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讲演录]高高低低话平等
作者:黄纪苏

《博览群书》 2004年 第05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今天算是向同学们做思想汇报。
        平等问题我从八四、八五年开始关心,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自己的感想曾零零星星在谈其他事情如写考古文章的时候趁机塞人过一些,写《切·格瓦拉》当然面对的主要是社会平等问题,但戏剧重在抒情而不是说理,我们只是表了表态,讲出了一些结论和判断性的东西,戏剧界都觉得坏了他们的行规。一直想就平等问题正面地好好谈上一谈,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次机会。我谈的东西比较多,但概括一下也就两个意思:第一,不平等是必然的。第二,平等也是必然的。同学们说,你这不是抽自己嘴巴么,而且左右开弓!我刚才说了,今天是做“思想汇报”,“思想汇报”同学们不大熟悉,我也只是听说,就是下级跟上级之间关起门来的一种很有趣的交流。同学们知道,关起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别说自己抽自己嘴巴了。
       平等是人生问题
       平等/不平等首先是个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所以用不着掉书袋。再说,楼上就是图书室,同学们实在要掉可以自己去掉,用不着我当二道贩子。
       平等是人生问题,大家身经目见,谁没有一腔子感受?同学们从学前班一路杀奔大学,其中的滋味岂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个词儿所能道尽的?年年考高中考大学考硕考博,那都是社会战场呀,多少南拳北腿杀声震天,待到尘埃落定,分数下来,同学们便发现自己高高低低地站在社会楼梯的上面:有的进了北大,有的进了财大,有的去了夜大。同学们如此,老师们又何曾闲着?他们从讲师杀向副教授,从硕士生导师杀向博士生导师,虽然刺刀没见红,可也相当惨烈。总之,平等问题随处可见,每个同学都有感受,都有发言权。所以同学们如果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希望随时跟我交流,拍案而起也行,连连咳嗽也行。
       一、不平等的年龄
       不平等起源要重新思考
       医生看病都要了解这病得了多久了。如果一翻病历都三四十年了,那就往往采用姑息疗法,吃点维生素,只求别急转直下就算了。我们跟社会不平等做斗争,也要打听不平等的年龄,一问挺年轻,刚三四千岁,那就可以考虑开刀根治。要是经过了解发现,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它,甚至更早,那就得想想这病治得了治不了,把孩子的学费、老婆的私房以及自己的买断工龄钱统统搭进去划算不划算。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这件事比较乐观,认为它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不太远的过去才出现的事情,生产力接着再往下发展发展,加上觉悟者前拉后推,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这一百五十年来,觉悟者前仆后继,光共产国际前后就成立过四个。一百五十年下来,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没剩下三两个。不少“觉悟”者又彻底“觉悟”了一回,觉得过去上当受骗,今后要加倍努力,补回损失。他们掉转头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阶梯上狼奔豕突,看那劲头,就像《水浒》里说的“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总之是,平等运动在全世界的失败,需要我们对不平等的起源重新思考。
       方 法
       同学是学财经的,干财经一笔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要一五一十有账可查。而不平等的起源这个账我们到哪儿去查呢?同学们将来毕业要是不喜欢打算盘的行业,我另外向大家推荐两种。一个是未来学家,预测未来,但绝不是地震预报,尤其不是天气预报,要越未来越好,起码未来到别人想找你算账却连骨灰都不知到哪儿去找。另外一个就是研究过去,也要过去到你怎么想都不算乱想,怎么说都不叫胡说。我们研究远古人类,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一般来说,享有信口雌黄的特权。我这样说当然是开玩笑。其实,早期人.类平等不平等我们固然得不到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证据还是有的。比如说,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地,一百个坑,每个坑埋着一具入骨架,头齐刷刷地向东。各坑的随葬品从一个陶罐到三个陶罐不等,于是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基尼系数大慨在零点二几,接近绝对平均主义。又比如说,我们在亚马逊的丛林里发现一个部落实行的是共产共妻。根据世界各处的人民进化路线相同但进化速度不同的道理,我们这些一日千里的民族便可以把磨磨蹭蹭的民族看作活祖宗。认祖宗当然不是为了献孝心,而是通过“老照片”了解自己几千年前的模样。还有一种间接证据就是孩子的行为,有人认为小孩所上演的正是人类的童年的故事。这个思路过于神秘,但说不说由他,信不信由你。
       说有容易说无难
       对于不平等起源的考察,靠的基本上是第一、二种证据。但证据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不平等的证据,我们当然说当时实际存在不平等。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证据呢,我们是否就可以说不存在不平等呢?这个问题对于考古证据尤其成为问题。先人盖房子用不用木头柱子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房屋遗址上发现没发现柱洞来判断。但先人分不分上级下级,搞不搞男尊女卑,判断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墓葬中发现墓主人周围还埋着一圈断胳膊断腿身首异处的入骨架,我们很容易判断说,这就是奴隶制呀。但如果像刚才那样说的乱坟岗子,每个墓地一到三个陶罐不等,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说不存在不平等呢?恐怕不能痛快地得出那样的结论,因为在随葬品的相对平均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间还隔着一些未知环节,比如说当时的人如何看待死以及死后的世界?把阳间的家当搬到阴间并非是可以放诸四海、占今一律的葬俗。如果当时人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去冥间的路上每人带一罐水,糖尿病人多带一罐——呢?不少研究史前社会史的专家就是指着这样的墓地言之凿凿:这就是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有制。要知道,说有容易说无难。
