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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不但要改造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一切国民；不但“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改造，就是“生在红旗下”的，也要造就成一代新人——那新人的新标准，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从根据地、解放区到新中国，所有的生活检讨会、整党整风会上，揭发批判“私心杂念”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到了“文革”期间，在“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的政治大题目下面，任何一点“私心”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阵营的货色，恐惧之不遑，谁的膈肢窝里还敢掖着揣着私心?惟一剩下的一份私心，不过是怎么自保，熬过这一关吧。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公私之辩”的恶性发展。既然提倡“大公无私”，谁若有“私”可就对不起了。
       “私心”不可有，那“杂念”为什么要陪绑呢?
       人的思维活动，无非是一个一个念头链接起来，即使是大师的思想，成了体系的；也是由思想材料按一定逻辑程序组织起来，而那材料，则东鳞西爪，只能杂七杂八，无法纯而又纯。毛泽东写《七律·送瘟神》，说是“浮想联翩，欣然命笔”，不客气地说，那浮想也就是杂念，试想，一首诗能囫囵个儿从他头脑里跑到笔下?斟字酌句之间，应是不止于最后落在纸面上的词藻。语汇争相涌出，以供推敲，还不杂么?
       杂念者，人人所有，不可没有，除非是心如古井，早老痴呆。回想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写的杂文，或称杂感，先后集成四十来本小书，没一篇不是源于我的“杂念”，而我敢说，没一篇是为了达到一己的“私”利。
       杂念怎么了?
       也许就是在过去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四字癖”(犹如“十景”“八景”癖)，为了点名“私心”时抑扬顿挫，硬是把“杂念”俩字硬挂上去了。
       既如上述，那我们的杂念就该叫“公心杂念”了?
       我以为大可不必。标榜为公者未必为公，挂羊头卖狗肉或挂狗头卖羊肉(据说这是因为狗肉价格高于羊肉了)，都是人们看穿了的伎俩；且过去骂得狗血喷头的“私心”，也许不过是出于公民自觉的维权意识，“公私之辩”被人有意无意搞得混乱不堪，给“大奸若忠”以至“大私若公”的家伙钻了空子。
       杂念就是杂念，一沙一石，一花一草，有用无用，有毒无毒，有待大家品鉴，或虽无毒，但亦无用，看看也就罢了。
       杂念，不过杂念而已，何预于“公心”、“私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