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998年7月17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遗骸(除皇太子阿历克谢和第三个女儿玛莉娅之外)在他们被杀八十年之后的同一天安葬于彼得堡的圣彼得—保罗大教堂。签署这项安葬命令的叶利钦也参加了这件“极富戏剧色彩、也相当令人伤感”的葬礼。事后，他本人在日记中没头没脑地这样写道：“我们实际上丧失了体验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可能。我多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都能够得到恢复。”(《午夜日记》第十章)这里我的理解是，叶利钦既是在感叹命运无常，似乎也是希望俄罗斯能够重新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辉煌时代。
       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对它垮台原因都有过大量的分析，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历史规律”之外的偶然性。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观点就是列宁在《远方来信》所讲的，维持了许多世纪的沙皇君主制度在八天之内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如果有人说，导致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垮台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非常偶然的血友病，我们恐怕就会感到惊奇，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式的结论是医学史家弗里德里克·F．卡特赖特(F．Cartwright)和历史学家比迪斯(M．Bid—dies)在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Disease&History)一书中对这场震撼世界历史事件的看法，而且这还仅仅只是疾病改变历史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该书1972年由纽约的Thomas Y．Crowell公司出版，2000年修订后又由英国出版历史著作的萨顿出版社(Sutton Publishing)出版，最近它又被译成中文，成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医学与文化”丛书当中的一种。表面上看，这类从医学史家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另类历史书籍如今走红，受到了近年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影响。其实，医生和历史学家的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至少我国先秦时期掌管历史的巫和医生是不加区分的，所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医”的繁体字就写作“臀”和“蹙”，《广雅·释诂》云：“臀、觋，巫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要面对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史学界医学史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疾病会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国内读者当中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由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的《病夫治国》，专讲老人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只要存在魅力型的领袖，其精神和肉体的健康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书中举了列宁、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纳塞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身体不健康的例子来说明领袖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麻烦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总是要由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当时我国正在酝酿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本内部出版物契合了这一时机影响不小。但是该书的价值取向是英雄史观，着眼处是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疾病只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来证明英雄作用于历史。
       在《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中，卡特赖特和比迪斯就与前者不大一样，他们指出：“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导论》)所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以及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在医学史家和人类学家的眼中，疾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快的衍生物，它和战争、饥饿交织在一起改变历史的轨迹。如黑死病、雅司病(yaws’是一种形态似梅毒螺旋体的雅司螺旋体[Treponema pe~enue]引起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东南亚一些热带地区流行，也偶见于温带)、梅毒、霍乱、伤寒、天花、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都是对普通大众发生影响的疾病，它们不断调整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讲，只要文明中心区的人口向边缘扩展时，就会有传染性疾病在没有抵抗力的居民中间传播，这就如同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入侵一样。研究还发现，非工业社会流行性疾病有季节性，使人口死亡率在适中和较高之间波动，使人口增长维持“繁荣—萧条”的平衡。(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在近代工业文明和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已不按照季节、地域、国家和种族来划分，它是跳跃式传播。像埃博拉病、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艾滋病、禽流感和SARS都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瞬间传播到他地，其影响也不限于某一部落和某一地芪，生态，坏境、政治、经济均受到波及。作者认为，“艾滋病最终爆发的性质和速度显示，人们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其他行为上的改变(包括性行为更加‘放纵’)，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第237页)这个特点就是传染性疾病增加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危险。2003年，SARS突然爆发，在呻国和世界都产生了社会的恐慌就很能说明问题。