       经济不平等未必在先
       就算陪葬的陶罐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财富分布,即经济不平等,但经济不平等跟社会不平等之间可以划等号么?再说刚才提到的活祖宗,从大量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看,我们真的没有理由相信先有经济不平等,然后再派生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来。很多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社会等级,只是不以我们所熟悉的大老板/小老板/打工妹或省部级/厅局级/县团级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我们不太熟悉不太敏感的形式存在。比如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表现为屁股上围的是猫皮还是虎皮(我们的社会特别看重这层皮),而是看谁能唱什么歌不能唱什么歌。这就让我们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都是同唱一首歌——《跟着感觉走》的呀。这种理解上的困难,既有经验上的原因,也是观念造成的。人类把握世界总要取一定的视角,这种视角近代以来常常出自理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的了解,其实也拘泥于名牌的视角,如财产、权力、声望之类,而且是非常制度化的。对于那些活生生但书里不大提到的不平等形式,就置若罔闻了。我记得从前外国记者眼中的毛泽东时代,是绝对平等的,因为穿的衣服不是灰色就是蓝色要不就是绿色。他们就没有能够从这“同’’中看到不同:还有俩兜四兜的区别,还有平纹斜纹的区别,还有草绿板儿绿的区别,还有袖子卷多高、白衬衫露多少的区别。所有这些区别,在当时都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临时的宿营地。总之,在研究不平等尤其是探讨早期人类不平等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流行的视角来自一定的经验和理论,而这经验和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
       经济不平等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已相当醒目,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就更是它的“单极世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符号特别发达,不富便不“贵”,不富便不“达”,没混上轿车洋房就等于没混出息,存款不够几位数就不算出人头地。这种日常而切身的经验容易使我们相信其他文化其他时代甚至早期人类也是如此,容易使我们格外重视经济不平等。格外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相信经济不平等或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刚才说了,这种看法其实得不到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经验的支持。经济不平等或私有制只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不平等本身的发生应该更早,只不过寄附于其他的符号而已。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若仅就一种经济平等来说,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若就整个平等而言,就真不好说了。
       如果我这假设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三件事:(1)不平等比我们估计的要古老得多;(2)生产力的水平并不是不平等的根本原因;(3)对追求平等大同的事、业要做重新调整。
       二、关于人类不平等起因的假说 关于不平等起因有一些流行的说法。
       差 别
       提起不平等的原因,同学们会说,人天生就不一样,上帝是艺术家而不是八级工,他把我们造得一人一样而不是千人一面。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而不是思想,因为它想都没想,就把不一样和不平等混为一谈了’。我们都知道黑颜色和白颜色只是一种差别,黑牡丹和白牡丹也只是一种差别。黑皮肤和白皮肤本来也只是一种差别,但怎么就分出高下来了呢?显而易见,差别不是原因而是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白人种族主义者把黑人看作比人矮一截、比猩猩高半头的东西,这样的东西难道不该在甘蔗园、棉花地、厕所、马厩一带活着么?好多黄皮肤的中国人也跟在白人屁股后面趾高气昂。我记得八几年南京闹过一次学潮,就是因为黑人搂着黄姑娘进舞场刺伤了中国男生的自尊心,于是大打出手。那时更流行的其实是白人搂中国姑娘跳舞,为什么中国男生非但不砸玻璃不亡街,反而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呢?因为大家都坚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今天依然叫“道理”,那就是:落后就只配挨打,落后就只配一边看一边鼓掌;可“大老黑”比我们还落后,应该咱们跳他们鼓掌才对呀!这拨信奉“弱肉强食”的势利眼如今早已走上了社会,如果没有特别的什么机缘洗心革面的话,我想他们从政很可能是贪官,跑买卖很可能是奸商,做学问很可能是把中国人的基因资料卖一张美国绿卡就觉得赚大发了的学术?昆混。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差别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差别只不过为不平等提供了条件甚至借口。同学们都听说过“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不平等就是苍蝇,缝就是差别,不平等特别爱在差别上下蛆。但没什么缝或者缝很小,它也照样下。奥林匹克一百米短跑,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差别也就是零点一秒,那差别叫什么差别呀,结果呢,慢零点一秒的下课走人,快零点一秒的赢房子赢车。人的智力和能力差别有多大呢,能够大到一个资产几十亿,一个家当几十块么?同学们刚才看的《切·格瓦拉》录像,其中有一句就谈的这个问题:别满嘴的天然差别,其实净是人工鸿沟!
