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力平博士的力作《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我颇受启发，很愿意谈谈个人的一点粗浅感受。在具体展开我的感言之前，首先需要说明：恰如张国刚教授为该书所写“序言”中指出的，作为对中古时期杜氏家族各郡望及其房支历史变迁这一个案的全面考察，该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竭泽而渔”地搜集谱系资料，其“工笔重彩”地描画家族繁衍或衰变，其细致入微地考析郡望家风，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该书引起我最大兴趣的，还是它对家族变迁与文化学术传承紧密关系的具体而清晰的阐发。
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已经成为近年来文化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关注的研究课题。但是依我所见，总的倾向是发宏论概言者居多，做源流探究、细微分析者甚少，而通过对中古时期某个世家望族变迁个案的探赜索隐，来梳理家学、门风、礼法延续的脉络，寻求文化血脉的传承事实与规律，这本《变迁》，则是带有开创意义的第一部专著。
此书分为七章，从上古至唐宋之际，依时代为序，着重论析在中古时期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杜氏族望支系的变迁，我特别关注的则是第五、六两章。第五章论述杜氏家族不同郡望的家学取向，第六章讲述杜氏家族的家谱与家礼。作者着力于追寻杜氏一族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踪迹，而启示我们探究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普遍规律。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陈氏确认的是士族门风取决于学业因袭及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当然十分精当；但是如果能将其视野拓展到整个民族与国家文化学术之传承，则更具意义了。我始终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世世代代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经过几千年的碰撞、交融、革新，它形成为以儒释道包容并存、不断开放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传统。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流。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则是一道道急浪奔涌、蕴涵丰富、五彩缤纷的干流。而在往这主流与干流中源源不断地注入活水的众多支脉之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中古士族的家学渊源与礼法文明。无可否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研究者囿于对“人民创造历史”的误解，回避或淡化封建社会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族关系的研究，致使我们的目光除了集中注视“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与造反起义外，往往只能散视朝代更迭、社会变动、经济兴衰中一些杰出个人或群体的文化学术活动，犹如审视断线之珍珠，虽亦生光耀眼，难以成串夺目。诚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言：“宗族制度、宗族关系、宗族势力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存在。”在史学界，“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益繁荣，土族家族个案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士族个案研究开始涉及文化传统问题，但总的倾向还是语焉不详，而且很少运用二十世纪初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变迁》恰好弥补了不足。
《变迁》论述杜氏家族不同郡望的家学取向，确认两点：一、家学既是士族保持自身优势与特征的要求，也是社会价值取向之所在；二、家学传统随社会变动而逐渐发展变化。因此，作者列举了京兆杜氏“从刑名到经学”的转变，襄阳杜氏从热衷“左氏之学”到宣称“诗是吾家事”的衍变，中山杜氏“儒释道杂糅之学”的形成，洹水杜氏“以文学相传”的家学渊源及京兆杜佑一房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如此细致人微、脉络清晰的叙述，不仅使我们对活跃在社会变动大舞台上的士族家学丰富、复杂、多变的面貌有了具体的了解，也启示我们去认识因社会动荡造成家族迁徙在学术传播中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域、民族文化风格各异、特征鲜明，但同时又能认同、融合于主流文化，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民族迁徙、人口流动。由于汉代以来经学传统在中国主流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而世家大族在经学的族内传承(家学)与族外传播(设座讲学)上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两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频繁、大规模的迁徙使得经学传统逐渐流播全国，并且吸纳各地域、民族的文化营养，汇聚各流派、士族的学术成果而更加充实和丰富。我曾在高校开设的敦煌历史文化专题课上提出：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世家大族(如南阳张氏、太原令狐氏等)向河西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为敦煌的经学传统打下了基础，也为儒释道的交融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变迁》在第四章中述及的敦煌写本《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就说明了世家望族迁徙在河西地区的影响。我们看书中所列《汉至唐五代杜氏诸郡望人物著述表》，既要钦佩作者苦心爬梳资料所下的工夫，又不禁感叹士族家学为中华学术文化积累做出的巨大贡献。《变迁》解剖的是杜氏这一只“麻雀”，展现的却是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文化血脉相传的重要事实和规律。