       大规模的传染病是人类文明的伴随物，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农业文明的集体生活方式和发达的饲养业就是造成物种之间病毒交叉传染的原因，只是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有限，疾病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在内陆地区所能造成影响也有
       沙皇一家在伦敦
       限。如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的时疫发生在公元前674年，是齐国传到鲁国的近邻传播，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但是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区域和战争时期，一个地方性的疾病说不定就能引起了历史的变化，作者举了雅典和罗马的例子。
       雅典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使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BC)，不料第二年就发生瘟疫。据修昔底德说，瘟疫是起源于上埃及(埃塞俄比亚)，再传到埃及和雅典。“人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42页)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下子就把雅典的开明政治破坏了，不仅政治家伯里克利因此死去，雅典海军死亡四分之一，大丧元气。卡特赖特认为这场瘟疫最终使雅典败于斯巴达(第8页)。罗马遭受传染病的打击更为惨重，在马可‘奥略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任内爆发的著名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病)，它是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后带回来的疾病，军队在这场瘟灾中损失了十分之一，而十五年之内它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皇帝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盖伦(Galen，129-216)所描述的病症是高烧、咽炎、腹泻并且皮肤化脓。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是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但作者认为它不是天花。在公元250年，罗马又爆发了另一场传染病——西普里安大瘟疫(the Plague of Cyprian)，它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的记载而得名。它的症状是腹泻、呕吐、溃烂、高烧，卡特赖特认为它是斑疹伤寒，是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它持续时间有十六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达到五千。据作者讲，罗马的这两场瘟疫产生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深远后果，这就是基督教因此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第17页)。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起点应该始于开辟去美洲的新航路，它的副产品就是把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传到美洲，同时也把美洲的梅毒一类疾病传到其他地方。在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6s，1485~1547)征服墨西哥和皮萨罗(Fran·cisc。Pizarro，1471~1541)征服秘鲁时，他们所带来的传染性天花等病毒都成为印第安人致命杀手。当时参与攻克墨西哥的贝尔纳尔·迪亚斯曾写到，他们进城后，大街小巷尽是死人，“我们只能在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与头颅之间行走，……墨西哥城死去的人实在太多，……散发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7页)其实，当时科尔特斯的兵力远逊于守方，卡特赖特和比迪斯认为美洲居民缺乏对付旧大陆疾病的抗体，殖民者的胜利是因为大多数印第安人死于疾病。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惨剧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恐慌，他们以为是天神的复仇而丧失了对殖民者的抵抗意志，使之人无人之境(第76-79页)。从史料记载来看，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前的2000万左右到十七世纪不到200万；秘鲁则从700万减至50万，整个新大陆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0％，多数是因为无法抵抗传染病而死。它产生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洲劳动力的紧缺，并引发了帝国主义历史上最肮脏的黑奴贸易。顺便说一下，战争引起的传染病爆发的类似恐慌在我国也发生过。金开兴元年(1232年)元兵攻打开封，封城之后，百姓无法出城造成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卷17)我们知道，北宋开封最繁盛时，人口也不过150万，这场瘟疫至少死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同年12月，金人只好放弃开封迁蔡(今河南蔡县)，一年后，蔡就被蒙元拿下，金亡。史书没有讲金人灭亡之前流行的瘟疫是什么，从疾病迅速爆发和死亡的惨烈来看，这应该是战争造成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集中，卫生恶化引起了鼠疫一类的疾病。没有它的流行，宋、金、元的历史恐怕又不一样了。
       在讨论疾病对大众的影响及与历史之关系，作者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章，即“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一般来讲，鼠疫、天花一类影响肉体的传染病很容易被学者注意，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作者讲的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是所谓的“暴民癔症”，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现象，在群体内他们互相模仿，害怕被看成另类；群体以外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人发生症状，会连锁性的传染给别人。法国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1412-1431)和希特勒在作者眼中都被认为是有癔症的人，他们在特定的场合能够感染许多人。贞德年幼时有幻听、幻视的症状，即现在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第216页)。作者是英国人，他们对贞德的看法，法国人肯定不高兴。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对的，这就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人在七十多年的反抗不成功之后，具有通灵能力的贞德自然很容易成为民族复兴的希望。