎整理出版遗世的黑迹，他说：“太炎先生诸诗文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在给太炎先生的学生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先生说：“书简文简册页，亦可以收入。”那将是一部怎样皇皇在观的“太炎先生墨迹集”啊!遗憾的是鲁迅以后，能够做这一件事的人太少了。可以告慰于太炎先生的是，中夏文化亦并未从此灭绝，他的身后站着他的一班弟 子，都为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其中翘楚者当数钱玄同与鲁迅。前者从故纸堆中走出，倡导白话文，笔泻西江，墨翻北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后者则以其如投枪如匕首的杂文，开辟了“鲁迅”的杂文天地——永远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线。从文风上的继承来看，前者得其激烈，后者得其深刻。
四
“蹉跎今六十，斯世孰为徒?学佛无乾慧，储书不愈愚。握中余玉虎，楼上对香炉。见说兴亡之事，拿舟望五湖。”——这是太炎先生挥笔写下的六十自寿诗。凄凉、苦闷，甚至有点颓唐，不堪回首当年的孤独之感充塞于和墨之间。
太炎先生晚年退守宁静的书斋，用鲁迅的话说是“用自己亲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上天以国粹付余”，以学问而自负，也在学问为人生之最后归宿，这是自造的墙；黎元洪赠以“东同朴学”匾额，段祺瑞写信：“勾吴之地，复见邹鲁之风，裨益人心，转移风俗，权舆于此，逖听之余，钦佩何似!”吴佩孚则说：“当兹道德陵夷，学术芜杂，人心维危，所关至巨。太炎先生经术湛深，今之马、郑，嘉惠士林，予以津逮，于学术心术，影响甚多。”还有一个袁世凯呢?岂无用心!不要再与闻国事，做你的学问去吧——这是别人所帮造的墙。然而，辉煌之后，黯淡是怎样的难受。除了讲授朴学以外，“作诗遣累，时亦作家，每日辄写三四十篆，余更无事。”(章太炎《致李根源书七十》)现在印刷出版的太炎先生篆书《千字文》很可能创作于这一时期。他的篆写结合籀文，别有古趣。清末民初，专写篆书的还有三家：丁佛言精于甲骨和金文，罗振玉专写甲骨，吴昌硕擅长石鼓。丁、罗、吴三家的篆书流传较多，只有太炎先生的较少见。这册精心创作的《千字文》“古朴浑厚，劲健绝伦”，应该是其代表作了。太炎先生“文必古奥”，字呢，也差不离。对于有些书法家所写不合“六法”的篆书，他批评是“妄加断议，随意造字”。他要求书法家应该精通文字学，不然，“如只摹其笔意，赏其姿态，而阙其所不知，一如欧人观华剧然：但赏音调不问字句。”(章太炎《小学略说》)这样一要求是很高的，在他眼中，谁还配再写篆收呢?鄙人虽忝列书法家行列，至今未敢关鼎篆书，其中缘由，即在太炎先生此意。章氏作篆，从不折叠打格，纸来伸笔，一气呵成。此种大家风范，在当今数以万计的书法家队伍中，恐怕是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晚景中的章太炎寓居苏州。一个名叫芥川龙之介的日本人曾经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他的相貌，实在不堂皇，色皮差不多是黑的，髭髯稀少得可怜，突兀地耸出额角这些地方几乎要把它当作瘤，可是只有那副丝一般的细眼，惟这双在上品的无框镜背后也总是冷然的、总是微笑的眼睛，确是与众不同。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曾囚先生于囹圄之中，同时又就为了这双眼睛，虽曾把先生监禁而终于未能加以杀害。(转引自张兵《章太炎传》读着这样的文字，注意照片上的太炎先生那双总冷然的、总是微笑的、与众不同的眼睛，我的眼前又重现了当年的一幕。