还要谈到新材料的使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写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给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带来的冲击与惊喜难以言喻，也直接推进了“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形成。于是，王国维以欣喜的心情于《古史新证》中倡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国学月报》第二卷，1926年)王氏自己身体力行，许多学者积极响应，运用这些新材料为中国学术贡献了丰硕的成果，此无须赘言。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四～十一世纪珍贵文献而言，近百年来，中外敦煌学研究者在写本的整理、释读、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近年来指出的，鉴于敦煌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新学问，我们应该注重在促进其“回归各学科”的基础上，来推动它及各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建构其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的理论体系，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史学研究来讲，如傅斯年先生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所强调的，必须重视“新发见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相互勘补的工作。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我们在敦煌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碰到了不少这类叹为“枉然”的现象。因此，在《变迁》第五、六两章中看到作者对敦煌写本杜正伦《百行章》、杜友晋《吉凶书仪》等新材料与传世典籍资料的比勘运用，就让我们眼睛一亮，感到兴奋。敦煌的这些新材料，置于作者要论述的家学源流与文化血脉传承的大论题之中，自然具有了崭新的意义。敦煌学界对藏经洞所出书仪类写本的整理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这么多书仪写卷，究竟为什么会保存在佛教胜境莫高窟?它们对敦煌辉煌的礼乐文明的形成究
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似乎学界至今尚无深入的探究。这也促使我联想到其他一些敦煌写本。例如P．4093号《甘棠集》为晚唐时代的刘邺代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拟制的表、状、书、启文集，佚失千载，亦发现于藏经洞，其中即有三通贺杜相公惊的书状。杜惊为名相杜佑之孙，尚宪宗女岐阳公主，历事晚唐七朝，曾任淮南节度使、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等要职，《变迁》第四章中亦有论及。究竟是什么人在敦煌抄写此集内容，颇值得玩味。敦煌所出碑铭赞中，有一篇《故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编号P．3726)，是吐蕃占领时期“判官智照”所撰。该文讲这位杜和尚“龆年学道，众口皆称。非论持律，修禅最能。因兹秉节，编人高僧。昔时罗什，当代摩腾。”其赞诗有云“不求朱紫贵，高谢帝王庭”，均说明赞主系出身望族，与王庭宫苑关系密切，具备较高佛学与文史修养的敦煌高僧。他是否属于杜惊一房?抑或出自京兆杜陵另一位驸马杜琳(瓒)一脉?值得遐想。《变迁》一书，对魏晋隋唐以来著录的杜氏家谱资料考订甚详，也为我们分析谱牒资料与礼法仪制的演变、继承，进而探究文化血脉的传承途径与规律，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笔者认为，一本立足于传统史学实证研究的优秀论著，其价值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它所研讨的某个对象做细致坚实的史料搜集、梳理、辨析，得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正确结论，还应该为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正确的治史方法，提供开拓思路与视野的启示，乃至提供可以引发无穷遐思的新论题。王力平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一书，离此目标，可谓庶几近乎!
(《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王力平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20．00元)文化境界——与中外友人对谈录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最新作品《文化境界——与中外友人对谈录》已由文汇出版社推出。
这本书收录的是孙家正会见中外友人时的谈话，全部谈话内容都是首次完整公开发表。交谈者中有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化名流，有各国文化部部长或主管文化、外交的官员，也有一些国际大型文化传媒集团的掌门人。
孙家正会见韩国希杰集团掌门两姐弟时说：“文化是人类的一个梦，而我们就在不断追求、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而发展。”这里的“文化”，是包蕴着无限丰富和精彩的多样性文化；“人类的梦”则是对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诗意阐释。
孙家正是构建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又是一个认真倾听的谈话对象。从书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化演进与体制改革的思考，可以看到他就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向中外友人的真诚请教，也可以看到他捍卫中华文化独立品格、拓展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决心。
(《文化境界——与中外友人对谈录》孙家正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