我想，当时即使没有神灵也应该创造一个出来，贞德不过适逢其会。从宗教现象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看，我认为贞德所造成的集体性的癔症是所有的社会之常态。书中也举了中世纪德国的“舞蹈病”和低地国家舞蹈狂热，它们的表现形态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北美流行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恢复土地的“鬼舞教(Ghost Dance)”基本是一类事，都是相信可以获得超人力量的帮助。我们知道，人类对未来和未知的恐惧需要利用超人力量以预防和应付社会危机，只有尽可能的接近“神圣”才可以避免危机。历史上所见的各种神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都具有“神圣”、“绝对正确”的共性，这既是人类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和“恐惧”之冠冕堂皇的遮羞物，也是暴民癔病的心理基础，所以任何社会都无法排除集体癔病。贞德以“神圣”名义倡导的抵抗在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以宗教运动的形式上演过，像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义和团、红卫兵运动都是如此。作者把它划人疾病一类，与其说是这类大众性疾病改变历史，还不如说它本
       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希特勒的情况与贞德有一点区别。作者说他年轻时有妄想症，我想这种“妄想”恐怕不能说是精神性疾病，较为中性的说法应该是“幻想”。它是人人都有的，问题是出在整个德国在一战之后都存在希望国家尽快摆脱战败耻辱的“暴民癔症”状态，大众就很容易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引导，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纳粹的宣传机器而不是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希特勒纯洁雅利安人的想法和使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合法政党、“以消灭一切与其团伙类型不一致的每个人”的运动，经过纳粹宣传机器的放大，就激发了人类恐惧被视为另类的心理，造成了集体恐惧的效果(第229页)。在宣传机器密集的“暗示”下，“爱国主义”、“反犹主义”成为纳粹意识形态扩张的最好掩饰，而能够保持理性的人往往会被当成另类，他们在暴民癔症的威胁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走他乡。
       另外，我们知道当时德国支持纳粹上台的是多数人，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如卡拉扬、海德格尔等人。作者却没有讲为什么号称社会良心的德国知识分子整体也丧失了理性，默许了纳粹政权?仅用希特勒个人的精神妄想和“大众暗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尽管事实上大众心理从来都受到权势话语的诱导和指引，理性本身也由控制话语权的集团来规定，但是知识分子的意义本身就在于从体制内部质疑社会习以为常的真理。如果说普通人容易受到“大众暗示”影响的话，那么德国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暗示”应该是最具免疫力的群体。我认为这是纳粹垄断舆论之后，“大众暗示”实际上变成了“大众威胁”。在纳粹宣传机器面前，知识分子要么被消灭，要么在宣传的暗示下相信纳粹的“爱国主义”、“反犹主义”就是理性的行为。在绝对的舆论控制下面，德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在他专业之外仍然等同于一无所知的“暴民”。一般来讲，只要普通人相信权威，这就会引起暴民癔症，这与权威本人有没有精神性疾病关系不大。这里可以举一个美国的例子。1938年10月25日晚上8点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在广播里听到了以新闻方式播出的火星人登陆地球的消息，尽管当时美国还有多家新闻社说那是个玩笑，但整个美国东到缅因州，西到加州都有人认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事后，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表明，有170万人认为这是新闻。如果认为只有教育程度低的人被骗那就错了，收听的大学生有28％，高薪阶层有35％都信以为真(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74~78页)。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类相信权威的天性是集体非理性(暴民癔症)的原因。在专制极权社会，权威的诱导就更加容易引起社会性的疯狂。
       近代以来，文明快速增长，人口流动和战争规模都是空前，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无处不在，而影响往往出人意料。作者讲了许多故事，我感兴趣的二个都与俄国有关；1812年，拿破仑为了建立统一的欧洲率领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法军失败，回国的不到4千，这不仅终结了拿破仑统一欧洲的帝国梦，三年以后皇帝本人也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监禁。历史学家对这这个结局有多种分析，卡特赖特和比迪斯给出的结论是法军败于斑疹伤寒。法军虽然有良好的医疗系统，这种只流行于俄国和波兰的疾病却造成了拿破仑军队的大量减员，法军当年6月进兵，7月因病死亡和丧失作战能力的就有8万。在进入莫斯科的一星期当中死于伤寒的有1万多人，十分之七的部队倒在了路上(第106页)。拿破仑东征俄国的失败使原有的帝国也随之而分崩离析，但是欧洲人统一的梦想并没有完结。历史过了近200年，西欧的势力再次来到俄国的门口。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等10国加入欧盟，欧盟东扩的第五阶段完成，与俄国形成对峙局面。西方这次用的是经济武器，而在现代医疗系统面前斑疹伤寒已不是问题。今后东、西欧如何互动，应该是一段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令人关注。那么俄国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叶利钦在末代沙皇葬礼上的叹息，这应该反映了一般俄罗斯人的想法，他们现在所希望的大概就是能在普京的领导下尽快重振罗曼诺夫王朝的雄风。
       在卡特赖特和比迪斯眼里，罗曼诺夫王朝不是亡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政治腐败，而是亡于血友病。从疾病对历史的影n向来讲，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依据。我，们知道西方的君主制度有一个为了保持血统的高贵，王族之间互相通婚的重要传统。在现代遗传学看来，这种通婚如果一方有基因性疾病，就会遗传给其他王室后代。在西方史学家眼中，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是最不可能把布尔什维克送上权力宝座的人，但是恰恰因为维多利亚本人患有血友病，并通过外孙女艾莉克斯与沙皇尼古拉的联姻，将血友病传给了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赛。从他们结婚的这一天起，罗曼诺夫王朝的厄运似乎就被维多利亚的血友病决定
