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琉璃厂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那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也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爆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是不值钱的。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它会不会能放出一些“封、资、修”来。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还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1963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的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决不会放松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便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时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现在已经临和平门大街开门,改卖新书了),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陈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书,如明万历以后的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
一提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凡是四十岁以上的北京的旧书爱好者大多都知道孙殿起先生与其甥雷梦水先生(前两年,雷先生也作古了)。孙先生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研究古籍的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流传极广。雷先生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我熟悉的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老师傅马建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专家,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很少为人所知,其实老先生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书店为了适应旧书业发展的需要,便在新华街南口的“京华大楼”(现在的“京味书店”)为青年营业员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当时已经退休的马先生应邀在那里讲课。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有一次问我:“朴学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清代才有朴学?”老先生还帮助我找过许多书,现在每当我展玩这些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他。
另外还有一位赵师傅也常让我怀念。他是修书的,自幼学习装裱,因为刚做完手术身体不好,才到门市上帮忙。对书他不太熟,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是滔滔不绝。他曾为毛主席修过书,很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主席修书,“偷”了他老人家一个藏书章(指从主席的藏书上拓了一个章),阳文“毛氏藏书”四字,不知是谁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说起,毛主席很爱读《历代笑话集》,是王利器辑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着不方便,让他给分装成小薄本。这个活还催得很紧,头天拿来,第二天就要,说毛主席正在看着,不能耽误他老人家看。这大约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说话时堆满了一脸的笑容。74年我花25元买了一部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嘉庆间的原刊本,35册,不缺不残。我嫌贵了一些,当时这个价格可以买一部明版书了。赵师傅说:不贵。这35本书都是新换的封面、封底,您看这种紫靛纸都是手工染的,现在染这样一张纸就七毛钱,可作六本书的封面、封底。您这一套书光是染纸的手工费就四块多钱,占书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纸钱就十块了,您的书钱还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块钱了。他的介绍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修书的知识。赵师傅是学徒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为人十分热情,帮助我找过不少书。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就是他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的。谈到旧书业,他是有一种没落之感的,认为这一行算完了!
琉璃厂的淘书是我与书籍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愉快的一段时光,因为这时常常有一种期待,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悦。当时在各个单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批判“封、资、修”,从报纸杂志(当时也没有几份杂志)到单位领导说的都是空话、套话、蠢话,还不时地说一些杀气腾腾的凶话。人间真是没有一点儿灵气了,没有想到海王村这里还荡漾着智慧的光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书店会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化外之民”的避风港。书店是九点钟开门,有二、三十个书友在八点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门口,等待着书店开门,因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种的书,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这些“新书”上。每天一开门,堵门等着的诸位马上齐奔西廊(北楼不在开门时上书,它卖的书少,所以上书也少),各取所需。我们这些每日必到、锲而不舍的书友们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专收清代的诗文集,当时清代诗文集刻本很贱,乾隆以后刻本平均三四角钱一本;有人专收笔记小说,连解放前“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错字连篇的标点本旧小说都要。有人专收线装的医书,有人专收词学书籍,词谱也包括在内。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孙念台先生,是教理论物理的,每天到书店去淘文史书籍。因为他也属于不久前补工资的,收书面极广。