       这里顺便说一下所谓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经常是作为“结果平等”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从理论上,讲机会平等了,结果势必平等。你想球鞋一样,起跑线一样,哨声一样,跑道一样,啦啦队一样,教练一样,配餐一样,肌肉一样,再加心气一样、兴奋剂一样,什么条件什么机会都一样,成绩怎么会不一样呢?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的确一直在扩大着机会平等,而且还会继续扩大下去。百米健儿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会在小数点后面不断加零。可结果呢,却并不是越来越平等。人类迄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游戏,先就把结果规定死了:必须有夺冠的必须有出局的。资本主义平等观跟以往一样的地方是:不平等的游戏本质不许触动;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可以改善。不断扩大的机会平等与纹丝不动的结果不平等,长得越来越像后工业时代的孩子:脑袋硕大,胳膊腿细瘦,跟科幻电影里的太空怪物似的。
       
        稀 缺
       
        同学们也许还会说,肉少狼多让社会怎么平等?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社会资源稀缺也属似是而非之论。首先,一苹果两个人,为什么就不能把苹果分两半,而一定要把人分两档呢?如果想平等,全班同学分一个苹果核也未必分不过来。现在西方社会民主国家在就业上面临僧多粥少的问题,于是便出现先上学后工作、边上学边工作、先工作后上学等各式各样的就业模式,意思很简单:工资就一份,大家匀着挣吧——不这样是不是无产阶级就得按上不上岗来划分了。其次,
       “稀缺”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兜里有二十块钱就一天到晚吹口哨,而云南烟厂老总储时建,一月工资几万却恨得他不锒铛入狱誓不罢休。为什么,钱滚滚地人了别人的腰包,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我想这位储老总如果毛泽东时代一月给他两百块钱,他就得把毛主席像一天擦三次,一边擦一边哼《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平等不平等而言,稀缺本质上是社会的,相对的,主观的。否则,陋室边栽种的鲜花,穷人脸上开放的笑容就根本无法解释。所以说,物质的、绝对的稀缺也不构成不平等的原因。若讲相对稀缺,那等于是谈另外一个问题。
       
       分 工
       
        同学们也许会说,有群体不能没有领袖吧,有领袖不能没有保镖吧,子弹飞来的时候只能是保镖往领袖身上扑而不能领袖往保镖身上扑吧!这种分工的解释可以说振振有词,但也经不住推敲。人类是社会动物,过集体生活,需要不同角色的分工配合这生活才能进行得下去。就说交通警察吧,交通警察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说一不二,不服就扣本子,有时瞧他东吆喝西比划穷横穷横真跟小希特勒似的。可说老实话,交通警察跟司机的关系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他挣得跟我们一样多,娶媳妇不比我们容易。他如狼似虎还真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有时不这样交通还真就堵塞了。而社会分工的其他岗位,比如临终关怀医院、婚庆公司之类,就不能采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否则非停业整顿不可。虽然他们勤快周到得跟秘书警卫甚至没过门的女婿似的,但这里基本上也是分工的关系,不存在不平等。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像政府部门、私人公司,职务跟晶序,分工与不平等却联系紧密。但即便在这些地方,分工和不平等也未必自始至终牢牢挂钩。二者本来也就像西门庆和潘金莲那样眉来眼去,但架不住王婆组织能力强,而且还负责放哨,结果一来二去人家就合二而一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本来有可能当“人民的勤务员”,或者跟职工平起平坐,但上头下文件让加大改革力度,拉大收入差距,媒体和知识分子也一口一个“老总”地叫他们,于是厂长书记们年终给自己发了六十万元职务兑现奖,给一部分职工发了六千块钱工龄卖断费。我七几年在一家工厂劳动,那厂长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穿件破棉袄以厂为家,哪儿像现在这帮东西作威作福。
       顺便介绍一种有趣的观点:差别多到无数,不平等就没了。前些年有位叫盛洪的学者,想用孔夫子的“和而不同”把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焊到一块儿。其实,马克思高度自由或充分个人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多少也包含这层意思。很多思想家也都注意到差别的反面“同”跟“争”的联系:那掐得最凶的,刁;是同性就是同龄,不是同事就是同学,不是同党就是同胞。“好男”之所以不跟女斗,就是因为彼此“不同”。北京街头卖报的,他最恨的就是十米开外另一个卖报的。而王公大臣最信赖的人,往往是跟他有天壤之别的仆人。那么,差异真可以带来“和”吗?这个问题我这样看:“异”并不消解竞争,而是跟“同”一道组织竞争。“同”根据行业、地域、性别、阶级等等共性把剃头师傅组织在一堆比谁手艺高,把上海人组织在一块比谁心眼小,把已婚妇女组织在一起比谁老公阔。而“异”的作用,固然有不让某类人进入某类竞争的一面,如国际奥委会负责体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让半男半女混到女子组去决雌雄;它还有细化竞争的一面,也就是建议奥组委在男子组女子组之外也为shemales即两性人添设赛场。所谓现代民主社会,无非是通过机会平等、价值多元化等机制把从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角斗场分割成许多小角斗场。不过小赛场既非桃花源,彼此也没隔着绝缘材料,于是往往场连场、场套场、场里场外赛得分分合合。尤其当一次大的经商潮、从政潮、出国潮席卷过来,三千六百个小场子立刻失去独立性,高高低低排出三六九等。墙倒众人推,下面的状元榜眼都蜂拥到上面去打工洗盘子。自由主义的平等理想要为地球上六十亿人每人修了一个赛场,劳民伤财倒不怕,怕就怕赛场修好了,大家不老老实实呆里面人定,借上厕所的机会又跑到一起,把屁股四星三星地排出榜来。
       既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所注定,又不是差别、稀缺、分工所造成,那么不平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下面谈谈我的一点假设。
       人类竞争和动物竞争的不同:比较意识