       血友病是一种血液中缺少凝血因子的疾病，以致患者受伤后，因凝血机能差容易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并多见于男性，女性只是把它遗传给后代。维多利亚女王患的是“甲型血友病”(先天性凝血因子VII缺乏)，她的一个儿子死于该病，二个女儿把病传给了儿子和孙子。小女儿生的二个儿子都死于血友病。大女儿生了五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就是嫁给沙皇的艾莉克斯。作者在介绍维多利亚的谱系时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遗传性疾病，由于维多利亚以前的祖辈没有此病，她的身份一直受到怀疑(第194页)。2002年9月，英国传记作家A．N·威尔逊(丸N．Wilson)根据王室病历档案在新书《维多利亚女王》(The Victorians，Hutchin—son 2002．)中指出此病来源于维多利亚母亲的情人，这个质疑英国王室合法性的结论，曾被国外媒体炒作一时。而在当时，沙皇尼古拉与艾莉克斯是一见钟情，他父亲亚历山大虽然想让他娶一个东正教的公主，但是爱情的力量和老沙皇因病快死，使这对恋人终成眷属。可是罗曼诺夫王朝的麻烦也就接踵而至，他们的唯一儿子阿列克赛生下来就患有血友病。
       普通人得了血友病，影响限于家族。皇储阿列克赛患有血友病，这就使母亲艾莉克斯，即俄国的皇后亚历山德拉陷入焦虑和惶恐之中。在挽救阿列克赛方面，皇后只相信一个人，这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巫师拉斯普廷(G．Rasputin，1871-1916)。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宫廷史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性格懦弱、热爱家庭的人，这就注定使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妻子的宠爱和对儿子的关心使这位末代沙皇逃避宫廷生活隐于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亚历山德拉皇后又是一个喜欢权力的女人，儿子患有血友病，使她对儿子健康的担心变成一种信念，儿子必须成为像彼得大帝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1905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召开了国家杜马(议会)，这是通过立宪来取消沙皇专制，使俄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的第一步。当时俄国的国家杜马并没有西方议会那样的权力，但它还是让沙皇一家不愉快。最讨厌国家杜马的就是皇后亚历山德拉，原因之一是杜马要调查拉斯普廷的丑闻，之二就是杜马对皇权的限制妨碍了儿子阿列克赛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1915年，皇后正式插手政府事务，结果全国都把仇恨的情绪集中在沙皇、皇后和干预朝政的拉斯普廷的身上。1916年年底，宫廷贵族以为除掉了拉斯普廷，沙皇夫妇就会回到理性的状态，他们派人暗杀了拉斯普廷。结果却恰恰相反，沙皇本人因此身体垮掉，失去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他所有的顾问和亲信都被皇后免职。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成为孤家寡人的沙皇退位，全家被囚禁在皇村。俄国走英国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就此彻底破灭。十月革命之后，沙皇全家被押往乌拉尔东的叶卡婕琳娜堡，1918年7月17日凌晨沙皇一家七口，还包括医生鲍特金、厨师哈里托诺夫、仆人特鲁普和杰米多娃一共11人被当地乌拉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处决。
       如果没有血友病，俄国的道路会不会一样?作者显然是认为是的。他们认为，历史在经过八十年之后重新安葬沙皇就标志着政治和解，而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革命和内战的痛苦和随后的古拉格的恐怖体系。“人们不禁会产生疑惑，从一个无能的沙皇独裁制度转变为一个更具压制性的共产主义政权，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俄国是否有益。”历史无法假设，但是从今天俄国的目标来看，它确实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起点，就像作者所说，血友病使俄国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时机。俄国在历史上走的弯路对西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有益的，这正好为它们腾出了发展的空间。他们因此感慨到：“这或许是维多利亚血友病基因留下的真正遗产。”(第212页)在我看来，这里面总有一点幸灾乐祸的色彩。从俄国后来的混乱和专制悲剧来看，它是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说成是血友病造成的，恐怕夸大了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是一种变相的英雄史观。罗曼诺夫王朝虽然无法躲过血友病，这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却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俄国在1905年没有能够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制度转变，是专制政权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本能所致，这应该是人祸而不是疾病改变历史的问题。
       医生和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传统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很少关注疾病、环境、生态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医学史也往往多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史。《疾病改变历史》把眼光放在了疾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上面，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历史著作的叙述中心由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结合了医学和历史的长处，从医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问题。作者认为，伴随人类文明的瘟疫、饥荒和战争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体失调、环境失调和大众精神失调所致。尽管这种结论还可以讨论，但该书的着眼点是现代化或者全球化背景下的疾病传播问题，破除所谓现代科学可以战胜任何疾病的盲目乐观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们警惕。作者一个主要观点我很赞成，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上看，多数疾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像癌症、艾滋病等的迅速蔓延都与工业化和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人类以为自豪的医学技术也并不能帮助人类免除疾病的打击，抗生素滥用的副作用反映出“医学取得的成功，最终证明其本身也成为问题的根源。”人类对物质的贪婪，对现代技术的追求，使人类自己跑到了文明状态的前面。我们不受限制的繁殖、弄脏自己的环境、耗尽有限的资源，我们就只有接受饥荒、战争和瘟疫的惩罚(第242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疾病是人祸，也是天谴。
       (《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