民国二年(1913)，46岁的章太炎得悉宋教仁被刺身亡，黄兴发表《讨袁檄文》，袁世凯选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等重大消息后，决定冒死入京。莎士比亚说：“生存抑或死亡，是一个难题。”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太炎先生首先选择了死——大智大勇的选择。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可是多么的艰难!”南方有比翼鸟矣，不比不飞。”比他年轻16岁的汤国犁可是大家闺秀，30岁了还在等待。后经人提亲，一听章太炎名字，便点头庆允，其时，他和汤国犁刚刚完婚度过蜜月，现在却要生离死别了。行前，孙中山、黄兴力阻，不听：“时免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他想起战国时代不辱使命的唐雎——他也的确是近代的唐雎。前作未卜，生死难测，他又要和战友说声“拜拜!”也许他要先走一步，然后相会于九泉之下。入京后，太炎先生求见袁世凯，不得，大闹总统府招待室。旋为其监禁，先拘于石虎胡同，后移至龙泉寺。居心叵测的袁世凯深知章太炎的厉害与名望。杀之，不敢；放之，无异于纵虎归山。他那支笔一旦挥舞起来，天光失色，人心浮动，绷有千军万马也难以压住阵脚。他手下的人就曾经这样说过“亡民国者，必此人也”，——这个利害他是再明白不过。工于心计的袁世凯只得软禁了他，暗地里虽然宣布了八条规定，却每日好菜好饭好酒招待，只要太炎先生有求，他就必应。听说太炎先生要办“考文苑”，一开口，要人数十名，要钱数十万，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面有难色，没有想到，袁世凯却一日答应。可就是不见他，不放他。幽禁中的章太炎时而高声吟诗，时而狂酒挥毫，时而啜泣，时而大笑，几近疯狂。一天钱玄同收到太炎先生的一张贺年卡，上书两行行草，一行为“此保年”，另一行为“吾将不复年”。莫名其妙的钱玄同生怕老师出事，赶出探望。见杯盘狼籍，酒气满室，散发着墨香的字幅胡乱堆放了一地，就是不见老师的身影。正疑惑间，太炎先生与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屋子，钱玄同心中那七上八下的“吊桶”总算放下了。
十年前，章太炎因《苏报》案发，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自投清廷(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文字狱”的罗肉，于狱中以绝食而抗争。“句东前辈张玄著，天盖遗民吕晦公。兵解神仙儒发冢，我来地水火风空。”这首绝命诗说，他要效法不屈而死的抗清英雄张苍水，受清廷“文字狱”牵累而被剖棺戮尸的吕留良，央取义——为历史再留一份清醒。十年后，他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死，高悬于壁间，再次宣布绝食，“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一股浩然之气，不屈不挠之气，令山河失色，天地动容，此种风范，不禁教人想起戊戌喋血的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现在，太炎先生也要取世人不举之事，而以身任之。此无他，为救国救民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他粒米不进，钱玄同、鲁迅等学生围在他的身边急得没有办法。有一次，他们将藕粉之类的食品冲进茶里，让老师喝，他一发觉，一把泼于地上。绝食进入第八天，马叙伦来了，两位故友海阔天空地神聊。正谈得酣畅，马叙伦抽身说要走，太炎问其故，马说：“我肚子饿了，回家吃了饭再来。”太炎说：“不必走开，我这里有厨师，做了饭你吃。”马又说：“您想想，您已绝食，我却据案大嚼，仁乎?”说完，准备又走。太炎急了，赶忙命弟子把他拉回来，然后犹犹豫地说：“那我就同您一起进食如何?”钱玄同等人赶紧把墙壁上挂着的“速死”二字条幅取下来，藏了。章夫子进食以后，还不知道是弟子们“精心策划”的呢!天真得可以!
