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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一期《散文诗》刊，在头条推出蒋伟文的《生活在城市的屋檐下》系列组诗共九章。这是他深入所在城市工厂底层社会，经过认真体验观察后写出来的。主编在《导读》中有一段推介词：“本期推出的头条《生活在城市的屋檐下》，是青年诗人蒋伟文深入大街小巷，反映民生的不可多得的作品，散文诗创作中的风花雪月铺天盖地。已成陈词滥调，相比之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不仅是“导读”，而且是“导作”，我以为这是主编先生在深察了当今散文诗的创作现状，经过深思熟虑后郑重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提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风花雪月题材的充斥由来已久，这一题材本身其实也是人们所需要的，写得好的，大家也爱读，需警惕的是粗制滥造和陈词滥调，是铺天盖地的泛滥成灾。认为散文诗只不过是吟风弄月或抒发一点点个人情感的小玩意、小摆设的观念，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导读”中所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我想乃是针对此种误解而言。世界上最早的散文诗名著《巴黎的忧郁》中没有风花雪月，有的是“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疾恶如仇的讽刺和挖苦，对传统、腐朽的世俗习气的无情鞭打和猛烈抨击”。其“忧郁”也不仅是波特莱尔个人的忧郁，而是巴黎的。“穷苦人的”、“卖艺老人的”，诸多底层人民生活悲剧的叙述和忧郁情怀的抒发。中国散文诗早期的经典之作《野草》，是鲁迅哲学思想的结晶，是他发自灵魂深处的思想与感情的诗化体现。她是抒情的，但不是个人的纤弱私情，而是忧患时事，对民族和人民命运与前途深切关怀所形成的苦闷及思考。可惜的是，鲁迅的传统在中国散文诗发展中，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新时期以来，散文诗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而居守窄小圈子，尤其是相互模仿，陈词滥调，以至无病呻吟的作品，仍时有所见。“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之所以有待呼唤，有待倡导，还说明了这一现状之值得关注。
       蒋伟文将他的视线，将他的笔墨移向劳动力市场、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流水线，他写灌煤气的人、打工妹、遭遇工伤的不幸者。“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底层生活，难道不是作家、诗人所应有的责任吗?”他问得好。诗人雷平阳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讲得更为深刻。他说：“社会关怀，是作家永生永世的负载。”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甚至只关心“下半身”，而把观察社会的眼睛，思想人生头脑的“上半身”统统放弃。谢冕先生曾经慨叹，当代的一些诗人“太自私了”。为世界喊“疼”的诗人太少太少。蒋伟文的可贵之处，我以为，首先在此。
       但是，仅仅有热情还不够。这一类型散文诗之所以稀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较为陌生、复杂的生活题材，以美文性的散文诗来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上，或者说，在繁重的叙事任务与她们的诗化提升、美学体现上，存在着相当的矛盾，或者说，技术上的难度。写风花雪月，驾轻就熟，似乎费不了多少周折便可以顺手而成，写底层平民的生活，写他们的烦恼和遭遇，一大堆“干巴巴”的素材如何消化，如何提炼，怎样结构，便不是轻易就能处理好的。便需艰苦的探索、大胆的创造，当然也要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泛的借鉴。文学写作本来就是很艰苦的，惟有“偏向虎山行”的意志，和耐心细微的艺术实践，才能逐步取得经验，丰富自己的表现才能。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破狭隘抒情的旧框框，营造以叙事抒情、以抒情手段叙事的技巧，善于从平常的、复杂的生活素材描述生动的细节，充分运用意象化、诗意化以及剪接、拼贴、变形、通感、意识流诸多现代表现技巧，将原始的生活素材，化为灵动、简洁、生动感人的散文诗精品，而不是“报告体”或者散文化的“硬”性部件。其实，我们的前辈，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不少成功的先例，如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屠格涅夫的《门槛》、佩斯的《远征》、鲁迅的《过客》等等，都有许多处理复杂情节的创造，足资借鉴、学习的。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既有鲜活的、丰富的、深刻体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又有浓郁诗意、充满美文气息和艺术魅力的凝炼精湛之作，才算得上吧。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努力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