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佩孚的军旅生涯始于1898年。那时，他在天津的“武卫军”里当一名勤务兵。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吴佩孚所在的“武卫军”拼死抵抗，终因战力太弱，孤立无援，被八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吴佩孚化装逃离天津，保住了一条性命。
离开天津后，吴佩孚考取了李鸿章创办的开平武备学堂，后来又进入袁世凯开办的陆军速成学堂。
1904年，吴佩孚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办公所参谋处工作，官衔为陆军中尉。从此，他正式成为北洋系中的一员。
吴佩孚的发迹始于1909年的一次剿匪行动，他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北洋大将曹锟的赏识。
那时东北的土匪被称为“胡子”，气焰非常嚣张。他们采取“你来我走，你走我抢”的办法来对付官兵，令当时负责关外治安的曹锟一筹莫展。
万般无奈之下，曹锟向部下求计。吴佩孚在参谋处工作，对“胡子”的游击战术非常清楚，心中也早就盘算好一套对付“胡子”的办法。此时见曹锟问计，吴佩孚觉得自己的出头之日到了。他当下毛遂自荐，向曹锟立下军令状：只带一营士兵，配备20匹战马，在三个月内消灭当地的“胡子”。对这个小小的中尉参谋，曹锟毫无印象，见他口气不小，曹锟虽然不以为然，但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任命他为剿匪特务队的队长，拨给他一营士兵、20匹战马。
吴佩孚采取的战术说起来并不复杂，他针对“胡子”的行动特点，采取“跟踪惊扰”、“守株待兔”的办法：他先是带着特务队跟踪“胡子”，如果小股“胡子”作乱，就地予以歼灭；如果是大股出动，则等他们抢掠时出击，但并不与之硬拼。如此一来，“胡子”无法为所欲为了。相持了两个多月，“胡子”被特务队跟累了，跟怕了，只好散去，各自回到落脚地，想待官兵撤了之后再啸聚作案。这也早在吴佩孚的预料之中，“胡子”一散，吴佩孚立即将特务队化整为零，守株待兔，从“胡子”的落脚地将他们一一缉捕。吴佩孚剿匪成功，曹锟大喜过望。吴佩孚很快就被提拔为标统（相当于团长）。不久，他又被保荐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
1916年，“讨袁运动”风起云涌。第三师奉袁世凯之命，阻击蔡锷的护国军，吴佩孚的第六旅为先锋。为了报答曹锟的知遇之恩，吴佩孚十分卖力，屡立战功。而且，他还舍生忘死，两次在危急时刻救出曹锟。对于这个忠诚能干的部下，曹锟心存感激。后来，便把第三师师长的位子交给了吴佩孚。吴佩孚四处招兵买马，极力扩充实力。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吴佩孚又作为北洋政府讨逆军的先锋，于7月12日攻破北京城，打败了辫子军，粉碎了张勋的复辟阴谋。
就在这时，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成立了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1917年，谭浩明组建粤桂湘联军，攻占长沙。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担心谭浩明与广东军政府联手，下令出兵湖南，以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作为曹的心腹大将，吴佩孚为第一路司令，率第三师攻下襄樊，直逼羊楼司。
羊楼司是湘鄂交界的要隘，联军以重兵驻守，攻湘军第二路司令张敬尧全力攻打，无功而返。
吴佩孚率部到达羊楼司后，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了联军的内部矛盾：当右路的湘军遭到攻击时，中路的粤军全力援助；而在左侧的桂军受到攻击时，粤军却作壁上观，一枪不发。于是，吴佩孚利用粤桂矛盾，以小部分兵力佯攻中路，而以左路为突破口，一举拿下了羊楼司。接着，他又采用离间计，分化联军内部，结果导致联军内讧，吴佩孚顺利地拿下了岳州，乘胜前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接着，他又率部向南挺进，攻下了湘南重镇衡阳。
这次南征，吴佩孚劳苦功高。但北洋政府却只授予他“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而没有半点功劳的皖系将领张敬尧则被授予“一等文虎章”，同时张被任命为湖南督军。
吴佩孚对此十分不满，打下衡阳后，就地驻扎，死活也不肯再往前打了。
控制了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知道吴佩孚不仅才干出众，而且实力不小。为了拉拢他，以分化曹锟的势力，段祺瑞对吴佩孚好言安抚，并授予他“孚威将军”的称号。这种情形下，吴佩孚不好再说什么，开始全力经营湖南。他一面积极联络各路军阀，一面支持湖南的反内战、反卖国的民主运动，以收买人心。
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坚强决心。段祺瑞丧心病狂，竟下令镇压。与段祺瑞恰恰相反，吴佩孚则通电全国，表示支持。
吴佩孚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与他早年所受的启蒙教育有关。
吴佩孚之父在儿子幼年时，常给他讲古代爱国民族英雄的故事。吴佩孚在这种影响下，从小就崇拜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后来，他又亲眼看到日本军舰炮击蓬莱阁，将我中华名胜毁于一旦，故对日本人耿耿于怀。