       大家都知道,不平等跟竞争关系密切,而且都知道动物也竞争。那么是不是人类的竞争或不平等仅仅是动物竞争或不平等的简单延长呢?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需要对两种竞争做一番比较。关于动物竞争,我建议同学们没事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如果时间不合适,到图书馆借一本这十来年的文学期刊或者小说集也可以。俗话说“照猫画虎”,那些文艺作品基本是照着畜生画人,甚至把入画得比畜生还过分。动物竞争和人类竞争有相似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动物饿急了,就把你的粮食夺过去,甚至把你变做粮食。人的竞争自然也有这个内容。但人在竞争中发展出一种“比较意识”,这是动物所没有的。让我对这个“比较意识”稍作一点解释。刚才说动物饿了就抢不太准确,因为它们不饿的时候也抢,但这一次的抢依旧是为了解决下一顿饿的问题,或下一代饿的问题,抢是手段。人类竞争不同于动物竞争之处在于他不饿也抢,并且不仅仅是要解决饿的问题,满足生理需求,而且还要解决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也就是说,满足社会欲望。我“有”而你没有。这样的“有”只在比较中存在,比较是目的,而有什么,有用没用,倒成了见证目的的手段了。这种以社会比较而不是生理需要为内容的竞争,是人类所特有的。
       为什么要比较意识
       同学们会问,人类不一致对外跟毒蛇猛兽争去,自己之间比个什么劲儿啊?难道这比较意识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吗?同学们今天看这东西真是太过剩了——不但同班同学要比,同校同学要比,街坊邻居要比,表姐表妹要比,中国日本要比,甚至八杆子打不着的也要比——但在千百万年前,它却有着性命攸关的意义。人类的祖先那时在自然界真是可怜巴巴的,细胳膊细腿,飞不会飞,游不会游。上帝造了他们,却不为他装备捕鲸船和打老虎的麻醉枪,就连苍蝇拍鼠夹子也不送一个。树上倒是长着桃子,但狮子卧在树下,施瓦辛格手里没家伙哪里敢过去?人类的祖先需要笔补造化,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拳头不硬咱石头硬,牙齿不尖咱树枝尖,腿脚不快咱小箭头飞得快。这能力的提高需要各种条件都具备,条件之一就是动力。动力从哪儿来?一部分从生理需求那里来,譬如饥饿、安全、求偶之类。但生理需求有一个特点,就是简单重复,一旦满足便从头开始,没有积累,花样翻新、更上层楼的余地不是很大。这种动力维持猴子简单的生存也许差不多,但要把它推上万物之灵的宝座显然就不够,需要补充新的动力了。以比较意识为核心的社会欲望,便提供了新动力。社会欲望的特点是积累的,得寸进尺的,登鼻子上脸的,从理论上讲是没有极限的。“欲海”如果是食欲的“海”性欲的“海”,它不但有边,而且一个猛子就到对岸了。如果是社会欲望的“海”,那才真的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呢。奥运会举重比赛张三举起了300斤,李四就去举301斤;李四举起了301斤,张三便去冲302斤;张三302斤成功了,李四心一横跟303斤拼了。这样的竞争或者叫它“比较性竞争”,想必为人类的祖先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平添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其生产能力空前提高,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越加精致发达。当然,光靠比较性竞争也是不行的。各种条件加在一起,猴子才走上通往人的大路,刚开始还蹦蹦跳跳,到后来步履也稳健了,屁股也不红了。
       比较性竞争的辩证性
       关于人类竞争的比较、相对的特点,我还想跟同学们多唠叨几句。人类这种竞争也许还促成了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辩证”这个词同学们一听就烦,政治课上听太多了。换种说法,同学们一定不讨厌,那就是:别人死老婆等于自己娶媳妇。这话猛一听还真挺荒诞的,但我们看看排球比赛,甲方发球一失误乙方就欢呼雀跃,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别人没了就相当于自己有了,别人矮点就相当于自己高点,这是比较意识、人类竞争的题中之义。虽然为中产阶级成功人士所羞于挂齿,这样的“巧取”,用进化的尺度去衡量,显然要比野兽的“豪夺”高出一截,说它代表了“先进文化’’也不为过。同学们知道前几年贵州有个领导干部叫阎健宏,他因为贪污被判了死刑,等着枪毙的那段日子里他蔫头搭脑,萎靡不振。有一天阎健宏忽然来了精神,乐得合不上嘴,一个劲地说“这下心理平衡喽!’’原来贵州公安厅长也锒铛入狱跟他住到一起来了。同学们说你说的这是坏人。那我就再举一个好人、也就是我本人的例子。我们部门领导有一回制订收入标准,偷偷把我的一项收入减得跟他一样少,但实际上我干的工作要比他干得多。我听说以后就提出来,或者恢复我的那项收入,不恢复也行,那就相应减少他的收入。同学们会说,你这怕不就是“东方式嫉妒”或者“窝里斗”吧?听书里说,这可是一种病态文化,阴暗心理呀!的确,有人管这叫“分配性”竞争,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以区别于西方人的“生产性”竞争。其实,这种竞争既不病态也不阴暗,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品。十年前听说美国做过一次有意思的调查,多数被调查的精英宁愿日本惨点,哪怕美国更惨也不愿意美日共存共荣。可见辩证法西方人一点也不比咱们学得差。言归正传,“高下相倚”的辩证性使人类的竞争彻底具备了它所应具备的相对性、比较性。这种相对性比较性实在就是人类“社会性”的核心。说白了,什么是“人性”?这就是“人性”。
        三、比较性竞争是人生最基本的意义
       
        刚才结合人的比较意识或社会欲望,对不平等的起源做了一点探讨,发现它是一种相当“与生俱来”的东西,大概要比很多社会主义者想的要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得多。接下来同学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算你刚才那些猜想全是真的,猴子当年靠比较意识、社会欲望混成了人,但怎么见得它混成人之后就一定继续保持这种东西而不是过河拆桥呢——猴子的尾巴不就没带过来吗?的确,人过去的起源是一回事,现在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像过去老说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之间的区别,造反者的儿子坐在高干楼里骂起“暴民政治”来比谁都狠。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本人成分”,也就是社会欲望或比较性竞争在当前人类生活中的位置。这件工作做起来有相当难度,原因是没有两个人能对“人是什么”,对“人的本质”、“人的生活”达成完全共识。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先看看比较性竞争在意义体系中占什么位置,然后再看看它跟在我们这个时代“唯此为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个什么关系。
       
        意义及其分类
       
