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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作者:朱 正

《博览群书》 2004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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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全编》,收他1937年1月1日至1947年9月14日的日记,缺1939、1946两整年和若干月日。其中有涉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点滴资料。
       涉及鲁迅的只有这样一条:1938年10 月19日:
       胡愈之电话,谓鲁迅二周年纪念,
       请余参加。念与鲁迅思想不合,且无友
       谊,婉谢之。
       这时正是武汉陷落的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在危城中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三十多人出席。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周“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当时胡愈之是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大概是他在负责会务,就由他打电话邀周佛海赴会了。邀请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的思想跟鲁迅是否合拍,他同鲁迅有没有过交往和友谊,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是请他去履行一项公务,而他却把这事理解为对他个人的邀请,“婉谢”了。这倒是一件可以为鲁迅庆幸的事情,假如他到会了,讲话了,引鲁迅为同调,岂不糟了吗。
       《日记》中涉及周作人的地方就多些了。这两个人,一个在南京当汉奸,一个在北平当汉奸,少有直接的接触。在日本投降以前,在《周佛海日记》中没有出现过周作人的姓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日记》中所记的一些事情,是有周作人参与的。例如: 1942年5月11日:
       下午一时半赴机场,欢迎汪先生
       ……汪先生略告满洲情形。说的就是汪精卫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后回来的事。周作人就在一同回来的随行人员之中。次日日记:
       晚,同仁宴汪先生于宁远楼,祝六
       十大庆也。
       在这次盛宴中,就有周作人在座。又如 1943年2月8日:
       本日发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揖唐辞职照准,以朱深继。
       这件事同周作人就关系甚大,在这次人事更迭中,他失去了教育督办这个伪职。他在1964年7月18日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
       (后来确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
       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
       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
       也。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进一级
       加四百元,至二千元为止。任期无定,
       遇变动便下台,有的很短只几个月而
       巳。我则满二年,因政务委员会改组总
       辞职,就换了人(阎锡山的狗腿,只两
       三个月,便转任了实业督办了)。(《周
       作人晚年书信》,鲍耀明编,香港真文
       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09页)
       看来周作人对于失去这个月薪一千二百元大洋的特任官职颇有一点耿耿于怀,就称接替他这职位的苏体仁为“阎锡山的狗腿”以泄愤吧。
       日本投降,周佛海、周作人都以汉奸罪被捕,还曾经关押在一处,有了直接的接触了。1947年1月31日日记:
       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老虎桥看
        守所后,即入忠字号,为一小洋房。闻
       系日人所建,用以监禁被捕之美国空
       军人员者。前一小园,可散步。有房十
       二间,大者住六人,小者住五人……忠
       字号共住六十人,素识者为陈君慧、周
       隆庠、李圣武、顾宝蘅、袁愈俭、周乃
       文、王荫泰、周作人、汪时景、余晋铄、
       邓祖禹、盛幼盒、江亢虎等。
       周佛海原来已判死刑,经过上诉,1947年3月27日国民政府下令减为无期徒刑。 4月5日即离开忠舍,押赴首都监狱义舍服刑。过了一个多月,5月9日下午,忠舍的那些犯人也全部移到这里来了。5月10日周佛海日记:
       开门散步,与忠舍同仁重逢,至为
       欣慰。忆一月前一一握别。今又重逢,
       追怀往事,几如一梦。同人咸以此间行
       动既更不自由,生活复更不舒适,而全
       案结束无期,均忧形于色。余则相反,
       与小别一月诸友一一周旋应酬,几忘
       身在囹圄,情如前在国际联欢社举行
       鸡尾酒会或盛大宴会,故精神甚为舒
       畅。当以此意告周作人等,谓每日散步
       聚谈,作鸡尾酒会看可也。
       不知道周作人能不能听进去这些宽慰的话,有没有这样旷达。狱中的搬迁,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里只有这样几句记载:
       ……这是那年(1945)十二月六日
       的事,他们把我带到有名的炮局胡同
       的狱舍里,到第二年五月才用飞机送
       往南京,共总十二个人。最初住在老虎
       桥首都监狱的忠舍,随后又移至义舍,
       末了又移往东独居,这是一人一小间,
       就觉得很是不错了。
       说得很简单。特别是这“东独居”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周佛海日记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1947年7月23日日记:
       下午,典狱长因天气过热巡视各
       号室,旋约余谈话,谓新落成之独居间
       较为清洁凉爽,劝余迁往。如余一人不
       便,须人服事,该处有可容三人之大室
       两间,可拨一间与余,由余指定二人同
       住。该处有铁床,但桌椅可由自备。当
       开骥良、宝林二人,旋思弃楚僧不顾,
       人情上说不过去,因再要求云:自愿多