一次，吴佩孚重游蓬莱阁，想起日本人的暴行，一时感慨激昂，填成一词，名曰《满江红·登蓬莱阁》。全词如下：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忆当年，吉东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如今，日本人要借“二十一条”夺取山东，吴佩孚当然十分愤慨。他通电痛斥巴黎和会，请求北京政府把军队调到山东，对日本作战。吴佩孚的这些言行，博得一片喝彩，甚至被一些人称为“民族救星”。
1919年12月，直系头领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新的领军人物。于是着手联合奉系张作霖等军阀，并密电吴佩孚，要他带部北上，准备用武力把段祺瑞赶下台。
对曹锟忠心耿耿的吴佩孚接到密电，于1920年5月率第三师离开衡阳，回到中原。吴佩孚立即致电各省，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同时，他还以“不结交洋人，不借外债，不进租界”来标榜自己，威望骤然高升。
吴佩孚举师北归，段祺瑞先发制人，胁迫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颁发“大总统令”，处分曹、吴二人：吴佩孚“交陆军部依法惩办”，曹锟则“褫职留任”。
曹、吴当然不把这道处分放在眼里，他们把直系军队全部集中到保定，名为“讨逆军”，由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率军分三路向北京发起进攻。
段祺瑞也不甘示弱，调集兵力，将皖系军队改名为“定国军”，准备与直系决一雌雄。
1920年7月14日，酝酿了三年之久的直皖战争终于爆发。双方在京汉铁路沿线展开激战，直系有备而来，吴佩孚的第三师又骁勇善战，加上奉系张作霖相助，“定国军”不是对手，只三天时间就被“讨逆军”打得溃不成军。最后，直皖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终，作为直系中流砥柱的吴佩孚也自此成为直系的军事首脑。
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为了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又于1937年7月7日炮轰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极力扶植傀儡政府，物色在野军阀和失意政客，替它鼓吹“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吴佩孚正是他们看中的主要对象之一。
吴佩孚素来对日本人不怀好感，众所周知。例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反对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反对“二十一条”，要求惩办亲日的卖国贼，吴佩孚持支持态度。他不仅亲自接待学生代表，表示愿意从自己做起，移师对外，还多次发电给政府，要求对日宣战。“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对张学良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加以指责，并说要替张学良带兵与日军决战，夺回东三省。但吴佩孚的野心也是出了名的，谁都对他防范三分。
日本人也知道吴佩孚的野心，便投其所好，以帮助他扩充实力为诱饵，企图利用他在北洋系的地位，号召旧部，建立亲日政权。因此，日本方面频频出动高级特务，极力拉拢吴佩孚出山。
华北伪政权的头子王克敏，本来是日本的忠实走狗。他首先出马联络吴佩孚，以请吴佩孚为高级顾问之名，每月送给吴所谓的车马费4000元。另一个汉奸头子殷汝耕，则在逢年过节或吴的生日时，必定送来四五千元。其他汉奸纷纷效法，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你三千我五千地给吴佩孚送钱。
吴佩孚对汉奸们送钱来的目的，心里十分明白。收下吧，怕拿人手短，从此受日本人的约束，这是他非常不情愿的；不收吧，自己的确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跟随他的二百多名亲信也已闹了多时的饥荒。为了生计，吴佩孚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让他的夫人张佩兰将这些钱如数收下。
日本人见吴佩孚收下金钱，以为他心有所动，就派王克敏来下聘书，请他当“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佩孚闻此而陷入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清楚眼下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达到扩充自己实力的目的，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过去的梦想；另一方面，自己一向标榜抗日，若去当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也实在不好受；更要紧的是，现在自己生活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之内，如果把他们惹急了，只怕性命不保。思来想去，吴佩孚对此提议不置可否，使出了拖延计策。
见吴佩孚对这个“军事委员长”的职务置之不理，日本人着急了，其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定亲自出马。
土肥原的出面，使吴佩孚意识到日本人急于利用自己的心情。但是，他也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认为日本人必定会被中国人民赶走，所差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去背个“汉奸卖国贼”的恶名。