章太炎被袁世凯比较禁期间，鲁迅曾得老师的一幅墨迹，一直珍藏着，那是一段先师的心路历程，也是当时历史的难忘见证。去年五月，我踏着如酥的春雨，走进了北京西三条胡同的故居。拜谒了“绿林书屋”，抚摸过天井里两株白丁香(鲁迅当年手植)。然后又去了边上的鲁迅纪念馆。空空如也的院子里，我是那日惟一的来访者了。有人说，鲁迅的时代过去了，鲁迅式的杂文也不再需要了；又有人说，鲁迅只会短篇小说、杂文，写不了长篇小说，称不上“文豪”；还有人著文在报刊上“骂”鲁迅哩!此时此地，“何戟独彷徨”的鲁迅真的要彷徨于无时无地了。不知什么道理，那一天，我凝望地道横眉，凝望那双冷然的细眼睛，我却觉得，鲁迅的形象颇类其师章太炎。个子差不多、皮肤差不多，眼睛与神色也差不多。如果再扩大开来，连文风、处世和大智大勇都差不多。彼此酷肖者，文人之风骨与精神耳。人之一生，可以没有高官，可以没有桂冠，也可以为人污蔑，甚至被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真正的猛士，无疑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先生太炎如此，弟子鲁迅也职眼。但是“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鲁迅《野草》)数十年后，当我们希图以“局限性”、“矛盾性”、“过时人物”等等评价来对章太炎棺论定的时候，我却发觉，章太炎们的人生仍如谜一样的活在我们的历史情思中，透过时间的烟云，我们同样渴望以青春和生命的热血，拥抱那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年代。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文化形象，而其中的底蕴与意义，是很值得我们再三吟味的。
把章太炎和鲁迅两代人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是我漫步在西三条胡同一刹那间的心灵闪光。也许，没有多少道理——纯属本人的自言自语。终于，我在一个大玻璃柜里，看见了鲁迅珍藏着的那幅太炎先生行书手迹。好在，文不长，我抄录如下：
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除却守神，以物为量。——这是《庄子·天运》上的三句话，无非是说顺天理，应自然，乃有人生之至乐。再作一点具体的解释吧：“变化齐一，不主故常”——一切都统一于变化。“在谷满谷，在坑满坑”——处于山谷时，就将山谷填满；处于坑洼时，就将坑洼塞满，所谓至乐之道，无论处于何时何地，落到何种境遇，都是可以用遍的呀。“除却守神，以物为量”——堵塞了空子，保守住自己的本性，顺应事物的内在规律。这样的诠释，不会有望文生义之嫌吧?于我，却因此而走进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那是以一己之身而任天下之重的章太炎悍然独往，浩然独来，为争民主与共和而不惜捐躯的内心独白。不可磨灭之书，必出于不可磨灭之人物。太炎先生作古后，鲁迅先生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文说：“考其平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次追捕，三次入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此论，深知我心。随后，也即在鲁迅自己也将走完人生历程的前几日，再也《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遗憾的是，他没有力气也来不及将后文写完，就与世长辞了——这也许是对太炎先生最好最亲近最有意义的纪念了。
五
梅花忆我我忆梅。
从余杭超山回来，已经数月，脑海里却不断重叠那株千年古梅的身姿。太炎先生曾言：“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岁寒也知梅花之傲骨。每当隆冬，寒风凛冽，百花凋谢，野草冬眠，梅花却铁干横斜，银花数点，最早把春天的消息播向人间。梅与松与竹为伍，人称“岁寒三友”，也可以谓之“贞坚”了。难得的是超山之梅，又为“唐梅”，更是梅中之魁。据说，此梅植于唐开元年间，细算起来，它应该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树龄了。早晨行云，夜间山雨，都一千余年了，沧海也可能变成桑田。可是，唐梅还是唐梅。大自然，喜怒无常；人世间，杀伐无端。多少灾难可能遭遇，多少祸害也许临头，可是，唐梅还是唐梅。旱枯，虫蛀，刀砍，斧伐，雷轰，电劈，雪欺，霜压，一千三百年的反复较量，穿越七七四十九次死亡的生命，唐梅仍然犹如青铜铸就的雕像，巍然立于云表。自然难以分化，岁月难以绞杀。多少个日升月沉，多少个冬去春来，它，总是张开热情的绿色臂膀，拥抱人类的希望，并用灿烂的欢笑，把理想唱入云宵。
唐梅的坚贞形象，不由得教人联想起我心目中的章太炎。唐梅之魂，也是太炎先生之魂；唐梅之性格，也是太炎先生之性格；唐梅之永开不败，也是太炎先生战斗的文章的生命力；唐梅之幽香，也是太炎先生的学术与书艺的清芬远播。
如此，太炎先生可以不朽矣!
2000年10月2日—5日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