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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西方古典名著的读者不会不知道古罗马基督教大思想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著，上册，王晓朝译，道风书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2003年)，但能够读到该书中译本的中国大陆读者可能不多。因为据我所知，奥古斯丁的这部世界名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由吴宗文先生翻译，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71年，译名为《天主之城》。但由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情况在很长时间内不通畅，因此大陆读者要想得到这个中译本非常困难。
       现在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已经于今年初出版了《上帝之城》的上册，中册和下册也已经在审校中，不久即可问世。上册的内容包含目录、中译本导言、正文一至九卷，中册的内容为正文十至十七卷，下册的内容为正文十八至二十二卷和若干附录。这个译本由本人翻译，纳入该研究所主持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
       读者们可能会问，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中译本?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作为一本世界名著，多一个中文译本不仅不会损害其重要意义，反而能够突显其重要价值。至于译本之优劣，我们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这可能也是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我翻译此书的主要考虑。
       记不清在哪本书上读到过，或哪位学友对我说过，“翻译奥古斯丁的著作不需要理由”。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这位古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的重要性使得翻译他的著作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奥古斯丁的全名是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但是“奥勒留”这个名字，在奥古斯丁自己的《忏悔录》和书信中均未出现。学者们据此推断，奥勒留是由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添加的。(参阅娄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上帝之城》第一卷，《英译本导论》，GeorgeE． McCracken撰，第vii-viii页；EugenePortalie：《圣奥古斯丁思想指南》，Green-wood Press lnc．1975年，页5)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即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苏克阿赫腊斯城(Souk-Ahras)。当时，该城归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管辖。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北非属于西部，民众的通用语言为拉丁语。北非是早期拉丁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公元三世纪末，北非，尤其是迦太基(Carthage)周边地区，即现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了可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媲美的组织。奥古斯丁的一生主要就是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度过的。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间，基督教仍处在与其它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奥古斯丁的家庭也仿佛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只关心奥古斯丁的世俗功名，对他的早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归向上帝。她在晚年还长期陪伴在奥古斯丁的身边，反复规劝他皈依基督教，对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很大。
       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分别在家乡的启蒙小学、马都拉(Maduara)的文法学校(366年起)和迦太基的修辞学校(370年起)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文学、历史、语法、修辞和哲学，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拉丁文和罗马古典文化基础。但他对希腊文不感兴趣，一直学不好，后来要靠拉丁译文才能研究希腊哲学。
       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寻花问柳，与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后来又听从母命抛弃了这位名分不配的女子，另觅新人。不过他的羞耻心还未完全泯灭，对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恶时常感到焦虑不安。
       十九岁那年，奥古斯丁读了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的著作《霍腾修斯》(Hortensius)(现已佚失)，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决心追求永恒的真理，探索罪恶的根源。为此，他接触了圣经，但没能读懂，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转向摩尼教，成为该教的一名热心听众，前后达九年之久，直至公元383年才对该教失望，离开了摩尼教。
       公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城的一所修辞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教师。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朋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惧的出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超越柏拉图主义哲学，领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义提供了基础。公元376年至38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城充任修辞学教师，后因对该城的学风不满，于383年秋赴罗马，又由于罗马的学生常常逃交学费，于384年转往米兰任教。米兰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此时对奥古斯丁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布罗斯反复强调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释经法，使奥古斯丁眼界大开。
       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奥古斯丁解决思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据他自己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就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对寻求真理并无什么用处。(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4，章16)公元383年他对摩尼教失望以后，曾一度迷上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同上，卷5，章10)。他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对包括学园派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均抱怀疑态度(同上，卷5，章14)，并从学园派的著作中领略到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影响最大。他在米兰听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他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Porphry)的作品(参阅布隆：《希波的奥古斯丁传》，页94)。奥古斯丁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提到，初次阅读柏拉图派哲学对他的思想起到两个实质性作用：首先，这种哲学使他“懂得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20)，改变了原先将上帝当作物质实体的看法；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罗提诺的观点，把恶解释为“善的匮乏”(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12)，由此解释了恶的起源，并摆脱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了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结果，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基督甘取奴仆的形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担负起了人类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9)。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两大问题，罪恶与死亡，终于迎刃而解了。