就这样，土肥原来了三次，三次都被吴佩孚顶了回去。特别令土肥原恼火的是，在1939年1月30日，他专门为吴佩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为他准备了讲话稿，要他讲些“中日议和”、“共同兴亚”之类的话，然而，尽管吴佩孚事先答应得好好的，可当着记者们的面却变了。他抛开讲稿，发表声明，说自己“不出洋”、“不入租界”，还说要与日本人“倔强到底”，闹得土肥原灰头土脸。
土肥原亲自出马，却落得个失意而归，但日本人并没有弄清楚吴佩孚的真实想法。他们以为吴佩孚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还不死心。
四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并准备在日本特务的帮助下，到上海成立伪政权。可日本侵略者觉得汪精卫号召力远不如吴佩孚，因为吴佩孚毕竟是老牌的北洋军阀，所以他们要汪精卫把吴佩孚拉进将要成立的伪政权来，并指定一名日本高级特务川本从旁协助。
汪精卫见日本主子一定要请出吴佩孚，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敢不听主子的话。他十分清楚，若请不到吴佩孚，日本人很可能就不会兑现帮他建立伪政权的承诺。于是，他让川本出面，去说服吴佩孚。
川本汲取土肥原失败的教训，采取软刀子杀人的手法。他先是以拜师为名接近吴佩孚，接下来用重金收买吴的幕僚，对吴佩孚进行反复劝告，打车轮战。吴佩孚处在亲友幕僚的包围圈中，欲走不能，欲罢无计。
为了摆脱川本设下的圈套，吴佩孚思忖良久，最终决定采取狮子大开口的办法，为难日本人。他向川本提出了出山的条件：第一，以自己为核心组织新政府，这个新政府要有政治、军事实权；第二，日本人要划出一块势力范围归自己管辖。
吴佩孚的出山条件，实质上是要踢开汪精卫，独揽新政府大权。他认为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死心了，因为他肯定日本人绝不会放弃汪精卫而答应自己。
然而，川本在得到上司的同意之后，竟表示愿意满足吴佩孚提出的两个条件。吴佩孚为难了：提出条件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人，并不是真的要去降日。而且，日本人今天可以抛弃汪精卫，难道明天就不可以抛弃自己吗？
无奈之下，吴佩孚又耍了一个花枪。他向川本提出：如果自己出山，日军就得撤出华北地区，并由自己组织指挥30万军队。
当然，这个条件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答应的。
日本侵略者看来软的不行，就决定搞硬的。不久之后，日军侵华总参谋长坂垣亲自出面，给吴佩孚下了最后通牒：划出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六省，由吴佩孚在此组织汉奸政权，名称自定。
这六个省是中国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日本人把这块地盘拿出来，表面上是为了满足吴佩孚扩充实力、独揽大权的要求，实质是想利用吴佩孚建立的傀儡政权抵抗抗日力量，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吴佩孚看清楚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他明白，即使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首的新政权，也必不能在抗日运动中站稳脚，与其日后落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不如现在拒绝降日，博个“民族英雄”的美誉。而且，蒋介石此时也散布言论，别有用心地大吹特吹“吴大帅”为抗日英雄。吴佩孚知道，蒋介石这番话说出来，自己还去降日，那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对于坂垣的最后通牒，吴佩孚干脆地拒绝了。
日本人付出了大量精力、时间和金钱，吴佩孚却终不为其所用。同时，他们还怕吴佩孚倒向南京政府，给他们日后带来麻烦。于是，他们决定干掉吴佩孚。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什锦花园的住宅里呻吟辗转，他的牙病又犯了。
吴佩孚躺在床上，半边脸肿得老高，连嘴巴都张不开了。他的夫人张佩兰和幕僚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急得团团转。他们一个劲儿地劝他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治疗，可是，他还记得他说过的不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话，死活不肯。
正在此时，一辆汽车开到了吴宅的大门口，车上走下来的是北平汉奸组织“治安总部部长”、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日本特务川本等人，后面跟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声称，他们是来为“大帅”治牙病的。吴佩孚的幕僚欲待阻拦，这伙人却硬是冲进了屋里。
川本一行径直走进卧室，就要给吴佩孚动手术。张佩兰见气氛不对，站在床前不让日本军医靠近。川本向宪兵们挥了挥手，宪兵们如狼似虎，把张佩兰和吴佩孚的幕僚统统赶出了卧室。
不一会儿，两个护士出来，下楼去了。张佩兰等人还以为日本人是要送吴佩孚去医院。转瞬两个护士又上楼来了，低着头走进卧室。不一会儿，卧室传出一声惨叫。
等到川本一行匆匆离去，张佩兰等人冲进卧室，只见吴佩孚静卧在床，双目紧闭，嘴角溢血，早已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