最大的遗憾是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只有56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15元,给家里10元,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书店了。我母亲最反对我买书,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装在书包里。当母亲问起时,我就说找人借的。她眼看着书架子上的书日渐其多,心里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让我保留了这点隐秘和乐趣。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有位供职于中华医学会(文革中此会解散,她被调到一个中学工作)的女同志花200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作是很豪爽的,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我以为花那么多的钱买这种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不值。当她问到我买这套书值不值时,我婉转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她却爽朗地笑了,并说:买到自己喜欢而又能看的书就是值。我也不搞什么珍本收藏。这真是快人快语。这与另外一位专买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价一元,只卖八分)的笔记小说的书友心态相同。大达出版的笔记小说中错字连篇,标点谬误,令人不堪卒读,他却自得其乐,每得一种,必向人夸耀。我们说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而他对我说,又不搞研究,有点错字也不影响阅读。他花了十几元买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许多是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这也是属于重实不重名的。我花25元买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那是几经踌躇的,但是从买到现在已有25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看过一遍。
在海王村淘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永难忘怀的。大约是74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论集》刚出版不久,书中论禅宗的部分颇引人注意,使之很畅销。有一天,我在西廊淘书。在书架上翻了好久,没有遇到可买的书。十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小徒弟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上架,有几函线装书,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学书籍极少,不像现今佛学书籍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我从70年以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这本重要的禅宗语录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价钱仅仅五元,于是,马上就拿去开票,买了下来。票还没有开完,从里屋出来一位老营业员,是北楼的老夏。他是一个极有经验和学问的营业员,是孙殿起、雷梦水一流的人物。他问我:“老王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我说:“不能。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这部书是不能卖的,小×(指那个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你毕竟拿出来了,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他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我包好了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姚文元也正在找这部书呢。”我想,当时毛主席表彰了任继愈《汉唐佛教论集》中论禅宗的文章。姚负责宣传和文教,大约也想充实一些佛学知识,才找《景德传灯录》来看,没有想到让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马建斋先生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黄山谷诗集》。绵白纸,书刻如汲古阁手笔,极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来就喜欢黄庭坚的诗,有此佳本,自然心动,只是当时没带钱。相约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海王村,老先生从后库给我搬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出插板,里面有两个小格子,每格整整齐齐摞着十一本书,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极美观,上海“著易堂书店”的刻本。其他如清末武昌刻的《国语·国策》,点石斋影印的《佩文韵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在平装书方面也买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书。如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叶德辉的《
