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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对于历史的企图由来已久。尽管大多数作家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是“历史的抄写员”，但是，他们内心中都有一种抵达真实的冲动。现实主义小说家是不肯满足于仅仅把故事讲得圆满和光润的，他们更确信自己担负着呈现历史的一种叙述使命。历史不仅是一种发生的事情的集合，更是一种言说，一种描述。历史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注定是生活的冷漠症患者。历史学家总是竭力去恢复真实，而小说家则自行取去塑造真实。小说家的参与，不但扩大了理解和解释历史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得历史陈述丰富多彩。历史构成了文学生长的内在机制，而文学也成为了历史禅机绝好的隐身之地。沉浸于历史语境的小说家，无论何等强调自由想象和主观感觉，其实都无法逃脱历史之手的无形控制。
       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对小说与历史的微妙关系进行了个案剖析。他所解读的三部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是以现实为指向的。作家们之所以执著于世俗生活的描写，不仅仅是自然原则支配下的摹写，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与历史档案不同的真实。历史呈现的困难在于它分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法囊括，难以包容，历史学家总是恨不得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却最终难免挂一漏万，将历史肢解成一堆碎片。虽然历史学家总能够用一种所谓的脉络将它们串起来，但是，总会留下一种机械和人工的痕迹。而小说家却能够在包罗万象中，寻出生活的“寓意”来，小说家的真知灼见往往体现在对生活假相的一语道破上面。相对于同时代人而言，小说家是敏感而尖刻的。他们的目光穿透了历史和现实的表层，所以，他们的表达看似不动声色，从容沉静，却有着“发现”和“揭示”的功效。没有小说家的雕琢，我们会忽略掉多少细节，错过多少品味生活的机会。人的命运遭际是很容易被历史语法抽干的，最终只剩下一串毫无生气的人名。小说家因为没有叙述历史的负重而显得超脱许多。“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更多关心的是历史文本以外的事情。同著史者的心情不同，小说家并不担心自己的文字因权衡不当而造成历史面貌的失真。这种自由风度成全了小说家。明人朱明镐说：“大凡史官之笔，一字之意，务归精严。”(朱明镐：《史纠》，转引自汪容祖《史学九章》第97页，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严格的史学标准与小说家无关，但是给了小说家足够的发挥余地。彼得·盖伊说：“创造现实是一桩吃力而严苛的工作，好比在拼装马赛克，其中有些片段不见了或是无法辨识……对于有才华并且充分掌握资料的作家而言，他可资发挥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离不开小说家的演绎和扩充，否则，人们在历史舞台上丰富多彩的表演和意味深长的历史经验，就会在时间的河流中失去闪现灵光的机会。除却那些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之外，无数卑微的、庸碌的小人物用各自的方式呼吸和说话，呼应着历史安排下的各自命运。小说家意识到，将这些小人物从历史叙事中剔除出去，是一件很拙劣的事情。通过小说来体味历史，我们不难体会到，记忆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无论高贵还是卑微，人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充当着历史的在场者。小说家所描述的这种个人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的枯竭性事截然不同。后者止于“事件”，前者却从“事件”出发，追逐着梦想，诉说着哀伤。
       彼得·盖伊发现，现代读者是世故的，他们不会轻信小说家的理想化书写。小说家并不以还原历史为价值追求，他们是不安分的书写者。他们喜欢历史的模糊、隐秘、繁杂，这给他们的幻觉和想象以足够的空间。所以，小说家是不会喜欢对历史进行明确的界定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斯·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历史是什么?》，[英]爱德华·霍列斯·卡尔著，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小说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课程，是因为小说家的留恋和历史学家的纠缠形成了有益的互补。在历史意蕴的回味上，小说家似乎更胜一筹。
       福楼拜通过《包法利夫人》完成自己对所生活的龌龊时代、腐败世纪的诅咒。他对人的欲动和灵魂的淋漓尽致刻画，是史学家所不可比拟的。小说家对时代本质的把握更加全面和准确。他似乎嗅到了生活世界中的异味，庸人对这种异味习以为常，毫无察觉，而小说家却不能够忍受。他的精神闯入，打破了惯常的冷漠和麻木。小说家的困惑和不安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件幸事。倘若一个作家对眼前的生活无动于衷，没有丝毫怀疑，我们自然不必指望他来为人类提供一部精神经典。历史学家总是在共时面之外下结论，而小说家则在时间的迷蒙里心神不定、犹豫不决。历史学家可以疏离种种不切实际的“小说家言”，而小说家则无法摆脱历史的缠绵。彼得·盖伊说：“福楼拜解不开的困惑说明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乃是一个强烈分化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了足足半个世纪之后的当时法国社会，许多法国人仍无法认同这个革命的真正本质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这样的困惑从大革命爆发之时即已衍生，因为大革命并未真正颠覆旧社会的一切，而这样的困惑却一直延续到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代，其特质是政治的不稳定，这遂成为当时法国人心中最动荡不安的焦虑感觉。”正是这段波澜起伏的心灵史孕育和酿造了爱玛这个个人扭曲的典型和社会缩影。福楼拜按照“想象的逻辑”行走，却在不经意间拨动了历史的心弦。
       美国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人物伯纳德·派里斯认为：“作为小说作者，福楼拜扮演了命运的角色，他嘲弄了艾玛这样的梦想家。将奖赏赋予了那些没有资格获得成功的人们。”他对福楼拜做出了这样的心理诊断：“福楼拜似乎对自己和生活充满了恐惧，因而有意压制了自己的欲望。艾玛代表了作者身上令他感到蔑视、怜悯而又担心的一面。他需要不厌其烦地揭露艾玛的愚蠢，为的是强化自己的达观心境。”(《想像的人》，王光林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观点淡化了时代氛围的影响作用。与其说福楼拜在嘲弄爱玛，不如说他是在嘲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福楼拜造就了爱玛，而是历史造就了爱玛，因为爱玛身上的种种弱点都是昭示了那个时代的缺陷和病症。小说家无需取悦于时代，因为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时间流的产物。小说家常常成为精神奇迹的创造者，因为他们以灵魂的力量打破了历史和语言的陈规。
       彼得·盖伊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去证明小说家所追求的真实和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是因为他要教育历史学家不要被小说家的逼真描写所蒙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小说家的美学成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彼得·盖伊坦言：“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这一说法，你可以有两种理解。”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美]彼得·盖伊著，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