        “意义”这个词不太好,从哲学家嘴里出来太玄乎,什么“意义指示论”之类,别说同学们听着不知道在听什么,我说着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如果把“意义”换成“滋味”就比较亲切了。老舍先生《茶馆》里王掌柜的说小刘麻子那些坏蛋:“瞧他们,一个个,都活得有滋有味!”除非有些“滋味”,有些“活头”,生命并不是天然“可贵”。
       人生都有哪些滋味或活头呢?同学们说,那可太多了。的确非常多。我前几天经过一个地下过街道,那里有个卖玩具的地摊,有个两岁左右的娃娃把他爷爷使劲往玩具摊上拉,嘴里直嚷嚷,“爷爷,咱们光瞧,根本不买!根本不买”。能买个玩具就是这个孩子的活头之一。好多同学报了“新东方”,一天到晚“古茂林”、“好肚有图”。能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去留学,看看山那边的绿草,这就是他们的活头。具体的活头虽然数也数不清,但我们可以给它们大致归归类。比如说这会儿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中有不少餐厅酒楼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咱们也叫不出名字的去处在招揽生意:“我们那里的小姐真的很温柔,先生去坐一坐吧!”这些活动主要提供两种人生意义或滋味:食和色,也就是口腹、房室之乐,此外还有艺术
       山水之乐,我们叫它审美。再就是好奇心,老百姓说“看新鲜”,落实到同学们身上就是求知。
        自由不算意义
       
       说到这里,同学们也许会问,自由难道不是意义么?不自由可是毋宁死呀!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自由是一个过于含混、无从定义、不大好说的东西。胡适我想同学们都听说过,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到他们的太庙去烧香,外国的列祖列宗拜过之后,中国的牌位第一块供的就是胡适他老人家。胡适是近一百年前留学美国的学生,折合到今天,就是“新新人类”。可这位新新人类的大腕级人物,婚姻却是由父母包办的,给他讨了房乡下媳妇。新新人类的另一位楷模陈独秀气得直叫:连恋爱自由都上交你妈,还跟青年扯什么自由!胡博士写了首诗,其中有一句是,“存心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按说是反自由吧,于是新中国政府反反自由,废除了农奴制——其间参考了美国的解放黑奴也说不定。可美国西方不干了,说这是剥夺西藏人的自由,你们反反自由恰恰是反自由,我反反反反自由才是反反自由。同学们看,自由这东西难道不是妙不可言吗?自由像风像水无色无味透明,本身并不构成滋味,得先让你不自由,你这才想起天下还有自由这么回事。
       
       “基本”不“基本”不是一件先验的事情
       
       说比较性竞争是一种“基本意义”,好多人可能会摇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什么都讲究“实惠”,讲究“物质利益”。社会关系、道德精神、别人死活这些东西虽然没人公然把它扔到垃圾箱里,但也只相当于孙悟空当的那个“弼马温”,不算数的。这种唯物主义由于专门弘扬人的下半身,吃喝嫖赌的有钱人一定觉得真是亲切极了。唯物主义发展到这一步,跟马克思用来颠覆剥削制度的那个“唯物主义”早已大异其趣,我看索性另起炉灶,改名“唯肉主义”算了。“唯肉主义”者因为净长脂肪,脑子很不好使唤,许多简单明了的事情被他们搅成一锅浆糊。你比如说,他们主张生产第一,社会关系第末;发展第一,道德第末。根据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想清楚,我替他们捋捋,大概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这家伙搞出的东西要长有长,要宽有宽,要高有高,属于看得见尤其是摸得着的“干货”,符合“生理需求”也就是“基本需求”。他们就不睁圆了眼睛看看,他们所要大发展而特发展的“生产”,跟人的生理需求有多大关系?这生产所满足的,其实尽是些区分高低贵贱的社会需求。亿豪酒楼里觥筹交错是“唯”的什么“物’’?江山如此多娇俱乐部里一夜千金解决了哪门子“生理问题”?生产满足的,咱们用个经济学词汇,大都是“炫耀性消费”。可笑的是,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老爱举着窝头、三角裤衩、白菜帮子游行,理论上装出一副农夫甚至牛马的朴实相,好像天下再没有比他们更脚踏实地,更关心人的“基本”要求的了。“食”和“色”不是不基本,生理要求也不是不重要,但这旗号应该由早点摊上吃油饼的平头百姓打才比较恰当,由用辛辛苦苦挣点钱嫖下等妓女的青年农民工打才比较恰当。
       贬低社会需求、抬高生理需求,除了新兴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戴一副老实巴交的面具之外,它的确还跟长期的教育有关。“仓廪实而知荣辱”、“饱暖思淫逸”这些话早巳深入人心了。越是生理的、本能的就越是基本越是实在;越是心理的、观念的、社会关系的就越虚妄越可有可无,无论在民间意识里,还是精英思想中,都已成为一种顽固的信念。这很符合我们日常的感受:食堂不去不行,晚饭不吃不行。这种认识有时是对的,但也不是放在哪儿哪儿都对。比如说“饱暖思淫逸”就不能成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顺序。有些穷地方的人日出而作,收工以后一没地方充电,二没机会听红楼梦诗词讲座,三没钱欣赏三大歌王演唱会,他们吃完晚饭只有关灯,关了灯只有“淫逸”。美国头六七年做过一次性社会学调查,这个世界首富国家人民的性生活实在出乎大家的意料,苍白极了。所以,意义的座次不是由上帝排定的,不是一个先验、“客观”的规律。什么基本,什么不太基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都有自己的“主观”排行榜。人的一个特点是能定义会解释,他固然是生理的动物,但更是心理的高等动物。生理固然可以架空、但却不能取代或越过心理。心理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一种类似翻译的角色。翻译有时机械的很,没什么手脚好做:烤鸭十次有九次都翻译成垂涎欲滴,一天没吃东西怎么翻译都是想打人,美女坐到怀里只有多年的老和尚才能翻译成无动于衷。但翻译常常还是有一定的灵活自由度:富贵的通译当然是“感觉好极了”,但有时也有译作“粪土”的;意外之财一般要把人乐傻,但也有觉得大祸临头的。说一个极端点的例子。我有年冬天在厨房手不小心碰了煤气灶上的水壶,我的手嗖的一下就缩回来了,感到这下烫着了,再一看火根本就没打开,进一步去摸摸壶原来是冰凉的。也就是说,由于煤气灶、水壶在心里的一贯印象,冷的事实可以被翻译成烫的感受。总之,由于有这么一道翻译,人便可能指鹿为马,见仁见智,才可能从必然走向自由。世界对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唯心”的。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基本不基本,肚子生殖器虽然有发言权有影响力,但最终拍板定案的却是脑袋。翻译由文化充当,如果这个文化碰巧是物质主义文化,就是老爱白活“本性”、“规律”、“下半身”那些玩意的文化,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它明明翻译了却不承认有翻译这么一回事,明明拜金风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拜金文化煽动起来的,它却说自己不过帮忙“恢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钞票的酷毙影响力天生就那么大。也就是说,明明是人工降雨,他偏说是自然现象。同学们可别以为这是做好事不留名,这可是包藏祸心:把偷来的抢来的说成是合法继承甚至娘胎里带来的。生理大于心理、物质大于精神,发展大于道德的神话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对比较性竞争进而对社会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估价。