书林清话》、王云五的《目录学一角》、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本的《
袁中郎全集》,还有奇书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鲁迅先生曾评此书,并写了《文坛登龙术拾遗》。这部书印刷装订都模仿线装,形式古雅,然而其内容则多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痞话。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坛一节中说,想成为作家其实并不难,只要写自己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了,并说这是最引人注意的。
千林风雨莺求友 万里云天雁断行
逛海王村的最大收获是在这里认识一批朋友,称为书友。朋友本为五伦之一,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各种整人的运动不停,大搞“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这使得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们不敢坦诚相见,更不能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十年浩劫当中,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不敢相互谈一谈书,谈一谈文化,一谈就是宣扬“四旧”。然而,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交友的需求,特别是在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紧张的时期。黄山谷有诗云“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我们从中可见诗人对于友谊的渴求。在海王村的书友之间可以纵谈古今中外,可以谈当时人们之间不敢谈、不能谈、或不肯谈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你。第一,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第二,热心跑旧书店的人中也很少有“阶级斗争脸”(也许是因为到了那里身心完全放松的缘故),很少有伺人之过的人物。第三,最根本之点在于书友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此书友之间可以完全放松,不必互相防备。书友之中除了谈谈书之外,有时也可以交交心,解除下心灵的防线。
这些令我永难忘却的朋友,他们大多比我年长,许多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是颇受教益的。现在他们有些已归道山,有些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有些还活跃在各个领域。回忆昔日的交往,现在仍感温馨。由于已经过去二十六七年,记忆有失,另外,书友之间都是邂逅相遇,忌讳刨根问底地打听人家的身世,多是对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因此,我的记载不敢保证完全符合其实际,也许会与事实有些出入。
我的书友中年龄最长的是卿汝楫先生。当时他老先生就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老先生是湖南宝庆人,他有一次对我说:清末我父亲分到宝庆做知县,任满后就定居于此,遂为宝庆人。他是《美国侵华史》的作者,这部书有三大本,一百余万字。据他说,此书写于美国,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图书馆和国会搜集资料,作了许多笔录。这些资料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有一次到他家去借杜牧的集子,他从一些书柜的底层抱出这些“宝贝”给我看,可惜我不懂英文,只是呆呆地听他滔滔不绝议论这些材料的重要,说它们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档案馆抄录出来的。老先生最愿意跟我谈的是旧诗,特别是谈他写的旧诗,他也很以其旧诗自负。有一次,我同他逛完书店后,才十点多钟,我们一起坐十四路汽车到陶然亭去遛弯儿。到了那里见到几位老人———就是邓友梅小说《话说陶然亭》里写的那样的老人,老人们欢迎卿先生到来,看来卿老也是那儿的常客。卿老向我介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叟,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数学老人向我低声介绍卿老时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湖南有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眼前的卿汝楫。”卿先生的诗有油印本。我翻看了一次,感到卿老旧学功底很好,也娴熟于诗律,气魄很大,是走杜甫的路子,而且是学他的《诸将》《秋兴》等七律。多是歌颂之作,不免进入文革时期旧体诗的套路。我倒是喜欢他的《小鸡行》一类写生活小事的诗(此诗有些学杜甫的《缚鸡行》),描写鸡从小到大的种种情态,十分生动,特别是写毛绒绒的小鸡在院内吱吱乱叫,出入牵人衣的情景,非常有趣。卿老也很以文章自负,他说起解放前他为某报(好像是《大公报》)写社论,一天一篇,每篇大洋十元,往往头天晚上听新闻,然后动笔,午夜前写完,第二天见报。
卿老家住西单的石板房胡同,距离其就职的教育部很近。他住的房子本来是自己的,文革时期充了公。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只给他留了五六间北房,东西南房全让外人住了。他在北房面前砌了一堵墙,把院子分成两半,住东西南房的走南门,南门是正门,大门;北门是个小门,在院子的西北角,他走此门。他的生活也很古怪,从院子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简易的单人床停在房子中间,上面铺着被子,盖着被单。第一次进他的房间时吓了我一跳,以为上面躺着一个人。每间房子的四壁都是书,因为很久无人清理,蛛网尘封,取阅也极不方便。我看他吃午饭也很奇特,一小锅牛奶,烤两个芝麻烧饼为主食,以果仁巧克力为菜。喝一口奶,咬一口烧饼,吃一粒巧克力,非常独特。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一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一是营养齐备。我想大约这是自我解嘲,藉以掩饰因为运动而造成的不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似乎是搞教育学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尚未还京,他一个人生活。这可能是其生活不太正常的原因吧。我和卿老交往一直到七五年,后来因为受到迫害,才与先生中断了往来。如果先生健在大约将近百岁了吧。至今我手头还有先生的一本书,冯集梧注的杜牧诗集。
