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社来说,出版《修道院纪事》大概曾经是一桩很郁闷的生意。萨拉玛戈的这部长篇小说1996年8月发行第一版,印数1万册,直到1998年11月,这些书才大批出现在北京的书店里,这时的萨拉玛戈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 若泽·萨拉玛戈的充满丰富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的譬喻,不断推促我们再次体会难以捉摸的事实。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相辅相成……
看起来事情是这样的,那一万册《修道院纪事》两年来大部分没卖出去,它们积压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新闻联播》里传来好消息……
说这件事不是为了发感慨,作事后诸葛不是显示一个人的智慧的恰当方式,我无意指责我们的读者不识货,谁知道萨拉玛戈呀,反正我不知道,如果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肯定不会买一本《修道院纪事》。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萨拉玛戈———这个葡萄牙作家?对了,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一个葡萄牙作家。
对于葡萄牙文学,我所知甚少,多年前曾买过一本中葡文对照的卡蒙斯诗集,因为有精美的插图。但诗集的名字现在却记不起来———书早就丢了,当初也并不曾读。最近看《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才知道这位大诗人曾与中国有一段渊源,1553年,卡蒙斯在一次街头斗殴中杀死一名军官,被流放印度,此后浪迹东方十余年,1558年起居留澳门,担任“失踪和死亡者财产管理人”,其间写下长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为葡语文学的不朽经典。1831年,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商馆大班德庇时写过一首题为《在贾梅士的石洞》的诗,见于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据说贾梅士从这个石洞的微弱光线中,寻得安宁来写下他不朽的史诗。
……
在幽暗的石洞中写诗,这是富于诗意的情景,但可行性令人怀疑。实际上,卡蒙斯在澳门并非穴居,他住着一幢洋楼,有大花园,附近是个石洞。二百多年后的1794年1月15日,这幢房子迎来了另一位住客:刚刚结束对大清帝国访问的马戛尔尼,这位备受挫折的英国使臣一腔郁闷,暗自酝酿着1840年的炮火硝烟。
———中国人很久之后才知道马戛尔尼在想什么,也并不知道澳门曾有一位葡人“诗圣”,这并不奇怪,当卡蒙斯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作时,他肯定也不曾想过,那些黄肤黑睛的东方人有朝一日会读他的诗。在时空的这个点上,在这幢房子中世界是多重的,劈面相逢的人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么,现在呢?据说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一种普世文化将把我们融为一体,地球只有一个,是不是世界也只剩一个了?对卡蒙斯的后辈萨拉玛戈来说,对我这样一个中国的专业读者来说,事情都不那么简单。没有诺贝尔奖,我不会知道萨拉玛戈,现在我知道萨拉玛戈了,但他是否就由此进入了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或者说我的文学世界是一座巨大的万神殿,其中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三岛由纪夫等等等等———均是“夷人”,为免数典忘祖,我会加上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人,当然还有曹雪芹、鲁迅,愿他们的灵魂在这个天堂中安息。
这个世界是百余年间建构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翻译史和一部接受史的结果,不过我可不好意思说此事只关文学,不涉烟火,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世界是政治性的世界,百余年间国际政治的势消势长、合纵连横,决定了中国这个后发展国家的文学图景。所以说句不恭敬的话,大英帝国不仅有女王、纺织机、海军和鸦片,还有莎士比亚,这位伟大戏剧家是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就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布一样,我们心中的世界文学也首先是英美文学、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当然还有德语文学和日本文学。