       为什么说“最基本”? 我现在要说的是,比较性竞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意义。这个工作不大好做,但我想了个办法。我有个朋友叫黄以明,是一个诗情荡漾的人。他有一回当诗歌比赛的评委,相中了一首诗,其他评委们不以为然,被他厉声喝问:“长度够不够?!宽度够不够?!!硬度够不够?!!!力度够不够?!!!”这四个“度”,我打算借来做咱们讨论问题的角度。
       长 度
       首先,从“长度”上说,比较性竞争开始的不算晚——比“食”晚,但却比“色”早(弗洛伊德把婴儿都看成小色鬼,我们不必说他“歪理邪说”,但也没有信以为真的义务)。西方有个儿童心理学家研究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发现他们九个月的时候就出现嫉妒行为。我们不知道这么点小孩的“嫉妒”是否足够辩证,是否真的有足够的比较意识在里面,但我的孩子好像一两岁的时候她妈抱他他不让,她妈抱别的孩子他不干。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意识不是凭空冒出来,而是从占有、安全等更古老的需要中萌芽生长的。在生命的另一头,色早已跟不上队,食也有气无力,唯有比较意识歌声嘹亮。老人们告别这个世界时经常挂念的事就是身后令名,怕自己攀登了一辈子盖棺定论的时候给定低了。旧时代一些名流常常把给自己写墓志铭的工作托付给最信得过的人——这跟自己动笔已经差不了多少。有些人不放心,趁活着的时候就让友朋把挽联统统写好寄过来先睹为快。我们对于老年人容易产生平淡的总体印象。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区别,食色的平淡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争心”要想让它平淡,就得下一番苦功了。《老年天地》、《老年健康》、老年书画班等等,都在隆隆地开展这方面的社会化工作,把腰屈背驼但杀声不绝的老战士们连劝带蒙搀下社会竞争场,一律让他们信仰道家出世哲学,效法陶渊明种花南墙下。一个人征战了一辈子,虽然拳脚已不太灵光,但壮心总是不已的,把他们一下子轰出竞争场就跟当初把孩子们不分青红皂白轰进竞争场一样混不讲理。对于老年人内心在这方面的痛苦与紧张,社会实在太缺少理解和体贴,以为花花草草就够优待他们的了。总之,比较性竞争是一件到死方休的事情。
       ,
       宽 度
       再从“宽度”上看,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见得到它的身影。体坛政坛武林学林这些场所就不用说了,咱们就单说那些似乎跟它无缘的领域如宗教之类。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熬不住社会竞争的人提供难民营。如果难民营依旧是衙门那一套,人家牺牲了酒肉美女投奔你干什么?讲平等在宗教是题中之义,那些高堂讲经的跟烧火做饭的之间,应该最有条件实现“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理想。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八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广济寺碰到一位玄一法师,七十开外了。我们聊了老半天,发现他话里话外颇流露出世俗的功名心态。比如他很得意自己有两位名师,武的是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海灯法师,文的是巨赞法师,即佛教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这跟张五常开谈必说他跟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如出一辙。另外,我曾经读到一些调查资料,改革开放不少青年人加入佛教是奔着出国的机会,这真是把大雄宝殿当“新东方”了!历史上一些狂禅,据其中有人自己坦白,他们的乱头粗服、装疯卖傻不过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手段,就像欲人世先出世的“终南捷径”,或者今天表演吃死人肉的行为艺术。不少青年人往基督教那儿混,唱圣诗读圣经,其实也无非是想获得“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西方文明的身份符号。同学们别小看这类符号,有了它,就算中产阶级的“死物”——例如厉以宁教授公布的两套住宅的标准——暂时还没弄到手,中产阶级的活人却已经造就了。另外,宗教的逃避竞争,未尝不可以辩证地理解为改头换面的参与竞争。咱们以法轮功为例。大家都知道李洪志老宣扬“忍”,但这回有美国戳着,他就“忍无可忍”了。不过一般的宗教徒,则的确对“忍”有所追求,而且把宗教或准宗教当成途径。他们忍什么呢?职称老评不上,忍了;房子老分不上,忍了;但凡好事领导一马当先,忍了;一说下岗自己首当其冲,忍了。同学们问,不加入宗教不是一样忍么?不一样,你一个人在犄角旮旯蔫头搭拉脑地忍,是忍不出信心和尊严的。还是人多力量大,一大帮兄弟姐妹手挽手地忍,齐声唱地忍,引经据典地忍,山鸣谷应地忍,藐视一切地忍,这感觉一样么?这还是忍吗?已经不是消极的忍了,这是价值的分庭抗礼,这是观念的以守为攻。首长老板你们还得意什么呀,你们整天溜呀拍呀钻呀爬呀争呀夺呀,活得猪狗不如自己还不知道呀!没闻大道的人真是要多可怜有多可怜!这就是宗教,这就是社会战争中的宗教。它摆脱竞争意识了么?没有,它只是变了个手法,以不争为争而已。
       其实不光宗教,文学艺术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同学们都读过古代诗歌,其中有一类田园隐逸诗歌。这类诗吟诵晨风夕月闲花野草,乍一看以为诗人一定是大款的第三第四代,早过了坑蒙拐骗的初级阶段,已经开始活出闲情逸致来了,就像宋徽宗没事研究孔雀先抬左脚还是右脚一样。真实情形不尽如此。他们中不少人都是穷书生,他们日耕夜读,就是为了能搬到闲花野草鸡屎鸭毛少一点的地方,最好是离皇宫不远的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无奈他们或是高考落榜,或是被降级处分到了地方,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周围既无警卫员也无秘书,女影星女歌星更没有,眼前除了山就是水。怎么办呢?只好取来最擅长的笔墨就着山水大作文章,说烟波上的渔樵如何浪漫,云深处的砍柴人如何潇洒,西风残照里的帝王陵寝如何冷清衰败。他们互相传来传去,先从自己信起,慢慢成了气候。城里的官僚,在领导的二郎腿前罚了半天跪,回家取出这些宣扬绿色人生的诗歌,哪有不读得长吁短叹、摇头晃尾的?