上面说过的孙念台先生是我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监督劳动时,管理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原先是红光满面的),带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县知县吴永写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的时候对我说: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地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汶的四世孙。我向孙先生问及刘禺生的《
世载堂杂忆》记孙毓汶与翁同争状元一事。毓汶之兄毓氵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汶与翁同都是咸丰六年进士,会试完毕之后,二人书法皆佳(科举考试的名次的确定主要靠殿试时的书法),呼声最高,二人都想名列第一。翁孙两家有通家之好,孙家住宅距殿试地点———
皇宫比较近,于是。考试的头一天,翁氏便到孙家来住。是夕,孙家安排人在翁同所住的房屋之外大放爆竹,搅得翁同一宿睡不好觉。殿试之时,翁由于夜里没有睡好精力特差,心想状元一准丢了。忽然想到,自己带了两根人参,放在卷带里,他掏出来含在口中,于是,马上“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执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被取为第一,人称“人参状元”。孙念台先生说:刘氏的记载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第一,是翁家住离东华门近,我们祖上参加殿试时住在翁家,不是翁同住在我们家;第二,翁氏之所以中状元,是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其字乃是欧体,咸丰皇帝也喜欢欧字,所以受到皇帝的赏识。是历史真相如此,还是孙先生有些为先祖讳呢?写在这里为研究近世历史人物者参考。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坐电车经过崇文门外大街,在车上看到大街西侧有位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斜挎着一个书包,艰难地行着,非常眼熟。车飞驰而过,我忽然想起,这是孙念台先生。后来,我数度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向老店员问起过孙先生,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吴慧先生是相识于七十年代,至八十、九十年代还有往来的书友。现在的吴慧先生是商业史和经济史学界的名人,著有《中国商业史》《桑弘羊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这不待我介绍。在七十年代,他还是商业部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那时商业部的干部大多都下到“五七干校”,吴先生因为患血液病而留在北京治病。这时他的商业史、经济史的研究已经中断,把多余的创作精力用来写旧体诗,而且一天能写十几首,令我佩服不已。吴先生的旧学很好,但在那无书可读的时期,有“学”是最痛苦的,为了淘书,他也老跑旧书店。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我对中国诗歌史有兴趣,吴先生特别喜欢李商隐,并对李有所研究。认为冯浩注的《玉*/生诗集》错误很多,尤其是有关李商隐生平部分,因此他想对李商隐的作品的历代的注释加以整理修订,在排比总结前人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最后以己意折衷,搞成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我从中学就能背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梦为晓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风波不集菱枝弱,月露偏教桂叶香”,“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诗中所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朦胧美确实非常吸引年轻人。此时李商隐的《无题》诗就成为我和吴先生的共同话题。我也搜集了一些有关李商隐的资料,在吴先生后来搞李诗集注时,把这些资料供给了他。吴先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一部《李商隐诗编注集成》,据吴先生说有一百多万字。可惜吴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又全力从事商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无暇再顾文学,所以他的这部关于李商隐研究的著作一直没有能够出版。
修泽云先生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的人,为人也比较拘谨,不太爱说话。他的具体工作是英语翻译,英文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专力搜罗的却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诗词。他是杭州人,杭州大学毕业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书信和讲话都讲究文彩,又很瘦弱,很有点江南才子的派头。他曾对我说非常想买到张岱的《
陶庵梦忆》和《
西湖梦寻》这些写杭州的笔记,以慰对家乡的渴念。我曾帮助修先生找到一本《
西湖梦寻》,他很高兴。书友之中,我与修先生的书信来往大概最多,现在还保留若干封。在集中谈诗论文,托买书籍,更重要的还有用文言古体翻译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在一封信中抄了几首,四十年代的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所翻译的华滋华斯的诗:畴昔冶游地,三载去复还。山泉送清响,仿佛含旧欢。高岗绕周匝,平野相绵阡。地远无杂尘,杳然天地宽。兹土已足取,何必恋华簪。
独坐幽林外,林高垂余阴。举首一瞩目,万象入我襟。历历园中果,郁郁远人村。乔木荫后檐,绿野耀前门。何处炊烟起,依依在中林。应有岩穴士,林中烹野羹。