       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决定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秋到387年春，他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中首次开始过潜修的生活。当时他已辞去了修辞学教职，并解除了婚约，为正式加入基督教作积极的思想准备。在《忏悔录》中，他回忆了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情景。那天，奥古斯丁怀着抉择的痛苦从房间里踱步来到花园，突然从邻居那里传出清纯的童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立即转身回屋，／顷手打开圣经，默默地读了最先翻到的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这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而作，深深打中他的要害，因为此前他一直“热衷于名利，渴望着婚姻”。(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6，章6)读完这段话，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8，章12)到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前夕，奥古斯丁终于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
       受洗后不久，奥古斯丁与母亲、儿子启程返乡，后因母亲中途病故，在罗马逗留了一年。公元388年，奥古斯丁经过迦太基回到了家乡塔加斯特。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财产，然后将钱分与穷人，并建立了一个平信徒修道院，继续过着沉思和潜心著述的生活。这段时期，他把基督教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有效帮助，着眼于善恶问题，探讨生活的幸福，批判了学园派的怀疑论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希波(Hip-po)，在当地主教及教徒们的极力挽留下，他很不情愿地担任了那里的牧师。不过，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他在那里将希波的摩尼教领袖佛图纳图斯(Fortunatus)驳得体无完肤，迫使他当众认错并离开希波。公元395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助理，396年继任希波主教。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千就是34年，直至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为止。此时，希波城已处于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的围困，陷落在即。
       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会事业。他不知疲倦地布道，深入细致地解经，通过书信耐心回答来自各地的提问，频频出席迦太基等地的宗教会议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坚定地站在大公教会(Catholic一词在本书中统译为“大公教”，以区别古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和后来的天主教)的立场上，反对异端，抨击异教。除了继续批驳摩尼教，他还与多纳图派(Donatists)、裴拉鸠主义(Pelaganism)进行了长期的论战。针对前者的分裂行为，他坚持大公教会的权威与统二；针对后者夸大自由意志的作用，他强调人的原罪，上帝的恩典和救赎预定论。罗马城遭劫以后，他写下了《上帝之城》驳斥异教徒的责难，为基督教的前途作辨护。他还把自己原先所推崇的修道生活方式纳入到教会之中，在主教住宅内建立了融教会生活与修道生活为一体的修院，成为当时北非基督教的中心，并成为后来发展于欧洲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前身。
       罗马的沦陷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入罗马城，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参阅本书附录“英译者前言”)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公元330年康士坦丁大帝迁都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后，罗马城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下降，但它依然是帝国西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在罗马人心目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罗马城始终是帝国文明的象征。对基督徒来说，由于罗马曾经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光顾过的圣地，罗马教会是当时基督教的中心，因此它被基督徒视作受到上帝特殊庇护的“永恒之城”。所以，当杰罗姆(Jerome)得知罗马城的灾难时，不禁惊叹
       道：“如果罗马能够毁灭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安全呢?”(杰罗姆：《书信》123．16)罗马沦陷这一事件对基督徒的打击从中可见一斑。
       在异教徒看来，在罗马从弹丸之地跃居为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的漫长过程中，祖先们并不崇拜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崇拜自己的民族神，因此，罗马的强大是民族神庇护的结果，而罗马城的灾难是罗马人信奉基督教，背叛民族神而遭受的严厉惩罚。他们乘机对基督教提出了种种责难。一个世俗事件引发了一场信仰危机。“奥古斯丁尝试从事阐释历史哲学的历史时机，不只使他的工作格外引人人胜，更使我们对他所具有的思想家的勇气倍加推崇；最可能适合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从事这种研究的时机，无疑应当是确立基督教为帝国宗教的康士坦丁大帝时期，而在奥古斯丁着手这项工作之际，正是公开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世界衰亡的警钟长鸣之时。”(蒙哥马利：《奥古斯丁》，于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197)
       奥古斯丁在情感上也为罗马城的遭劫而难过。他在一次布道中曾伤感地说：“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我的心碎了。”(奥古斯丁：《布道文集》，篇296)然而，奥古斯丁的信仰并没有动摇。当时，虽然罗马大帝国正在急剧衰落，但大公教会的势力却在迅猛地，膨胀。公元390年，罗马元老院中已有600多位成员皈依了基督教，绝大多数行省的中产阶层已成为基督徒。(参阅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上册，页103)公元400年以后，教会开始了“田野福音宣传”运动，基督教势力从城市往乡村扩散。各地教会之间形成了与帝国政府权力体系相应的关系网络。大公教会已成为几乎可以与帝国相抗衡的“国中之国”。当时已担任希波主教十多年的奥古斯丁，更是坚定地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强调教会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教会视作人们通往生活的道德、幸福与和平的基本保证。在他看来，罗马城虽然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
       公元413年，应罗马将军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的请求，奥古斯丁开始写作《上帝之城》。公元427年，奥古斯丁大功告成，完成了这部世界名著，前后历时十四年。对此，奥古斯丁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此期间他与裴拉鸠派就自由意志与恩典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因此推延了《上帝之城》的写作。
       《上帝之城》全书共有二十二卷，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十卷，主要是批驳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责难，重评罗马史，认为罗马的毁灭是咎由自取，与基督教无关。第二部分包括第十一卷至第二十二卷，较为系统地涉及历史观。具体说来，第十一至十四卷阐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或“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来源；第十五至十八卷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第十九卷至二十二卷阐述人类历史的结局。
       《上帝之城》篇幅巨大，论题繁复、思想矛盾之处时有发生，很难用今日的学术标准去断言这个文本中有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奥古斯丁多变的生活轨迹与复杂的思想历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他本人也曾说自己是一个“随着生活进展而写作，又在写作中进展”的人。(参阅奥古斯丁：《书信》，143)但毕竟，这是奥古斯丁的一部晚期著作，其内容融人了他一生中的主要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之花”，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