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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艺术都讲究虚与实的结合，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虚”与“实”的含义却不尽相同。诗歌的“虚”、“实”是指内心情感和客观形象，虚与实的结合则是指情与形的结合。
       
　　形象是各类艺术区别于哲学、科学的共同特征，然各种艺术之所以需要形象，即形象对于不同艺术的作用亦不尽相同。诗歌之所以需要形象是为了变情感之内在、主观为外在、客观，使他人得以具体感知，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所以，衡量一首诗词的成败高下除了看其真切与否，看其“隔”与“不隔”，还必须考察能否做到虚实结合，寄情致意味于客观物象之中，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
       
　　这一出发点就决定了诗歌虚实结合的基本方式是以实体虚，借景物表情思。根据感情之是否直接抒发又可进而分为两类。一是以实为虚。如孙师毅的《飞花歌》：“春季里花开飞满天，桃花万点，红遍人间；杏花一片，暖讯争先。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清泪落花间。”这是一首分节歌形式的歌词，以春夏秋冬为序，四段格式全同，先极力渲染花飞花落的繁盛景象，笔锋一转，写人物的情状——“赏花人只道花儿艳”，四季无异；而“种花人一汗珠滴花前”、“寒衣还未剪”、“挣扎待春天”，春夏秋冬，各有苦衷。表面看，仿佛只是冷眼实录的四季飞花图，然透过鲜明真切的景****状，我们清楚地感到了作者对赏花人的厌恶和对种花人的同情并产生了共鸣。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不着一字，好恶尽在其中。另一类是先实后虚。景物蕴情不足以表达激情时，作者往往在充分描写景物之后，直接倾诉由此特定环境所激发的强烈感情。光未然的《黄河颂》、乔羽的《我的祖国》就是先实后虚的典范之作。既然形象描绘是体现感情的手段，表达感情是状物写景的目的，那么，在虚实结合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形象的塑造必须服从表情的需要，而特定的情致又必须与特定的形象相吻合。《飞花歌》是如此，《黄河颂》、《我的祖国》也是如此。为了表达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光未然首先以豪放的笔调描绘了祖国文明的摇篮——黄河的雄伟景物；而乔羽则通过江水平、稻花香、渔歌悠悠、白帆点点的和平宁静生活的描绘，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新中国、新生活甜蜜细腻的感情。当然，不管直接倾诉与否，作为表情的根本手段，典型形象的塑造是虚实结合成功的基础，只有真切的形象才能传达出真挚的感情，即所谓实逼肖而虚自出。
       
　　虽然虚与实密不可分，情与形终为二物，各有各的规律，不可违背。形象的规律即生活的真实，形象塑造必须真切，这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想着重提醒的是情也有自身的逻辑，同样不可稍有疏忽。有一首题为《孩子!妈妈收到了你的军帽》的歌词，描写烈士母亲在接到子女遗物时的心情，很是感人，每次读它都不免热泪盈眶，每次朗诵也总可听到一片唏嘘。然而，那盈眶的眼泪到底没有滴落，唏嘘也只是唏嘘而已。也许这正是诗人的用意，从特定身份出发想要突出作为一个烈士母亲的刚强。但读者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感受作品的。在实际生活中即便是经受过战火洗礼的母亲面对儿女的遗物也难免悲痛落泪，而这位妈妈却只有一个感受“心中升起了骄傲”，是否过于理智、过于坚强，不太符合人之常情了呢?其实，眼泪、悲伤并不都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对烈士的亵渎。作为分节歌，不妨循人之常情先写其悲，悲而寓壮，壮而含悲。感情有了层次，且先抑后扬更显出母亲刚强。感情的表达和形象的塑造一样应当遵从生活的必然，应当注意真切，否则将不同程度地削弱作品的感人力量。既要密切结合，又要各循轨道，分寸确实不易掌握，然对于诗人词家来说，却是一项无可回避的基本功。
       
　　虚实结合，情景交融，能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感染、生共鸣，这本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高度发挥艺术感化作用的一大秘诀。歌词要在稍纵即逝的演唱过程中动人心弦，切磋揣摩虚实之术不就更显重要了吗?
       

       
　　(选自《音乐文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