我不懂英文,不知是否忠实原著,但就译文的风格恬淡、文字的古雅来看,与我对华滋华斯的粗浅的理解还是很接近的。修先生所采用的古体是颇有点陶渊明风格的。修先生的夫人与我有先后同窗之雅,大约比我早两三届,1975年的春节招待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可记的书友还有许多,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暂且从略,并非忘了艰难时期曾在精神上相濡以沫的友人。
新时期以前,人们都忙于自保,很少有非分之举。许多整人运动打出反对“小集团”的旗号,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小集团。于是,一块儿打打桥牌、聊聊天都有可能被归入一个“小集团”,受到打击。现在许多人真是想拉成“圈子”、组成各种各样的“小集团”。于是,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起集过邮的“邮友”,一起跳舞的“舞友”,一起买过书的“书友”,一起洗过澡的“澡友”……总之人们要通过各种渠道结成关系,以图互相照应,在生存竞争中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而我对书友的回忆则是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性也没有完全泯灭,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温馨的一面。
书与读书者的浩劫
“文革”当中批判那些被打倒的人物,论及他们与“四旧”、特别是与“旧文化”的关系时,往往说这些“封、资、修”的“破烂”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当时我就想:人生一世,草活一秋,没有一点寄托叫什么人?“革命”非得要把所有的人搞得没有一点精神追求,只是傻吃闷睡、浑浑噩噩才肯罢休?那场浩劫中几乎要粉碎一切人稍有点品味的爱好;对书的爱好,更是在劫难逃。然而,我这个人也许有点“花岗岩”头脑———那就是不论外界出现了什么样的违反人性的环境,在我的内心都要给我钟爱的符合人性的“封、资、修”留下一块天地。这也是我在任何艰难环境里都能保持乐观的心理依靠。不论身外的世界是如何黑暗,而我内心却一片光明,因为中外的古圣先贤与我一同走过艰难,大约这也就是所说的“安身立命”吧!而书就是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的载体,因此,我对古今中外的焚书的暴行最为痛恨。我认为焚书之罪甚于杀人,因为杀人只是消灭人的肉体,而焚书是在毁灭人类的精神和人类文明。
尽管做学生时期生活贫困,但还是节衣缩食买书,如果能发一篇小文章,得来的稿费是完全交给书店的。因此积十余年之功,还是积攒下一些书的,这些简直就是我的第二生命。五七年以来就不断地讨伐书,困难时期有所缓和;六二年底,强调阶级斗争,对书的限制又多了起来。限制书的借口很多,如“内容反动”、“封建糟粕”、“黄色书刊”、“人性论”“人道主义”等。一涉及这些都可能导致书被停止借阅、不允许卖。尤其是“黄色”,人们谈“黄”而色变,因为“反动”、“封建”、“人性”、“人道”等太过于玄虚,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黄色”则在他们心目中较为具体。许多文化不高的老百姓则把黄色纸张的书都视为“黄书”。
六五年,有一次我到澡堂子洗澡,带了一本三十年代坊间出版的钱穆的《国学概论》,经过了三十年,纸都黄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看《国学概论》,有位在澡堂“学雷锋”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了走到我身边用极严厉的口吻问:“你是大学生吧?怎么竟敢当众看黄色书籍呢?”这时“黄色书籍”几乎是与阶级敌人等同的,那位战士大概本着雷锋所说的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精神要对我进行专政,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还是在“文革”之前,那时人们“疯”得还不算厉害,多少还有点儿约束,还有点儿理智,还多少讲点道理,听你解释解释,可能把问题弄清楚。如果是“文革”当中遇到了这种情况,谁还听你的解释,先揍你一顿再说。
六六年的焚书和长达近十年的禁书———
严格地这十年不算“禁书”,因为禁书只是禁止一些书,少的数种,多的数千种,禁书最多的清乾隆间也不过禁三千余种。而“文革”当中只许看若干种书,其他都在禁止之列。这大约是古今中外极独特的孤例。这一年的夏天,在“文革”酝酿之际,郭沫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开说,他的著作没有存在的价值,都应该烧掉。这大约启发了红卫兵小将,他们把这个意见扩大到一切书上。这时除了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和极个别作家(如鲁迅)的著作,都被看作“四旧”,都在被烧被禁之列。听说山海关市做得更绝,红卫兵小将们把毛主席的著作以外的书统统焚毁。这仿佛是古代的穆斯林打下亚历山大城,除了《古兰经》,书都被焚毁了。他们的理由是:不同于《古兰经》的书是异端,自然该烧;与《古兰经》相同的书,有《古兰经》也用不着它了。这时大批的珍本书像林则徐烧鸦片一样被当众焚毁,更多的珍本书被送进了造纸厂用以造八分一卷的卫生纸。我有个同学,他的父亲是上海的名医,解放前为了行医曾拜在黄金荣的门下,是他的关门弟子。于是,帮会内部的会众送给他许多通行于会内的文件,这些都是手抄本,对研究帮会的历史是十分珍贵的,他家一直珍藏着,可是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听这位同学说,这些手抄文件烧了半天,在水池子里烧,连自来水管子都烧弯了。
我更关切的还是我的那点破书,虽然这些书中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但也毕竟是我十多年的心血。幸亏我的母亲知道我这些书来之不易,并且了解我爱书的痴心,所以她才冒着极大的风险保存了这些书。在“红八月”扫“四旧”高潮中,红卫兵像疯了一样乱烧乱毁,我的那些旧书自然也在焚烧之列。红卫兵对我的情况也略有所闻,到家里来过两趟,凶神恶煞似地说要“扫‘四旧’”。母亲预先把我的书存放在箱子里,箱子则藏在小厨房里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躲过了红卫兵的两度搜查。当时,这种行为无异于保存“变天账”,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了,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命丧黄泉,甚至殃及全家、祸及邻人,不知道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也许这来自她对儿子的爱吧!文化浩劫之中有成亿册书籍成为制造还魂纸的原料,也有成千上万价值连城的珍本秘籍付之一炬,而那一点只对我个人来说才有意义的书籍却得以侥幸地逃脱毁灭的厄运,被保存了下来。虽然这是我与书的接触历史上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但是回忆起来却生发不出多少快乐。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