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批取书的《
资治通鉴》 完颜绍元
1977年初，我有幸通过“内部关系”得到一张购买中华书局重印的二十册一套《
资治通鉴》的购书券，欣何如之。此书的发售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头一回听到：二十册书是陆续印出陆续发售的。所谓券，其实是一张约32开大小的白色卡纸，上面有二十个分别印有“1”至“20”序号的方格，以及购书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持券者凭券去现在的上海书城淮海店的一个内部供应处一次付清人民币30元的全套书款，盖上已收款的章识，再把姓名地址栏剪下留存该处，然后便可等通知凭书券陆续完成交易了。偏偏在我拿到这张购书券时，可以调动的“头寸”只有10元。怎么办?我在工厂里当工人，那时厂里有个工会办的互助金，只要交10元钱便可申请加入，然后便可以插队孩子探亲、无业老婆生病等各种理由向互助金借款。参加互助金的都是成年的“老师傅”，和我们“小青工”无关。急于买书的我灵机一动，马上就以手上这10元做了加入互助金的本钱，办完手续，“隔手”再填一张借款30元的申请表，理由就是买书。申请表要经工会主席签字，主席笑道：“我签字签到现在，还是头一次签到借铜钿买书呢。”30元到手，兴冲冲的我马上从工厂直奔书店，要转两部公交车哩。办完手续后便拿到了第一批书，大概有四五本吧，由营业员将白卡上相应序号的方格剪去。回家路上的那份欢欣，用上海话讲“就像拾到宝贝一样”。往后，来自书店的取书通知就是我的喜鹊。因为成套书并非按序号发货，那张白卡被剪得七零八落，印象中总共跑了三四趟，时间跨度要有几个月吧，反正互助金里的借款早就还清了。这个互助金也再未同我发生过关系。
《
资治通鉴》算得上是“文革”后最早推出的大套头史书。其后便是各种经典要籍鱼贯而出，迄80年代形成高峰。尤其是许多大部头的拼版影印或旧版影印，如《
太平御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
文献通考》等，尤称经济实用。比如上海书店出版的《佩文韵府》。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当“搜索引擎”使用，大号十六开，精装四巨册，当时只卖50元一套，一个印张还不到一角四分。我和许多爱好文史而无蓄藏的读者一样，就是在这个时段开始“建仓”并构成基本储备的。
卖书和读书 张金福
1978年，出版系统出版了一批中外名著，在文、史、哲领域重新开始引进和翻译出版不少西方学者的著作。当时的新华书店是读书人最喜欢走的地方，很多作品一上架就销售一空：
1977年恢复高考，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极为畅销，成为知识青年高考的宝典。我当时在吴淞新华书店T作，除了做好图书发行工作，自己也酷爱读书，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评注聊斋志异选》出版，接着上海古籍出版社《拍案惊奇》、《
老残游记》相继出版，1980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
警世通言》等“三言”均陆续重版面市。对这些古典小说我是爱不释手，出版一本就读一本。当时还读到一批前苏联有争议的文艺作品，如《叶尔绍夫兄弟》、《多雪的冬天》等，虽为内部发行，但还是在读者中流传甚广。
90年代的文学书 夏 景
读书，虽然是一件极个性化的事情，但很少有人会完全不追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一套小说，应该是《尤利西斯》吧。那时我正要走出大学门槛，对人生、对社会、对命运，甚至对文字的感觉，几乎还是一张白纸，却也忙不迭地，将此书搬回了家。
庞杂、深刻、冗长，实在不好消化，也就此读倒了胃口。
经过了天真理想的80年代，人们将自己的迷茫、彷徨、功利、老于世故、阴谋诡计，寄托在了这样一本“天书”上，——多么虚伪的读书方式啊。现在的年轻人，仅凭对人生和过日子的兴趣，就能选择最贴切、最实用、也最白然的书来读。
9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批古里古怪的女作家，她们不结婚、不生育、不好好谈恋爱，她们拿情感的不幸当享受。她们锋利而晦涩的生活方式，令人昏眩。
陈染、林白是那时女大学生们痴迷的对象，外国的则是杜拉斯或狄金森。
一些作家开始走向现实。《活着》、《白鹿原》、《长恨歌》，还是传统的讲故事方法好看。
文字、文化、文学。终于在90年代中后期，真正走向了娱乐化、平民化。《讯者》、《家庭》、《故事会》，这些杂志靠在书店更前的书架上。不是书强迫你买，而是你选择书。
1996年后，网络文学开始盛行，写的多是诡秘阴郁的都市情感，到末期，又出现一批“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写手不甘平庸，不愿承认作家也只是社会产业链上的一个小环节，他们飘忽艳丽的姿态，正好像是对整个90年代文学书事的总结：张狂而幽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