按说我们是穷人,我们与一切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会发生天然的共鸣,新文学运动中,鲁迅等人曾致力于译介弱国、穷国、小国的文学。这表明,当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我们不得不在世界背景下建构我们的传统、确定我们的认同时,曾经歧路彷徨,有过各种各样的思路和取向。但鲁迅等人当初推举的作家大多没有被我们记住,这其中的原因极复杂,倒不一定是那些作品不好,我们的记忆并非一个公正的文学院,所有作品在这里经受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恰恰相反,那些对我们自我形象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他者”优先、充分地进入记忆并留在记忆中。对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叙述可以根本忽略土耳其、埃及、波兰或者希腊,但不能忽略那些把中国推入持久的现代性焦虑的国家,我们的确看到了世界,但我们眼里的世界并不像它本来那么大、那么丰富,它是一个简单的体系,这一方是中国,那一方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所以,我不敢担保萨拉玛戈会在我的、或我们的文学世界中获得一个持久的地位,即使有诺贝尔奖担保也未必行,比如现在谁会想起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埃及的马哈福兹、南非的戈迪默、波兰的博申斯卡娅?看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尽管身处西方的东方,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具有远比瑞典文学院更锐利的势利眼———当然,我们看到了昆德拉、看到了马尔克斯,但那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梦想中的自己:不是黑人、不是女人、不是伊斯兰教徒,由第三世界凯旋式地进入第一世界的殿堂。
但还是看看萨拉玛戈吧,尽管葡萄牙远在那个伟大欧洲的边缘———
《修道院纪事》由范维信翻译,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的彩虹翻译奖,大概是实至名归,“信”字不敢说,我又不懂葡文,“达”和“雅”是肯定的。在我的想象中,萨拉玛戈的原文就应该是这样的,神游天地,清明硬朗,这位全能的叙述者能写很好的白话文,在操持汉语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有此造诣的也真是不多。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发现,王小波就曾经表达过对诸如王道乾这样的翻译家在语言上的倾慕,他们隐藏在译本背后,不断向我们展示现代汉语能够多么精确、文雅、庄严、深微,———“文雅”是个刺眼的词,如果我写了一篇小说,你看过之后对我说:语言很文雅,我就不知道你是夸我还是骂我。现代汉语的趣味中心从来不是文雅,是尖刻、愤怒、铺张扬厉或者嘻皮笑脸,等等,但肯定不是文雅。我也想举几个文雅的例子,比如周作人、比如张爱玲,比如张爱玲那个薄癰得深情的爱人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但偏偏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不体面的历史问题,胸中不正则眸子目毛焉,在现代汉语中,似乎是胸中不正则笔头文雅,这其中的关节说起来夹缠得很,暂且按下,另表一枝,那就是翻译家们的“文雅”。
文学翻译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你用自己的文字把一部过去的、一个人用另一种文字写下的作品重写一遍,这时你是另一个“这个人”。博尔赫斯在一篇短文曾谈到《鲁拜集》的作者欧玛尔和英译者菲茨杰拉尔德,他猜测: 或许欧玛尔的灵魂于1857年在菲茨杰拉尔德的灵魂中落了户。
所以,对于身处本世纪颠簸险恶的历史风浪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翻译是一种幸福,它本身就具备意义,这种意义不必经过检查和认可。当然这部作品可能是“供批判用”的,但至少,你可以通过对另外“这个人”的忠诚维持对自己的忠诚、对他的文化背景的忠诚,所以,翻译曾经意味着“生活在别处”的可能性。
在语言上,翻译家同样“生活在别处”,这个“别处”有强硬的纪律,它要求克制、谨慎,竭尽全力表达另外一种声音,你的语言因而与日常语言保持着距离,你甚至会尽力避免日常语言的侵入,因为它携带着“此时此地”,它将搅扰那个来自过去、来自异域的声音,而你应该让这个声音在你自己的声音中从容地流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汉语在书面上———由书面到书面———被考验、被创造。
如果你把文雅视为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中对纪律和规范的自由的遵从,视为从心所欲不逾矩,视为带着镣铐的曼妙舞蹈,那么这种文雅的语言就在那些优秀的翻译作品中,它们是现代汉语的另一副面目。
经常有人指责现在的小说语言不好是受了翻译的影响,的确,恶译、滥译滔滔者天下皆是,坏的小说、坏的语言也天下皆是,大概到二十二世纪仍然如此,你硬说这之间有什么关系,也永远说得通,但千万别一回头碰上你们家大人,老爷子断喝一声:怎么就不知道学好!
