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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喜爱石窟艺术，也简阅过一些精美的摩崖造像。然而，历数十年仍能不可磨灭地铭刻于心的不过是三尊佛像：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大足石刻136窟的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
       
　　奉先寺卢舍那像堪称我国中期石窟艺术的巅峰杰作。相传武则天曾捐助两万吊“脂粉钱”，并按着武氏形象雕镌而成。佛像通高十七米余，宽额广颐，法相庄严，透着一种王者之气。修长的秀目微微俯视，恰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交汇。丰满的面庞上，嘴角略翘，两唇稍厚，微含笑意，倒也透出点古朴与豁达。所有这一切交织出一派雄伟庄严气势却又不失睿智与慈祥。尤其让我不舍离去的是它那恬淡静穆中所显示出的一种无喜无悲无思无虑无欲无忧的宁和纯净心态，一下子就荡尽我内心中的浊躁与不安，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
       
　　如果说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晚期代表，那么北山佛湾136窟中的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就是这个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
       
　　普贤菩萨坐像颇具东方女性的“古典美”韵味，蛋形脸庞秀美端庄，头略前倾，目光下视，轻阖双唇抿嘴欲笑，给人以温柔文静、亲切善良与心地纯净之感。无怪乎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称誉其为“东方维纳斯”。
       
　　文殊菩萨则是一位智慧男性的象征，肩宽腰挺，脸庞方正，双目平视，英气逼人，透射出一股广识博学，多才善辩的学者风度，给人以精力旺盛，专注执著，凝思深邃，胸有成竹的感受。尤其绝妙的是，雕像嘴唇柔薄，双目微启，还恰到好处地隐逸出一丝自负的神态，你会从内心里感受到在其静穆中深存的伟大智慧。对这样的智慧之神，一切渴求智识者自会仰高折腰，顶礼膜拜。
       
　　这些石窟造像为什么深深地打动我?深究其因，不是佛像的恢弘与浩大(敦煌九层楼大佛殿更有高达33米的佛像，当为室内造像之最)，也不仅是它们无以伦比的艺术造型，更不是这些洞窟历史沉积之深厚。直到看了文克尔曼的文字我方才明白其中的缘由，这位德国启蒙时代的艺术史专家认为：希腊造形艺术所表现的最高的美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我知道，正是这些佛像所体现的纯净与静穆真正地打动了我，震撼着我的心灵。这些造像圣洁宁静，超凡绝尘，而且又是这样贴近人生，让人感到亲切善良，勃发出一种催人向上的感觉。与其说它们是彼岸之神，倒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理想人性的最高典范。
       
　　我们今天不会再有卢舍那与大足石刻这种绝顶的美了，不是由于技法的失传，而是人们迷失了那种纯净肃穆的心态环境。生活在快节奏强竞争状态中的现代人，常常身不由己，心浮如萍，处于紧张焦虑之中难以自持。也许我们太“唯物”了，在追逐金钱物质感官刺激中，我们虽说在物质上日益富足，但在精神上却如同空壳。我们心中固然没有了“神”，但同时也没了那种庄重静穆的信仰以及那种精神上的圣洁追求。在沉重物质压榨下，我们的灵魂残缺碎裂，猥琐低俗，远离神圣，堕入尘浊。
       
　　我们太缺少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再拥有“自己”!我们的灵魂无枝可栖，我们的魂魄无可安顿。我们总是在物欲追逐中迷失自己。这种追逐使我们远离单纯，流于低俗庸碌；使我们失去静穆，变得躁竞喧嚣。
       
　　当我肃立于卢舍那大佛前，或是如同受着磁力般地吸定在普贤文殊菩萨坐像前时，一种“高贵的单纯”强烈地感召着我，驱除了我灵魂中的污浊芜杂，一种“伟大的静穆”笼罩着我，使我精神上得到升华，心仪崇高，不耐渺小。映照着此种无欲无求，荣利皆空的圣洁光辉，我忘记了世俗的险途，摆脱了环境的逼促，摒弃了无名的烦躁。沐浴在无比单纯静穆的自在之中，我重新拾得了自我，并以宁静平和的心态关注人生。
       
　　我与佛只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崇高邂逅，而“单纯”与“静穆”正是这样的契合之点。
       
　　高贵单纯自有清净法眼，使人能以虔诚的心态，执意追求那些“大法不繁”的通达，并以其构成生命中之要素。而那些张扬浅薄，炫耀低俗，鼓躁愚昧，自诩猥贱的东西从不入眼。
       
　　伟大静穆自会让人潜心素志，以求真之静气反复思索那些大奉大宗的问题，研寻大千世界之内在关联，静候融会贯通的大彻大悟。也只有这样的心境才有可能得出大处落墨的独特心得。
       
　　单纯静穆当与佛性相通，善哉，纯一大静之佛在我心中。
       
　　(原载2003年9月2日《文艺报》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