       再来看看一些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甚至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运动。八十年代反思中国革命,王实味的案子曾闹得沸沸扬扬。王实味是个理想主义书生,对
       “衣分五色人分十等”的延安社会不满,写了篇《野百合花》被关起来,结局很血腥。我比较关心中国革命更早也就是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对外刷的一条大标语就是“官兵平等”,有一副比较红军如何平等白军如何不平等的对联,对得很工稳,可惜我不大记得了。而红军连队中设“列宁室”,搞民主参与,的确也属于理想主义的制度尝试。但实在过了没多久,对不平等的抱怨就浮出水面了。总的说来,这个运动的等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制度化。到四几年就有所谓“二八五团”的规定,“二八”是二十八岁,“五”是五年党龄,“团’’是团级干部。也就是说,够了这些条件,才能娶媳妇。当然,就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复杂性而言,这些都很正常,乌托邦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或试管里培养出来的,但这样不是离社会平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这还只是说了制度化了的不平等,东游西逛的比较意识,尚未固定的不平等形式就更多了。从坚持平等主义理想来说,美洲革命者格瓦拉更像一个革命的使徒。他真正做到了跟战士同甘共苦,而且把领导人吃苦在前当作检验平等主义理想的试金石。这大概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读他的传记,发现他被卡斯特罗授予上校军衔时也沾沾自喜。也就是说,因比较性竞争生出的快感,即格瓦拉们所要消灭的四千年压迫社会的人性基础,即便在这个近似圣徒的革命者的脚下,也时隐时见,可见其根深蒂固。顺便再说一个“文革”的例子。“文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就像一团乱麻。但乱麻中的一根,是对共产党偏离平等理想走向特权的反弹,即所谓的毛泽东晚年思想。在“文革”爆发初期,以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按说某种平等主义乌托邦起码在红卫兵内部是可以存在个一年半载的。但根本不存在。那时加入红卫兵要论出身,即红五类,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我姐姐当时出身差点只当了个“红卫兵战友”,相当于今天重点之外的二批,本科下面的大专,就不提它了。出身革干革军的明显高于工农出身的。当时没有条件,他们只能用皮带的宽点窄点、军装的黄点绿点来营造初步的“衣冠制度”,对同一“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做简陋的区分。而且,更有趣的是,“修正主义”教育体系内名校的红卫兵是不把一般学校红卫兵放在眼里的。我有一个朋友,属于当年红卫兵中的精英,我前些天聊天问他:一二八中(相当于今天的三类校)的红卫兵能跟你们八一学校(今天的市重点)的红卫兵平起子坐么?他说,“那当然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啦”。
       
       硬 度
       
        人得了大病,拿着化验单站在鬼门关前,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一声浩叹,接着就宣布看破蜗角虚名,把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使劲摔在地上——这时能继续当人中人就谢天谢地了。我一直在想,死到临头才宣布放弃的东西也真是非同小可;而且,发狠要放弃的东西,心里放得下么?这很像热恋的人分手时发誓要忘掉对方,其实哪儿忘得了啊!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导,讲的是一群癌症患者的联谊活动,其中包括绘画唱歌比赛。按说这些人哪儿还有心情争什么楷书第一,国标第二呀,可记者偏偏就捕捉到其中佼佼者喜孜孜的好感觉。竞争的滋味好到可以多少抵消对死亡的恐惧。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健康没有希望了,经常思考死的主题,甚至拟了个遗嘱的腹稿。这稿子我不断修修改改,今天触景生情加上一句,明天转念一想改俩词。我现在记不起具体怎么写的了,反正一边默诵一边赞叹,断定这是古往今来的好篇章,飘飘然怪好受的。后来身体转危为安,遗嘱派不上用场,自己都觉得有几分失落。竞争的念头真是顽强得很,缺氧的地方也生,没水的地方也长,高寒的地方它还开得来了劲儿。
       
        力 度
       现在再来说“力度”。我本人做杂志编辑工作,前些年编过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把一行行中国字变成外国字。干这个工作,需要对作者写作时的心思进行揣摩体会,不但要弄明白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要考虑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也就是“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工作久了,跟作者交流多了,便发现所说的和想说出的出入不小。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位英国淑女,踏实得体,不多说不少道。她揣摩这些文章揣摩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跟我发感慨:这些作者东说西说,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自己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会说,没这么严重吧!真这么严重。你别看他洋洋万言,旁征博引,二里地长,其实真正推出的,无非是“我很了不起”五个字。五个字裂变成上万字,这不是核裂变么?现在十篇学术文章二篇说“我很了不起”,余下的八篇说“我也很了不起”。二篇狂奔,八篇狂跟,这就构成学术思潮、文化时尚。同学们咱们一块分析分析,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我猜想,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黄腾达,传统人文学科和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相形见绌,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自然昼夜盘算怎么混进科学家工程师的队伍里去。总之,在学术时尚、文化风潮中,攀比争胜就像沾了水的鞭子或强力兴奋剂,能把一个个好人逼得六神无主,胡说八道的。
