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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濯同志病重的时候，从医院里打电话给我，说给我一个惊喜；他告诉我，在伪满洲国发表作品的一些作家，经过实事求是地审定，不能一概定位为汉奸文人，应以文章为具。以往那种情绪化的定位不科学。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时代很有名望的女作家吴瑛。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1937～1945)选入了吴瑛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康濯同志却去了。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我没有找到吴瑛，那项关怀对我们曾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真正的纶音。
       我辗转地得知到吴瑛的确切情况时，她已经弃世十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躲避当时气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吴瑛隐姓埋名，在远离故土的长江之滨，谋得了一份县文化馆的小差事，有苦难诉、悒郁无言，带着她控诉的笔，在四十刚过的华年，含恨而死。
       “历史”这个复杂的过往，并不会因为部分人有了清醒的认识便可以尘埃落定。在钦定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下，淹没的岂止是成千上万的无辜。我寻觅着能为吴瑛说句公道话的机会，每每碰壁。我只好自恰，我想：连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也有人只从1937年算起，八年抗战人人耳熟能详，1931年到1937年，连抗联名将、共产党人杨靖宇将军尚未能大张旗鼓地进入抗日救亡史的视野，那个国民党的马占山撑起的抗日大旗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似乎东北只剩下了汉奸。因此，你在满洲国的时空下，舞文弄墨，不是汉奸是什么?你要为汉奸正名，对不起，请稍候。
       信息来了，加拿大卑诗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信是用英文写的，我赶忙又查字典又向人请教，明白是明白了一些，却没有捕捉到论文的核心。我与此洋博士生并无瓜葛，想不出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冷门，很可能他担心我的英文水平，又把他努力用中文写就的答辩稿寄给了我。
       文章的核心闹清楚了，使这位博士生倾心的是东北女作家的“忍耐”，因为，在那种殖民地高压的环境下，不但未写谄媚的文字，且足足地暴露了黑暗面，为讴歌的皇道乐土道出了逆耳之音，真格是勇气非凡，忍耐非凡。司密斯评价为：这是女性的奇迹。
       其实，这个奇迹对我们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头上两重天，伪满一层、日帝又一层。升斗小民，第一是要活下去，要活、活得有良心，就得忍耐。洋博士生活在相对自由的天下，与“忍耐”不沾边，他当然只有惊震于满洲国女作家们的“庞大忍耐”了。
       我很想把洋博士这番心意说给中国读者，我这个边缘之人，与传媒了无过往，想不出短文投给哪个刊物能被启用。这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约我参加一本新书《我家》的座谈会。《我家》梳理了情感、理性双错位时代中的一家人的故事，那无辜的一家六口人中，五人曾坐牢，一人送命。可以说他们是秉着良心忍耐到了极限。出版社约我评书，触动了自己心中的块垒，往事如烟，我噙泪难言，说了几句题外话，唤起了同座的《博览群书》主编常先生的同感，约我将发言定稿交他发表。
       常主编的相约，使我意识到了实事求是的论述正在逐渐成为可能。我欣喜地写下了怀念吴瑛的短文《一代故人》，寄给《博览群书》，并提出三个不情之请，希望能将司密斯的中文手稿原样发表。这多少有些赌气成分，是我的小心眼：“看看吧!老外是如何评价满洲国女作家的。” 　《博览群书》发表了我的小文和司密斯的手迹，司密斯据此和通过的论文一起向加拿大政府申请研究经费。加政府批准了，助他继续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继续研究，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随着这位洋博士的努力，中国沦陷区文学在欧洲大地、美洲大地风光露面。他的博士导师温哥华资深教授、亚洲史专家史恺悌(一个起了中文名的老外)为此十分欣慰，鼓励他好好干，说他添补了加拿大研究东亚史的一项空白。
       如今，司密斯在牛津大学，在华盛顿大学，在滑铁卢大学讲述东北沦陷文学，还应约在2004年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笔会上讲评了他的研究，获得了好评，我的心病也因此有了化解，那个温文典雅，外形隽美，内心刚烈的吴瑛也在典籍中复出，向世界呈现了她那不平凡的一生，她那不平凡的个性，展示了中华女儿的旖旎风貌。
       一位世界级的哲人说：一个民族在她上升的过程中，用哪种方式与过去告别，将直接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博览群书》刊出的吴瑛介绍，是种与过去告别的可贵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