       一人,稍苦亦不惜。承同意,盛意可感。
       据云当选资格,知识、人格较高者二十
       余人同往,将来亦可较一般待遇自由
       舒适。
       次日上午九时,周佛海就迁居独居室了,有了一张铁床,结束了十个月睡卧地铺的生活。这天的日记说:“房屋系新落成者,甚清洁。”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迁独居室的还有周作人、汪时景、刘玉书等人。
       周佛海喜欢作诗,狱中日记中记下了他不少诗作,也记下了一件周作人为他改诗的事。1947年6月4日日记: 赠卢楚僧一绝云:
       风雨同舟忆昔年,群鱼濡沫亦堪怜。
       羁居今日欣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群鱼濡沫亦堪怜”句,系作人宗兄所改,余原句为“艰危共济沪江边”,以诗而论,改句自较佳,但原句系纪实也。
       1947年6月23日日记:
       今日为端阳节,各人家属均纷纷
       送莱送粽。下午,齐集于礼堂清唱京
       戏,颇有过节气象,几志身在囹圄……
       余本拟唱京剧一段,因人太杂,且礼堂
       空气不佳,遂与孟群、启明、翊唐等,院
       外闲谈。 看了这些,对周作人的狱中生活可以多一些了解了吧。也可以看出尽管周佛海对鲁迅是思想不合,且无友谊,但对于被他亲切地称为“宗兄”的周作人,却是思想很合拍,且很有友谊的。
        在鲁迅的藏书中有胡适送的自著书四种。每本都有题词。一种是1923年4月17日赠送的《西游记考证》,一种是1924年1月30日赠送的第五版《尝试集》。另两种是 1924年6月2日同一天赠送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西游记考证》是一本没有标注出版者、出版时间的小册子。据胡适书中自述,该书完成于1923年2月4日;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这也见于鲁迅 1922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
       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
       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
       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书局买《曲苑》一部
       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
       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
       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
       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
       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
       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 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胡适在他的《考证》中三次援引了鲁迅的考证并转录了提供的材料,说明是“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4月 17日,应该是这本小册子出版不久,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胡适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豫才先生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均出版于1924年3月,是民国十二年二月申报五十年周年纪念刊之两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出版之前,曾寄给鲁迅看过,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信胡适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过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成, 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胡适在这两本书的封面上,用蓝色的钢笔写下同样的题词:“送给鲁迅先生适”。鲁迅在1924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受赠的情况,并在随后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了谢意。“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谢谢。”鲁迅还曾去拜访他。信中说到“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府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第五版的《尝试集》,是鲁迅博物馆于 1996年从中国书店收购回来的。封面上有胡适的毛笔题字:“送给树人适十三、一、卅”。这本书是不是寄出了?鲁迅是不是收到过?为什么会流散在外?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录,或许已成了“谜”了。
       胡适修订《尝试集》,决定删诗,并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是为第四版做准备。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关于这件事,现在还保存有鲁迅的信,其中说: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
       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
       《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胡适请鲁迅删诗,自然是一种重视,他曾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鲁迅的意见,反馈在第四版的《尝试集》中。但也并非完全接受。《四版自序》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行文中鲁迅二字都打上了引号,与前引《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同样写法。综观胡适的题词,有按传统中规中矩的“豫才先生”的,有称笔名“鲁迅先生”的,有直呼其名“树人”的,大概是随意的吧。
       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