因为好的翻译、翻译作品中好的语言是有的,比如《修道院纪事》。
萨拉玛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你要知道,我有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全都是。”“我们都是可怜的魔鬼”,这句话被国内期刊一篇介绍萨拉玛戈的短文用作题目,可见它很对作者的胃口,当然也合了我们这些比较专业的文学读者的胃口,萨拉玛戈这么说了,我们会觉得他很深刻。
但是,“魔鬼”在萨拉玛戈的语境中意思极为复杂,可不是《
西游记》里的牛鬼蛇神,他可能是欲望、是现世的欢乐,可能是理性、是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反叛者。所以当萨拉玛戈说“我们都是可怜的魔鬼”,我很想知道它的上下文,否则就不可能了解萨拉玛戈究竟想说什么。
至少在《修道院纪事》中,萨拉玛戈是用一种庄严的声音说:“我们人民……”当然,在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语境中,“我们人民”差不多也就是“可怜的魔鬼”;而且,当小说中的人们梦想着飞起来,终于飞起来,但最后又落回地面时,主体和理性的力量与限度呈露无遗,这是一部“现代性”的神话,人宣告上帝死亡,魔鬼胜利了,但魔鬼在胜利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可怜。《修道院纪事》是复杂的,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在我们面前展开,但在我听来,“我们人民……”这个声音浩大、悠长,它超越了嘈杂,在文本中回荡。
读《修道院纪事》前,刚看完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隐居的时代》,震惊地发现她写的是“人民”,———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词,令人百感交集,中国的当代作家痛入骨髓地知道,当有人宣布“我们人民……”时,其中潜伏着深重的危险。一种本能的写作禁忌由此形成: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一个的“我”,这个“我”是不可被代表、不可被化约的———这个逻辑推到极端,“我”也是不可被超越的。
但王安忆却坦然地描绘着“人民”的形象,在她为此写的创作谈《柔软的腹地》中,她说: 我其实是想写“人民”,但“人民”这两个字却是不好平常地出口的,由于它的神圣,就显得有些夸张,不真实。可我真的是在写它,写它的浑厚、结实,它是那样一种紧密的组织,紧密到质地变成柔软。它几乎是打不散的,外表打散了,内里的力量则又将它集合起来。由于频繁地打散与集合,它看上去不免是变形的,有失均衡,可是却更有力度。它艰难地汲取着养料,滋养着自己。由于汲取养料的费力,它又一次变形,失去均衡,可是,纠结的力量再一次增加。这样的生命力不是单纯依靠时间和智慧来成就的,它还是靠着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活下去。这是最为现实的本能,许多虚无的思想非但没有消解它,反成了它生存的肥料。而它的活下去又绝对不是苟活,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具有精神的攀高的意义。这便是我所属的那个“人民”。
我觉得王安忆已经说得很清晰,《隐居的时代》使“人民”由一个词变为丰厚细腻可以触摸的质地,亲切具体而又沉静浩莽。
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很少看得见人民。我们知道,人民与那些具有强烈表面效果的历史戏剧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问题是这种联系究竟何在?法国的年鉴学派认为,在长时段上观察,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劳作,他们的日常性活动远较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比如对中国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相形之下都显得卑微,因为它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
所以,我喜欢读布罗代尔的一切书:《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在这些书中,人民以及人民的生活不再是空洞的,他们被呈现出来,而且获得了雄辩的意义。这使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可以质疑一切关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的戏剧性叙事。
萨拉玛戈和王安忆是否喜欢布罗代尔我不知道,但我们在小说中作了同样的事,正如《隐居的时代》这个题目所暗示的,相对于“时代”来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隐居”,但正是这些无名的人们构成了“人民”,构成了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真实联系。在《修道院纪事》中,萨拉玛戈所写的也是一个“隐居的时代”,三个主人公隐于人群,他们是无法被“历史”识别出来的“人民”的成员,但他们的梦想和痛苦,他们从人群中采集起来的意志却消解了君王、教会的神圣权力。故事的时间是在十八世纪,我们知道,当时和未来的时代都肯定不属于君王和教会,但即使是布罗代尔也不能让那些伟大的无名者发出声音,这只有小说能做到,小说家能够以想象逼近真实,特别是这位小说家意识到:“这就是我所属的‘人民’”。
但王安忆和萨拉玛戈的声音是不同的,《修道院纪事》的叙述全知全能,庄严、高调,极具权威性,看得出来,萨拉玛戈对于用“人民”的声音说话有一种无可置疑的自信;而《隐居的时代》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远为审慎、克制,即使在宏大的规模上写“人民”,王安忆也尽力维持个人化的角度和语调。这当然与两部作品不同的题材、两个作者不同的艺术气质有关,但恐怕更根本的,他们是在各自极不相同的语境中选择了自己的声音。不过尽管声音不同,这两个相隔万里的作家都说出了:———我们人民……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