       同学们可能会问,人类对于比较性竞争执著或在乎程度怎么衡量呢?我向同学们推荐一种我用了多年的方法,就是“曲折衡量法”。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读过《阿Q正传》,阿Q头上生了块癞疮,特别忌讳,别说“癞”的同音字了,谁要是提“光”跟“烛’’他就恨谁。癞疮跟蜡烛之间音义的转折次数可以用来测量阿Q对疮疤上心的程度。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人类在吃的问题上几乎没什么联想——饥民除外,我没调查过——有也是一条直线不带拐弯。在“性”方面,人类特别是其中的光棍就特别能瞎联系,我有一回参观现代艺术展览,看到一件有圆有方有角的几何形雕塑,难以名状。老婆问我是什么,我哪儿知道是什么?只好按着朦胧诗的做法说那不是“创世纪”就是“天体”。等走近一看,牌牌上写着“女体”。我虽然不明白它怎么就是“女体”了,但创作者对异性的渴望和想人非非却是表达得再明白再强烈不过了。比较性竞争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者无心,不知哪句话就把别人自尊心给伤了,事后检讨,实在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但架不住人家听者有意,跟打排球似的,七传八传就传成你在小瞧他了。我读过一篇讲现代学术史的文章,很有趣,据说梁宗岱有一回当胡适的面夸法国某位汉学家,从此跟胡适结了仇自己都不知道。钱穆现在已经被尊为“国学大师”了,就连他的徒弟余英时,大陆有好多人巴不得做他的徒弟。钱穆的回忆录里也说,胡博士去他们那地方讲演,被台下普通听众中的钱穆问了个学术问题,从此终其一生,二人的关系尽管有反共的大前提都再也热乎不起来。钱穆检讨自己当时求知心切,问题出得有点偏,得罪了人家。头些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过一次学习宽容的高潮,把胡适当作楷模,认为他心无芥蒂,最具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我举这例子并不是说胡适不配当楷模,而是说楷模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一回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先说他一个亲戚自杀了,又说起他小学同学得了大病,又说到他集邮的新进展,又背了明朝某隐士的两句散曲,又说到他老婆公司效益不低。不细心听还以为他更年期话痨呢。其实别看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都要归到他“混得还可以”这么一个中心上来。“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谁出身“革干”、“革军”,那感觉可以折合成今天女儿嫁了台湾富商。我当时老在思考里屋门背后边挂着的一条旧皮带,这条皮带比较宽,不像一般商店里卖的。我于是幻想,这大概是条军用皮带,很可能是我爸爸参加八路军甚至红军时系过的——那样的话,我爸就一定是“红小鬼”了。我没敢找我爸问究竟,怕没问好问出他参加过国民党兵来。与此同时,我们院的一个小伙伴也在他们家房檐下的破箱子里寻寻觅觅。他找出了一双黑皮靴,一口咬定他爸爸当过警察,而那时的警察一般都是部队转业的,因此他推导出自己出身“革命军人”的结论——其实他爸抗战时给美国军队干过业余翻译,因为这个“文革”没少挨整。同学们平时不妨留心一下身边,有时一些看上去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头,被三拐两拐扯在了一起。我有一次听一个熟人谈起某“名人”。名人本来不新鲜,有名的用不了几年就会在人数上超过没名的。新鲜的是他那如数家珍的口吻,原来这位“名人”是他表妹的老同学的老公。这就更新鲜了:拐这么多道弯还算家珍么?咱朋友的三次方再加熟人的熟人还是国务院总理呢!他也感到得意的论据还不太充分,于是强烈地暗示他表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家的配偶。
       除了曲折拐弯法,衡量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它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反差。其实前面讲宽度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性竞争出现在考场内外,就像苍蝇出现在厕所,没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但如果在和尚宿舍、危重病房这种地方也如火如荼,那就像妓院里捉住精神文明办主任,应该问一问究竟了。我讲讲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反差,还是举例说明。大约七八年前,一位在美国学哲学的朋友回来探亲,我带他去认识我的一个邻居,在邻居家碰上另一个也在美国学哲学的人,这两位海外学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就因为同在一个美国同修一门哲学于是就像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这个说他们大学在全美排名第六,那个说他们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这个说他们系某教授是那个领域公认的泰斗,那个说他导师欧陆哲学界特别买账,你捣我一下,我咬你一口,整整掐了一个来小时。我当时挺纳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岁数也都不小了,在那样个一辈子见一面的场合,又没妇女在场,按说有一搭无一搭讲点政治笑话浑段子就算了,聊得来就留个电话,聊不来就说忘带名片了,哪儿至于非把人家的客厅变得跟个临时蛐蛐罐儿似的?其实我们留心一下,生活中好多本来是派其他用场的场合,都被比较性竞争搅合成了一锅粥。现在经常有一些讨论会,本来应是认真交流思想、切磋意见的地方,结果变成了口才学问的擂台赛,举办得越多,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少。鲁迅先生希望他“死了就草草埋掉”,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葬礼变成“挽联的比武场”。这种事在中国特别有传统,只要哪个公众人物快不行了,下一届舞文弄墨锦标赛的比赛地点也就算落实了。不足说这里头一点没寄托哀思,但同学们想一想,写上下四五百字的工整长联,哀思不一边歇着去,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
       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表现为大家对它的敏感程度。在我们的语言系统里,有不少委婉语和心照意会的副语言都和这相关,有时最能说明问题的倒是沉默。同学们知道,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在自己家说话千万小心。考的很理想,到别人家说话千万小心,因为人家的孩子考得也许不好。在国家动荡的非常敏感时期——当然是解放前——酒楼茶馆里往往贴着“只谈风月,莫谈国是”的顾客须知。一件事远离了舌尖,恰恰说明它深入到心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